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与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扩大内需政策未能启动消费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使中国告别了短缺，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使之面临着需求制约，开始步入了商业周期，从而产生了体制性紧缩效应，使得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的重点从防“过冷”变成防“过热”。在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二位数高速增长后，1997年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为了给加快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供适当的环境，中央及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主张，在继续运用金融政策手段的同时，果断地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确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扩大财政支出，重点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未来的有效供给，并通过投资需求拉动，直接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扩大投资的政策保证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但宏观经济运行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显示出扩大内需政策的局限性。扩大内需政策的总体效果不如预期的大，形成政府投资孤军深入的局面。
1999年，从国际环境看，由于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直接引起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在增强，投资贸易环境在恶化，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不会是很乐观的。从国内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是有限的。
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作用十分明显，但从长期社会再生产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投资需求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扩大投资需求若没有消费需求回升的配合支持，不能将政府启动变成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不会持久。从长期看，真正决定经济运行方向和速度的是居民消费需求变动的方向和速度。改革开放20年来是我国经济政策与居民最终消费结合最紧密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70年代末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吃”，80年代初轻工业的优先发展解决了“穿”，80年代中期开放引进家电普及解决了城镇居民“用”的问题。在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我国经济也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增长。因此应把激活消费需求当成扩大内需政策的重心。
二、深化体制改革的矛盾影响着消费需求的启动
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既来自于国内需求不足，也来自于国际经济周期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则是长期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可以说，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行大的体制性结构改革是无法避免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扩张或者收缩的政策。这些政策暗含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制度和结构是既定的，是在各种流程渠道较为顺畅的情况下由于周期因素影响需求流量或供给流量而采用的政策。而我们遇到的总需求不足，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形成的，而是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和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导致一些主要的收入——投资收入——消费等经济流程发生梗阻，从而使得总需求萎缩。而且诸如融资体制转轨、城镇消费结构断档、工业减人增效和农民增收缓慢等都集中发生在一个时段上，加上出口需求也萎缩，因此总量扩张政策虽对需求扩张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矛盾的状况，导致1998年的低速增长和市场萧条。
需求下降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国有企业亏损面还在增长。国有企业效益差，既创造不了供给，也创造不了需求。企业效益差，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工人收入下降、下岗人员增多。1998年全国新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300万人，再加上上年末的630万人，全国有近100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需要安置，下岗失业城镇居民家庭中有27%的家庭收入处于不稳定状态中，今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矛盾依然存在。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企业、劳动就业、劳动保险、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项改革日趋加深。原先由国家或单位负担的费用逐步转为由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负担。一方面居民收入处于动态的不稳定之中，另一方面居民又不得不支出更多的原先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使得为失业做准备的心理、重积累惜消费的意识更甚。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达8.66亿人。农村实有劳动力约4.5亿人。1997年占全国人口70%的农业人口所购买的消费品占全社会消费品总额的56.6%，这一倾斜的市场结构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引起的。由于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有一定的差距，城镇的消费与农村的消费结构出现一个差距较大的购买空间区域，而这个消费区域集中了我国目前大量的过剩产品。加快农村消费向家用电器普及阶段的转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目前尚不具备有效地快速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条件。我国国内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已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甚至有的还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这样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缩小工农产品差距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由于受土地资源的限制，通过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农业产业化等措施来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有限，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一定的收入水平只能保持一定水平上所消费商品的市场容量。直接启动，在我国目前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主要不能指望宏观政策的扩张，不能指望降息和消费信贷，也不能指望没有收入提高为基础的单纯观念上的引导和鼓励，而应实实在在地减轻居民支出负担、增加居民收入，这主要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来实现。
三、启动消费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变革中的大国。发展是硬道理，体制是关键，是我们思考问题进行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一种稳定政策，而非体制政策。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因此要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和应用，防止政策和体制的相互扭曲。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求得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必须努力加大财政资金对有效消费需求的引导、调节和带动作用。增加财政投资支出要较快地改善一些市政基础设施状况，扩大城乡供电能力和增加电力投资，进而促进家电的普及和升级。财政消费支出要通过调整公务员收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调节地区间发展和收入差距，通过增加政府采购和扩大必要的集团消费，直接增加市场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的扩张有赖于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结构重组、产业升级与二次创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创立与发展。为促进结构调整，要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对于能够促进或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实行选择性投资抵免，提供财政贴息和贷款担保，并适当给予税收支持。
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消费需求的正常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鉴于当前阻碍经济复苏的关节点在于预期看淡，而预期不稳又与大批职工下岗待业、收入预期降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因此1999年计划增拨的3165亿元国债除增加投资外，要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或者再增发一部分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更主要的是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的回升，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启动和繁荣。
在我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进程大大滞后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且要考虑长期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原则，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关键是打破垄断、放松管制。拿教育来说，据有关学者估算，如果开放民间办学，高校招生就可能扩大一倍，增加直接支出约240亿元，拉动投资和最终消费达1000亿元， 对GDP的贡献每年将超过半个百分点。这不仅会促进当前的经济扩张， 而且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