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国际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意义与合理性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是邓小平立足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及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提出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取决于他对时代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并以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态度，审时度势而提出的。
（一）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修正与突破
1.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突破
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战略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判断为依据，一直强调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和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影响深远，曾导致了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自我封闭以及外交决策的失误。
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反思和大胆的修正，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思想。他认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中国应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指出当前世界上“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正是这种建立在对国际形势敏锐洞察和准确判断基础上的新的时代观，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观念逐渐走出了误区。为国内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同各国关系的发展开始成为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
2.对理想主义外交的修正
在以意识形态对立为特征的冷战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既体现在将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外交亲疏的尺度，也体现在强调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大量无偿援助的国际主义观念和行为上。
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将中国的国际战略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引向了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
邓小平认为，在主权国家的时代，维护国家利益依然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1]（P330）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思想也体现在他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考虑国与国关系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1]（P330）
而他对于国家战略中经济发展的强调以及经济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影响的认识，则更明显地体现出其战略思想的理性主义。他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2]（P240）
3.从结盟走向不结盟的战略转变
毛泽东时代奉行的是“结盟外交”。如建国初期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战略以及70年代提出的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
邓小平在80年代初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战略思想，他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1]（P162）“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P57）
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更加灵活的政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这种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创新
1.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提出“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3]（P413）
他倡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其核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和社会制度的选择。其国际经济新秩序则是以平等互利原则作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改变不平等的南北经济关系。
这一战略表达了发展中的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和争取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的诉求。而其中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视并使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2.对外开放的战略
邓小平在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后，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P117）“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P64）“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1]（P367）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力拓展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扩大了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
3.一国两制战略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内容，它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战略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是从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这也不是和平共处吗？所有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1]（P96-97）后来，受此启发，“一国两制”的构想又被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20世纪末，这一极富创见的构想已在香港、澳门得以实现，其合理性也正在接受着现实的检验。
（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意义与合理性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从现实出发，本着务实与理性的态度，反思和修正了旧体制下传统国际战略思想中过时和不合理的因素，大胆地突破与创新，体现出一个改变时代的政治家的非凡勇气和远见卓识。尤其是他将中国外交带出了意识形态的樊篱，以及他对国家利益的务实追求，奠定了中国新时期外交的现实主义的基调。
二、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超越与21世纪中国的战略选择
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跟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生成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像任何一种具有经典意义的思想一样，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也面临发展和超越的问题。但我们在新世纪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把握其现实主义和求真务实的精髓，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俱进，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与变化趋势，为21世纪的中国做出更加理性的战略选择。
（一）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
21世纪初，全球化进程加快成为最易被感知的事实，而9.11恐怖袭击和随之而来的伊拉克战争成为标志性的事件，它使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出现重大调整，并呈现许多新的特征。
首先是恐怖主义的泛滥上升为威胁人类社会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而其背后隐含的文明和信仰的冲突、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化现象和不平等的体制性根源成为国际社会需要面对的严峻课题和挑战。其次，美国建立在国家实力和国家意志之上的单边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大国关系正经历着深刻调整，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后，大国关系的复杂性更加凸显。再次，一方面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机制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是作为重要国际机制的联合国的权威却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势头依然迅猛，区域经济集团化、一体化进程继续加速。
而中国自身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加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上升。但同时，中国自身发展也面临诸多安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台湾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依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活动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的威胁等等。
凡此种种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态势，为21世纪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
邓小平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下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这一方针曾在90年代初期帮助中国渡过了外交难关，也曾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性方针。
但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大为改善，而且无论是国家实力的增强还是追求大国地位的政治诉求的上升，都使中国的国际战略无法再囿于“韬光养晦”的指导思想。因此，走向“有所作为”，开展积极外交，便成为21世纪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
走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需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实现发展和超越：
1.塑造大国形象
首先，中国需要主动参与国际重大事务，尤其是国际制度、规则的制定、修改或协调。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才能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才能避免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其次，中国应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并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努力树立起一个维护国际道义的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是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再次，争取把握国际事务、尤其是东亚事务的主导权。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应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建立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机制，并争取在一些事务上的主导权，以此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为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在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的确也发挥了更大的主动性，如积极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成功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争取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2.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
这是一个与大国形象相关联的问题。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在其《美国权力的悖论》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大战略之一就是“注重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我们可以从这一战略中得到双重好处：一是公共物品本身，二是这些公共物品可以使我国的权力在他国眼中合法化。”[4]（P143-144）
以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来换取国家利益、权力和国际地位的战略，其实同样适用于谋求大国地位的中国。约瑟夫.奈列举出全球性公共物品战略的6项具体手段：在重要地区维持力量平衡；推动开放性的国际经济；保持国际共用权；维护国际规则和机制；援助经济发展；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4]（P147）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对基于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义务做出修正，他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2]（P112）“那是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1]（P105）他强调要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之后才能尽国际义务。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客观上已具备了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实力，而中国要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并在全球和平、安全、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就应进一步塑造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事实上，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赢得亚洲乃至世界的尊重，正是由于中国在那次危机中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提供了地区性的公共物品。而近年中国在其主持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发挥的重要的调解作用，也正是在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物品，这必将推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
3.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上主动作为
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战略决定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应对性的外交，尤其是在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一波三折，其状况往往是由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行为决定，比如美国对华政策是选择接触还是遏制，是将中国定为伙伴关系还是竞争对手，这些都决定着中美关系的基调和动向。中国的对美关系更多的是应对美国的政策和行为的变化，比如中国曾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不停地对最惠国待遇问题、人权报告问题、美对台军售问题等做出被动的反应。这种被动地位的造成固然有美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一因素，但中国外交缺乏主动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原因。其实，21世纪初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突破性改善提供了更多契机，比如9.11以后的全球性反恐以及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等问题为中美接近与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中国应把握这些契机，主动外交，有所作为，使中美关系真正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
又如台湾问题。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与我们的对台政策缺乏主动性不无关系，多年来，我们常常是在被动回应台湾当局的独立倾向、领导人的言论以及台湾在不断寻求其国际空间的过程中产生的涉及国际关系的问题等等。对台政策的被动性使我们无法在思维和战略上实现必要的突破。而要改变我们目前处处被动的局面，在两岸关系中处于优势，就必须转变思维和战略，主动出击。比如，转变姿态，切实找到武力解决之外的统一方法；在理解台湾政治特殊性的基础上来制定对台方针，改变以往对台工作中的高压政策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时促进自身的社会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的变革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设，以消除台湾的不安全、不信任和不认同感，争取台湾民心，增加对台湾的政治吸引力，并寻求国际舆论的支持；主动重建两岸互信机制和对话机制；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主动宣传自身形象，通过文化的交流来寻求认同感，扩大共识，改善两岸在社会文化心理上日益疏离的现象。
4.重新认识和利用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时代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但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将中国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位置，并具有为第三世界国家代言、反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性质。
而今天，世界格局与冷战结束初期有了很大不同，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其实力和影响也远非过去所能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无需将自己摆在现有国际机制和秩序的对抗者的位置上，更确切地说，中国实际上是现有国际机制和这个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中国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东亚地区具有领导性地位的大国，在多种国际场合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些都决定今天的中国更应该是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同时，还要善于利用现有国际机制和秩序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与十五大报告相比，十六大报告将“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提法改为了“主张建立”，正是体现了这种战略思想的超越。
而了解、遵守、利用和修改、参与制定相关国际机制，是中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不仅要深化对国际规则的认识，还有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中对中国有利的部分，并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更大范围国际利益的需要，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使中国的国际利益更具有国际合法性。[5]（P89）
（三）超越现实主义——在国际战略中加入理想主义因素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态度和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它将中国外交带出意识形态决定论的误区，为与各国发展关系、寻求共同利益、加强国际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此后的中国外交，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安全利益等实际的、功利性的需求上。但有的时候，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仅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相维系，“否则，国家间敌意和冲突的滋生、加剧完全可以同它们之间互相信赖、互相了解的增进相并行，相交错。”[6]（P9）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中日之间尽管能找到很多的共同利益，却往往冲突不断、难以真正接近的重要原因。而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状况。
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除了超强的实力外，还跟它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因素有关，在全世界输出和传播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和理念，是美国的地位和作用能够获得世界认同的重要原因。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这些已为世界多数国家所遵奉的价值观为美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创造了便利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就只能依赖经济、安全等纽带。
中国要想在21世纪成为一个有地位和影响力的大国，就不能忽视外交中理想主义的因素。除了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外，还应该在国际正义、道德、先进的价值理念方面对世界有所贡献。
此外，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程度远不如欧洲、北美的一个深层原因是该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缺乏像欧盟那种价值认同的基础。因此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除了增强自身经济的吸引力外，如果能在这一地区输出一种先进的具备足够吸引力的普适性的价值观，将大大有助于增强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四）正确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历来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曾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1]（P56）
随着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必然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永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同时，成长中的中国还需要正确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将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但外交对象的排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睦邻友好关系，最后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而十五大报告中的顺序依次是睦邻、第三世界、发达国家。这说明崛起中的中国越来越重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开始理性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当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境地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曾是我们主要的外交对象，也曾在国际上给予中国重要的支持。但今天的中国正成长为一个大国，而且已经开创了全方位的外交局面，因此需要提升与发达国家和邻国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国际战略一个必然的选择。尤其是中国作为现有国际机制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也需要重新为自己定位，而不可能永远充当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角色。
当然，理性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抛弃。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存在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中国还应该继续援助发展中国家，为它们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以增进它们广泛的信任，以此获得必要的国际支持，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