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定位与未来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命运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关于“现实的人”的哲学，进而阐释为科学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特殊形态的人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哲界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这首先不是理论演绎的产物，而是现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人的处境与前途问题，激荡了中国哲学家们的智慧的结果。为了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答，人们才去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现实的人”的哲学思想原本就存在，但人们对它仍有发现“新大陆”似的喜悦之情。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家就不能不去研究中国的“现实的人”，研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及其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命运。
一、方法论前提
研究当代中国人，有两种方法论：一种是来自西方的把生活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特殊人性”普遍化为人的“一般本性”的哲学方法论；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实的人”的哲学方法论。按照第一种方法论，对当代中国“人”所作的判断是：他们必须向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洗礼的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的“人”彻底转变，从而融入现代西方的“人”的汪洋之中，达到人性的“光辉的顶点”。因为，照西方学者看来，西方的人正是经历了这个洗礼而成为个人本位的“人”的，而这样的“人”是历史和人的最高的或终结的状态。按照第二种方法论，当代中国“人”是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所造就的，尤其是近代以来经过社会革命、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所造就的。当代中国“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其具体实践，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着的社会关系为其本质的“现实的人”。显然，第一种方法论是颠覆中国现存状态及其演进前途的方法论；第二种方法论则是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促进中国“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
有必要在这里说明我所理解的“现实的人”的哲学的基本点：(1)“现实的人”是实际地生活着的人。每个人都是有生命的存在物，都有维持生命和延续生命进而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需要，人的“需要”是表现人的本质的。(2)“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乃是从事生产劳动实践从而从事改变社会存在的实践的人。社会实践是在既成客观环境下展开的，因此，实践论是包含着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论的；同时，实践又是人创造历史并且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展开的，因此，实践论又是包含着实现人的具体追求的价值论的。社会实践是人类历史的绝对的客观必然性，是人类生活的贯彻始终的真正本质。(3)“现实的人”的实践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而展开的。这种关系不但在总体上是现实的，而且各关系方在关系中的规定性也是现实的。(4)“现实的人”的实践，由于是既改造、创造、超越对象世界，又改造、创造、超越人自身的活动，因此，“现实的人”是不断改变和发展着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研究“人”的科学方法应当“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 669这个“一般本性”，这个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全体和始终的本质规定，正是人的实践性；正是这种“一般本性”导致人的具体本性的不断变化。这种“一般人性”之论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之说，是对立的。(5)人类在生产实践不断发展，在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之后，将超越生产劳动的“必然王国”，达到其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时间的“自由王国”，从而进入“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 649的共产主义社会。
用这种实践的方法论来看当代中国人，就必须研究并把握：当代中国人生活在怎样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环境之中，有着怎样的物质的、精神的客观需要，从事着怎样的满足自己需要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结成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怎样的社会结构，实现着自己的怎样的发展。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使当代中国“人”认识自己的社会特性，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掌握自己的未来命运。
二、近现代中国人的深刻变迁
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地位和具体人性，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后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与“具体人性”的人学结论，具体人性也就是历史地变动的，在某一社会阶段上积淀而成的相对静止状态的人性。马克思判定，“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2]
1840年之前，中国经历了两千年以上的封建社会。这一社会中的人性，同欧洲封建社会中的人性，就基本面说是大体相同的，都是在手工生产、小生产方式、自然经济、政治专制的基础上的人性。但中国人与欧洲人也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表现在文化性格之上。别的不说，欧洲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儒、道为主体的文化(宋代以后为儒、释、道三位统一体的文化)。下面，我们看一下从1840年到今天，中国人性的演变。
(一)1840年之后，中国人的二元分化
在184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状态与西欧开始分别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发扩张，打破了各个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世界逐渐成为整体，历史也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时代，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在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大国，形成了既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元结构的社会。在这样的二元结构的“半”型社会中，人性也发生了二元分化。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更，从人的视角作过划分为三大阶段的论断。按照这个论断，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中的“人”形成二元性：一元是市场经济中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这一部分人冲破封建的以及神学的桎梏，追求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另一元则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中的人，他们间的关系，依然是“人的依赖关系”[3]，狭隘的、封闭的、停滞的小生产使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中国人难以摆脱保守的人性。
(二)1919年以后，中国人的深刻改变
1919年及其之前的五四运动及由此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改变着中国人的人性。这是一幅人创造历史，又改变人自己的宏伟图景。通过革命的实践，中国除了仍然有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人和“人的依赖关系”束缚下的人这二元存在之外，又出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同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现实这一新的二元并存的局面。这两种人性有相通之处，因为都是现代社会大生产和科技发达、社会开放的产物和表现，同时也有对立之处，这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表现最为突出。资产者把他们的现实视为永恒，当做理想，他们的理想是同一于他们的现实的；无产者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科学批判的态度，以超越这一现实作为理想，他们的理想是对立于所在的现实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伟大的实践中造就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辩证统一的新人格。具有这种新人格的人们，组成了先进队伍，站在中国历史运动的最前头。
(三)1978年以后，中国人走向全面发展
1978年以后，中国扬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致力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的体制创新。这种创新是人的活动，又作为社会存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人性。这种改变在两个方面展开：第一，随着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与具有同样封闭性的计划经济的被扬弃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人的越来越大的部分从“人的依赖关系”的状态转变到“对物依赖的独立性”的状态。即是说社会经济结构仍是二元的，但又正在向一元化发展。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这一元仍然存在，但市场经济一元则日趋壮大，正逐步地取代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第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日益结合，使中国人的人性中有了超越资本狭隘性的个人与集体结合的新因素；基本制度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也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结合，而是千丝万缕地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总体联系在一起。这又是一种二元结构。这两个改变合在一起，就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具有了独特的中介性，同时呈现出当代中国人的人性的中介性。中国人的体制创新的展开和完成，并未丢弃历史的成就，而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创造了体制基础和社会条件。
三、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定位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人。其历史定位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当代中国人是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人”。
当代中国人正在从事改革、开放、建设的伟大实践。从改造客观世界来说，中国社会正在此项伟大实践中逐步转型为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从人自己来说，中国人也正在社会转型的同时，完成人性的转型。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的大部分已经越出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社会形态”的人对人依赖的状态，如果把中国人整个儿地或大部分看做是农业社会中人，这是错误的判断。但是，中国人也尚未到达“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完成态。中国人正在转变之中，改造之中，把自己造就成现代人的过程之中。这具体地表现在：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亦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总体上还不高，但中国人也正向着高素质的现代人转变；中国人在工业和后工业生产方式中劳动的人数比重仍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中国的工业化步伐正在加快，工业生产方式和后工业生产方式日益成为生产方式的主体；中国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建立独立性的工程远未完成，但中国市场化程度日趋提高，其进展势不可当；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离作为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还有很大距离，但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次，当代中国人是二元性仍然存在、但这种二元性正逐步走向消解的“人”。
当代中国社会的二元并存并逐步过渡的性质，是如此之显著，以至西方学者也把握住了这种“隐秘”。2005年11月6日，英国《观察家报》发表詹姆斯·麦格雷戈的文章。作者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起步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向者’”。“中国在同时经历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期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致富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金融风潮”，“30年代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时代”；“50年代的‘第一辆车’，第一套房子，第一套时髦服装……的中产阶级消费时代”；“还有类似60年代的社会动荡时期的某些方面”。这里所讲的，跟我所论的中国社会二元过渡状态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常社会的历时的各个发展阶段在中国却同时并存的事实。实际上，在当代中国，三类“人”是并存的。第一类：仍然生活在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环境中的“人”；第二类：已经生活在工业生产方式甚至后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第三类：同时具有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后工业生产方式的“二重性格”的“人”。这三类人是并存的，又是都在向前过渡和发展的。就是说，中国人正在逐步走向现代人。
第三，当代中国“人”是在实践中实现发展、梯队式地鱼贯迈向现代社会的“人”。
对于这支大军，有两种排序：一种是按所依托的生产方式排序。已经工作在后工业的信息化领域的队伍是这支大军的先锋，随后的是生活在工业化领域的队伍，尾随的是仍旧生活在农业生产方式中的队伍。另一种是按思想道德素质排序。自近代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发展新中国经济文化的伟大实践中，造就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新人格，也造就了一支思想觉悟高，满怀着中华民族复兴和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理想，并为此而脚踏实地地努力奋斗的先进队伍。紧随在后面的是中国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组成的大军。这两种排序不可能是重合的。就中国而言，第一种排序是基本的，第二种排序则要分别列入第一种排序的三个“纵队”中去考察。就是说，在这并存的三种生产方式中工作的人们，均有思想较为先进、理想较为执著、品德较为高尚的人群，他们的先进性表现在努力促进本生产方式中的人们努力通过超越自己而走进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他们的思想之矢是指向进步、指向未来的。
四、未来中国人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人学，不仅应当研究人的历史、人的现状，还应当研究人的未来。
因为未来是现实中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竞争与其中某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将来时态，所以，在人文学科中，应当建立“命运”范畴。自然界本身是无所谓“命运”的，“命运”乃是预测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未来发展的范畴。
我粗略地研究过思想史上有过的“命运”概念界定。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我称之为“宿命主义”界定，把“命运”看做是绝对的客观必然性。如古希腊欧里庇德说：“命运神秘莫测，我们无法知道它怎样运行”；“凡想挣扎出神明命定的人，的确表现出精神，但这种精神有些愚蠢，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必然。”[4] 第二种，我称之为“意志主义”界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我研究历史时“不再采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无可逃避的’、甚至像‘难以避免的’这类词汇”，“让我们把这些字眼留给诗人们和形而上学家们去用吧。”[5] 第三种，我称之为“人本主义”界定，多少肯定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里写道，历史为上帝所主宰，“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但是，也“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6] 这种半对半的论断，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它肯定人在世上是可以部分地主宰自己的，这有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笔者对“命运”概念作了一个界定：“命运是初终条件约束下的一组可能性”，人有着做出正确选择并使某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行动能力。(见拙作《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代自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4页；拙作《释“实践论”的历史哲学》，北大《哲学门》第二卷第二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10页)按照这一界定：“命运”有确定性，这是说，它总是在确定的初始条件系统制约下展开的；又有“不确定性”，这是说，命运是各种可能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但不确定的命运，在人的主体努力之下，又可以转化为确定性。
在中国人的问题上，我想，可以得到如下的论断。第一，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者。当代中国人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新历史，这就是：通过作为人民智慧之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人民的共同奋斗，克服各种困难，防止“左”的可能性和右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成功地建立起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第二，中国人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受益者。中国人为此而奋斗是为了中国人自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才能共同富裕，也才能避免各种严重挫折的发生。第三，中国人将在完成上述事业的过程中，全面提高应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能力；同时全面地提高自己的素质。中国人作为动力将完成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型；中国人作为目的也将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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