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追溯与现实反思：1980年代中后期“三农”题材文学的叙述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题材论文,后期论文,走向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04-0073-08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5.04.011 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代“三农”题材作家大略均运用“异常朴素”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史诗性的书写品格、严肃敏感的笔触、充满热忱的情愫、直抒胸臆的姿态、深入细腻(甚至略显冗长)的思辨、辩证深刻的人性探询以及总体性的叙事架构，图绘当代农村生活广阔而深刻的全景式画面，触摸建国以来农村发展的历史细部，呈现历史的真实与现实的复杂，凸显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最终探索和思考中国农村、农业特别是农民的发展路向。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有张炜的《古船》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③、贾平凹的《浮躁》④、浩然的《苍生》⑤、刘玉民的《骚动之秋》⑥等。 客观地说，1980年代中后期的“三农”题材文本，较为集中地表征出胶着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农民主体的成长轨迹。无论这些农民的人生际遇如何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历史与现实之复杂特性的审视与批判之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自身的弱点和局限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审视层面上。在此种意义上，可以将此类作品视为农民“成长小说”。这些成长的农民主体如隋抱朴、孙少安、孙少平、金狗等，以极具深刻性的精神思辨、极具个性化的自主选择，活跃于当代特殊的乡村(城乡)生产生活空间之中，见证(回忆)了错综复杂的家国历史，直面(思考)着鲜活芜杂的乡村现实，并经历重重磨难最终创造着充满希望的乡村未来。在他们身上，聚集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依附与独立、保守与创新等相互对立的精神脉动。 倘若抛开议论的种种《古船》可谓是一部叙写、关注、解决和阐释“反思”的典范文本；如果更精确地说，“反思”决定行动“反思”本身就是行动。此种“反思”，我们在此时期的经典文本《平凡的世界》、《浮躁》中也已看到。“《古船》不仅浓缩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力量，代表了八十年代反思的深度，也为九十年代的小说设立了一个并不容易超越的水准。”⑦可以说“反思”及其所导致的“行动”，是1980年代中后期“三农”题材文学书写的重心和主题。这些文本构建了思想本身、人物本身、城乡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反思”构成了文本的叙事动力。我们看到，真正构成隋抱朴们前进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现实性的外部力量，而是来源于历史及其自身的困惑、犹疑与痛苦。隋抱朴仿佛是洼狸镇上的“哈姆雷特”，对于并非远去的历史的回忆、整理和阐释，事实上是要为不断延宕的行动奠定一种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古船》的世界里，对历史和思想的清理是首要的、第一性的；在具体行动之前，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多是满含着血与泪)的回顾和反思，没有完成理性的总结和思考，盲目的、纯粹的、感性的行动就是盲动，必然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时空之中，《古船》呈现了两类农村主体的成长过程：一种是以赵多多、隋见素为代表的单纯的物质财富(欲望)增长式，另一种是以隋抱朴为代表的缜密的精神(理性)思辨式。前者是悲剧性的，是感性的冲动，是不完善、不可取的；而后者才是真正的选择，是理性的、完善的、可取的。就如同文本所叙述的那样，我们看到，无论在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层面，后者最终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并超越了前者所具有的高度。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后者以严肃、认真、宏观和思辨的方式，正确而准确地认识了历史与现实。由此，在几乎是繁琐、冗长甚至令人生厌的叙述中，一个通过沉思而成长、成熟起来的农民主体正在生成。对历史的清理、对现实的触摸以及对未来的预设，成为这个主体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个成长的主体超越了历史与现实、家族与宗族、苦难与悲悯的迷雾，最终指向了具有积极性建构意义的人性本质。尽管他们有种种人性的弱点，像隋抱朴的过于隐忍愚钝、隋见素的盲目冲动、隋不召的戏谑癫狂、隋含章的委曲求全、李家父子的偏执……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的是，尽管他们在历史的特殊时段中遭遇苦难、迫害与屈辱，却从未放弃人性的“高贵”、心灵的追求和精神的信仰。可以说，隋抱朴是老隋家家族多舛命运的经历者、承受者和思考者，但也是一个由“反思”而终至于“行动”的农民主体；在他身上，寄予了作家对历史、对家族、对人性、对农民主体等问题的独特体悟。隋抱朴常年沉默无语、与世无争地守在河边古老的磨房里，他的后背是宽阔厚实的，他的思考是深刻痛苦的，他的精神是焦虑孤独的，他要面对的是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负荷——不仅仅是隋见素所看到的眼前老赵家所做的一切，还包括洼狸镇特别是老隋家几十年来的血淋淋的、漫长黑暗的苦难史。隋抱朴所经历的是一种灵魂的“炼狱”，是一种“心灵史诗”、“民族心史”；⑧在隋抱朴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对历史作出清理与阐释，才能更好地去直面与应对现实与未来。他需要厘清历史的、家族的、命运的脉络踪迹，更要去洞悉幽微潜在的人性的内在本质。尽管隋抱朴思考的具体内容可能并不完美，但思考本身就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反思”成为他最鲜明的典型特征，这不再是一个如同隋见素、赵多多那样欲望冲动甚至盲动的农民主体，也不是如赵炳那样浸淫传统旧习、熟稔权力运作而偏于老谋深算、道貌岸然的农民主体，而更像是一个具有农民身份的知识分子，他要对历史与现实作出判断，他要用自己的精神思辨作出主体性的阐释。这本是历史学家(学者)所做的课题，但在《古船》中依靠隋抱朴自己的阅读、体验与思考来完成了；他不是依靠逻辑、判断、推理或一般性的历史陈述来完成的，而是在关乎自身的一切鲜活的、心灵化的、灵魂化的思索中实现的。当然，基于隋抱朴的特殊身份(他的知识是极为有限的)，这种思考是沉重的、审慎的、漫长的甚至是简单重复式的、枯燥的、冗长的，更甚至是理想主义的。从表层看，隋抱朴的思考是关乎洼狸镇的、家族的、自身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他的思考潜在地推演出民族性的甚至是人类层面的历史教谕、未来道路、文化新生、精神提升、灵魂涅槃与人性再生。尽管，隋抱朴的思考可能是“乌托邦的幻想”、“对人性的抽象玄思”，⑨也可能失之于“古典的虚幻和廉价的伦理立场”，⑩但从文本整体显现的哲学意蕴和叙述情态而言，隋抱朴们的思考已然超越了这些具体认识论层面的结论，而具有仪式上的神圣意义，它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一种认识、一种理想；从文本本身的叙事动力而言，一旦完成这种思考，思考者将实现一种蝉变，迸发出空前绝后的巨大能量，从而理性决策并迅速地变革现实。在此种意义上，隋抱朴的形象隐含着作家对真正的农民主体的期待和想象，他既是实体性的生命存在、人性存在，又是一种抽象的历史存在、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当然，至于怀揣理性主义的隋抱朴们能否在变幻莫测的经济改革大潮中站稳脚跟，能否胜任洼狸粉丝大厂总经理的职责，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那就可能超出张炜及其《古船》所思考的范围了。在这一点上，相对隋抱朴的人性忏悔、灵魂净化、道德完善和思想突围，隋见素(甚至充满欲望的赵多多)的“行动力”所具备的诸种素质——自信、冒险、创新、执着、实干——反而更具有某种现实性和真实性，可能比隋抱朴更能适应波谲云诡、风云多变的经济变革。 因此，从农民主体的建构角度考量，隋抱朴的成长更多的是立足于历史视角，建立在对既往历史的清理、对洼狸镇和家族苦难史的追问、对人性的“反思”以及少许的(边缘性)对现实境况的审视之中得以完成；那么，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更多的是将目光聚焦于现实世界，建立在对现实与未来之生产、生活和生命向度的把握之上。可以说《古船》于《平凡的世界》、《浮躁》更像是一种铺垫，或者更像是一种与“过去”的告别。在中国农民主体的文学成长史之中，隋抱朴们在历史“反思”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赋予并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民主体的自觉的精神世界；接下来，孙家兄弟和金狗们所要继承和实现的，则是在现实权变中继续探寻农民发展之路。也就是说，在《平凡的世界》、《浮躁》的叙述中，孙家兄弟和金狗们直面自己的现实生存境况，坚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艰难但又不无决绝地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也建构起不同人生取向、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农民主体空间。 众所周知，在建国以来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所加之在农民身上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匮乏，更是精神世界的鄙陋以及内在心理的残缺。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等级与分层，它阻碍着农民主体性的健康、自由成长，它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搭建起一个具有巨大裂隙的二元世界，并决定着农民的地位、家庭、婚姻、交往、情感乃至心灵的向度。正是城乡之间的隔阂，造成了孙家兄弟、润叶姊妹的婚姻悲剧，使得真实的情感诉求不得不屈从于沉重的现实处境。富有意味的是，在情节设置层面，田晓霞在洪水之中英雄式的消逝，也与作者所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的强大的二元力量大有关系。 客观地说《平凡的世界》展示的是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下城乡分治之中的主体突围，以及此种农民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一种是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扎根乡土、离农不离乡，经由艰苦的自主创业，最终实现财富的增长和精神的裂变；另一种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离土、离乡、离农”，同样经由艰苦的探寻，实现了自我的追求和纯粹精神的蜕变。如此，紧紧围绕着土地及其生存生活方式，孙少安、孙少平成为一个时代构建农民主体性的一个镜子的两个面向。在某种意义上，孙家兄弟事实上是对高加林故事的合理延展：孙少安实现物质富裕的过程，孙少平谋求精神突围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城乡二元模式的一种决绝的抗争，也表征着在特殊的社会历史境遇下当代农民的路向选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高加林式的好高骛远；他们有为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但却没有高加林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比起高加林来，他们更现实，更愿把理想的实现附丽于整个农村现状的改良。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安、少平既是高加林追求精神的继续，又是对高加林式的追求方式的否定。”(11)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198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当我们的作家和作家笔下的角色处于城乡二元社会强大的制度困境之时，很难实现对这种制度本身的直接性的批判与挑战、抗争与颠覆；他们只能采取迂回战术，揭示并认识这种制度，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以自我奋斗的方式，潜在地表述对制度的某种批判与反思。因此，无论少安、少平选择的道路有多大差异，但二者具有的共性事实是：以理性的力量和果敢的精神，直面现实处境并谋求超越现实。 孙少安是一个类似于梁生宝般的角色，但又在发展中显示出差异性。一方面，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农民的影子。他恪守传统中国农民的道德规范，他厚重朴质、安土重迁、任劳任怨、老成持重、甘于奉献；他勇敢承担起家庭重负，勇于担负起队长的职责，敢于直面自己的贫困处境；他热爱这片土地，他的婚姻、情感、事业、人生价值都紧紧地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他将辍学务农供弟妹读书视为天经地义，他热爱集体并踏踏实实想方设法搞好集体工作，他拒绝了青梅竹马但已跳出农门的田润叶的爱情，在婚姻的选择上以勤劳本分能干为标准，他极力反对妻子秀莲的分家要求，他在创业受挫甚至破产后仍然千方百计借钱偿还村民。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农民所具有的品格。他扎根乡土但又不囿于乡土，生于贫困但又不甘于贫困，具有善于思考、不甘平凡、果敢坚韧、勇于开拓、创新求变的精神。他渴望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私与公、情感与理性、欲望实现和道德净化之间建立一种富有张力的、动态的、弹性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对当代农民而言极为可贵的品格，决定了孙少安遭遇城乡差别、生存艰难、极左势力、乡村惯习和创业失败等种种困难时的姿态，也决定了他扎根于乡村的发展道路：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他发现了农业集体劳动的弊端，冒着风险率先实行了家庭承包体制；在一次简单的运输交易中，他发现了农民跳出农业走向富裕的道路，并以智慧的头脑和大胆的运作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即便遇到了近乎破产的后果，他依然一次又一次地穿越动摇、迷惘、痛苦、烦闷的迷雾，在千辛万苦之中重新踏上充满希望并最终收获成功的创业之路。 较之于孙少安，孙少平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性和理想性的人物。同少安一样，他身上也具有传统中国农民的优异品质；但与少安相比，他身上洋溢着鲜活的时代精神，他的视野更开阔、意志更坚韧、理想更远大、思维也更敏锐。生存的艰难困窘及其造成的心理阴影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却没有阻挡他谋求自我发展的道路，反而成为他一步步实现自我的铺路石。从吃“非洲馍”的穷苦学生，到浪迹街头的打工汉子，再到钻矿洞的煤矿工人，孙少平依凭坚韧的品格、独立自主的意识以及高擎的理想大纛，始终在自我奋斗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事实上，农家子弟孙少平背井离乡，并非是为了逃离乡土，而是为了逃离一种固有的抑或常规化的生活方式，是为了突破传统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安土重迁”的小农思想与狭隘观念，从而实现一种富有冒险性和理想性的精神突破。对于一个当代青年农民而言，孙少平没有遵从命运既定的安排，他既没有选择传统的扎根乡土的务农之路(或类似孙少安式的创业之路)，也没有选择逃离乡土的进城之路，而是听从内心的(哪怕是冲动的、盲目的)呼唤，踏上了一条属于自我实现的、独立自主的、不断进取的、极具个性化的发展之路。客观地说，从实用理性的角度考量，无论是物质收获和个人荣誉，还是长远规划与发展前景，孙少平背井离乡去城市揽工、去矿山挖煤，都不及和哥哥孙少安一起兴办企业。但对于农村知识青年孙少平而言，这些外在层面的需求并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虽然这是他一度特别是成长时期备受煎熬的问题)，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突破农民既定生活方式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前途是未定的，它的前景是不可知的，它有着强烈的情感动力，有着极为主动的自我设计，有着隐隐约约甚至盲目之至的未来指向，有着浓重的理想的影子……说到底，孙少平高中毕业之后所走的道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主体性、实验性和理想性，支撑他踏上这条未知之途的，是一种强烈甚至略显偏执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力量促动一个农村青年突破“安土重迁”的既定生活方式，突破一种固定的农民进城的常规路径，突破一种因循守旧、保守陈旧的精神心理图式。在一定程度上，孙少平的意义就在于他的思想与行动是一种深刻的改革与嬗变，他改变的并不是那些形而下的现实性的物质生活，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心理转变与精神革命，他要为游离于“城乡交叉带”的千万个农村青年树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坐标，要超越既定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空间和二元选择，探寻一条勇于直面现实、勇于精神突围、勇于进取、勇于自我实现的发展之路。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平凡的世界》尽管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书写重点，但它并未仅仅止步于此，它还在全景式的乡村世界中图绘了当代中国农民的整体群像。这个群像是丰富多层的，它涵盖了各种年龄、各种身份、各种层面、各种性格的农民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处于城乡交叉带、处于历史转型期、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当代中国农民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和矛盾性。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家兄弟所代表的是当代中国农民以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谋求自我实现的话，那么，《浮躁》中的金狗则既扎根于乡土深处，又行走于城市之中：他有强烈的致富冲动和发展规划，所以他能够触摸时代脉搏勇于改革，扎根于州河之上兴办运营船运企业；他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他能够抓住机遇并竭尽全力去实施执行；他又有强烈的权力诉求和政治智慧，所以他能够充分利用田、巩两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仙游川的权力秩序。但是，作为一个底层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备受乡村权力秩序左右的农民，作为一个渐趋熟稔于权力运作的乡村知识分子，就如同文本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伴随着改革冲动和权力变革，金狗无疑也是“浮躁”的，就如同他的同乡雷大空不惜一切追逐财富一样，他竭尽全力所从事和实现的一切——兴办船运企业、赴州城做记者、回白石寨蹲点等——很难说是自我实现。这是一个焦灼于特定时代之中的“浮躁”的农民，他有智慧、有视野、有力量、有能力，他希图在历史的旋涡中把握自我的方向，谋求在乡村权力变革中掌控发展的走向，也希望在真挚热诚的情感诉求中收获丰厚的果实；但是，就如同我们看到那样，他太过“浮躁”、太过焦虑甚至太过功利了，作为一个熟悉传统、感知时代并善于运作的青年农民，他最终也陷入了痛苦的困境特别是精神的分裂。无论是相对于隋抱朴，还是相对于孙少安、孙少平兄弟，金狗虽然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也具有某些现代性精神因子；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权势的仇恨而生成的“浮躁”，使他不得不走上“以恶抗恶”的歧路，他运用近乎“狡诈”的智慧，实现了自己身份的转变，最终也部分地实现了仙游川、白石寨甚至州城权力秩序的嬗变。在这一点上，金狗与雷大空无异：他们都是寻求某种手段来改变乡村权力秩序，并在这种改变中实现人生价值与意义。如果说有所差异的话，那就是雷大空选择的是义无反顾、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物质财富追逐之路，并且通过个人财富的增长从而实现社会地位、个人荣誉乃至权力的上升；金狗的选择是心思缜密、机谋权变的斗智斗勇之路，他利用当权者之前的矛盾，深入抵达权力的微妙缝隙得以实现。当然，金狗身上种种的矛盾和裂痕，并不妨碍他的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他是属于传统的，更是属于现代的；他与雷大空所走过的道路，是一个处于特殊语境下最优秀、当然也最浮躁的农村青年所不得不进行的实验般的艰苦探索。相对于雷大空，金狗更趋理性，他认识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以及这一切潜在的矛盾冲突，所以他也更痛苦；相对于变化的时代，金狗更趋坚定，他更早地感知到改革的潮汐和发展的契机，但当这种感知并未像孙少安那样单纯地指向发展本身，或者像孙少平那样单纯地指向理想本身的时候，他的奋斗就被笼罩上一层厚厚的阴影，也就更加增加了他的痛苦指数与分裂指数；相对于保守传统的父辈们，金狗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也更趋现代性，但残存于内心深处的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强烈的自我完善之间的巨大裂痕，使得他在目的与追求之间摇摆不定、备受煎熬。由此，他的持重和偏激、失重与恒定、倾斜与平衡、迷惘与痛苦、机智与狡诈、狂妄与虚浮、亢奋与低沉、放纵与节制、缺憾与丰富，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所生活的并与之抗争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的力量中寻求到相应的诠释。 此外，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在《苍生》和《骚动之秋》之中，也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农村主体形象。比如《苍生》中的郭云、田保根《骚动之秋》中的岳鹏程、岳赢官等。郭云是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中的优秀代表，田保根是农村中新经济阶层和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代表。富有意味的是，岳鹏程是一个类似于武耕新(蒋子龙《燕赵悲歌》)式的人物，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他敢作敢为、勇于创新、敢于探索、求新求变，带领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但他身上又残存着狭隘的小农思想的影子，他专制残忍、飞扬跋扈、投机倒把、自私自利，在村庄实现富裕与企业实现发展之后陷入了道德沦丧、贪污腐化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岳鹏程的儿子岳赢官，他是小说肯定的、代表未来农民发展方向的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一个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农村带头人具有的核心要素。(12)《骚动之秋》之所以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也确有其现实性意义和价值。从1990年代之后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民企业家)的发展轨迹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岳鹏程的形象具有相当典范的代表性。(13) 1980年代中后期的“三农”题材文本沉入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的底部，力图建构“整体性”的社会生活，进而发掘出乡村历史变迁和剧烈变革时期深层次的制度属性、文化属性、精神属性的矛盾与冲突，折射出历史的荒诞与残酷、生命的伤痕与挣扎、人性的决绝与悲悯、价值的发现与探寻、理想的坚守与追求、道德的滑落与重建。作家们经由对乡村社会的纵深描绘，以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批判反思意识，实现了对农村既有政策的反思、对农民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新兴改革路径的探求。《古船》将民族史与家族史、个人遭际紧密链接，以悲天悯人的目光叙述了洼狸镇数十年的苦难史，呈现了老隋家、老赵家两大家族的发展史、苦难史和命运史，构建了文本的史诗性品质。《平凡的世界》立足于1975至1985年间中国西部农村的生产生活本真状态，以当代农村青年的出路为中心，以充满激情的叙述话语，力图全方位地图绘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路遥文本以其观照现实社会的广度，揭示转型期社会心理的深度，描写平凡人超越苦难的前瞻力度，更昭示出潜在的永恒性烛照价值。”(14)《躁》着眼于改革初期当代农村的社会历史现实，展现浮躁的社会生活状态下浮躁的人物群像及其精神探索：那条贯穿两岔镇、不静岗和仙游川的商州州河是浮躁的，那些生活在州河之畔的乡民们是浮躁的，那些躁动不安、跃跃欲试的心灵是浮躁的，那些游荡于权力之间、欲望之间的改革(保守)的力量也是浮躁的。《苍生》则立足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视角，在几乎是日常化的叙事书写中，表现1980年代农村改革激发的巨大能量，勾勒了乡村社会结构在剧烈震动、分化之后又重组的变动轨迹。《骚动之秋》则笔触1980年代中后期，以乡镇企业崛起为历史背景，以农村致富带头人为重心，反映了改革进程中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农村现实，以及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中国农民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复杂蜕变。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用性，以至于有论者如此评价：“读《骚动之秋》数遍，我越来越觉得，完全可以把它不看作小说，而看作指导当前农村改革的参考书。”(15)不仅如此，这些小说并未仅仅局限于乡村本身，还进一步扩展了书写空间，甚至穿插描写了对越战争、星球大战、社会考古等情节，从而使小说的叙述空间实现了某种超越与延展。如此，这些乡村中存在的苦难、残忍、痛苦、犹疑、彷徨、焦灼、爱憎等等，就不仅仅是属于某个村镇、某个地域的，更是属于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甚或属于整个人类的。 透过这些作品所打开的这扇窗子，在浓厚的象征与隐喻之雾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缩影：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家族纷争与公众权利、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历史叙述与真实体验、既定惯习与抗争冲动、政治伦理与权利秩序、宗法文化与道德伦理，以及人格的升降、人性的善恶、情性的真假。譬如《古船》对家族意识的呈现与反思。可以说，洼狸镇上的每一个个体，无论其个性、品质、行动有何差异，却无一不被其家族血统所统摄，在其灵魂深处和精神世界中深深雕镂下家族品格的烙印。换句话说，洼狸镇上的每个人，都是家族文化(宗族文化)的产物。家族的血脉赋予他们理念、品格和精神，他们也负起家族发展的重荷。其中，老隋家曾经辉煌但历经磨难，其族人仍秉持固有的契合纯粹人性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老赵家迎合剧变潮流而家族勃兴，但因为其家族强者的贪婪腐化而终至人性沦落。同时，家族本身也是呈现分裂的、变化的、富有张力的。在代际之间、同辈之间、性别之间蕴蓄了多元的家族文化的丰富性。同时，洼狸镇高顶街上主要的三个家族都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性：隋家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向度，赵家更多的是一种权力向度，李家更多的是一种科技向度。社会变迁与时代变革的过程，就是这三个家族特别是前两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同时，家族的纷争又几乎必然地与经济利益纠葛在一起。当然，单纯的权力(欲望)争斗和狭隘的家族争斗的结果是：赵炳被隋含章刺伤，赵多多被烧死，隋见素的复仇和夺权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浮躁》中呈现了田家、巩家两大家族权力的发生发展过程，展现了其对仙游川、白石寨乃至州城的权力辐射和强大影响，以及大多数底层农民对权力的憎恶与崇拜。金狗正是利用田、巩两个家族的权力矛盾生存延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最终扭转了权力秩序。这些小说最终告诉我们的是：任何关乎家族的狭隘理解和姿态都是一种历史的偏见，以及由此生成的现代性的断裂；只有继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契合时代之精神，超越狭隘的、私利的、欲望的家族意识，才是一个家族最终的出路，也才能真正实现家族的现代转换。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这些小说较为集中地凸显出对政治伦理与权力秩序、历史事实与现实困局的描绘与反思。我们看到，这些小说所揭示的是——行动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人民”中的投机者。无论是《古船》中的赵炳、赵多多，《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堂，还是《浮躁》中的田家、巩家：《苍生》中的邱志国《骚动之秋》中的岳鹏程，都是如此。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乡村(甚至扩展为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之内在肌理、本质的描述和思考，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譬如高顶街的赵炳便是假借“革命”的名义，行“非革命”之实，从而掌握了高顶街乃至洼狸镇的权力。那么，在已经展开并继续展开的乡村改革之流中，谁才是真正的“改革者”？这已经不是孰是孰非、真假善恶的问题。当历史进入乡村改革时段，洼狸镇的旧有秩序却并未随着国家新政的实施而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尽管在治理形式上可能有些变化，但治理的主体和被治理的主体依旧，赵炳仍然是洼狸镇最终的“权威”。并且，在赵炳的决断下，依凭赵家几十年社会关系的积累、权力文化网络的积累，赵多多承包了象征洼狸镇经济力量的洼狸粉丝大厂，并且与地方基层干部沆瀣一气、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甚至省里来的领导也被蒙骗其中。时代之变化并不尽然伴随着内在秩序的变化，在崭新的改革时代境况中，洼狸镇人未完成中国农民灵与肉的蜕变，洼狸镇的“经济基础”与乡村治理秩序依然实现了某种延续，革命投机者摇身一变成为改革投机者。文本所透露出的深刻消息，已然不仅仅是人物本身的，更是对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总体性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及其制度性层面的观察、揭示、反思与批判。甚至可以说《古船》中最重要的思想因子就在于重新思考了政治伦理与权力秩序、历史事实与现实困局的关系，并就如何处理二者给予了文学性的清理、解读和阐发。换句话说，就如同执政党在政治上要对过去的错误实施拨乱反正一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古船》以文学的方式、以极具感性的叙述、以个性化的体验实现了中国当代乡村史的“拨乱反正”。这是一个充满着双重意蕴的历史空间：苦难与欢欣、冷漠与热情、堕落与救赎、保守与开放、懦弱与坚韧、主流叙述与现实图解，如此等等，共同建构了《古船》鲜活的生活空间。《平凡的世界》中以田福堂为代表的乡村权力的扭曲与变形：《浮躁》中关乎雷大空的故事《苍生》中关乎邱志国的故事《骚动之秋》中关乎岳鹏程的故事，也进一步暗示了同样的问题：在历史中形成的此种非常态的权力秩序，并未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颁行、乡村经济的变革而随之改变。相对于较为简单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变革，深埋于乡村内部权力的、道德的、宗法的、伦理的、惯习的等方面的文化网络却缓慢得多、复杂得多。恰如路遥所言，“城乡交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现代生活方式同传统生活方式、文明和愚昧、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典型矛盾”(16)。在此种意义上，上述文本显现出极为深刻的社会追问：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进步与道德提升，农村(经济)改革是一项复杂性的工程，如果没有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和人性层面的配套、培养与提升，是不能彻底完成也难以完美实现的。 毋庸置疑，现实主义是中国“三农”叙事方法的中流砥柱。《古船》、《平凡的世界》、《浮躁》、《苍生》、《骚动之秋》等作品，倘若从整体上观照和审视，都具有强烈的史诗性(诗与史)品格，无疑都可以纳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系中来。尽管在这些作品所产生的时代，各种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纷至沓来，但上述作家仍然坚持继承并发展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并适当吸收聚焦、象征、隐喻、夸张、心理分析、反讽、蒙太奇等各种现代性书写元素，直面中国农村改革最前沿，书写中国农村发展最前端，以作品的深刻性显现出一种历史厚重性、内蕴丰富性和审美的“震惊”，部分实现了马克思所谓之“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客观上正在实现一种新时期文学叙事的转变：文学不再是图解政策的阐释工具，也不再是历史主流叙述的同声传译，它成为作家以极具个性化的、鲜活的体验和情感去揭示“真实”历史的感性存在，能够立体化审视、发现和阐释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农民生存状况以及乡村变革的复杂多重的矛盾冲突，能够超越一般的宏大主流叙事从而显现生存体验的丰富与多重，能够暗示出日常生活过程中各类农民主体的丰富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中所隐含的嬗变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精神境况；同时，在此基础上加之以充沛的浪漫激情、明确的理想指向和强烈的诗化叙事，并在这种“诗与史”相融汇的艺术建构中，紧密萦绕着“人”与“人性”的文学书写中心，潜在地传递出一种昆德拉所谓之“思想的召唤”：“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17) 客观地说，上述文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雷蒙·威廉斯指出，“在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个人来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关系来认识个人的。这种一体化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不过它并非是想要达到就能达到的。如果它终于实现了，那将是一种创造的发现，或许只能在现实主义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创造出这种记录”(18)。可以说，上述文本较为契合地实现了威廉斯的论断。在创作笔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曾多次谈到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所做的资料搜集阅读、生活体验等准备工作，也强烈地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其精神旨归的充分认同和肯定。路遥认为“真正有力的长篇小说不依靠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19)。由此，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等方面，路遥均嵌入了现实主义的书写策略，并进一步以开放、创新、发展的姿态修正了现实主义的某些局限：叙事时间基本按照历史时间展开，在纵向上图绘历时性的、整体性的、全局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在横向上共时性地展现局部的、细部的、鲜活生动的生产生活场景；叙事结构既呈现出以人物为圆心的网络状放射性结构“全景式反映”经由三个人物及其关系网络得以呈现：田福军所代表的宏观性的改革叙述，孙少安所代表的微观(家庭)性的改革叙述，孙少平所代表的个体(个人)性的改革叙述；(20)叙事视角采取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作家相对自由地统观文本全局，相对灵活地转换叙述时空，并通过叙述、议论、评价甚至分析，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创造。就如同雷达所指出的那样，路遥“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力图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21)。 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路遥，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也呈现出叙事的新变。相比而言，路遥的现实主义新变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文本的开放、苦难的直视等层面，张炜与贾平凹则更多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开辟出更多的象征与隐喻的疆土。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的要务不在事迹的外在的经过和变化，这些东西作为事迹和故事并不足以尽艺术作品的内容；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22)在此种意义上：《古船》建构起历史叙事与个体叙事、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现实叙事与隐喻叙事等层面的对应关系，从而将家族荣辱兴衰与社会历史变迁特别是政党革命历程紧密有机地并置在一起，并建立起较为契合的“同构”关系，也建立起具体与抽象、实指与泛指、确定与延展之间繁复多层的意义系统。雷达就曾重点强调了《古船》叙事的特殊性：“当我们把视线投向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创作时，不能不承认，大量作品恪守的是传统的再现中的表现，很多作品难以摆脱被动式、依附式、平行式的思维框架；当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古船》中几个血肉丰溢灵魂痛裂的角色，看他们既处身政治经济狂斓又能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不能不深深感到，这样的表现中的再现式的作品，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大量作品是从‘群体’到‘群体’，它是从个体到群体；与其说它旨在‘改造社会’，不如说它旨在‘改造生命’。”(23)《浮躁》同样直面农村改革现实，整体上象征着对时代情绪的一种把握，恰如贾平凹所言，“我想怎样才能把握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个啥，你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也可以说是很混乱的，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你可以有多种说法，如果你站在历史这个场合中，你如果往后站，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只能用‘浮躁’这两个字来概括。”(24)总之，上述作品在叙事方面所呈现的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化、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心理描写的抒情化、叙述话语的体验化、叙述情感的诗哲化等种种洋溢着作家责任感、使命感和深厚情感的叙事姿态和叙事策略，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度、直面现实的观照深度，而且更澎湃着鲜活的体验，涌动着火热的诗情，从而使得这些作品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真正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典范之作。 当然，改革仍然在继续，变化仍然在发展，难以预知的宏观政策、不断涌现的严峻问题、变动不居的现实场景、扑朔迷离的改革重心，都导致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直面现实的描述，还是历史深处的反思，这一时期关注乡村改革的作家们关乎改革(制度)本身的姿态还尚未明确，批判与期待、赞颂与鞭挞、认同与拒斥、迷恋与清醒、支持与反对，几乎同样醒目地并存于文本之中。身处不断嬗变的历史之中，作家们一时难以分辨也难以理清。只有到了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前后，关注“三农”的作家们才在日益严峻的现实激荡之下，清楚地表述自己的姿态，清晰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在这种姿态与立场之中为步履维艰、问题重重的“三农”鼓与呼。 ①曾镇南：《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 ②张炜：《古船》，《当代》1986年第5期。 ③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城》1986年第6期。 ④贾平凹：《浮躁》，《收获》1987年第1期。 ⑤浩然：《苍生》，《长篇小说》1987年第13期。 ⑥刘玉民：《骚动之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古船〉和〈九月寓言〉》，载《说话的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17页。 ⑧雷达：《民族心史上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当代》1987年第5期。 ⑨黎辉、曹增渝：《隋抱朴的人道主义与〈古船〉的整体意蕴》，《小说评论》1988年第4期。 ⑩汪政、晓华：《〈古船〉的历史意识》，《读书》1987年第6期。 (11)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花城》1987年第3期。 (12)鉴于《苍生》、《骚动之秋》在艺术层面上的某些缺憾，本文不再对两个作品及其人物形象作深入分析。具体可参看：杨长春《从〈苍生〉看浩然的矛盾心态》，《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3期；雷达：《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返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曾镇南：《在蜕变的途中——评浩然的〈苍生〉》，《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荒煤《〈骚动之秋〉漫谈》，《当代》1990年第3期；绿雪：《“岳鹏程现象“辩证——评〈骚动之秋〉》，《当代文坛》1991年第2期；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王鹏程：《〈骚动之秋〉简论》，《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3)近20年之后，蒋子龙在《燕赵悲歌》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在艺术化的观照、反思现实的情况下，写作了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其主人公郭存先与岳鹏程颇多相似之处。可参看蒋子龙：《农民帝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冯肖华：《路遥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15)赵萍：《描写农村题材的又一部力作——评刘玉民小说〈骚动之秋〉》，《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6)路遥：《路遥小说选·自序》，《路遥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17页。 (18)[英]雷蒙·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葛林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661页。 (1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路遥自己在创作笔谈里也曾说过“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流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具体可参看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1)雷达：《史与诗的恢弘画卷》，《求是》1991年第17期，第44页。 (22)[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6页。 (23)雷达：《民族心史上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当代》1987年第5期。 (24)王愚、贾平凹：《长篇小说〈浮躁〉纵横谈》，《创作评谭》1988年第1期。标签：孙少平论文; 孙少安论文; 文学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反思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平凡的世界论文; 苍生论文; 人性论文; 农民论文; 古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