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困局与破局——中镇模式的设想与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969（2011）03-0222-11
大本钟—威斯敏特宫，埃菲尔铁塔—马尔斯广场，帝国大厦—曼哈顿第五大道，类似的都市标志构成了现代① 人心中的一种城市图腾。在历史的银幕上，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喧闹而又有序的画面，规划、建设、发展、成型的一座座城市和逐渐向之聚集并忙碌的一代代人跃然其上。这些画面的快速映现产生了一种格式塔式的效应，抹去了画面上人和物的差别，把它们统统揉成了一个进程——城镇化。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秩序井然、环境优美、生活舒适，人们几乎想要在城市——这一现代性的理想国中实现对摩登生活的所有美好愿景。然而，美好愿望的实现总要伴随着改变带来的阵痛，当生活重心由田园式乡村向工业化都市转移时，与喜悦相伴而来的是种种问题的浮现：人口压力、环境问题、心理病态……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和精神家园吗？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寄托吗？
不妨回到一百多年前问世的《资本论》。马克思以惊人的前瞻性和概括性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这里的“它”指的是资本，可引申为以资本聚集为趋动力的城市化。在这里，马克思的眼中有两样重要的东西——人、土地，两者在资本的驱动下改变了以往近似纯自然循环的相互作用关系，一部分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一部分人脱离了与土地的直接关系（即农业活动），由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即市民）。双重转变带来的影响是也双向的：一方面，失去可耕作属性的这部分土地在新用途下的组织、运作并非易事；另一方面，以新的交往（不管是生产上还是生活上）方式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必然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不适，而所有城市化的恶果几乎都源自于对这种双向影响的忽视，未能处理好生产力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发生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因此，以何种方式聚集，怎样处理人地关系便成为城镇化的关键问题。
1 中国城镇化的困局
1.1 城镇化在中国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以乡土为本的国家，但对城镇这个概念却并不陌生，事实上，中国在世界城镇史上书写了极为辉煌的成就。早在父系氏族的末期，城市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史记·五帝纪》记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聚（单个氏族成员的聚集地）”到“邑（若干亲近氏族的聚集地）”到“都（大型聚集地）”，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展现了中国城镇化的源起。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各种功能大大扩展，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了。《吕氏春秋》有云：“筑城以为君，造郭以为民”，对不同城区的功用做了划分；《史记·货殖列传》详细描述了当时陶邑、雍邑、巴郡、蜀郡、蓟、临淄、番禺等城市的物产和商业活动。到了北宋时期，都城开封更是将封建制度下的城市发展到了极致②。然而，囿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封建社会制度下人们不可能对城市的功用和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虽然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鸦片战争后外来资本主义的进入在一定程度刺激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但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城镇“化”。一是“化”的程度不足，这段历史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是相对自然、原始的，人与城镇用地的关系仅限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交换的产品却是在其他土地上出产。这样城镇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早期商业城市、城镇的各种功能至多是简单拼接，而非有机整合。二是“化”的水平低下，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斯金纳研究，1843年我国城镇人口2070万，城镇化率约为5.1％（不包括边远地区）。1843—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由2070万增加到5765万，人口城镇化率由5.1％增加到10.6％，但当时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28％[2]。城镇化率的整体低下使得城镇化范围局限，即使有少数城市的繁荣并形成区域联动③，也不能带动全国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以人民自身建设美好家园的诉求为动因、以政府行政力量为推动主体的城镇化新篇章④。建国时，中国只有132个城市，城镇化水平仅为10.6％，经过60年的发展，到2009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设市城市655个，城镇化水平46.59％，城镇人口达到62186万[3]。而且，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时期，预计到2020年，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6％左右，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亿左右[4]。
1.2 建国后两种城镇化发展战略
建国以后，从“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方针的提出和确立⑤，到“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被写入法律⑥，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逐步确立的背后是中国人民对解决自身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土地组织关系问题的不断探求。作为探求的理论群体和实践群体，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在争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小城镇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大中小并举论、因地制宜论、两头重点论等多种观点，其中，又以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镇重点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大城市重点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以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其理由在于：1）大城市固然外部成本较高，但规模合理的大城市有良好的聚集效应，由此带来的规模收益明显超过外部成本，经济效益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2）大城市比小城镇更能节省土地⑦。3）大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只要建立和完善合理的资金回流机制，用于大城市建设的巨额投资就会得到充分的回报。4）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加速城市化和发展大城市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收入水平的更快提高，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社会稳定。
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在其支持者看来：1）农村城镇化曾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起步阶段的共同选择。2）以农村小城镇为主加快城市化适合中国的国情，它可以使大量的农民迅速非农化，较快地进入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3）小城镇的发展是培育和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根本措施。4）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5）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6）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投资不到大城市的一半，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小城镇在吸收农业劳动力方面比大城市更具优势。
应该说，两种发展战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出发论证了中国的城镇发展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两者又都遇到了一些困难。
1.3 大城市论的困境
大城市论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发展大型城市需要大量的土地作为依托，城市扩张的初期一般以外延性发展为主，即扩大占地面积，这必然导致外围土地（尤其是耕地）被建设用地初次挤占；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有框架不能满足人口急剧增加和进一步发展空间的需求，必然大量增加新的建设用地，造成外围土地的二次挤占；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集聚的资源、劳动力、交通、政策等因素产生集群效应，城市规模如滚雪球般不可遏止地自动增长，外围土地的三次挤占也不可避免。国家的土地总量是有限的，一味扩大城市规模会导致两个后果：
一是耕地总量不断减少，“建设和吃饭”之间的平衡会被逐渐打破。统计资料显示，1978—1996年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加0.7个百分点，耕地总量年均减少24.89万公顷；1997—2008年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27个百分点，耕地总量年均减少72.89万公顷[5]。1997—2005年间，全国因建设占用所致的耕地减少总面积达到183.11万公顷，占期间耕地减少总面积的15.65％，其中，城镇用地耕地占用量为35.15万公顷，占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19.20％和耕地减少总面积的3.00％[6]。即使能够通过开发荒地、滩涂和废弃建设用地补充一部分耕地面积，其土壤肥力和熟化程度也远不能和因建设挤占的城市外围优质耕地相比。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会达到峰值16亿。按人均每年需要粮食420公斤计算，全国的粮食消费量为7.12亿吨。充分考虑各种生产条件后需要耕地1.31亿公顷，而2008年我国耕地为1.22亿公顷，可开发为耕地的后备资源约为600万公顷，耕地缺口至少达450万公顷[7]。如果耕地继续为城市规模扩张做出牺牲，全国十几亿人的粮食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二是建设可用地不断减少，难以维系今后发展。据专家测算，如果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变（人均133平方米），按照目前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2020年要达到城市化率60％、工业化率70％的目标，所需要的建设用地总量至少达到700万～1200万公顷，而可供建设用地的总量（包括农村建设用地）仅220万～260万公顷，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缺口[8]。以广州为例，调查显示，2007年广东城市建设可用地已被开发利用94％，储备土地仅剩6％，总计剩余3000多平方公里，还不足市辖10个区的面积总和。2008年至2020年，广州市可使用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只有148平方公里，按这样的土地消耗速度，2020年留给广州的用地量仅够用3年，临近的深圳2009年未利用土地面积仅为34.6平方公里，同期全市各类建设用地需求却高达300平方公里[9]。可以说，大城市是在用明天的地来完成今天的扩张，造成了城市发展“后继无地”的局面。
大城市论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人口问题。大城市本身人口基数巨大，而其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社会资源方面的明显优势又对流动人口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部分就业和收入稳固的流动人口群体扎根倾向明显，寻求融入当地，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出现了“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现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北京外来人口已由过去的500多万人迅速突破1000万人，加上本地人口，总人口超过2000万人[10]，已大大超出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上海、深圳两地每年的新增常住人口也都高达几十万人。大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衍生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
一是城市配套设施建设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以交通系统⑧ 为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交通有了较快发展，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一些城市交通拥堵、群众出行不便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在高峰期间仅在主干道行驶和拥堵着的车辆就接近三百万辆，2010年9月17日，京城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堵车，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过140条，全城路面交通几乎瘫痪。交通拥堵带来的后果是居民花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2008年武汉市居民出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居民平均每次出行耗时33分钟，比1998年的31分钟增长2分钟，居民每天平均用于交通的时间约为77分钟，较1998年的62分钟增加15分钟[11]。居民出行耗时的增加固然有城市框架拉大带来的影响，但城市交通系统建设与居民需求的不匹配是主要原因。
二是城市环境不堪人口重负，污染严重。大气环境方面，随着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排放污染物的影响日趋严重。环保部2010年11月发布的《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年度）》显示：作为中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主要来源的机动车尾气，去年排放污染物已达5143.3万吨；2009年环境监测显示，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很多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空气污染已经呈现出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的特点。同时，我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频繁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每年200多天的灰霾天气，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相关[12]水资源方面，持续增加的城市人口造成了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这种问题在水资源匮乏的内陆大型城市尤为突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加上南水北调的供应量，北京市未来自有水资源供水能力约为35.6亿至37.1亿立方米。而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十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北京22年的用水数据显示，虽然全市用水量总体呈减少趋势，但下降最多的是工业和农业用水，生活用水和环境用水量却在迅速增加。水资源的短缺长期看可以通过区域调水得到缓解，但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缓解城市供水压力必然导致对地下水的过度利用，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在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完成之前，北京还要继续抽取地下水，专家预计地下水位将下降到平均30米左右[13]。
三是持续涌入的人口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人口流动带来的犯罪问题十分突出。目前，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为非本地户籍人口所为，此一数据杭州已经突破了90％，而深圳近10年来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和被犯罪侵害的对象中，非深圳户籍的分别占到98％、95％以上，作案人员和受害对象“两头在外”的特点非常突出[14]。
1.4 小城镇论的困境
小城镇论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土地问题。理论上讲，“小城镇集中农村人口定居和大批乡镇企业，可把农村宅基地和工业废弃地复垦为农地，相对扩大耕地面积。”[15]但在实践中，一方面，作为小城镇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意识缺失，对土地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中央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规模的政策理解不够深入，把土地拍卖所得作为财政支柱，土地资源流失严重。另一方面，作为生产性用地的使用大户，乡镇企业所有权不统一，乡办乡有，村办村有，分布较散，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占地要求。据有关专家调查测算，由于分散建设，乡镇企业人均用地比城市企业多三倍以上，这对本已浪费严重的土地资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再一方面，由于规划不科学，调控措施不到位、约束体制不完善，小城镇大多采用粗放的外延式扩张模式，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问题十分突出，且出现了“多征少用、多占少用、早征迟用，甚至不用、占而不用、好地劣用”[16]的现象。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城镇人均用地达到了149平方米，比大中城市人均用地多45％～80％，比国家推荐的100平方米/人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多出近50％[17]。
小城镇论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效率问题。小城镇论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分散式发展的道路，主张在农村定居点的基础上发展功能完备的小型城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在面积相对较小，人口相对较少的区域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城镇设施体系，这就意味着整个系统的单位投入效费比低于大中型城市。以污水处理系统为例，1万～2万人口的小城镇，如果要建设污染处理设施，总共大概需要5000万元，即人均5000元。而在100万～200万人口城市建设生活污染处理设施及配套，20亿可以做得比较好，不到小城镇相应人均成本的一半。
小城镇论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是污染问题。小城镇现阶段的一些特点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一是小城镇规划滞后，不能同时满足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功能分区不完善，集中、高效的污染防治基础设施严重缺乏。据统计，目前有65％左右的小城镇没有将环境规划纳入城镇总体编制中，小城镇废水处理率仅为27％，垃圾处理率仅为47％[18]。二是作为小城镇发展经济的主要组织方式，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着发展功利性较强、不能处理好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生态效益的关系、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的问题，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公报》显示，乡镇工业主要污染物在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中均达到或超过半数，1999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为3881万吨，其中乡镇工业的排放量为2726万吨，占排放总量的70.2％[19]。三是小城镇的居民以刚刚完成农民——市民身份转变的群众为主，环保意识相对薄弱，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和固体垃圾随意排放、丢弃现象还比较常见，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农膜和塑料包装物造成的污染也比较严重。
1.5 小结
大城市论的关切点是“省”，把大城市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方式，认为发展大型城市有利于土地、资金的高效利用，能够克服较高的外部成本、带动稳定的城镇化并实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小城市论的关切点是“快”，紧紧抓住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现状，把农村作为城镇化的策源地，试图以较低的城镇化水平换取较快的城镇化速度，并把这种低水平的城镇化作为高水平城镇化的过渡阶段。
客观地说，两种发展思路都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城镇化的重点，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以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两种发展思路都不能算得上“好”：大城市论走的是集中式发展道路，必然导致人口的不断聚集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但在各种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大”没有出路，城市将越来越不堪重负，环境污染、社会问题非常突出，后续发展严重受限。小城镇论走的是分散式发展道路，必然导致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散，利用效率低下，浪费现象明显；小城镇建设缺乏合理规划，经营者和群众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总的来看，“大”、“小”两种发展理念，都没有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与人、与地、进而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诸多难题的产生。
2 破局——中镇模式
在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镇重点论两种发展思路都被证明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况下，中国城镇化到底迈向何方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事关国家能否又好又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在吸收“大”、“小”两种发展思路优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进两者的缺点，寻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城镇建设模式，并在推广这种新型城镇建设模式的同时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前进。推广中镇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提出的一种解决中国城镇化走向问题的思路。本文所谓的中镇模式，即是中等规模的城镇发展模式。
2.1 中镇何以可能
纵使城镇化理念不断更迭，城镇组织方式不断更新，最终都是为追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人、地合理配置方式作出的积极探索。城镇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体系工程，自身组织结构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而中镇则是城镇发展的逻辑顺延。以发达国家为例，其城镇化走了一条与哲学上“否定之否定”颇为相似的道路，路径大致可描述为“农村—城市化—大城市化—逆城市化”。城镇化初期人口快速聚集，中期为缓解人口压力和扩展发展空间城镇规模急剧扩大，后期占地面积达到上限阈值、城市负载达到极限后化整为零，卫星城市或小城镇纷纷兴起。在“否定之否定”环节后，一些具有较好区位条件或资源优势的小城镇在竞争和对比中脱颖而出，吸引了更多的经济要素和较多的人口，客观上对零散的小城镇进行了低强度的有机整合，形成了中等规模的城镇。这些中型城镇实际上成为了区域性中心城镇，起到了整个城镇体系中2级节点的作用⑨，她们以自身优势为导向，集聚了区域内的相关产业活动，明晰了城镇体系中各个功能块区。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专业化和分散化，中型城镇将承担起许多中心城市的职能，大大提升自身在城镇体系中的作用，形成“少（相对于小城镇）而精”、“小（相对于中心城市）而强”的局面。同时，随着各种特色的中型城镇的兴起，原先分散在小城镇和聚集在中心城市的人口根据自身产业活动有目的地向中型城镇转移，使城镇人口的分布趋于社会学上的完美结构“纺锤形”，进一步提高了城镇体系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而其辐射性和示范性带来的模仿效应也将使越来越多的小型城镇进行整合，形成更多的中型城镇。
2.2 中镇命名的渊源
中镇概念的命名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对小城镇的社区研究，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启发。
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上，中镇是一个学名，“中镇”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美丽小镇，因林德（Robert S.Lynd和Helen M.Lynd）夫妇1924年在此进行社区研究而闻名遐迩。“中镇”的原名是“莫西”（Muncie），一个是无名小镇，因为随着林德的经典社区研究成果——《中镇：现代美国文化研究》与《转变中的中镇》的发表，“莫西”作为中镇（Middle Town）而变为美国第一社区，得到学者和政府官员的特别青睐，以致现在中镇研究已经变成一种专门学问，学者称之为“莫西学科学”。随着后续的不断研究，中镇已经成为非常著名的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然而中镇的研究留给我们的想象则是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之外：比如中镇研究能否在方法论上走出社会学的框架，中镇是否可以还原为生态型或者物理学上的研究而指涉乡镇的规模或者说不同规模的乡镇社区问题研究。当思考到规模问题的时候，中镇研究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成为观察中国城镇化模式的一个变量。这就是美国中镇研究对本项研究的启发。
中国的中镇称谓则是指古代五镇之中的一个镇。在中国历史名山中，可与五岳齐名的曾有五镇之山。我国名山自古以来就有岳与镇之分，岳是国之名山，镇乃一方主山。相传镇有安定一方之作用，故被称之为镇。由于岳与镇都是历代帝王封禅祭祀圣地，因此在历史上地位很高，是国家礼制最高名山：即东镇之山——山东沂山，西镇之山——陕西吴山，南镇之山——浙江会稽山，北镇之山——辽宁医巫闾山，中镇之山——山西霍山。“中镇霍山于霍州”，霍山名排五镇之首。在这里中国的中镇尽管含义丰富，比如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但是更多地指涉在不同地方的山景。位置学意义上的中镇同样给我们带来启发：当下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乡镇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才算合适？
2.3 中镇的概念
中镇是建立在几个小城镇基础之上的、不完全脱离农业生态环境的、起地区性带动作用的中型城镇，它和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以大量农业人口为支撑的、资源节约的、环境友好的紧凑型城镇。中镇的建设就是要有机整合地理位置相接的若干小城镇，将人与土地、工业与商业、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都考虑在内进行最优化的城镇人口和基础设施配置，通过整体规划、长远规划，避免大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2.4 中镇M-T模型
中镇城镇M-T模型体现了从宏观层面上构建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设想（如图1）。针对该节约型城镇化模型体系中的相关元素，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
图1 节约型城镇化M-T模型示意图
2.5 M-T模型元素描述
（1）资源型发展与土地制约（内核原理）。
城镇形成发展受制约的因素很多，但有一个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居于核心地位，即土地因素，尤其是对昆山等东部城市而言，土地因素单一表现为耕地。耕地资源的有限和国家对耕地资源的保护使得城市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城”在古代的意思就是城墙圈起来的“地”，无地即无城。土地成为当前城市发展模式之下的制约因素。
（2）人口、资源、环境、现代化城镇体系（内部动态三项式定则）。
人口集聚增长、以土地为代表的有限资源耗费、环境的整体城镇化和现代整个城镇化体系指标的建立与达标，归结起来为：人口、资源、城市环境的三项式张力，张力所处的环境和张力本身并不是静止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城镇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均衡发展，这种动态的均衡与整个城镇化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相对于外部因素而言，这种张力主要还是体现在城镇化进程的内部（如图2）。
图2 内部动态三项式定则图示
M-T城镇模型必须有整体上的节约、集约和适度发展为特征。因此也必须做到：1）实现集约紧凑的市域总体发展；2）产业布局在市域空间上的规划落实；3）适应各城镇的建设特点，有利于发挥各城镇的优势；4）明确市域为满足生态保护需要而控制的土地；5）近远期结合，即适应近期发展需要又留有发展用地；6）考虑土地使用的兼容性，提高土地使用的灵活性。
2.6 对中镇的检视
从城镇规模上看，中镇应是规模适中、结构紧凑的。中镇建立在几个小城镇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占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处于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因其与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密切关系，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种带有某些城市特征的生态型紧凑城镇。中镇建设土地利用强度高、建设集约、空间发展多向、密度合理，其适中的城镇规模、紧凑的结构能够有效解决人与地的空间关系问题：一是可以节省土地资源，既能保护耕地，又能储备建设用地，还能为城镇提供大量的绿色空间，避免蔓延式发展；二是有助于发展公共交通，有利于节能环保，减少出行时间和距离，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三是确保城镇基础设施的有效利用，既不过载，也不空转；四是有利于就近提供就业岗位，增强城市活力，为城乡和谐创造条件。
从城镇发展思路上看，中镇是内涵发展、注重质量的。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发挥城镇相对农村的各种优势，以集聚效应推进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人口转移或是建高楼、建工业。中镇恰恰抓住了这一核心问题，在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同时，更强调城镇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的提升，转变长期以来粗放式用地、用能的习惯，明确了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的重要性。中镇的发展也因此由以往片面注重追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人口转移速度和工商业简单堆叠，改变为以提升城镇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实现环境优美、基础设施齐全、内需旺盛、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目标。
中镇的规模和发展思路决定了其建设和运行是节约、环保的。资源环境基础是否牢固，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中镇化正是建立在资源能源承载力基础上的城镇化，其占地面积、人口数量适中，避免了城市面积过度扩张造成的资源压力，避免了人口密度过大造成的环境恶化；其内涵式发展思路注重科学规划建设、注重完善基础设施，避免了小城镇过度分散、遍地开花造成的资源浪费，避免了无序生产生活造成的环境破坏。随着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中镇模式运行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优越性将更加突出。
3 对中镇模式推进路径的讨论
中镇模式重点破解的是人与地合理配置、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难题，问题覆盖面广、范围大，既牵涉农村改造，又事关城镇建设。因此，探索出一条又好又快推进中镇模式的合理路径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需要学界同仁共同的持续探索和深入讨论。作者认为，要推进中镇模式，必须以战略性空间规划为建设前提，以镇域、区域联动为整合基础，以动态、开放的户籍政策为人员保障。
中镇的建设对土地的利用是紧凑的、节约的、适当的，因此，建设过程中的空间规划必须站在战略性的高度，以节约集约用地、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为基本原则，做好土地规划工作。一方面要统筹协调土地利用与城乡建设、与工业、商业、农业、生活等空间类规划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缓解土地紧缺的状况。中镇规划的主要用地指标应与现行规划相衔接，严格控制增量，着重对建设用地结构、布局进行调整和整合，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坚持开源节流，合理利用未利用地和非耕地，积极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20]，对农业用地、建设用地进行拓展性的立体开发，通过空间立体开发，减少交通和仓储对地面的占用，以提高土地空间资源的承载力和经济容量，提高土地资源的整体集约效率和附加集约效率，有效缓解城镇化进程中越发严重的人地关系紧张的难题。
中镇的形成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地理位置接近的小城镇进行强制的行政整合，而是对资源存量、功能分区相近或者互补的小城镇进行顺势而为的有机整合。因此，推进中镇模式必须深入了解相邻各镇现有资源存量和担负功能的差别分布和比较优势，在基于地区间、城镇间要素禀赋互补特点的基础上，在发展系统性、整体性的指引下，发挥比较优势，在人员流动、产业布局、公众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探索互惠互利的共赢机制，加强镇域间以至区域间的联动与协作，积极开展区域间资源比较优势的转移和拓展，寻求在一定时间、空间和有限的资源供给范围内镇域间、区域间比较优势的互补与联动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水平有别的若干小城镇优劣互补，为其进一步进行整合、统一发展提供经济上的基础。
中镇建设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相当规模的人口流动，必须保障这种人员流动（尤其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畅通。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些农民虽已进城务工多年，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和相应的市民待遇；一些名义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的城市并没有在福利制度上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新市民”不如“老市民”。这些状况打击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积极性，阻碍了人口的流动，不利于中镇模式的推进。因此，必须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动态、开放的户口迁移制度以及利益无差别的居民身份制度，减少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镇以及城镇整合过程中的人为人口流动阻力，为中镇模式的推进提供人员上的保障。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型城镇化行进到需选择方向的路口。这个路口不是丁字路口，而是十字路口，不是只有“大”、“小”两条路可走，而是还有取其中的“中”路可以走。中镇模式可汲取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可克服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规模适中化、发展内涵化、建设运行节约环保化，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人与人、人与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的新的生存空间的合理配置方式，更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科学走向。
中国城镇化，迈向中镇，迈向美好未来！
收稿日期：2011－07－08；修回日期：2011－07－15
注释：
① 这里的“现代”并非是对当下的概括，而是指任何时间点上追求未来的一种状态。未来永远是当下的下一瞬间，人也永远不会停止对未来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存在的当下（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即是过去，“现代”即是未来，而当下的“现代人”正是把城市看做他们存在的未来的载体。
② 当时开封城内有近10万户人家，约50万人口，加上禁军、游民等不入籍人员，鼎盛时期全城有约100万人口，是10～12世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③ 宋代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有71个市镇，明代增至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平均每县分布8个或9个市镇，已经形成了市镇网络的雏形。
④ 封建社会的中前期，数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均是由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且人口迁移仅限于地理位置迁移，并未确立农村—城市的转移路径。封建社会的末期，城镇化的主要推手是外来资本主义势力，中国人民作为城镇化后果的承担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和进入这一过程，自身诉求并来得到体现。
⑤ 1980年12月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1984年1月国务院颁布《城市规划条例》确认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
⑥ 1989年12月颁布的《城市规划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⑦ 指土地利用率高。
⑧ 这里指广义的交通系统，包括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
⑨ 1级节点为中心城市。以欧美城镇模式的典型洛杉矶市为例，其城市结构为洛杉矶市区＋若干卫星城（镇），洛杉矶市区即为1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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