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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应运而起，一发而不可止
中国电视连续剧的起步是在1980年。
当国外电视连续（系列）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在中国荧屏上展现出一个个神秘或传奇故事，使中国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传递来电视连续（系列）剧的新鲜概念。中央电视台在积累了最初的单本电视剧制作经验后，决策投拍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主题是歌颂共产党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1]然而出师不利，剧情和表演上的明显漏洞立刻受到观众的批评。继之，山东电视台改编《水浒》，以“人物志”的体式拍摄电视连续剧《武松》。1981年推出前三集《醉打蒋门神》、《身陷都监府》和《血溅鸳鸯楼》。一场醉打，使武松形象鲜明生动地屹立在观众面前。鲜明的民族风格、精彩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中国电视连续剧的第一部成功之作。
为解决电视台节目源的当务之急，1982年广电部决定自办电视剧，号召各地电视台把拍摄电视连续（系列）剧作为重点，由此拉开了中国电视连续剧大发展的序幕。
1982年有3部电视连续剧引起较大反响，其中两部改编自刚刚问世的有影响的小说。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4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第一次以艺术长卷的形式在荧屏上再现“文革”时期一代知青的人生岁月，在充满时代特征的社会环境和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塑造了柯碧舟、杜见春、邵玉蓉等当代知青形象，谱写出一首令人难忘的青春的歌。另一部改革题材电视连续剧《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其对人的个性色泽的理解实际上也深入到人道主义的层面。第三部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鲁迅》（1—4集）形象真实地表现了少年时代的鲁迅，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与社会家庭环境。
从《敌营十八年》探索情节片的路数，到《武松》开创电视连续剧改编古典文学名著的先河，到《鲁迅》率先兴起人物传记片之风，特别是《蹉跎岁月》和《赤橙黄绿青蓝紫》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推涌下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呼应时代思潮，表现出中国电视连续剧从诞生起就呈现出严肃思辨和积极艺术探索的活跃姿态。1983年3月，适应电视连续剧创作日趋旺盛，第三届“飞天奖”评选将电视剧分为电视连续剧（3集以上）和单本剧（1集至2集）评选，以增强可比性。《蹉跎岁月》和《武松》双获本届电视连续剧一等奖。至此，我国电视连续剧起步时期的三个阶段宣告完成：在四年时间内，从借鉴，自创到参评。
八十年代前期的电视连续剧大致沿着起步时的方向发展着。人物传记片又有《华罗庚》、《徐悲鸿》、《向警予》和以张海迪为原型的《生命的故事》。山东电视台据古典文学名著《水浒》又改编拍摄电视连续剧《顾大嫂》和《鲁智深》，湖北电视台据《三国演义》改编拍摄《诸葛亮》。通俗情节剧也有重要收获，5集《少帅传奇》、13集《夜幕下的哈尔滨》和3集《杨家将》各具传奇色彩，故事曲折生动。在中国电视连续剧中这是通俗剧的滥觞，它所标志的连续剧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这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另一部知青题材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编导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的悲剧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真实地反映我国同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并对他们用青春和生命开发祖国边疆的业绩作出公允的评价”[2]。4集电视连续剧用线性的叙事结构串连起“闹事现场”和“裴晓芸牺牲”两个重场戏的“环”，使观众沿着这线与环的结构方式进入一代知青的世界。剧目塑造最成功的形象是裴晓芸，明洁、抒情、悲壮的镜头画面感人地展示了裴晓芸的意识流——她渴望理解、渴望爱情、渴望温馨、渴望自由……可以说这是表现“文革”中人们渴望“人性的复归”的最精彩的片断之一。《今夜有暴风雪》在反映生活的历史内涵，塑造人物形象，以及发挥电视视听语言功能上的较大突破，使之成为八十年代前期最具代表性的电视连续剧。
电视连续剧雅俗共赏，走向繁荣成熟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电视连续剧进入大发展的时期。从1985年到1989年这五年中，在短篇电视剧生产逐渐滑坡的同时，电视连续（系列）剧由年12部121集发展到276部1232集，超过短篇电视剧将近一倍。
电视连续剧在大发展中走向全面繁荣。各种题材、各式类型、各具风格的优秀电视剧竞相迭出。1985年北京电视台鼎力推出的《四世同堂》，标志着中国电视连续剧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四世同堂》不仅以28集的宏大规模结束了我国不能拍制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历史，而且以深厚的历史容量、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深重的民族风格将中国电视连续剧创作推上新高度。
《四世同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播出，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在那个汇聚着特定历史岁月的小羊圈胡同里，曲折生动的剧情发展使戏剧矛盾在人物命运的演变中跌宕张驰，构成扣人心弦的艺术张力。而那些对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有深度的剖析，又使爱国主义主题得到了张扬。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情风俗和地道的北京方言，又使其活脱脱地成为沦陷时期古都北平的风俗画。《四世同堂》对中国电视剧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肯定与巩固了电视连续剧雅俗共赏的艺术方向，它以其丰富深邃的历史内涵和淳厚朴实的民族文化特色，汇合成深沉的艺术感染力，把雅俗两个不同欣赏层次吸引到一个焦点上，为日后通俗电视剧的大发展树起一个成功的路标。
《四世同堂》以后，根据柯岩同名小说改编的12集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再次轰动京城。剧目以充满诗意的风格描写工读学校学生的遭遇和心态，表现工读学校的老师们全身心地关心、教育、挽救这些失足的孩子，并以其对历史的回眸和向社会的幅射实现了对题材的超越。在原作者的执着坚持下，编导许雷精心设计了别具一格的电视剧片头——高高的白桦树林中，围着红头巾的倩倩时隐时现，红头巾像火焰，像征着理想和希望，白白的雪地上传出姑娘银铃般的笑声，父亲寓意深长的话语，烘托出全剧既富有哲理，又有浓郁抒情气氛的艺术风格。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12集电视连续剧《新星》则充满激情地将镜头对准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主人公李向南——年轻的新上任的古陵县委书记，与“乔厂长”同属一个系列的改革英雄。他被时代潮流推上历史舞台，以其特有的勇气与才情面对盘根错节的社会阻力，在小小的古陵县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改革活剧。尽管他行走的每一步都很艰难，但他解决问题的凌厉气势和精明决断，把古陵的改革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新星》正是以这样明朗高亢的格调敏锐地表达了变革时期的时代意识和渴望国家安定繁荣的民族心理，“顺乎民心，出了民气”，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但电视剧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青天人物”身上的潜在意识又受到一些评论者的质疑。
在一部又一部优秀电视连续剧的推涌下，中国电视连续剧不驻足地向新的高度登攀。1986年是中国电视连续剧的更大丰收年，这年的作品以恢宏的气度，博大的容量，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突破，造就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一片灿烂辉煌。其代表作首推获第七届“飞天奖”特别奖的《红楼梦》和并列一等奖的《努尔哈赤》与《雪野》。
16集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将努尔哈赤成就霸业的征途与家族家庭的尖锐矛盾交织，写他一次次违心地把个人情感牺牲于政治需要，写他东征西伐中杀子鸩弟，写他血染战袍时心灵破碎，以浓厚的悲剧意识与史诗气质艺术地塑造出建立霸业的女真族英雄努尔哈赤形象。在战争场面的摄制上，导演陈家林大胆使用两极镜头组接画面，以壮阔的镜头画面令人信服地打破了电视剧“屏幕小”，只宜表现“家庭题材”的观念，大大拓展了电视剧镜头的摄影视野。
另一部在电视荧屏上展示出壮阔场景的是11集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导演尤小刚在南疆前线部队配合下，将剧中的出征誓师大会和子夜凯旋场面拍得气势磅礴，动人心弦。片头片尾那巨大军旗下带着硝烟走来的人们，那势如潮涌金戈铁马的凯旋之师，无不具有强烈的表现意义和象征内蕴。而男主角童川以其刚毅和挚诚被视为新时期影视中第一位“中国男子汉”。
塑造人物形象同样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还有7集当代农村题材电视连续剧《雪野》。剧目以写实的手法，浓烈的东北农村乡土气息，描写一位农村妇女吴秋香的人生命运和心灵历程。女主人公除了善良、勤劳、忍辱负重的一面外，更为凸现和活跃的性格剖面是对爱情和自身幸福的不可遏制的追求。而农村的经济变革，为吴秋香发挥聪明才干，勤劳致富，增强自我意识，主动追求爱情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吴秋香的前夫齐来福如今坦诚地以雇工身份参与和支持吴秋香的经营，是电视剧里又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重要情节。
中央电视台集数年之力，将代表“中华文化近古盛世”的文学名著《红楼梦》以全本的宏大规模改编拍制成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成就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一项重大工程。对于小说《红楼梦》历来就有不同的理解，自二十年代以来不断地改编成不同面貌的电影、戏剧等。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以“忠于原著，重视续作”的态度，从社会悲剧立意，将全剧36集分为三个单元，用“不断放出小型的霹雳，一步步向目的走去”的手法，展示金陵世家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败落史，又采用“依势造景”的章法组织每集的内容。适应小说原著的文学风格，电视连续剧确定了“流畅、深沉、精细、浑厚”的八字方针[3]，并全部起用“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达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所能达到的高度”，获得强烈反响并引发出“红学”史上的又一次“红楼热”。
八十年代后期，电视连续剧越拍越长，越拍越多，电视连续剧艺术把握世界的魅力与能力大为扩展。其厚重的成果不仅有力地为“电视是否是艺术”的争论划上句号，而且一再突破传统的关于电视剧“屏幕小”“只宜表现家庭题材”的观念，以其崭新的姿态和众多的优秀电视剧令人刮目相看。
当电视连续剧耸立起一座座艺术高峰时，电视屏幕上也越来越表现出通俗化的态势。一部又一部的“市民剧”、“通俗剧”、“情节剧”涌上荧屏，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引起相关的讨论。在第八届“飞天奖”评选中，通俗剧《乌龙山剿匪记》获电视连续剧三等然，《啼笑因缘》获提名，标志了通俗电视连续剧所获得的成就和对电视连续剧通俗化方向的肯定。
八十年代后期，电视连续剧创作对教育题材给予了较大关注，1988年至1989年播出的教育题材电视连续剧《师魂》、《绿荫》、《神圣忧思录》和《万年忧患》在歌颂主人公对教育事业的全身心投入时，也表示了对教育现状不如人意之处的“神圣忧思”。其次是改革主题呈“扩散”态势，从《大角逐序曲》、《狂潮》“全景式”地正面展示现代工业的变革浪潮，到《葛掌柜》塑造出农民企业家形象，再至《大马路小胡同》、《裤裆巷风流记》、《带后院的四合院》以及《篱笆·女人和狗》等，逐渐将改革开放推置为背景，表现各式普通人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心态变化。再次是《商界》、《大酒店》、《汉正街》等电视连续剧开始涉足商界，传递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各种信息。受到好评的剧目还有《严凤英》、《铁人》、《末代皇帝》、《大学》、《长城向南延伸》、《蓝色国门》、《甄三》、《艾黎和何克》等。
1989年电视连续剧产量剧增，报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由上一年度的110部899集骤增到276部1232集，创造了十年来电视连续剧生产的最新纪录。而同期短篇电视剧生产滑坡，电视剧创作向电视连续剧急剧倾斜，电视剧创制者们注意力的大幅度转移，尽管被有的评论认为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信号”，“预示了电视剧总体质量的停滞不前”，但其态势却无法逆转，电视连续剧仍在蓬蓬勃勃发展着，为适应电视连续剧产量骤增的情况，从1990年起“飞天奖”评选将电视连续剧分为中篇（3集至8集）和长篇（9集以上）分别评奖。
电视连续剧弘扬“主旋律”，“室内剧”勃然兴起
九十年代，中国电视连续剧突飞猛进，至1995年度全国年产电视剧达6000集，其中主要是电视连续剧。适应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在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的同时思考和探索如何向市场经济靠拢。
这时期党中央加强了对电视剧的思想导向，一再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电视连续剧凭借自身的优势，扫瞄改革开放的中国热土，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讴歌锐意奋进的中国人民，特别着意于表现中国现代大工业、高科技成果，以及由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面貌、新思路，显示出这一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堪称中国两弹上天的形象的“编年史”的10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神火》第一次全景式展现了那些为新中国研制原子弹、导弹的人们所走过的艰苦辉煌的历程。与《中国神火》属于同一格调的电视连续剧《天梦》、《太阳的摇篮》、《走出沼泽》、《亚细亚人》、《出路》、《大潮汐》等都是充满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艰苦奋斗，依托现代科技实现中国人强国梦，或者是表现国有大型企业的转换体制再创辉煌的大气磅礴之作。
九十年代，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国东南沿海涌动时，中国电视荧屏也因《公关小姐》、《深圳人》、《外来妹》、《情满珠江》等一部部题材新颖、形象鲜明的电视连续剧的播出，刮起一阵阵强劲清新的南国都市风。这些电视剧受到普遍的欢迎和肯定，与其说是表现了南国都市的风景线，不如说是感受到南国都市风景中的改革潮；与其说是描写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故事，不如说是这些故事中人物新的生存空间，新的思维和情感，吸引和打动了千百万电视观众。这其中最具思想力度的10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以“纷繁的信息”和“很强的时代感”触及了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新敏感点。[4]剧作描写一群北方山村姑娘南下珠江三角洲，在外资企业当“打工妹”。跨越了巨大的时代和空间，在市场机制的全新环境里这群“打工妹”身不由己地面临着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重铸。主人公“小芸”最终出任乡镇企业厂长时，她又在更高的富有现代感的层面上坚持了正义和道德感，实现了对淳朴乡风的回归和对竞争中利己主义的扬弃。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中国荧屏上还有一批旨在为当代农民谱写“改革”心史的电视连续剧，如《艰难的选择》、《山不转水转》、《大雪小雪又一年》、《回娘家》、《双桥故事》、《神禾塬》、《一村之长》等，其中韩志君、韩志晨编剧，陈雨田导演的《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和《古船·女人和网》“农村三部曲”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1990年初推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是一部引起举国轰动，并对室内剧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的剧作。“《渴望》现象”标志着中国电视连续剧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显示出电视连续剧对大众审美心理的重视。《渴望》从家庭伦理的层面，取贴近市民生活的视角，编织起一个曲折感人的人生故事，不仅再现了十年动乱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延续出一条让人为之动情和关注的情节线，更为重要的是适时地表达了新时期以来人民群众对“人间真情”的渴望与呼唤。《渴望》的创制者们在提笔前就商定“一定要让老百姓爱看”，在刻画人物性格和描写人物命运时采用类型化和极端化的审美创造方式，以“东方女性”的模式塑造刘慧芳，以“恶大姑子”塑造王亚茹，以“酸酸的知识分子”塑造王沪生，以“默默的追求者”塑造宋大成。在确定了人物性格的质的规定性后就将其推向极致，“让好人好到家，又倒霉到家，”[5]造成人物命运的一波三折，女主角刘慧芳就在这“倒霉到家”的过程中，展现了她具有善良、温柔、坚毅、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等传统美德的中国劳动妇女形象。她作为历经磨难而又坚持真诚与善良的化身，赢得了人们的极大同情与喜爱。
1988年，导演蔡晓晴率先使用“棚内搭景，多机拍摄”的方式拍制9集电视连续剧《家教》，大大缩短了拍摄周期。而引起广泛重视，对“室内剧”这种样式和生产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渴望》，《渴望》实际上成为我国以基地化生产方式制作大型室内剧的潮头。继《渴望》和喜剧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之后，京城又推出《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过把瘾》、《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一系列大型室内剧。这批京城室内剧采用王朔的小说模式和调侃的语言风格，推带大量各式广告，以“编故事”和“工厂化”的生产方式一部部推出，却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观众的冷淡和批评界的质疑，暴露出自《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就潜在着的市民意识和急功近利的负效应，即热衷于以“侃”的方式“组装”现代传奇，而忽略对剧作历史内容和美学个性的殚精竭虑。
就在京城室内剧引起人们思索的时候，别处的一些室内剧因为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上，汇入时代的“主旋律”而深厚和坚实。上海黄允编导的28集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讲述二十年代从苏北农村逃到上海滩的贫苦女孩李若男，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奋斗成为一位民族实业家的故事。天津电视台拍摄的30集电视连续剧《风雨丽人》同样是从女性角度折射时代的风云，写两代女人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追求。在叶秀清、如霞两代女性命运遭际的真切动情的描画中，实际上展现出共和国诞生以来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更具当代性的是陕西电视台录制的22集电视连续剧《半边楼》。在那座高校知识分子居住的半边楼里，演示着高校教师在现实生活中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涌动的是翘望，燃烧的是期求。”就在这些与整个社会变革息息相关的人和事中提炼出当代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历史责任感和命运的严肃课题。这几部室内剧，都从“室内”走向社会，在通俗化的故事中融进史诗意识，或者从狭小的“半边楼”里排演严肃的社会问题剧，以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形态构成了室内剧多样化探索的局面。
九十年代初还有一批各具风彩的电视连续剧受到好评。1990年与《渴望》相映生辉的是根据钱钟书同名小说改编的10集电视连续剧《围城》。这部电视剧以电视视听语言再现和延伸了原著的神韵风貌，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标志着电视剧汲取文学营养的最新审美境界。《杨乃武与小白菜》是通俗剧的喜人成果，它将一个民间广泛流传的公案故事改造提炼，在其通俗性大众化的故事框架中开掘出爱情悲剧和公案中的社会、政治内蕴，通过“三堂会审”、“三朝会审”等重场戏揭示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及权力之争，成为“连续剧的通俗化”和“通俗剧的深刻化”的一个成功范例。1993年播出的21集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又是一部题材新颖、引起轰动的作品。大洋彼岸的人生风景，精心营造的声画时空，流畅的蒙太奇节奏使观众耳目一新。同《渴望》一样，《北京人在纽约》也是用一种模式化的传奇和类型化的情节讲述了一个娓娓动听的世俗故事和循循善诱的道德寓言。九十年代初电视连续剧的优秀之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巨人的握手》、《死水微澜》、《粉墨情痴》、《都市风流》、《南行记》、《赵尚志》、《唐明皇》、《女人们》、《巾帼悲歌》、《格萨尔王》、《孔子》、《纪委书记》、《杨家将》、《擎天柱》、《看不懂啦，女人们》、《白马》、《黑槐树》等。
1994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主旋律”的阐述，引导中国电视剧艺术工作者全面正确地理解“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内涵和辩证关系，积极创作表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风貌，鼓舞人奋发向上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潮起潮落》、《年轮》、《沟里人》、《农民的儿子》、《乡里故事》、《秦川牛》、《河弯弯，路弯弯》、《苍茫》、《京九情》、《天路》、《士兵今年十八九》等一批跳动着时代脉膊，反映当今我国工业、农业、军队、科教等各条战线的现实生活，为社会主义新人传神写貌的颇具艺术魅力的电视连续剧，和《东方商人》、《昌晋源票号》、《大老板程长庚》、《雪震》、《上海大风暴》、《马本斋》等内蕴深厚的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激扬起九十年代中期荧屏上“弘扬主旋律”的浪花。
根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黄蜀芹导演的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以“遗弃与重逢”的极具情节性与感情张力的故事重新唤起关于“知青”的记忆并向心灵深处开掘。“知青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以八十年代初期的《蹉跎岁月》为发端，如果说《蹉跎岁月》描写了一代青年对知青生活的回顾和对心灵伤痕的抚摸，那么继后的《今夜有暴风雪》以知青返城前夕的骚动表现出这代青年反思后对于生活的重新认识，其姐妹篇《雪城》则进一步描写了知青返城初的失落和寻求。1987年的《凯旋在子夜》将知青人生放置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背景中，实际上标志着知青题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的升华。1992年的知青题材电视连续剧有《荒路》和《中国知青部落》，《荒路》从“文革”前夕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孽债》顺应岁月流逝、时过境迁而情结积淀的情态，让五位遗留在西双版纳的知青后代去寻找和打量他们已返回上海的父辈，又一次续接上了知青题材。然而更多的是对上海普通市民心态的扫描，由此衍生浓郁的“海派”风格，并直接使用原汁原味的沪语，透视上海人的生存空间。伴随着“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主题歌，在重逢搅动起的尴尬和无奈中牵动出殷殷真情，呼唤当代人的良知。
中国电视剧的起步就是以纪实风格表现“凡人小事”，观众对真诚而非矫情地表现社会生活表现出明显的亲和倾向，现代纪实美学的崛起将纪实性电视剧推向新高度，从1989年至1993年度，纪实性电视剧有29部获“飞天奖”。1992年9月18日开封市博物馆文物被盗案的侦破，激发了《九·一八大案纪实》主创人员的艺术创新热情，立足于题材本身的完整性、新闻性、思想性和可视性，导演陈胜利在此剧中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态和最大限度地靠近心灵。”[6]以电视视听语言复现而不是重构这一事件，甚至保留一些看似无关紧要但却使人感到分外自然真切的细节。同时坚持让参加侦破的原班公安人员出演自己，将案情录相、采访和扮演组合，以跌宕起伏的侦破过程和高度接近原态的纪实风格撼动人心，震动荧坛。这一“电视剧录制拍摄历史上一次奇特而罕见的遭遇”实质上是“对新闻纪实体电视剧一次更高层次的开掘。”[7]
《九·一八大案纪实》也是新时期我国公安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光辉标尺。自1988年播出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以来，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构成了中国电视连续剧中强劲壮美的一脉。据不完全统计，仅1994年全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公安题材电视剧约21部114集，数量高居行业之首。[8]近年来，从《有这样一个民警》、《针眼儿警官》、《特区警官》、《西部警察》到《九·一八大案纪实》、《金海岸》、《英雄无悔》等一些深受好评的公安题材电视连续剧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从公安工作的视角触及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善恶美丑，有力而适度地批判种种丑恶现象，弘扬正义，塑造用生命和热血构筑蓝盾护卫的新时期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是真实性与思想性，平凡性与崇高性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九·一八大案纪实》创造了中国公安题材电视剧的最高收视率，入选“五个一工程”并获第15届“飞天奖”。
1994年隆重推出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又以宏大的规模气魄，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在保持原著风貌神韵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再创造，成为中国电视连续剧中又一座巍峨的艺术殿堂。它不仅标志着中国电视连续剧在改编古典文学名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巨大实绩，而且也显示出在短短十几年里我国电视剧艺术的迅速发展。84集《三国演义》以“群雄逐鹿”、“赤壁鏖兵”、“三足鼎立”、“三分归晋”四大单元再现三国时期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风云际会中塑造出形神俱备的诸葛亮、曹操、刘备、周瑜等三国历史人物。壮阔瑰丽的历史场景和群星灿烂的荧屏形象，使其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电视剧美学成熟的标志之一。
更多的历史剧则越来越偏重于可视性与观赏性。《唐明皇》的导演陈家林在阐释他的新作《武则天》时强调《武则天》的基调“要朴素扎实，要突出人物。要突出故事，突出感情，增强观赏性。”[9]40集《宰相刘罗锅》更是以“戏说”的笔致去写“一个关于宰相的童话，一个君臣之间的寓言”，“围绕着刘墉、乾隆皇帝、和珅三人相斗、相依、相随的漫长一生”编织出一串曲折生动的故事。[10]
十年树木，中国电视连续剧在短短十几年的历程中，已经从破土而出的小苗成长为独立支撑、浓荫繁花、生机勃勃的大树。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沸腾的现实生活和深厚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依托电视媒体的强劲传播力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出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声。当然，当我们回眸中国电视连续剧的足迹时，也看到它在成长中所产生的至今仍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主要是：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红红火火相比，具有重大影响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偏少，优秀的少儿题材电视剧更缺。与扶摇直上的电视连续剧数量相参照，电视连续剧平庸之作较多，其中等而下之者被概括为“假”（虚假）、“粗”（粗糙）、“拖”（拖沓）、“俗”（低俗）四字。[11]在这四字背后，是一部分创作人员的浮躁心态。然而，重要的是：经过十几年的艺术实践，中国电视连续剧在发挥其认识、审美和教育功能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注释：
[1]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179页。
[2]见黄建中《开拓人的内在深层世界——评孙周、王宏、张光照三位青年演员导演及其作品》收入《电视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3]王扶林《我拍〈红楼梦〉》，载《艺术世界》1987年3期。
[4]唐晓燕《〈外来妹〉与现代意识》，载《中外电视》1993年3期。
[5]仲呈祥《“〈渴望〉热”后思录》，载《求是》1991年7期。
[6]陈胜利《〈九·一八大案纪实〉导演阐述》，载《中国电视》1994年11期。
[7]易凯《〈九·一八大案纪实〉撼动人心》载《人民日报》1994年9月17日。
[8]据《公安题材影视创作研讨会纪要》。
[9]见陈一辉《转型期“荧屏热点”散论》，载《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3期。
[10]见《中国电视》1995年10期封底介绍。
[11]刘习良《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是电视剧创作的永恒主题——在第15届“飞天奖”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中国电视》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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