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作重点论文,经济建设论文,党和国家论文,转移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曾目睹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的奋斗与挫折，面对“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社会，毅然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从1979年起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揭开了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大规模改革开放的序幕，宣告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开端。
一、基于对“左”的错误的反思和现实世界的审视，邓小平率先明确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是邓小平在1978年郑重提出来的，这时他第三次复出也才刚刚一年。邓小平之所以能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是建筑在整个中国共产党人对“左”的错误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世界审视基础上的。
其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和种种“左”的错误造成的灾难恶果，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反思、觉醒和应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国初期，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并带领人民已经开始了这种转移，也取得了“凯歌行进”的成就。但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50年代后期逐渐走上了一条“左”的发展道路。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拔高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搞狂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民蒙受三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害之苦。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秩序完全混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无法坚持下去。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 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而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整整30年间积累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损失的国民收入，相当于建国30年积累的全部家当。（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经历了曲曲折折、多灾多难的风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都在不停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怎样走？尤其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其二，在逐渐展开的思想解放的气氛中，经济理论界率先围绕着按劳分配问题，恢复计件工资、奖金问题，生产力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等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清理和批判。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理论界率先对“左”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剖析，批判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的错误，违背按劳分配规律的错误，在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错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呼吁尊重价值规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提出了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这一时期胡乔木、薛暮桥、孙冶方、邓力群、于光远、马洪等理论家、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或写成论著公开发表，或在内部讨论会上阐发或书面上报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党内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也在反思、商讨，并孕育着新的突破思路。经济理论界的讨论早于思想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两方面的讨论交相辉映，互相促进，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三，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更加实事求是，对国际间政治和外交战略有所调整，加大了对外交往的力度，利用有利时机制订对外开放政策的思路日益明确。中苏关系紧张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陈兵，对我国构成了十分严重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战争迫在眉睫，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提出了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建设大小三线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有针对性的在北部边境陈兵，应付战争爆发。这种判断和对策牵制了中央决策层的注意力和国家的力量。但是中苏矛盾还不足以促使苏联将全部力量对付中国，美苏争霸才是苏联的首要战略意图。而且到了70年代末，透过美苏两国激烈争夺的政治烟云，在战争危险仍旧存在的表象背后，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也在孕育生成。1977年12月，邓小平根据他对美苏双方力量的冷静观察和深入分析，首先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和我们可以争取更多一点时间搞建设的判断。（注：参见《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国由此加大了对外交往的力度，高层领导人频频出访，从而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国际形势的了解，既强烈地感受到了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正在拉大的差距，又清楚地看到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向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抓住时机，走开放之路，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尽快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成为中央决策层开始酝酿和关注的重要问题。
其四，党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四个现代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奋斗目标，曾极大的振奋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支柱。十年内乱这一目标遭到废弃。粉碎“四人帮”后，四个现代化建设重新成为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而且也有了具体行动部署，并逐步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明确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 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1978年2月，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到本世纪末在我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尽管这个规划和设想有比较多的“洋冒进”的味道，还没有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它却清楚地表明现代化建设已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同年3月，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6～97页。 ）这样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9月邓小平有了一次东北之行， 在他的“北方谈话”中郑重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邓小平是在1982年9月18 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前往成都访问途中，谈到1978年9月从朝鲜归来在东北的谈话内容。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建议很快就被党中央所采纳，并在其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应当说，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是搞现代化建设，早在建国初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多有论述，关键是这一好的思想一直未能真正落到实处。在经济工作中一直持务实态度的邓小平，对发展经济情有独钟，他在70年代末面对国际形势提供的机遇与挑战，他深知百业待兴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及时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以自己的地位、资历、思想影响了中央的决策，使这一思想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变成了千千万万人的实践。因此，从这一点上看， 邓小平1978 年的“北方谈话”与1992年的“南方谈话”有着相同的历史地位。“北方谈话”与“南方谈话”，几乎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事业的一个开头和一个收尾，体现了邓小平在历史重要关头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此，胡耀邦在1980年11月一次全会上讲到老同志的贡献时说：“1978年9月份， 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5页。）这个提法是准确的，这个评价是到位的。
二、中央工作会议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一长达36天的会议， 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现就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其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顺应时势，得到中央决策层的普遍拥护。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开幕式上说：“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三个：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是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虚会上的讲话。”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华国锋宣布的三项议题都是经济问题，这表明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按计划主要是准备讨论经济方面问题的。华国锋过去担任过地方领导人，也深知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世时就曾批评他满脑子都是生产。粉碎“四人帮”后，他是赞成并急于抓经济的，也迫切希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点我们也应看到和肯定。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北方谈话”中提出的， 邓小平返回北京后又向中央郑重提出了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赞同邓小平的这一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中央决策层都是持积极态度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极好条件。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讲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正确的，适时的”之后说：“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在今年内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还会有一些遗留的问题，也要努力解决好，做到善始善终。但是，这都不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华国锋的这个讲话，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全体意见的，讲话表明，在中央高层中全党工作着重点尽早转移的决心已经下定。
其二，陈云等老同志的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从而使如何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成为会议讨论热点。华国锋在讲话中虽然提出了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反映了他的复杂心态。因此，他设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 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 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在历史酝酿着巨大转折的前夜，华国锋没能站得更高，没能抓住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强烈需求，仍以惯性的思维来引导中国这条巨轮，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会上，为了有助于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陈云等老同志率先发言，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因势利导，使会议开成了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大会。这样随着讨论的深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才有助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认识也就越发明确。
其三，与会代表在热烈的讨论中反思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和意义有了更为充分的体会。代表们强调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要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极大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当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性。与会代表在讨论中，回顾并总结了过去在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有些代表说，本来毛主席在1957年就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1958年又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1964年又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但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整个说来，是三起三落。这次又提出来，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坚持下去。有些代表说，三次确定工作重点转移，三次没有坚持下来，主要是“左”的错误的干扰，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冲击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做法值得研究，搞经济建设必须用经济的方法。这些意见，对于后来全党增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显然是极为有益的。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其四，会议就如何适应工作重点转移，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农轻重比例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许多代表认为，两个农业文件的内容不够实事求是，没有揭露我国农业现在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需要修改或重写。有的代表指出，现在有些农村的生活水平还不如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实在对不起老百姓。有的代表尖锐地指出：必须纠正“左”的错误，农业才能加快发展。怎样把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当前加快农业发展的关键。与会者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实事求是地解决经济工作问题的气氛下，对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也提出了意见，代表们认为国民经济中存在的比例失调比较突出，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非常重要，经济工作必须采用经济手段才成，过去用政治运动方式搞经济是不成功的，我们要引为教训。代表们一再呼吁，为了起好步，经济结构也必须统一调整。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以及改革开放的需要，对国民经济采取新的“八字方针”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
三、为确保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
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早在1978年春夏，有两个赴国外考察团出发了。一个是谷牧担任团长，杨波、钱正英等六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西欧考察团，出访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另一个是李一氓为团长，由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考察团。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件事。出访前，他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谷牧等人出访的汇报，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据谷牧后来回忆“当时我理解，小平同志对于实行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考察团回国后，6 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谷牧的汇报。谷牧着重讲了三点：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谷牧发言过后，展开了热烈讨论。叶帅、聂帅和李先念都说，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找谷牧去谈话。并做了几点指示：“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注：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55 ～156页。）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指示，7月上旬， 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五国的情况，并敞开思想讲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李一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多种模式的问题，这一思路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做了介绍，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这次务虚会持续了二个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成功经验，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在紧接其后的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经邓颖超向李先念建议，李先念同意并报华国锋签发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等材料，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因为有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老干部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工作好多年，刚刚恢复工作，对外界情况知道很少，即使“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打倒能坚持工作的一些干部，也因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而对国外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材料给当时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无疑为与会代表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也打开了话题。代表们认为闭关自守等于慢性自杀，要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资金进行国内建设。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国家计委关于《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均提交到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现在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工业的管理制度，不少是50年代从苏联搬来的，实践证明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好的丢了不少，坏的没有改正，又加进了更不好的东西，而我们的不少同志却习以为常，看不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懂得必须进行改革。在这里，李先念回顾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强调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并就许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的麻木状况提出了批评。国家计委的两年计划安排，提出了经济管理转变的思想。指出转变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小生产方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轨道中来，这就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对经济改革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对改革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对于改革内容，代表们认为主要是改革从苏联学来和自己土造的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北京东风无线电一厂的工艺技术员夏小泉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前一天（11月9日）写信给邓小平， 就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刚刚结束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几国访问，11月14日晚返回北京的邓小平，于11月16日在此信上批示：“可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看看”。“小人物”的忧国举动受到了“大人物”的高度重视。因为“大人物”也在思考着同样的命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肯定“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并把它看作是“政治路线已经解决”的标志。讲话提出了改革开放问题，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提出了通过改革建立一整套经济责任制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大政策”，这篇讲话实际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正在形成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这一历史地位的形成和他对中国发展前途的把握，从此使我国真正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于1987年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的问题，就是适应国内形势的发展，决定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都要长久地、专心致志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摆在全党工作的重点地位，集中主要力量去完成。这就表明今后不能再搞任何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也表明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全会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全会公报指出，实践已经证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全会强调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全会还明确提出要实行对外开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取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认识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一项长久的最大政治，为了确保这一转变的实现，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这样改革、开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重大决策得以敲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进行改革开放，称作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要求全党必须深刻认识。这场革命至今仍在持续，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今天重温这段论述，更加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高屋建瓴的准确预见和前瞻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从而把中国这条历史巨轮导向了正确的航道，其影响历久弥深。由于有了这一决策，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得以确立，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开端，改革开放得以启动。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继之经济特区建设也开创了新路，紧接其后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和走向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对外开放也由此起步。社会主义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开始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20年来，我们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最大政治做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闯过了一系列难关，克服了一系列难题。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这里开始形成、发展和完善；20年来我们正是有了这一长期坚持不动摇的共识，才得以不断解放思想，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实现形式；2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变，整个社会充满着无穷的生机和活力，新体制新机制已孕育生成，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顾这20年的历程，我们更加感到经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在20年前做出的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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