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困惑——论美国激进主义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美国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5)03-0102-06 0.引言 美国激进主义文学(Radical Literature)产生于20世纪的前十年间。随着南北战争结束以来工商资本在美国国内的飞速扩张，传统的经济和文化格局在19世纪末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直作为美国文化摇篮和清教主义发源地的新英格兰虽然依旧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独尊”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以纽约和芝加哥为代表的新兴都市正在迅速崛起，形成了美国现代经济和文化的新中心。这些新兴的都市不仅具备了国际化的经济雏形，而且凭借其宽松的文化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当时美国与世界思想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来自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新观念和新思潮源源不断地经此涌入美国，强烈冲击着一直以正统自居的新英格兰清教主义文化价值观。于是，一场“新”与“旧”的思想文化争论在美国掀起。这场争论围绕着如何对待美国文学和文化传统展开；一方是以“学院派”教授为代表，坚持古希腊文化传统和欧洲新古典主义的保守派，另一方则是以青年文人为主力，吸收了现代欧陆哲学和文艺思潮的革新派。在革新派的阵营中，一批具有反叛意识的年轻知识分子以“激进派”自我标榜，向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发起了猛烈攻击。 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激进主义文学批评是有关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激进派的许多作家首先从欧洲文哲思潮中汲取理论资源，建构思想体系，随后“以文化批评的面目出现，发表声明”，探求如何解决美国文学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并“很快[转向]社会批评”(王予霞2009：11)。尽管激进派成员各有自己的哲学背景，对文学的理解和批判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大都具有激进主义情怀，追求思想解放，强烈要求重新审视和评价19世纪以来以新英格兰清教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正统文化。在他们看来，清教主义好像是美国生活中一切“枯燥乏味的、令人感到压抑扫兴和不痛快东西的总称”(埃利奥特1994：604)，不仅抑制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变得贫乏、苍白。他们急切要求推翻从欧洲沿袭而来且始终在美国文化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保守观念，主张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所谓的“美国传统”，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富有生气的民族文化。同时，他们力图摆脱清教主义所滋生的温雅文学传统，确立具有民族根基的艺术批评体系。文学激进派对传统的讨伐掀起了美国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宣告了“清教主义的死亡及自觉的文学批评运动的诞生”(斯皮勒1990：168)，一度成为20世纪前二三十年间美国批评界的主要声音。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思想体系及明确的批评标准和美学原则，激进派在打破传统陈规的同时始终无法提出实质性的建设方案，在经历了短暂的强劲势头后，最终在30年代左翼批评和新批评的冲击下从美国文学舞台上迅速衰退。 本文将以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亨利·路易·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和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三位激进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批评理念和实践为例，探讨激进派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反叛，以及在建构新秩序问题上的困惑，并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展开论述。 1.青年文化的代言人——兰道夫·伯恩 伯恩是激进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从一开始即以激进的文学青年形象挑战老一代传统。1913年，大学尚未毕业的他出版了论文集《青年与生活》(Youth and Life)，以自转的方式阐述了年轻人富有反叛意识的理想，自此树立了激进派代言人的地位。 在这部富有挑战意义的书中，伯恩不满老一代对青年人生活和思想的主宰，表达出年青一代强烈要求摆脱传统、向往自由新生活的愿望。他高度赞扬了青年人新颖纯真的观念、自由崇高的理想、对新事物的包容，以及对新思想的接受，把生活视为一场“实验”(Bourne 1913：232-233)，鼓舞青年人摒弃旧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听从内心最迫切的意愿，勇敢地以自我的方式生活。尽管他对青年人的活力和理想给予了热切的赞誉，但并不是为了掀起一股青春文化热潮；“青年”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隐喻，表达出要以不屈不挠的社会批判立场来面对现实的迫切需要”(Hansen 1992：67)。进一步讲，他把“青年”作为挑战传统的旗号，强烈要求改变现有的道德价值体系，“重建社会秩序”(Bourne 1913：291)。不过，伯恩所谓的新秩序带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只是乐观地期望社会变革既要顾及个人需求又要注重共同利益，在给个人带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要增进集体社会的进步，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个人与集体之间本身即存在着有待解决的矛盾性，这一点足以说明当时伯恩思想的单纯和稚嫩。正如布鲁斯·克莱顿(Bruce Clayton)所言，《青年与生活》和它的作者一样：“极为出色，但缺陷显著”(1984：91)。尽管如此，《青年与生活》第一次较全面地勾勒了伯恩力图改革美国社会、重建文化秩序的图景。此后，他便以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形象立足于美国文坛。 如《青年与生活》所示，伯恩践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自由主义批评。他认为，批评不仅是美学的，也是社会学的，要充分考虑“各种思潮和社会运动，以及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和智性色彩”(转引自Sherman 1966：44-45)。他提出，艺术的根本“首先不是要力图表现自我，而是要表明一种看法”(转引自Clayton 1984：44)。因此，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创作具有美学和社会意义的作品来影响人们的情感世界，进而给社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对伯恩来说，艺术形式的个性与创新才是变革的根本动力，艺术家就要敢于打破传统戒律，以大胆甚至另类的方式表现自我的美学思想，因为“异端表现力的进发要远比任何其他社会变革更具革命性，只有新自由才能将精神从这个过于压抑和刻板的世界中解脱出来”(Bourne 1992：516)①。正因如此，他试图通过文学和艺术形式的革新来推动美国社会文化新秩序的建立。 伯恩把清教主义视为艺术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并通过批判清教徒的伪善来揭示这一问题。他认为，清教徒能够将两种自相矛盾的性格结于一身——一方面强调自我谦卑，同时又因别人效仿其谦卑而获得一种权力的满足。因此，对真正的清教徒而言，谦卑的益处不在于它是一种美德，而在于它能够使人成为别人信奉和追随的对象，从而拥有操控他人的权威，最终实现压制人性和社会发展的目的(Bourne 1920：182)。同样，在痛斥那些沿袭清教主义传统的保守势力观念守旧、思想狭隘的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主张回归古典主义价值传统的最终目的是要压制青年人的热情，把他们无限的理想束缚在古希腊狭小的思想框架内，从而“维护以旧道德标准为依托的僵化的文明模式”(Bourne 1992：469-470)。在他看来，保守主义者的根本问题在于把传统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不仅否认了个体差异，而且阻碍了个人创造力的发展，使美国根本没有可能创造出富有独创性和体现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 为了打破清教主义的保守与狭隘对文艺创新的压制，伯恩极力倡导作家要贴近现实生活，从社会层面探究普通大众的生存状况及精神体验，创作契合现代人思想和经历的作品，而他为当时在美国饱受争议的自然主义作家德莱赛所进行的辩护，正是这一努力的有力体现。与许多诋毁德莱赛作品中有关性欲描写的批评家不同，伯恩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德莱赛真正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人，他们的性取向，他们的梦想，以及所有让他们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的凡俗品质”(同上：462)。在他看来，强调基督伦理道德的保守主义者向来对性等人类本能欲望持有偏见，所以根本无法理解，也不可能意识到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严肃性和成熟之处。正如他所说，德莱赛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把性作为基本的感官享受和需求进行描写，打破了长久以来性在美国文学中“非圣即俗”(同上：464)的二元对立，给传统文学观和道德观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样，伯恩十分准确地发掘了德莱赛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强调他承担着一种“神圣使命”，即“扼杀美国文学中人是非感官之物的荒谬之说”(同上：463)。 应该说，伯恩对德莱赛及其作品的重新评价有力地拒斥了清教主义和温雅文化传统对艺术自由的压制，给正处于转型时期的美国文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然而，他并没有把反清教主义作为解放美国文学与艺术的唯一核心，因为艺术家当前面对的“更危险的敌人”是那些过于恭顺且毫无批判意识的普通民众(同上：481)。他尖锐地指责当时大众艺术品味的拙劣，“几乎是怀着怜悯之情，接受一切带有点文学味道或矫作之气的作品”(同上)。对艺术家来说，这群“太容易取悦”(同上：482)的读者就像是一个陷阱，让他们在廉价的赏识和赞誉中自我满足，从而丧失了创造力。基于这样一种现状，伯恩主张批评家需要寻求一种既能准确评价文艺作品的价值又能提升大众品味的新批评。在谈及这种新批评时，他特别提及了当时的意象主义女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认为她在《现代美国诗歌的几点趋势》(Tendencies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1917)一书中把诗歌当作一种严肃而有内涵的艺术，深入探讨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和社会意义，展现了一种“高明、中肯、与时俱进的批评方法，既能严厉批判，又能鼓舞人心”(同上：480)。不过，伯恩虽然认识到洛威尔批评的出众之处，但也仅仅是用描述性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主观感受，并没有从学理的角度阐明其内在原则和方法。进一步讲，作为批评家，他对艺术有一种敏锐的感知力和洞察力，但在批评原则上，似乎没有明确的尺度和参照。因此，他往往能够及时发觉作者的创作内涵，但很少能够系统地论证其内涵之所在。 批评标准和美学原则的欠缺使伯恩始终无法提出新的美学体系取代旧有的传统，最后只能试图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传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建立一个“与传承下来的那个古典主义大不相同的[新古典主义]”(同上：434)。然而，对于自己所谓的新古典主义，除了用“内敛中蕴含张力，和谐中充满生机，融合了理智、情感以及强烈的艺术良知”(同上)这类感性的表述加以概括外，他再没能给出更确切的阐释。事实上，伯恩自己也感到，无论是旧传统还是新传统，都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文艺的发展需求。在去世前不久完成的自传式散文《一个激进主义者的经历》(“The History of a Literary Radical”)中，他以主人公米罗从懵懂的文学少年成长为博学的批评家的经历影射自己的文学路程，带有自嘲地暗示自己改革美国文化现状的失败(Abrahams 1987：63)，但他同时也表示，正在崛起的先锋文艺展现出对形式和表现之美的追求，让人看到了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希望。 2.反正统的狂人——H.L.门肯 伯恩逝世后，门肯成为激进派最耀眼的人物之一。出生于巴尔的摩的门肯因其睿智善辩的才能而被冠以“巴尔的摩圣贤”之称。作为一位冲劲十足的批评家，他以反抗正统、藐视权威的狂妄姿态，“兴致勃勃地卷入了当时几乎所有使这个国家摇摆不定的纷争之中”(Glicksberg 1951：181)。 门肯早年的思想和世界观受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极大影响。在论著《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Nietzsche，1908)中，他对尼采的著述和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总结性地阐述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他把尼采视为伟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当认可他提出的遗传决定论和不讲道德的“超人”哲学，声称“确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可被视为有思想者”(Mencken 1913：153)。对于尼采蔑视基督教、仇视政府和民主、反对偶像崇拜的态度，他也是赞赏有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只有怀疑才能创造，只有少数派才有价值”(同上：159)。可以说，在尼采哲学的影响下，门肯的基本哲学思想得以确立，而且一直持续在其后四十多年的批评实践中。但必须指出，当时的门肯并没有全面理解和吸收尼采哲学，仅仅是从中借取一些极端元素，以此确立起自己反权威的激进观。 门肯反权威的观念在另一部作品《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1919)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美国语言》尽管是一部语言研究论著，但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语言领域；它通过系统比较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差异，突显出美国语言的特色与活力，推翻了英国英语的正统地位，从语言的角度为美国传统的独立性提供了支撑。门肯在书中从英美两国不同的社会体制结构入手，揭示了两种语言差异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英国社会结构稳定，等级严格，高度重视习俗与传统，因此语言讲究规范和准确性；而美国变通的社会体制和自由的思想氛围使美语不受等级观念的制约，具有变通的特质和强大的生命力。他继而以马克·吐温为例，分析其作品的口语化风格，并富有创意地指出，美语的口语化和幽默特征彰显了美国人处理社会生活问题的一种“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转引自Douglas 1978：62)，有力地证明了美国英语不是英国英语的附属，而是契合美国人热情奔放、崇尚自由性格的民族语言。可以说，《美国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美国在语言领域的独立地位。 如果说《美国语言》体现了门肯的激进观，那么六卷本的《偏见集》(Prejudices，1919-1927)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语言明快、文风犀利的批评风格。门肯1919年推出《偏见集》首卷，猛烈攻击了阻碍美国文学原创性的温雅做派，十分尖刻地指出美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即“渴望精神安逸，怯于熟思”(Rodgers 2005：197)的心理弊病。从第二卷开始，他逐渐将批判的矛头转向社会政治方面，毫不留情地抨击美国清教主义道德观、中产阶级的虚伪作风、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大学教育制度、政府和教会腐败等问题，同时也收录了他与白璧德(Irving Babbitt)、莫尔(P.E.More)等新人文主义者及其他保守势力的论战文章。凭借其雄健辛辣的文笔和机敏幽默的妙语，门肯受到年青读者的追崇，由他独任主编的刊物《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甚至成为“‘迷惘一代’的圣经”(林克，卡顿1983：325)。而他对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刻薄批判，对当时美国文坛的思想解放以及摆脱传统陈规的束缚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虽然门肯喜欢自称“有思想的批评家”(Douglas 1978：14)，但纵观他对批评的见解则不难看出，其批评尚未脱离印象主义范畴。所谓印象主义批评，即没有系统的理念和固定的原则作为指导，主要凭借个人审美情趣来评鉴作品好坏的批评方法。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批评，说到底，就是把一己之偏见说得合乎其理”(转引自Wellek 1986：4)。在实践中，他往往并不在乎文本的类别，只是努力去发掘其中的鉴赏价值，因为他相信，“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作者在试图做什么，并在其做有所值、有所建树时为其鼓吹叫好”(转引自Fecher 1978：221)。可以说，门肯批评的出众之处即在于他在创作中善于使用引人入胜的妙语和比喻，并时不时插入一些惊世骇俗的醒句，十分精妙地记录下自己对作品的即时感受，不过，正因为他过于强调作品在自我内心激起的观念、意象和情感等因素，很少切实地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他的批评时常让人觉得随意空泛，带有较强的片面性和武断性。 由于没有可靠的批评原则作为支撑，门肯在批评的功能和方法等问题上经常出现前后不一的看法。他起初和伯恩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艺术虽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准则，但作品以外的诸多因素对作家的创作同样会产生影响，所以除了美学含义之外，艺术必然有其“社会、政治、道德等含义”(Mencken 1921：18)。对于如何挖掘作品的内涵，他十分看中批评家的经验，强调真正有水平的批评家，必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需要“运用个人局限范围之内的任何手段……以求产生他的效果”(ibid.：19-20)。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催化式批评”，把“激发艺术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反应”(ibid.：20)视为批评家的职责。依照其观点，批评家即是处于观者和作品之间的介质，通过解读、品鉴作品的艺术价值等方式深化观者对作品的理解。这一看法尽管有其新颖之处，却把批评家降格为一个帮助读者理解作家作品的中介，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不过，在几年后撰写的“批评附识”(“A Foot Note on Criticism”)中，他以“创造式批评”代替了原先的“催化式批评”，要求批评家应当有艺术家那样的动机，力求舒展自我个性(Mencken 1924：84)。可以看出，作为批评家，门肯感到批评通常是艺术创作的从属，批评家往往也只能被艺术家所隐没。所以，他主张批评家需要提高主体意识，要将自我感受、内心体验、个性气质融入批评过程，表现出富有个性和创意的见解。换句话讲，他希望文学批评能够和文学创作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正如他自己所呼吁，“让我们忘掉那些为把批评变成一门科学而付出的沉重工作：它要么是一门艺术，要么什么都不是”(ibid.：95)。 不过，不管是“创造式”还是“催化式”，门肯始终都没能系统地提出他批评的具体原则。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原则，完全凭借个人喜好，尽情地舒展自我个性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批判传统问题上，他毫不妥协的立场以及具有破坏性的谩骂对当时的美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战前夕和战后美国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然而，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巴尔的摩圣贤”只是在狂妄地斥责他所厌恶的一切，对于如何重建他反对的事物却鲜有思索，结果，“他在那相当刻意的咆哮怒骂中……[成为了]道德说教者”(ibid.：480)。 3.文化复兴的苦寻者——V.W.布鲁克斯 如果说门肯是文学激进派中最强有力的声音，那么范·威克·布鲁克斯则是这场激进浪潮的一面旗帜。不过，与门肯喋喋不休的批判怒骂不同，布鲁克斯始终把文化复兴作为目标之一。 应该说，1925年之前的布鲁克斯一直都是以一个激进的文化重建者姿态活跃在美国文坛的，而1908年发表的《清教徒的酒》(The Wine of the Puritans)即是他在这条文化重建道路上迈出的第一个重要步伐。这部作品以对话体写成，把现代美国文化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清教主义的世俗传统。他把美国比作“装在新瓶中的旧酒”(Brooks 1908：17)，批判清教徒将旧大陆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生硬地移植到新大陆上。在他看来，清教徒都是些“成年、有思想、有意识”的人(ibid.：11)，带来的多是些世俗之道和世故之风，而旧大陆上那些淳朴的、能够滋养民族特性和独创性的优秀传统几乎都被抛弃。结果，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先天就缺少自己的“童年”，以致时至今日，既没有坚实的文化根基，也没有统一的价值取向(ibid.：22-29)。他以酒喻世，准确地描述了在清教主义的长期主宰下整个美国社会的虚浮和功利——“酒的醇香，或者说理想，变成了超验主义；而酒本身，或者说现实，变成了商业主义”(ibid.：18)。尽管布鲁克斯在书中批判了清教主义所导致的美国文化根基的缺失，但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方案，反而是在结尾转向一种乐观基调，空泛地表示美国文化复兴有赖于自己的作家，需要“伟大的文化建造者，伟大的积极力量，以及能够把分崩离析的社会整合起来的人”(ibid.：140)。 总体而言，《清教徒的酒》是对现代美国文化危机的探本溯源，循着这条主线，布鲁克斯在后一部论著《美国的成年》(The America's Coming-of-Age，1915)中进一步探讨了清教主义的物质性和功利性对美国文学的阻碍，试图重新激发美国文学的活力和创造力。他以“高雅”(Highbrow)和“通俗”(Lowbrow)作为开篇的标题，指出清教思想滋生了超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对立思潮，致使社会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而现实的对立和分裂又将美国文学引入两大“齐驱并进”但“鲜有交汇”(Brooks 1915：9)的极端趋势：超验主义使相当一部分美国作家太过儒雅超脱，只身专注于和现实生活毫无关联的高雅情操，而功利主义则造成了当下文学创作与商业利益之间难以割断的牵连。结果，美国文学失去了应有的活力，而美国的作家，除了惠特曼之外，几乎都是失败的，“没有哪个……具有一种深刻、有感染力且令人振奋的人格影响”(Brooks 1915：46)。不过，布鲁克斯并没有否认本土作家的创造潜质和才华，并激励他们要确立一种“独立且富有创意”(Brooks 1915：86)的生活信念，这样才能充分展现自我天赋，才能创造出美国本土文学传统。然而，和前一部作品一样，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和构想，没有给出实质的内容和实现的具体做法。 不难看出，在布鲁克斯的批评理念中，社会文化的完善与文学的健康发展有着密不可分关系。他的后两部作品《马克·吐温的磨难》(The Ordeal of Mark Twain，1920)和《亨利·詹姆斯的朝圣》(The Pilgrimage of Henry James，1925)中延续了这一观点，但重心仍集中在批判上，没有涉及文化和文学重建的有效途径。这两部作品以当时尚不多见的传记研究方法(Biographical Criticism)，从心理学角度对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的生平进行了剖析，认为社会文化的弊端给他们的创作生涯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在前一部论著中，他把马克·吐温看作“通俗”文学的代表，论证了家庭和社会对作者心里的双重压制，特别强调崇尚物质享受的镀金时代使作者无法抵制对名利的追求，从而丧失了艺术个性。《亨利·詹姆斯的朝圣》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大量参阅了作家的小说、文论、书信、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在书中，布鲁克斯把詹姆斯作为“高雅”艺术的典型，试图论证他为逃离美国镀金社会而长期侨居海外，因而失去了创作根基。他认为，詹姆斯的早期作品大都吸收了欧洲文化精髓，深刻揭露出美国生活的平庸与单纯，成功展现了一种“为争取表达个性权利而进行的斗争”(Brooks 1925：109)。然而，他把后期的詹姆斯称作“没有根基的”儒雅人士，痴迷于“一些古怪的东西和那些让人琢磨不透的问题、方法和隐私”，指责其后期作品中，“人物……几乎完全停止存在，‘尴尬处境’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位置”(Brooks 1925：124-128)。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布鲁克斯只是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作者厌倦了美国的镀金生活而自愿移居海外，使自己和作为其创作根基的故土失去了联系。这一论断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詹姆斯的中期作品大多也在英国完成，其中也不乏上乘之作。不过，为了让读者接受他的看法，他不仅避免了对作者中期小说的讨论，并且在罗列实例时借鉴法国传记作家莱昂·巴扎尔格特(Leon Bazalgette)撰写梭罗传记时采用的拼贴技巧(Nordloh 1979：31)，即以不加引号的方式引用詹姆斯各类作品中的原文，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拼凑起来，从而展现出一个他所认为的詹姆斯形象。事实上，这种拼凑的做法使文本中有关詹姆斯生平的述写几乎成为一种虚构的创作，造成了不少对其思想和风格的误读。正如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所说，这成为了“艺术创造式”批评的典型(转引自盛宁1994：39)。 尽管《詹姆斯的朝圣》在论点和论证上都存在不少漏洞，但包涵了布鲁克斯一贯的批判立场和基调，体现了他力图改革美国文学现状以及寻求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的努力。然而，与伯恩和门肯一样，布鲁克斯的批评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论证，所以他对文化重建的构想虽然振奋人心，但往往在涉及具体方案时又陷入空泛和困惑之中。在完成詹姆斯一书后，苦寻文化复兴无果的他感到心力憔悴，自言“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勇气了”(转引自Blake 1990：240)。 1926年，布鲁克斯转向一部有关爱默生的传记工作，书中的一些观点标志着他对文学和文化态度的逆转。他一改过去对爱默生的鄙薄责难，把他视为精神的引导者，“目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月亮阴暗一面的一种探究，这位受人敬仰的爱默生，已经引导我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一面”(转引自Wellek 1986：13)。不仅如此，书中还大力宣扬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尤其是其中的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而那些曾经凸显他个性和力量的内容，即有关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环境以及精神与实践之间冲突的探讨，也完全被一种抒情式的神秘主义所取代。这种变化表明，布鲁克斯已经不再是那个引导美国文化改革的舵手，而是转变为一个对美国往昔的赞美者。 不过，思想的逆转并不意味着布鲁克斯放弃了重建文化的理想。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仍然致力于构建美国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只不过，其过去的批判基调变成了一种抒情式的赞美态度，几乎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文学与文化，试图从中发掘出一个“有用的过去(usable past)”(Brooks 1918：337)。 4.结语 从上述三位作家的批判思想和实践中不难看出，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领域的新生力量，文学激进派的确表现出强烈的“知性活力……和实验态度”(Glicksberg 1951：29-30)。他们以强势的反正统立场掀起了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和文化革命，不仅打破了压制美国文学活力的狭隘思想和俗套陈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革新，为日后各种新思潮的兴起以及美国文学批评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批评理念和实质的建设性内容，激进派一直遭受外界的质疑和反对者的诟病。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个性或感受作为艺术评判的最高准则，结果，在对传统的激烈讨伐和颠覆中陷入“标准”的缺失或混乱，直接导致了他们在面对价值观念和艺术思想的创新时感到茫然无措。伯恩逝世前的自我嘲讽，门肯30年代后的备受冷落以及布鲁克斯思想意识的逆转无不印证了激进派在建构新秩序问题上的乏术与失败。应该说，这一结果既有激进派本身就缺乏明确和统一的批评标准的原因，也与当时美国批评的整体状况有着直接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在批评领域一直依赖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模式，始终没能建立起独创性的批评体系。直至20世纪之初，美国的批评都可谓是一片空白。但更为严重的是，大众批评机制长期的滞缓发展使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自觉和有效的反思意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彻底的改革与创新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收稿日期：2015-02-01 注释： ①文中凡夹注为“(Bourne 1992)”的引文均选自Olaf Hansen选编的伯恩文集The Radical Will: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出版信息详见参考文献。标签：布鲁克斯论文; 清教主义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美国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