中国、俄罗斯体制转型路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章编号]1002-3054(2014)07-0004-07 2012年中国的GDP是俄罗斯的4倍多，而1978年中国经济规模还不到前苏联的1/4。由于大国的制度转型很难被“赎买”，内生变量是决定性因素，因此继续比较中俄转型路径仍有“让历史预示未来”的意义。 一、对基本事实与问题的简略概述 20世纪末的人类经济史重点记载了三大事件：①全球有31个国家先后加入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转型队伍；①②经济全球化浪潮；③新经济迅猛崛起。中俄两国都是上述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中国GDP约为8.32万亿美元，俄罗斯2.01万亿美元。人们据此认为中俄两国经济体制转型分属“平静地成功”和“完美的失败”。 在西方观察家眼里，改革开放使“中国从18世纪一路狂奔到21世纪”，俄罗斯经济则表现为“误入泥潭的恐龙”。西方精英不断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但他们对俄罗斯的批评则称“俄罗斯的民主仍然惊人地不成熟”。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值得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看似语义相近的“改革”、“革新”、“天鹅绒革命”等，何以在不同国家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其差异之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只有中国和越南规避了转型大萧条，而由西方饱学之士设计的“休克疗法”却导致了前苏东国家无一例外的经济困难。以“全额付款”的前东德(民主德国)为例，德国统一后原西德(联邦德国)为支持东德的经济转型花费高达1.5万亿欧元，“其他国家转型的代价最客气地说也是巨大的。”比如亚美尼亚居然梦游般地使经济收缩了73%。当经济“休克”比“治疗”表现得更抢眼时，它无疑重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声誉。原因在于，所有经济理论在面对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时皆无实践经验可寻。 值得辩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转型国家“公开吸纳高级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俄罗斯得到了“受到邀请的发展”待遇，而中国经历了“受到恫吓的自主发展。”中国承受了“不能分两次跨越同一条鸿沟”转型方案的压力长达20年，曾被预言为“具有自我毁灭特征而不可持续”，为什么该方案恰好是现在俄罗斯人强烈抱怨的“来自西方大量糟糕的建议”？西方学者曾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完整版的改革方案”，即同时推动“自由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多元文化”作为“协调一致的改革包”，但他们忽略了这毕竟是体制转型的目标和结果而不是手段和过程。明乎此，人们就很难笼统地将中国的发展只归功于改革开放，因为俄罗斯曾经比中国更勇猛无畏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鉴于大国的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所以张五常在2008年发表的见解能构成真正的问题引导：“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对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么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②(P117)我们知道张五常的答案借鉴了钱颖一和温加斯特“两代财政联邦主义”的思想(1995、1997)，并提出了“县级租税全约分成制”的解释模型。然而该模型不难被模仿。据我所知，俄罗斯至今都未曾尝试模仿这种制度。他们的难处在哪里？ 1984年首创“价格双轨制”的张维迎如今仍大声疾呼深化产权改革(2012)，在中国的语境下完全正确，但以同样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俄国的经济转型表现却存在困难。郑永年所著《中国的“行为联邦制”》(2007)也存在类似的困难。英国学者彼得·罗澜所著《中国崛起与俄罗斯衰落》(2012)和意大利学者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009)虽然都深化了中俄转型比较研究，但科斯所著《变革中国》(2013)显然更胜一筹，他赞扬中国成为“有别于西方的鲜亮榜样”。需要强调，上述研究都遗漏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篇章。林毅夫在世行领导岗位工作数年，心得颇丰，他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确能解释俄罗斯过去和现在经济增长的源泉(2012)。与这些心平气和的研究相比，更多西方学者用实用主义的思维对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予以恶评，其中正确的部分包括“值得一学的都教不会”，以及“俄罗斯人在理解私有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方面存在困难”等。现在看来，中外体制转型比较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很可能是，怎样做对供给新制度的顺序，以及中国做对了哪些关键的转型顺序，俄罗斯为什么会“弄错了”操作顺序。 二、转型起点：俄罗斯的政治与中国的农村 1.中国计划体制的不完整性 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相比，中国的计划经济因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从来就不完整，本质上是传统中央集权制度的现代“替身”。人们公认中国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取得了成功，潜台词正是其后的“五年计划”再也没有被严格执行过。科斯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消除中央集权而奋斗”。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最好，工业也应交给社队企业一部分。1958年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导致“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开始削弱计划管制的能量。这项政策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废止，3年后它又借助“文革”卷土重来。70年代的备战氛围更推动低效率的社队企业遍地开花，③到1978年已达35万个之多。相比之下，1994年俄罗斯2/3的劳动力仅在1.4万家私有企业工作。 2.俄罗斯历史的特点与计划经济时期 自988年从拜占庭引入东正教直到近代，俄罗斯就一直处于向别国学习的状态。中俄历史的相似性表现为，俄国人反对苦难但热爱沙皇，中国人则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但差别更重要，中国长期是东方文明的中心，古代农业生产效率是西欧的3倍以上，而“俄国历史上从未得到过其他民族的景仰”，长期属于“欧洲的西伯利亚”。这意味着当俄罗斯试图赶超其他文明的时候，从来都缺乏从容不迫的自信、自制力和试验精神。 俄罗斯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有两大里程碑：①列宁“以简易的方式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②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早期的巨大成功和20世纪90年代令人瞠目的崩溃。前苏联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增长率超过10%，增速在60年代降为7%，70年代5%，80年代2%，90年代“险些沦为第三世界的新成员”。 为什么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曾经表现优异？答案是，俄罗斯可以免费获取资源，其他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则无不倍感吃力和事与愿违。在这之后，冷战大大拖累了前苏联经济，除了占GDP达21%的军工业，苏联还要“向仆从国送钱”，比如1986年苏联每天给古巴1300万美元，每年就高达50亿美元，每天还要给阿富汗1200万美元，越南800万、埃塞俄比亚300万，还有安哥拉、叙利亚、也门、朝鲜等，几乎耗尽了经济剩余，使其无法对除军事工业以外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民用资产值不了多少钱”。 3.为什么前苏联选择优先改革政治体制 严格说，前苏联是被迫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优先地位的，而这又源于苏联越来越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政治后果。俄罗斯过去和将来都拥有免费资源，但资源红利也严重地欺骗了他们自己，导致计划垄断坚固，产业集中度惊人，全要素生产率很低。整个经济需要庞大而周详的计划。仅编制经济计划的工作量就达到骇人的程度。1982年前苏联农业管理部门有300万人，比美国农业劳动者总数还多。整个经济计划管理队伍达1200万人。 前苏联“训练有素的花钱专家”拥有令人憎恶的广泛特权，“官僚”一词远不足以概括他们与民众离心离德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有着狼藉的名声。据叶利钦回忆录所载，他在升任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书记以后，依等级特权搬入新别墅，居然记不住里面一共有多少个浴缸。如此放肆和嚣张的特权阶层或称利益集团，自然“不会轻易向现代文明的准则屈服”。因此，当戈尔巴乔夫1986年试图推动经济转型时，他马上将自己置于庞大的利益集团对立面，进而在“8.19事件”的刺激下不得不首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旦变革的前景出现的时候，那些痛恨特权的民众必定有着强大的动力从无所期待转向无所畏惧，解恨、过瘾和“放纵一下自己”等情绪，都会增加把改革搞得一团糟的概率。 4.为什么由中国农民首先发起的变革会获得成功 与前苏联尝试体制内改革遭遇利益集团的强力阻击相比，在“文革”后的1978年，中国不存在强势利益阶层。前苏联政权从未有过与农民的火热关系，而中国执政党夺取政权却是以“土地革命”作为力量之源的，并有着两千年“令耕者有其田”的历史经验支撑。在1956年以前，中国的农业制度曾使农民非常满意，并在1962年、1963年的“温习”中依然显示出应对农业危机的“强心针”式预期功效。这意味着，中国放松政治管控诱发体制内改革，恰好可以利用占总人口82%的7.9亿农民和执政党的历史经验，农业可望成为转型成本最低和收益最大、见效最快的领域。由此初步显现了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成就与过去三千年历史的积极联系。 1979年中国增产粮食2800万吨，超过了同年英国粮食总产量一倍还多。到1984年，中国农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比1978年增产1.03亿吨粮食的惊人绩效，增产部分比整个非洲1985年粮食总产8166万吨还多20%，④而农民只失去了人民公社的“锁链”。中国做对第一轮转型顺序使“全盘西化”的压力被大大缓解了。假如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像前苏联那样搞上70年之久，那么有益的历史经验将会消散。假如农业生产力达到前苏联的水平，改革的效果也很难预料。 5.与前苏东国家的转型开局比较 中国首选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立即收获了丰厚的回报：①形成第一笔至关重要的改革红利，即增加总供给的力量，而且一当推进价格改革引致转型通胀时，众多农民所受到的伤害将大大少于城市人口；⑤(P67)②执政党的政治资源迅速得到补充，民众更关心政策问题而不是政治体制问题；③占总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支持改革，有助于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④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同为大国的体制转型，中国转型的开局显然比前苏联有利得多。相比之下，前苏联被迫先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意外后果就是自我解体，即“将俄罗斯从历史中找回来”。实践证明，组织选举要比促进经济增长容易得多。在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之初，俄罗斯从上到下都狂热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甚至出现过“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也无所谓”的观点，俄国人危险地重现了自己历史上的不自信。任由西方顾问来到俄罗斯并且说话算数。 三、中俄经济体制转型路径的显著差异 1.明晰产权应发生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哪个阶段 迄今为止，中国体制转型被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可能不是中国用两个10-15年时间先后改变传统的价格制度和产权契约，而是中国为什么能做到先改价格、后改产权这个正确的顺序。前苏东国家经济转型一概同步改价格、改产权，无不经历了或深或浅的转型衰退。有趣的是，在中俄两国经济转型初期，世界银行都受邀提供建议，但世行专家们给中国的建议甚至没有提到私有产权的概念，而在给俄罗斯的一揽子建议中，私有化却是一个核心要素。如今这个耐人寻味的差异被形容为“世界银行好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俄罗斯于1992年1月2日全部放开价格管制，同年8月19日就推出私有化方案，等于一年内两次“按下恐慌按钮”。由于无法保证总供给增加，卢布不得不崩溃4次，大概只有第1次为切割与前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关联之举有道理。但在操作中私有化运动更具有表现力。虽然“休克疗法”正确地预见了将出现经济“短痛”，但该方案在“短痛有多短、有多痛”的判断上显然存在着“致命的自负”。当时对“中国的老人政治”深感不安的人后来发现，“中国有经验的政治家没有上西方人的当”。 总之，中俄两国经济体制转型路径和效果的关键问题都是，怎样先绕过、最终又不放过企业产权改革，而能否控制住转型初期的私有化冲动，又必定与给定的政治条件保持着很强的逻辑关联。 2.中国让价格改革优先的转型实践 回顾30年前的时代语境，中国政治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的原则不容挑战，企业产权其实是改不下去的，而先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俄罗斯则没有了这个约束。实质上，决定中国价格改革优先的最微妙的因素是，即使教条主义者能在产权“姓公姓私”的问题上发表再多“姓社姓资”的意见，他们也很难引经据典地对某种价格水平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口诛笔伐。不过中国仍尽了全力对付转型期通胀。作为必要的妥协，中国价格改革在1986年搞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斯蒂格利茨1998年11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称之为“天才的解决办法”。到1993年，中国96%的价格归并于竞争性价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未出现如俄罗斯同步改价格、改产权所导致的总供给曲线向后弯曲，倒是宏观经济向一般均衡收敛的强劲趋势。当然，只做对先改价格的顺序显然不足以解释1980年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全部动因。 人们发现，与中国地方政府的积极有为相比，俄罗斯地方政府在经济体制转型中更乐于扮演一个消极旁观者的角色。究其原因，俄罗斯虽然号称联邦制，但地方政府只能从推动经济发展的收益中取得1%-3%的微小份额。该比例显然不足以弥补地方官员的辛苦和风险。与之相比，中国地方政府一度可从当地经济发展的收益中获取50%左右的新增收益，这个比例甚至大大超过被称为“30%自治”的日本地方政府。不仅如此，中国地方官员还受到“造福一方”传统文化的引导，更有政治晋升的激励，问题只在于他们怎样去做。 3.财政“分灶吃饭”与乡镇企业大发展 1980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推行多少有些模仿农村承包制的“财政分灶吃饭”政策，大体上属于“给政策不给钱”(因中央财政极为紧张)和“GDP锦标赛”的混合激励制度。地方官员一旦无望循计划方式取得上级投资，就只剩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市场方式吸引一切潜在的投资者；二是全力帮助自己所辖的企业发展壮大。基于前者，中国地方官员成了市场制度的建设者；基于后者，地方官员成了所谓“政治企业家”。而中国地方官员已积累了多年发展社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验。相比之下，俄罗斯地方官员显著地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过去、现在或许在将来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地方官员都不擅长帮助企业发展，他们也从未受到有效的激励。 一般说，中国农村工业大发展得益于特定环境下的政企不分。特殊地说，它的“爆炸式发展”缘于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产权“姓公”，政治上安全，一旦价格管制被放松，它们既无需像民营企业那样熬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又能像民营企业那样对新价格制度作出正确反应。世界银行很快看出了其中的奥秘，称其“激励机制与私营企业相似”。⑥中国乡镇企业既本能地按照市场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为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提供了一个大市场。由此可见，当中国做对价格改革优先的顺序时，回报除了已知的乡镇工业产值从1980-1994年间就“占据半壁江山”，新增1.3亿非农就业岗位，还意外地使国有企业职工数从1978年的5979万人增加到1992年的7958万人。而俄罗斯同步改价格、改产权的转型只会让宏观经济“休克”。 4.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严重后果 转型初期的一场迅猛而彻底的私有化运动，在处置原国有资产的“买”和“卖”两方面都存在内生性障碍：没有民间资本就没法购买资产，何况公众缺乏投资经验；没有市场制度就无法为资产定价，也就没有办法拍卖，于是只好一分了之。1990年出台的著名的“莎塔林计划”要在500天内完成经济制度转型，俄罗斯以砸锅卖铁的勇气给1.44亿人每人发一万卢布(名义上25美元，按当时汇率不到10美分)认股权证，无异于亲手锯断了自己所坐的那根树枝。很经典的俄式私有化情节，通常始于极少数“聪明人”勾结官僚设法弄到几卡车面包，换回几麻袋私有化证券，再回到政府官僚那里，双方只需进行简单的交易就能共同成为一家原国有企业的新主人，然后立即着手裁减企业冗员并为产品定出一个很高的售价。所以1991-2000年间，俄罗斯工业价格指数上升了15140倍。这个过程难免需要“给黑手党分子和警察先生们一些可以理解的好处”。 当俄罗斯全境都沉浸在“把祖国集资上市”的狂热之际，出现“俄罗斯套娃式的问题”就不奇怪了，1992年俄罗斯突然冒出了占劳动人口10%的840万人的转型失业队伍并保持约7年，以及在10年间使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9297倍。⑦而一旦转型失业和转型通胀在同一时刻出现，必定导致转型期大萧条，使真实GDP丢失约47%。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竞争和产业集中度很高，迅猛推进私有化运动与建立市场制度的目标南辕北辙：①企业实际上沿着从计划垄断向市场垄断的歧路发展，但市场垄断一定比计划垄断更坏；②在市场制度远未成形之际就形成了强大的反市场力量；③“肮脏的大款们”做假账逃税的办法和手段使政府的财源枯竭了；④经济寡头们从不掩盖自己成为政治寡头的野心，他们马上索要政治权力。所以普京总统上台后严行政经分离的措施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与俄罗斯国有资产“流失”方式的道德水平相比，中国算是优等生了。直到世纪之交，俄罗斯也未取得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在1992-1993年间俄罗斯有近700亿美元不知去向，1994-1998年外逃资金1400亿美元。由于政府财政枯竭，退休金和军饷都失去了保障，整个社会几乎崩溃，遑论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当俄罗斯人“看到空荡荡的国库和产生受骗上当的感觉”时，西方学者却认为“没有一个理论适合俄罗斯”，“西方援助的660亿美元消失了……这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经济教育”。目前西方学者们有所醒悟，“我们曾天真地以为，稳定的民主制度会很快来到俄罗斯和伊拉克”。 5.世纪之交的中俄转型之路 中国1990年代后期开始对国企实行“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时，“俄罗斯经济正在发出尖叫声”。事实上，中国先改价格、后改产权的转型顺序丝毫没有证伪“所有权本性”，但其中确实存在可资利用的时间差：乡镇企业既为国企提供新市场，也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比得原形毕露，民营企业则不动声色地完成原始积累。中国政府为拯救国有企业而竭尽全力，将80%以上的银行信贷资源都给了国有企业⑧。然而当国企在1996年发生总量亏损时，再顽固的教条主义者也很难相信，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的经济成分，怎能构筑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何况它正在危及国有银行，威胁整个中国的信用链条。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在中国推动产权改革时，资产的买和卖都不是问题了，而且转型通胀已偃旗息鼓至通缩的程度，只不过中国必须与俄罗斯一样承受转型失业之苦，“打一场世界级的就业战争”。与转型之初约8万家国企降至2006年的2.5万家相伴的是，大约4400万职工需要新工作岗位或提前退休。意外的“自救得救”表现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增加新就业岗位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严肃的研究也提到了“中国的运气”。 对于“感到上帝那根倒霉的手指头戳在额头”的俄罗斯人来说，1999年上台的普京确实是领导俄罗斯前进的最佳人选。在当时的俄罗斯国情下，打击经济寡头选择“石油大鳄”为对象尤其准确。它预示了一条古老的俄罗斯正确道路，即把俄罗斯庞大的石油、天然气收益收归国库而不是私人金库。1999年英国布伦特原油每桶价格为19.8美元，俄罗斯专家预测，如果石油价格能涨至25美元，那就意味着“天上掉下了金币”。结果由于中国、印度等国高增长造成的对能源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上涨，竟达到每桶147美元。于是俄罗斯转运了，许多人说“普京交了好运”。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仅油气收入就占了GDP的1/4，占到俄联邦财政预算的近1/2，终于使俄罗斯经济稳定下来。 四、简略的结语 俄罗斯的转型使其经济缩减近半，相当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代价。俄罗斯人因此将转型大萧条视为继拿破仑、希特勒入侵之后的第三大民族灾难。而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所带来的广泛后果，被视为自汉朝以来的第二次进化性变化。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太过依赖能源输出和军事工业，还谈不上很健康和有竞争力，政治体制的微观基础也存在“广泛的机能性障碍”。俄罗斯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的初中级发展阶段，东正教一直在发挥着安抚俄罗斯人心灵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的中俄两国的转型后果，的确能证明中国做对了一些事情和俄罗斯做错了某些事情。除了上述关于转型顺序的讨论，可引申为结论的至少有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改革能决定一个民族命运，做对供给新制度的顺序绝对是一项智力工程，改革绝不能因尚存以往积攒的“改革红利”而停滞不前。中国转型表现出典型的跨期收益特征。中国官方对现状的判断决不能因既有的成绩而自满、自足和自以为是。 第二，俄罗斯先改政治体制是一大失误，但就深层原因而言，俄罗斯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应当对此负责。近年来，在中国某些领域也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如果因此阻碍了深化改革，那么这将构成对中国命运的严重威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各领域的改革重获动力，有望消弭市场制度建设中尚存的诸多“赤字”。 ①包括前苏联15个国家，前南斯拉夫5个共和国加科索沃，除东德外的7个中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加上中、越和蒙古国，共31个国家。转型经济学的比较研究通常将原东德和连和平都成问题的前南斯拉夫6国作为特例排除在外。 ②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外举行了许多研讨会。其中公认学术水准最高的是2008年7月由97岁的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以个人所获诺奖资金资助、筹备了两年多的研讨会。上述言论是为期5天会议的第1天上午张五常主旨发言的开场部分。详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③1976年中国农业部正式成立农村工业管理局，专门管理社队企业。1984年1月社队企业被正式改称乡镇企业。这些企业曾经是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最得力的破坏者”，是中国向世界奉献的经济术语之一。 ④相关国际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⑤基于对长期饥饿的记忆，农村改革后中国农民一直“非理性”地超贮多达一年的余粮。参阅[美]D·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等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⑥世界银行对乡镇企业(TVE)的定义是：被认为具有独特产权形式的企业，既不是国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地方政府和居民所有，其激励机制与私营企业相似，经济剩余仅在有限的阶层(稳定的社区及其政府、企业管理者)中分配。 ⑦1998年俄罗斯的货币改革以1新卢布兑换1000旧卢布大体反映了俄国曾经的年均转型通胀水平。 ⑧涉及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的数据有三个主要参照：一是银行的“烂账”约2万亿，二是剥离到资产公司的4万亿，三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镇土地价格暴涨，使破产企业的土地收益足够补偿下岗职工的安置费用或转为对房地产商的借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