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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把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成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毛泽东也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8页。）基于导师们的教诲，更有感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近几年来，笔者在许多场合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需要一个新的个性解放运动，以普遍提高每个公民（首先是领导干部）的主体意识，增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近年来指导的两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题目分别为《个性解放新论》和《中国个性解放之路》。笔者在今年写的《竞自由——毛泽东自由思想散论》一文中说：“笔者斗胆写作此文，作为引玉之砖，希冀引起国人对毛泽东自由思想的重视与张扬”。
秋阳先生在《“张扬个性”的提法不科学》（《光明日报》2000年9月19日）一文中说：“时下，一些人喜欢使用‘张扬个性’或‘个性张扬’的提法，这个提法不科学。”他又说：“一提个性就击节赞赏，就顶礼膜拜，甚至采取‘张扬’这种极端的态度。说得难听一些，这只能算是糊涂和幼稚。”他还说：“有些人还要刨自家的‘祖坟’，说是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扼杀个性，只强调共性，现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国‘五四’时期，有一阵子鼓吹‘个性解放’，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既不同于欧洲启蒙时代，又不同于我国的‘五四’时期，不能照抄照搬过去的口号。”笔者读过一些文艺评论，了解到文艺界的一些人喜欢用“张扬个性”的提法。有的人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是进入了张扬个性的时候了。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创作横空出世，并得到大众的认同。”（注：王大路：《“新新人类文学”现象分析》，《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5期。）哲学界用“张扬个性”的不多，而惯用“个性解放”或“解放个性”。秋阳先生心目中的“一些人”是否包括笔者，不得而知。但当笔者读到秋阳先生文章时立即感到，笔者无疑是属于秋阳先生所批评的“糊涂和幼稚”人之列的。秋阳先生的文章虽短，却涉及到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个性解放？当代中国要不要个性解放？中国文化传统是否束缚个性发展？这些问题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价值。笔者作为被批评者有必要对秋阳先生的批评回应与争鸣。
一、如何看待个性解放？
“个性解放”作为一个口号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的。“个性解放”作为一种运动是资产阶级为获得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而展开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资产阶级虽然打着全民的旗帜，但它解放的是资产阶级的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资产者的个性和独立性，无产者无个性和独立性。在人的解放上，资本主义社会比起封建社会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导致了人性进一步的异化，依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懂得个性的基础是经济，是所有制；不懂得普遍的个性解放，需要消灭私有制，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能正确解决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与自由、民主一样，资产阶级也把个性视为它一个阶级的专利，诬蔑共产党人消灭个性，攻击社会主义没有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时代的产物。人的社会本质是他所处的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由、个性和个性解放，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争自由的历史，是个人不断地获得解放与发展的历史。个性解放没有止境。个性解放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个性解放。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注意吸取和继承它的有价值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并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个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旧式分工，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自由人的联合体”看成是代替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在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进一步论述了未来社会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是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扬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的先进分子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和愚昧迷信。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很少有人继续鼓吹个性解放。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地束缚中国人民个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就其实质而言，是真正的个性解放运动。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个性解放是新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
从俄国（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不讲民主、自由和个性，但毛泽东还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解放的思想。在40年代，我国社会上有一些人指责“共产党人不讲个性，压制个性”。针对这种指责，1944年8月，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我有改文（按：指对《解放日报》社论草稿的修改）中加上了个性解放，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8页。）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他对个性、个性与党性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没有几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他又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党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注：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61页。）人是社会的主体。一个社会的活力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体的活力。同样，一个党的活力最终取决于党员个人的活力。鼓吹个性解放，个性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需要。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秋阳先生认为，个性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坏的。好的个性固然应该尊重和发扬，不好的个性应该克制和避免。因此，他认为“张扬个性”的提法不科学。照此逻辑，不仅“张扬个性”提法不科学，而且“尊重个性”的提法也不科学，“解放个性”的提法更不科学。咋一听，秋阳先生的话似乎不无道理，怎么能去尊重、张扬和解放不好的、有害的个性呢？但仔细一想，秋阳先生的说法很难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讨论问题不应从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个性解放”的口号决不是从“个性”的定义中推导出来的，而是针对社会中存在着束缚个性、压制个性而提出的。同样，“张扬个性”的提法也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忽视个性、不尊重个性的倾向而发的。秋阳先生从“个性”定义出发来讨论问题，这并不可取。
至于谈到“个性”的定义，也要具体分析。对于同一对象，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其所作的定义也就不同。对个性可以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去界定，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有人统计，达几十种之多。秋阳先生的定义是：“个性不是人的主体性，也不是人的独立性，它只是某些人所独具的特性。”秋阳先生对个性的定义是从哲学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作出的。笔者认为，作为“个性解放”的个性，其基本内涵是指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及其特点。对“个性”一词的内涵要联系具体的语境加以具体分析。秋阳先生文中所引《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个性的内涵，主要是指个体的独立性，而不是他所定义的“某些人所独具的特性”。
总之，个性、个性解放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个性解放”虽然是资产阶级提出的，但并非是它一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仍然可以用，也需要用。
二、当代中国要不要新的个性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中国人民的个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但能否认为，中国人民个性解放任务已经完成了呢？不能。新中国的成立决不是中国人民个性解放任务的结束，而是新的个性解放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仍然需要个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性解放包含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
个人主体性的确立是民主主义个性解放的基本内容。由于旧中国没有经过充分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也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我国国民的自主意识普遍薄弱，数千年传下的国民性中的奴隶性、依附性远没有消除。我们的领导干部，想问题，办事情，往往唯书、唯上而不唯实，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从本本上、文件中找答案，向上级领导讨主意，开口本本上怎么说，闭口上级领导怎讲，而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我们相当多的理论工作者，同样习惯于唯书、唯上而不唯实的思维形式，囿于注经、解经，缺乏创造性。个人崇拜之所以能在我国存在、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缺乏独立自主性，迷信、盲从英雄人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的主体性得到普遍确立，因而也就不会开口本本怎么说，闭口领导人怎么讲，也就不可能在整个社会搞个人崇拜。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人在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时候又走向另一极端，盲目迷信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妄自菲薄，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这同样是一种丧失自主性的奴隶性表现，是旧中国一小部分人的崇洋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复活。
数千年来的家长制，窒息了个性的发展。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封建统治者设法施以忠孝教育，使人民知所尊从，如事父如君。君赐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家庭制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殊可惜也。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毛泽东痛恨家长制，希望尽早破除之。但彻底破除家长制要比破除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困难难得多。新中国成立后，家长制依然普遍存在，对此，毛泽东心中是清楚的。1958年，他曾一度陷入空想，超越生产力，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他在憧憬人民公社前景时提出，人民公社有助于破除家长制，便于个性解放。他说，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人，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工，和从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这对个性解放很有好处。他在驳斥帝国主义诬蔑人民公社消灭家庭的谰言时写道：“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家长制”。“我们所举办的（托儿所、幼儿园、食堂）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的个性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注：毛泽东：《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修改》（1958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72-573页。）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发人深省。破除家长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本应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个任务不得不由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完成。家长制根深蒂固，彻底破除它是一个长过程。新中国成立已五十一年，环顾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政治生活，家长制的残余仍然相当严重存在。家长制的彻底破除，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发达，生产力的现代化，个人经济的独立，教育的普及和个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还需要法制的完善和国民法制观念的增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按计划分配、使用，不得自由流动。劳动者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受到限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建立劳动力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都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就要求破除一切束缚个人聪明才智的条条和框框。在旧的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我国广大农村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劳动者的经营自主权得不到保障，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得到了发挥，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陆续被卷进市场经济大潮，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打破，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业、商业、服务业，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农民解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农村土地改革是农民的第一次解放，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
现代化与工业化同步，没有民主化就没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已成为国人的共识。现在无人再敢公开菲薄民主化。但自由至今还未引起国人的普遍重视和注意。民主以自由为基础，民主又为自由提供必要的保证。民主与自由互相依存、互为前提。没有自由的民主是形式上的民主，虚假的民主。与民主一样，自由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我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不仅是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而且是自由的，是个性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我们不仅要高扬民主，而且也要高扬自由。西方资产阶级企图用民主化、自由化来分化、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但我们决不能由此就把民主、自由列为禁区，把民主、自由的旗帜拱手让给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要求人的自由，要求个性解放。
创新是人类文明的灵魂，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创新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证明，创新与个性自由发展密切相关，尊重个性和个性发展，是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创新性的培养要从尊重个性开始，让每一个人从小就能使自己的个性特长得到培养和发展。今天，我们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社会教育，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都普遍存在着忽视个性的问题。这极不利于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在教育领域里，我们应把是否重视个性的问题提高到能否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创新人才的高度来认识。
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分工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出现贫富差距的扩大，人的片面畸形发展，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精神生活中某些不健康的东西，这又不利于人的发展。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的个性解放，要求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困扰，尽量减弱负面效应，缩小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的异化现象，促进人的健康发展。
人是社会的主体，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历史上发生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都是为了破除在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人的束缚，都是为了解放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最终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富裕、自由、民主、文明的幸福生活。个性解放，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我们今天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还相距很远很远。受生产力的制约，我们今天还无法做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自由”，无疑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因此，无论从我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来讲，还是从我们奋斗的理想目标来讲，当代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个性解放运动。
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否扼杀个性？
秋阳先生认为，“说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扼杀个性”，是“刨自家‘祖坟’”。我以为此话大可商榷。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国古代文化有自强不息、维护统一、酷爱和平、勤劳勇敢等许多优良传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古代文化中除了优良传统之外有没有不良传统呢？我认为是有的。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小生产自然经济形成的传统和习惯势力，在不少方面阻碍着当代社会发展。封建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家长制等扼杀了个性的发展，造成了国民性中的奴隶性、依附性。20世纪初，梁启超在宣扬新民学说时对中国国民性中存在的奴隶性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奴隶性的普遍存在，“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注：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4月29日）。）他又说，自古以来，中国圣坚一再教人“犯而不校”、“以德报怒”，让人“无骨、无血、无气”，使人“奴隶之性，日深一日”。（注：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1902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新青年派，更加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对个性的桎梏，鼓吹个性的解放。鲁迅的《狂人日记》深刻地揭露封建专制制度是吃人的制度。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西方以个人为本位，重个性发展，东方以家庭、社会为本位，无个人独立之人格。就连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也承认，“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是西方社会的优点，而中国则没有。他反对全盘西方化，但承许中国需要“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需要西方的“德谟克拉西精神”。如前所述，毛泽东曾多次批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家长制对个性的扼杀。按照秋阳先生的说法，梁启超、梁漱溟、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是“刨自家‘祖坟’”的中华民族不肖子孙。秋阳先生的说法能否成立，无须笔者再多置一词。
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否一点也没有个性自由的思想呢？当然不是。中国古代的有些文艺作品反映了人们追求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要求。明朝李贵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纲常名教，提倡“率性而为”、独立人格。不过，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中重视个性、发展个性的思想十分微弱，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维护专制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别尊卑，明贵贱，尊君、忠君。即使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有些哲学家依然忽视个人利益、个性自由，要人去做温顺的奴隶。
承认和揭露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负面东西，决不是为了算旧账，刨“祖坟”，而是要使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数千年来形成的专制主义传统和小生产习惯努力在今天仍然广泛存在着，继续束缚着个性发展，阻碍着社会现代化进程。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实质上是解放人，其中包含着要从专制主义传统和小生产习惯努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我们提倡的个性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个性解放，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个人的解放，离不开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但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利益、个性自由基础上的真实的共同体，而不是建立在与个体相对立的虚幻的共同体。那种与个体相对立的虚幻的共同体是束缚个性发展的桎梏。笔者不赞成中国古代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也不赞成西方近代以来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而是主张社会与个人相统一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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