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保护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从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以此为标志，农业发展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增加农业收入为基本目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阶段。新阶段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是利用农产品供给充裕的有利条件，对农业生产中一系列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主要是对农业资源的过度利用，如毁林开荒、毁草种地、围湖造田等过度农耕行为进行纠正，推动农业走上“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既发挥农业为衣食之源的产业功能，又发挥农业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在发展战略上进行历史性的重大调整。
一是利用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充裕的条件，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及其他生态脆弱地区大规模实行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在长江中游地区实行退田还湖，在西北部草原实行退牧还草，增加林草植被和湿地，加强生态恢复和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边际土地开垦史。特别是明清时期，大力开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是应对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明清时期，人烟稀少甚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是农业开发的重点区域；在河湖纵横的地区，人们与水争利，围垦湖面以及滨江濒湖的洲滩；在东部沿海地区，人们采用围垦荡地的办法以扩展耕地；在北方农牧交汇地带，通过屯垦戍边、移民实边、放垦蒙地，也进行了大规模垦殖。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新疆和华南地区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垦荒，在其他江河、荒原、沼泽和丘陵地区也开展了规模不等的垦殖活动。1952—1990年，全国累计开垦荒地53772万亩，其中80％是1970年以前开垦的。草原地区由于牲畜超载、过度放牧，草原退化严重。
过度垦殖、过度放牧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导致水土流失。据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7.1％，其中水蚀16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7.2％；风蚀19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9.9％。二是导致江河行蓄洪能力下降。仅20世纪50年代以来，鄱阳湖区便围垦了620万亩湖区面积，2000多公里长的湖岸线缩短了近一半，湖容损失45亿立方米。特别是长江重要调蓄洪区的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也因围垦缩小面积3成多。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245亿元。引发长江水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围湖造田。三是导致草原退化严重。目前天然草原产草量平均比20世纪60年代下降40％—50％，草原平均超载30％—50％，个别地区高达300％。草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草原退化以每年3000万亩的速度递增。这些问题已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现在必须利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等农产品充裕的有利条件，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牧还草生态建设工程。
退耕还林。1999年开始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试点，2002年全面实施，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4770万亩，荒山造林4877万亩，中央投入累计达232亿元。规划在2010年前退耕还林2.2亿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2.6亿亩。工程建成后，工程区将增加林草覆盖率5个百分点，水土流失控制面积13亿亩，防风固沙控制面积15.4亿亩。这是50多年来，我国涉及范围最广、任务量最大、农民参与度最高的生态建设工程。
退田还湖。1998年以来，为治理长江水患，我们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方针。5年来的“退田还湖”，已使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面积由3950平方公里“长”到了5100平方公里，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面积增长了35％，恢复到60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两大湖区为此搬迁的移民相当于三峡移民的1.4倍。两大湖泊的扩容，改善了长江流域的生态。目前，长江干流水面恢复了1400多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这是历史上自唐宋以来第一次从围湖造田转变为大规模的退田还湖。
退牧还草。从2003年起，用5年时间，在蒙甘宁西部荒漠草原、内蒙古东部退化草原、新疆北部退化草原和青藏高原东部江河源草原，先期集中治理10亿亩，约占西部地区严重退化草原的40％。“退牧还草”将采取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3种形式进行，实行草场围栏封育，适当建设人工草地和饲草料基地，大力推行舍饲圈养。力争5年内，使工程区内退化的草原得到基本恢复，天然草场得到休养生息，变过牧超载为以草定畜，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建立起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草原生态系统。
二是利用大陆幅员辽阔、生态类型多样、自然条件差异明显的优势，修正过去不同地区都追求粮食自给的作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推进有利于环境的农业区域布局调整。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关键，在于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即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不同地区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求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是极为重要的，无区域则无特色，无特色则无优势，无优势则无竞争力。目前不少地方从实际出发，提出发展特色农业，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体现。
这样的调整，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微观上讲，突出了地方特色；从宏观上讲，形成科学合理的生产布局和专业分工。其结果，避免了结构趋同、供过于求、浪费资源，又不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弊端。当前我国农业东、中、西三大板块的不同结构调整，就是具体体现。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适当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积极发展高价值经济作物，发展有特色的出口创汇农产品；在西部山区，特别是长江、黄河上中游，以及部分湖区、牧区，把不宜种粮的土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发展高价值的林果业、畜牧业、水产业，发展有特色的生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中部和东北粮食主产区，以东、西部和城市为粮食主销市场，继续发展粮食生产，并以粮食为原料大力发展畜牧业、食品加工业，把粮食大省转变为畜牧大省、食品工业大省，走出一条富民强省新途径，实现农民种粮也能富的愿望。这应是中部和东北粮食主产区坚定不移的发展战略。这样，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山区适当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发展特色农业，既可以发挥区域优势，又能增加农民收入；中部和东北地区继续发挥固有的粮食优势，多生产粮食，保持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保证粮食安全。不同地区各展所长，互为市场，优势互补，提高了农业整体经济效益，又取得了生态效益，还形成了合理的生产布局，调活了全盘。
这样的调整，对生态环境来说，将带来三大明显效益。一是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原则，科学合理地进行生产布局，总体上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顺应了自然规律。二是适当调减了不宜种粮的耕地，转向发展林木、牧草、养殖水面，增加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常绿面积。三是把以农为主的结构调整为农牧结合的结构，畜牧业得到发展，增加大量优质有机肥，必将减少化肥用量。
三是以“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为目标，调整农产品品质结构，修正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推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改善生态环境。
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是农业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缓解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紧张局面，为经济的稳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化肥和农药的过量和不当施用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其中一个最大的弊端是造成了环境污染，导致农业生态系统的失衡。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著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农药大量施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并由此引发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化肥和农药像一把双刃剑，对农业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不仅使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土壤、水体等途径影响环境，而且也影响到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为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我们提出了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要求，在强调农产品数量充足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的卫生安全水平。在提高农产品卫生安全水平方面，一个重要举措是推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该计划自2001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进行试点，2003年全面实施，主要内容是：以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为基础，以“菜篮子”产品为突破口，以市场准入为切入点，从产地和市场两个环节入手，通过对农产品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用8—10年时间，实现主要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无公害。在该项计划中，重点推广生态防治技术；筛选、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严禁在蔬菜、水果、茶叶等时限性强的农产品生产中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广平衡施肥技术，严格控制氮肥施用量。
四是以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和长江中下游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等六大工程为重点，全面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活动，修正牺牲生态发展经济的老路，到本世纪中叶，使全国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16.5％提升到26％，充分发挥林业的生态屏障作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加强了林业建设，进一步发动全民义务植树，开展重点工程建设。特别是“三北”防护林、长江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平原绿化等植树造林，使全国人工林达7亿亩，占全球27亿亩人工林的26％，规模居世界第一。20世纪后20年，林业建设取得较大成绩，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双增长”，森林覆盖率从80年代初的12％提高到90年代末的16.5％。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全国森林面积过少、缺林少绿仍是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
加强林业，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这几年我们大幅增加对林业的投入，在整合以前的建设工程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了六大重点工程。一是天然林保护工程，主要是通过严格执行停伐减伐规定，森林队伍变“砍树人”为“栽树人”，使天然林资源得到保护、恢复和发展。二是退耕还林工程，主要是将不适宜耕种的陡坡耕地退出耕作，植树种草，使这些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三是“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主要是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地营造各种生态防护林体系，使这些区域类型各异的生态灾害得到集中治理。四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主要是通过划定禁牧区、实施生态移民、推行围栏舍饲、开展种树种草、改进耕作方式、合理利用水资源等综合措施，保护、恢复和发展沙生植被，使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风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五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主要是通过抢救濒危珍稀物种、修复典型生态系统、扩大自然保护面积等措施，使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资源、生态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六是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是前五项工程的基础和前提，主要是通过在自然条件优越、不对生态环境构成影响的地区，采取集约经营的办法，发展各种用材林和其他商品林基地，逐步缓解木材等主要林产品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生态保护压力。
以上六大工程，内容涵盖造林绿化、水土流失治理、防沙治沙、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木材培育，范围涉及全国97％以上的县，规划造林超过11亿亩，将对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巨大作用。在加强人工治理的同时，通过封山育林育草，充分发挥自然界自身的恢复功能，寻求低成本治理之路。
五是实施城镇化战略，修正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工业化带动农村过量人口向城镇迁移，构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减轻人口对农村和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生态系统逐步修复。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人口总量超过环境容量会导致环境破坏，人口分布不合理也会加剧环境脆弱地区的环境退化。2002年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仅39％，既低于工业化水平，也低于其他同等发展程度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使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现。在农耕文明时代，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不断从文明的中心迁移到适宜农耕的地方；随着条件优越地方的减少，人类又不断向条件较差、甚至不适宜农耕的边际土地迁移。人类每一次向边际土地迁移，不可避免地要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不仅农民生活贫困，而且环境也在继续恶化。同时，分散的乡镇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也逐年增加。调整人口布局、乡镇企业布局，是保护环境的必由之路。
调整人口布局，最重要的是实施城镇化战略，使人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向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城镇迁移。实施城镇化战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就我国农村现状看，农业劳动者那么多，农村人口比重那么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门坎，迈不过这个坎，很难现代化。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即使农产品全部达到优质高产高效，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也不大。因此，解决非农化和城镇化严重滞后问题，城乡人口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之计；是改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条重要出路。在现阶段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不仅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还要相应调整城乡人口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就是调整社会结构。这就要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劳动力。据预测，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9％上升到55％，农业劳动力比重将从目前的50％下降到35％—30％。务农的人少了，才有条件扩大经营规模，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走向现代化。这就是人们常讲的，要使农民增收，就得减少农民；要使农业现代化，就得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改善生态环境，就得使过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调整人口布局，还须实施生态移民、扶贫移民，使生活在环境极为脆弱地区的农民向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迁移，促进生态保护和恢复。早在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定西地区和宁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的部分贫困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向条件较好的甘肃省河西走廊及其他适宜的地方搬迁。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在开展退田还湖的同时，还开展了移民建镇，把大量生活在低洼易涝地区的农民迁移到条件较好的地方，既有利于行蓄洪水，又有利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内蒙、云南、广西等地区，把生活在条件恶劣地方的农民迁移到条件较为优越的地方，既有利于减轻迁出地的环境压力、促进环境改善，又有利于提高扶贫效果、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坚定地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方向走下去，需注意以下几点：对退耕农民、退牧牧民、生态移民和转产林工要长期给予政策支持，直至扶助他们建立起新的、替代的收入来源，实现经济自立；推进政府主导的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因地制宜、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保障乔灌草所有者、经营者依法享有的权益，并要注意加强工程建设的管理，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推进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高、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新粮食安全观，当粮食和其他大宗农产品出现短缺时，不能走回头路，不能重新毁林毁草围湖种粮，而是应当通过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技研发等途径提高平原和江河中下游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以及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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