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立身本高洁——对郭沫若先生《关于宋玉》的初步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宋玉论文,高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4)02-0035-05
宋玉本来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据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他是继屈原之后第一位有名有姓、爱国爱民、佳作甚多、影响古今的杰出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中就曾感慨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李白在《感遇四首》中也由衷地咏道：“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宋玉的代表作《九辩》时则明白地赞誉道：“《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是的，宋玉就是勇于创新，独钟讽谏；他师承屈原，发扬光大。正如欧阳修所说：“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转引自《宋诗话辑佚·陈辅之诗话》)
而郭沫若先生于1955年春在《新建设》第二期上发表的《关于宋玉》的文章，却针对郑振铎和陆侃如夫妇等专家教授对史剧《屈原》歪曲宋玉形象的做法所阐述的意见，进行了专门批驳和“申辩”。在文中，郭老通过对司马迁论及宋玉的几句话、宋玉的作品、关于宋玉的故事和民间关于宋玉的传说这四个方面的分析，把宋玉定性成了“没有骨气的文人”，从而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宋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郭老《关于宋玉》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都是大有疑问、站不住脚的。为坚持唯物史观，弘扬民族文化，实有必要恢复宋玉的历史原貌。
一、关于司马迁论及宋玉的几句话
郭老为了证明宋玉是“没有骨气的文人”，首先引用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几句话，接着说：
请细细玩味这几句话吧。司马迁对宋玉、唐勒辈称为“之徒”，首先就表示了有些鄙屑的意思。接下去说他们“终莫敢直谏”，那鄙屑的意思就非常明了了。
我们认为，司马迁用“之徒”，实无“鄙屑”宋玉之意。在我国古代，“徒”是个不褒不贬的中性词，其本义是“徒步”(许慎《说文解字》：徒，“步行也。”)，引申为“跟从的人”、“同一类或同一派别的人”、“门人、弟子”等。“之徒”合用，其中“之”是指示代词“这”，“徒”是名词“同一类的人”；“之徒”，是指“这一类人，这些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至少用过22次“之徒”，均无郭老所谓的“鄙屑”之意。如《周本纪第四》：“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司马迁对召公、毕公“之徒”就毫无鄙屑之意。至于含贬义的“亡命之徒”，并不是“之徒”本身有贬义，而是“之徒”之前的语言环境“亡命”这个定语有贬义；况且，这个成语是司马迁之后一两千年才约定俗成的。
至于司马迁说宋玉等人“终莫敢直谏”，其实也断无“鄙屑”之意。刘向在《说苑·正谏》中指出：“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指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班固在《白虎通义·谏诤》中也说过：“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讽谏者智也，祸患之萌流，睹其事未彰而讽告，此智性也。”可见古代的“谏”，已确有多种方式。而谙熟“谏道”且用词严谨的司马迁只是说，宋玉等人“终莫敢(像屈原那样)直谏”，并没有说他们“终莫敢(采用任何方式去)谏”。这样，又怎能断言司马迁“非常明了”地“鄙屑”了宋玉并且以此作为曲宋的权威论据呢?
郭老又说：“宋玉没有胆量直谏，那就不外乎是怕死或怕丢官”。难道不用“直谏”，而用曲谏、谲谏、微谏、讽谏的方式就是“怕死或怕丢官”，因而就是“没有骨气的”吗?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都证明：决不是。
众所周知，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帝王时代，直谏而死固然可贵，而曲谏图善也不失一策。为了达到让君王改过的目的，曲谏(讽谏)往往更需要卓识、智慧、勇气、胆量和毅力与韧性；并且，有时曲谏(讽谏)比“直谏”还更能奏效；即所谓“以柔克刚”。这就如同我们当今所说的：既要敢于提出意见建议，又要善于提出意见建议。倘若用屈原对其同姓的楚怀王采取的刚正“直谏”(指谏)的做法，来贬低宋玉对专横的楚襄王所用的柔婉“曲谏”(讽谏)的策略，并进而指责宋玉“是怕死或怕丢官”的“没有骨气的文人”，则不但与古往今来的“谏道”相悖，而且在推理上恐怕也不合逻辑。
二、关于宋玉的作品
郭老说：“除这三篇——《笛赋》、《舞赋》、《招魂》——的确不是宋玉作品之外，其它各篇都是宋玉为人的很不利的供词。那些文字绝大部分是依阿取容的帮闲文字，特别是《风赋》和《对楚王问》那两篇，是很难忍受的。”
其实，《风赋》是一篇人所共知的寓言赋，是以风为喻的讽谏佳作。宋玉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风，王公们感到凉爽，而庶民们却会遭殃。他是借雌雄之风，提醒楚王要体察庶民的疾苦而不要自以为庶民会和王公们一样感到风是很畅快的。对此，苏辙在《黄州快哉亭记》中就十分清楚地点破过：“(宋)玉之言，盖有讽焉。”苏东坡在《书柳公权联句》中也曾说过：“(宋玉的《风赋》)不知者以为谄也，知之者以为讽也。”这样，怎能把《风赋》说成是“宋玉为人的很不利的供词”之一呢?
《对楚王问》的开头是：“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郭老对问话的译文是：“老兄是不是有什么缺德?为什么下层的群众那样的鄙薄你?”显然，这种意译是为曲解宋玉服务的。其实，楚王所问的“有遗行”，是指“有不好的或有不对的行为”，“不誉之甚”是指“很不称赞”，“士民众庶”是指“很多下面的人”。并且，这句话是宋玉考虑到登徒子、唐勒等同僚嫉妒自己而经常在楚王面前编造谎言说自己的坏话，为了便于反驳他们并规劝楚王，便假借楚王之口来发问的；这是宋玉经常运用的一种写作技巧而决非事实。试想，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作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直言自己“缺德而受群众鄙薄”呢?
为了驳斥小人的诽谤，宋玉趁回答楚王责问之机，一连用了几个比喻来隐喻自己是音乐中的《阳春》《白雪》、鸟类中的凤、鱼类中的鲲，意在表明自己的品性高雅、志向远大、行为超群，以致不为一般人理解、得不到大家的赞誉，甚至遭到奸佞小人的讥讽都是不足为怪的。作品卒章言志，既表示了对小人谗言的回击，又显露了对楚王听信谗言的不满，更讽谏了楚王要正确理解和看待拔尖人才。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给了《对楚王问》很高的评价：“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
接下来，郭老在分析宋玉的代表作《九辩》时说：
请看(《九辩》)那开头的一句吧。“悲哉秋之为气也”，这哪里有什么人民的气息?秋，在老百姓看来是收成的季节，勤劳了半年之后得到了收获，只要不是荒年，老百姓是歌颂秋天的。请读《豳风·七月》里面的这几句：“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到底是悲，还是喜呢?宋玉先生未免太不知稼穑之艰难了。他自己到了秋天因为神经衰弱，既感到无聊的悲哀，而且看到农民秋收之后得到片刻的闲暇，却更感到无名的恐怖——“农夫辍耕而容与，恐田野之芜秽。”——这是《九辩》里面的又一句。
郭老在这段话里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宋玉的《九辩》没有“人民的气息”。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因为《诗经·豳风·七月》是一首具体描写三千年前西周时期奴隶们生活情景的诗歌，它反映的是当时奴隶们(而不是“老百姓”)与奴隶主之间的尖锐矛盾。郭老引用的，是全诗的最后几句，是写秋收完了，辛勤劳动了大半年之后，奴隶们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还要为奴隶主准备年终祭品和酒会的悲惨情景。“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写的是奴隶主们在年终宴会上举起酒杯、互相祝福的情景，决不是奴隶们在欢乐地饮酒、喜庆地祝寿，更不是“老百姓在歌颂秋天”!
郭老举的第二个例证，是《九辩》第八章的第7个诗句。这句诗表现的是宋玉对社会黑暗、民生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由衷的忧国忧民之情，怎么能说是宋玉对收获后的农民和秋天“感到无名的恐怖”呢!并且，郭老抄出来的这一句的后面，紧接着的还有这么两句：“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虚败。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这显然是宋玉对官场腐败、黑白颠倒、不正之风盛行的有力揭露，是对“农夫辍耕而容与”的追根求源，是忧国忧民的进一步表现。对这紧接着的两句，郭老却不一起引用，这不能不让人生疑。
紧接着，郭老说：“照《九辩》里面的一些辞句看来，宋玉在做《九辩》的当时依然在做官，只是官做的不够大，他在发牢骚。”我们实在不知道“发牢骚”与“没有骨气”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论证的关系；我们只是觉得，在宋玉生活的那个封建专制时代，敢于在作品中“发牢骚”，敢于在诗文中表示对社会、对君王的不满，应该不是“没有骨气”的表现。
郭老又说：“宋玉的忠君思想，那可毫无问题……但这样的忠君思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不外是想官更高、禄更厚而已。”
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封建帝王时代文人的“忠君思想”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来认为，应当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不能脱离历史实际，用现今衡量人和事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在封建社会里，文人进仕，效忠君王，只要不是助纣为虐、构陷忠良、里通外国，只要不是与奸臣同流合污、权钱交易、坑害百姓，就可以算作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宋玉作为楚国的没有实权的一般官员，在楚王面前，他不表现出紧跟和效忠以为国家尽力，又怎么去表现出自己的爱国呢?至于他想“官更高”，那也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干更重要的国事；他想“禄更厚”，也是无可厚非的正当需求。郭老推想出来的宋玉“想官更高、禄更厚”的“忠君心态”，不但证明不了宋玉“人品不好”、“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而且正表明了宋玉忠君爱国的情怀。因为郭老始终没能举出宋玉忠君是“想蔽君、窃国、害民、卖国”的一丁点儿实据。
况且，在封建时代，哪一位杰出的文人是不忠君的呢?郭老特别赞扬的屈原，在其代表作《离骚》中不也反反复复地表达过他对昏庸的楚怀王的眷念、感恩、效忠之情吗?郭老尤其钟爱的李白，在得知皇上要给他官当的时候，不也高兴地写下了那著名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吗?同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忠君，郭老偏偏要扬屈、李而贬宋玉，这又是不得不让人生疑之处。
对于宋玉的代表作《九辩》，郭老再也举不出所谓“对宋玉为人不利的供词”了，于是来了一句：
从《九辩》中，我们实在看不出宋玉先生有怎样好得了不起的政治抱负，虽然他也在想“布名乎天下”。
看到郭老对《九辩》的这句结论性的话，对照《九辩》的具体内容，我们又被疑团裹住了。
我们知道，共有255句、1500多字的《九辩》，在楚辞中是与屈原的《离骚》交相辉映的长篇抒情诗。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悲秋”名篇和艺术佳作，而且是托物言志、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光辉的爱国诗篇!它以客观存在的秋天的萧瑟衰败景象起兴，暗含着对楚国政治昏暗、国势衰落的忧心，发出了“坎廩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
呼声。“唯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则揭露了世道混乱无常，揭示了“贫
士失职”的社会背景。“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
而不通”，“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众鸟
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这里，爱国爱
民与忠君斥佞之情跃然纸上。“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
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饱兮，衣不苟
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歺”!——“诗言志”!正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宋
玉不计个人名利、决不同流合污、坚守圣贤节操、立身原本高洁的心志……
可以说，《九辩》的主要语句和基本精神，毫无“宋玉为人的很不利的”佐证。我们真不明白，郭老引以为据的到底是《九辩》的哪个“版本”。
其实，自古以来，无数正直的学者文人，对《九辩》的评价都很中肯而公正。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指出：“(《九辩》)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现代林庚教授在《屈原与宋玉》一书中也指出：“《九辩》是属于整个诗坛的，也是属于宋玉个人的。”我们实在不知道，古今中外，对《九辩》这一光辉名篇进行贬低以曲解宋玉为人的，还有哪一位。
至于郭老说宋玉的其它作品的“那些文字绝大部分是依阿取容的帮闲文字”，也是让人大惑不解的。
事实上，《钓赋》是以钓鱼之术喻治国之道的名篇。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评价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而《御赋》则以御术喻治国，主张“君丽民义”、以义役民。现已证明是宋玉所作的《笛赋》，也明确地表达了作者赞美礼义雅乐、责斥淫靡郑声、主张招揽贤士以为国为民的高洁方正精神。同样被学术界认定的《招魂》，则显示了对楚国家园的热爱，对人生的亲切明朗的乐观态度。所以，刘勰道：“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文心雕龙·祝盟第十》)这显然又是宋玉高洁人品和文品的佐证。甚至在《大言赋》、《小言赋》中，宋玉也没有忘记“寓教于乐”、适时讽谏。毛泽东主席就曾亲笔书写了赋中的“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的名句以展示博大胸怀。
显然，以上所有这些，都与郭老所说的“依阿取容的帮闲文字”无关。实事求是地讲，从宋玉所有作品的立意和主题，以及语句来看，都不但不能顺理成章地得出宋玉是“没有骨气的文人”的结论，而且从作品中凸现出来的，恰恰是宋玉那高洁耿介、令人景仰的正面形象。
三、关于宋玉的故事
郭老从刘向《新序·杂事第五》中精心节选了两个故事：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划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夫处事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
然后郭老说：
根据这两个故事来看，楚王曾以宋玉为“小臣”，可见别人对宋玉的客观评价是有一定的分量。宋玉受到这样的待遇尽管不高兴，然而他终于接受了这样的待遇，可见他的主观品质也实在不那么太高。到了老来官运依然不亨，终至“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更表明宋玉的为人是怎样热衷于利禄了。
郭老的这三句话含有三层意思。对第一层，我们的疑惑是，别人对宋玉的评价真的是那么客观吗?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说：“(宋玉)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已，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可见郭老所说的“别人”至少是指这位心胸不够开阔、害怕宋玉的才干胜过自己的景差。在这种嫉贤妒能的心态作用下，这个“别人”在楚王面前评价宋玉时能够“客观”么?对第二层意思，我们发现，郭老说“主观品质”——人的品质不是主观难道还是客观的?“不那么太高”，起码还算高。既然品质还高，又怎能说宋玉“人品不好”、“没有骨气”呢?对第三层意思，如果按照郭老的逻辑，那么宋玉面对着楚王用人不当、奸佞蔽君、自己怀才不遇的黑暗现实，倘能苟且度日、逆来顺受、缄默不语、随波逐流，就可以算成是不热衷利禄了?但是，假若宋玉果真这样办了，郭老岂不是又要指责宋玉是毫无反抗精神的“软骨头”了吗?
令人疑惑的还有，郭老在上面引用的两个故事为何不完全?
郭老引用第一个故事时，有意隐去了故事的主体内容：
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
，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一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子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
郭老引用第二个故事时，又用了比先前还多一个省略号的办法，删掉了宋玉这个主要人物在故事中的发言：
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
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悼，危视而迹行，众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势不便故也。夫处事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臂无肤，其行趑趄。’此之谓也。”
我们把被郭老省略了的宋玉的精妙论辩恢复到故事中去之后，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故事的本意决不是批评宋玉，而是在于说明友人误导了楚王，展现了宋玉重视客观存在的思想和能言善辩的才华，表现的是宋玉对于楚王使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就整个故事的结构来看，两个故事的开头都只是引入话题，其客观真实性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也许只是一种说法。而郭老，怎么竟确信了这个开头并截去了重要的主体，然后用极不完整的两个故事作为《关于宋玉》一文第四部分的全部依据呢?
然而，郭老还硬是下了结论：“说到骨气上来，(宋玉)那是有问题的。”
那么，什么叫“骨气”呢?宋玉的“骨气”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的”呢?
我们认为，所谓“骨气”，是特指一定的人在面临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不屈的态度和举动。“骨气”的本质是“不屈”；其表现形式既有通常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宁死不屈”，也有以柔克刚、“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柔韧不屈”、“沉默不屈”等等。邹忌之于齐威王、诸葛亮之于刘皇叔、魏征之于唐太宗、纪晓岚之于乾隆帝等等，往往并没有表现出直截了当的豪迈、刚强的样子，而是采用暗示、比喻、甚至诙谐的调侃等方法，进行委婉的规劝、柔韧地诱导并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讽谏奏效。我们能说他们没有“骨气”吗?宋玉作为一介贫士，初为楚王小臣，后至文学大夫，又能面临多少像屈原所遇到的那样重大的问题呢?郭老节选的那两个故事，恐怕算不上重大问题吧!而面对奸佞当道、楚王被蔽、用人不当、官场黑暗、民不聊生等重大问题时，宋玉所采取的隐喻揭露、巧妙鞭挞、委婉讽谏、忠君爱国而决不向黑暗势力缴械投降、决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态度行动，不正表现了他的高洁气质、不屈气节、不凡气度、超人气量和可贵气概么?那又怎能用“没有骨气”把他推到屈原的对立面上去呢?无论是从宋玉的作品还是关于宋玉的故事中，我们都可以说，宋玉的“骨气”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是十分可贵的。倘若用单一化、概念化的“骨气”来否定宋玉，进而把他丑化成为反面人物，那就很容易被认为是附庸历史的线性思维模式的反映。
四、民间关于宋玉的传说
郭老说：“说宋玉没有骨气，是不是作俑于我呢?不，这差不多是两千多年来的民间定评。民间对于宋玉的评价，我们从《对楚王问》的‘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那句话中可以看出。”
这里，郭老把责任推到了“民间”；根据却只有一个，还是“很难忍受的”《对楚王问》的开头那句话。对此，本文已提出过质疑。
于是郭老又写道：“两千多年来，一般人的看法是：宋玉是一位风流才子。在风流才子这个品评里面，一方面是肯定了他的文才，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他的轻薄。”
但根据是什么?从“两千多年来，一般人的看法”中郭老竟没能举出一个用以支撑“宋玉轻薄”这一论点的证据。而“轻薄”又如何能作为支撑宋玉“没有骨气”这一中心论点的分论点，郭老也没能论证。按说，对这不足为据的一段话，不必质疑，但郭老是把它作为文章第五部分的一个要点专门写出来的，便不得不引起重视。
那么，什么叫“轻薄”呢?据《辞海》讲，大多是指对待女性时，带有轻佻和玩弄意味的言语举动。而宋玉是不是有这类言语举动呢?说实话，在宋玉的作品中，还是有好几次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
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开头就是：“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这显然是在说宋玉轻薄，而且比轻薄还严重得多!但这却是一向嫉妒宋玉的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故意地“短”宋玉。这样，其“性好色”的真实程度显然等于零。况且，如本文已论及的，先设立一个批驳的靶子，再逐层一一反驳，先破后立、边破边立、破中有立、卒章言志，乃是宋玉一部分作品写作结构上的突出特点。事实上，在这篇赋的最后，宋玉借章华大夫之口说明了对女色应当“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的道理。有效地讽谏了楚王。李善在《文选注·<登徒子好色赋>解题》中说：“此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其实，宋玉写这篇赋，就是针对楚襄王沉溺女色、淫逸侈靡、不顾国政而巧妙地进行讽谏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中也说过“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由此可见，宋玉非但不轻薄，而且是反轻薄的。
《讽赋》一开头，唐勒就在楚襄王面前进谗言，楚王便责问宋玉：“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于是，宋玉就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他在回家的途中丝毫不为女色所动的经过。最后，楚王感叹万分——这同《好色赋》一样属于巧妙地讽谏、现身说法，以达到规劝楚王面对女色诱惑要恪守礼义、不乱分寸、以国事为重的目的。
另外，宋玉在《高唐赋》和《神女赋》中还比较集中地描写过巫山神女的形貌音容色香味以及男女性梦性爱。这也曾引起过一些人的误解和非议。其实，在千年之前封建伦理盛行之时，就有许多公正的文匠鸿儒对此作过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唐朝的那位李善在《文选注·(高唐赋)题解》中就讲过：“赋皆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洪迈在《容斋随笔·三笔》中更是十分明白地说道：“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当代楚辞专家、湖南科技大学的吴广平先生在《宋玉集·前言》中明确指出：“宋玉创作《高唐赋》，向顷襄王讲述怀王梦交神女这一虚幻的故事，据叶舒宪先生解释是帮助顷襄王释放好色的欲望与情感，进行诱导性的心理治疗……据杨义先生的解释，宋玉大讲神女的容貌姿态，是为了对襄王难以抑制的性爱原欲(性冲动)进行顺势的疏导和发散，也是一种精神治疗的策略。”这几位先生的论述，则更融进了现代科学的意念，显然是合情合理、合乎宋玉创作特点的。
我们发现，说到宋玉“没有骨气”的“民间看法”和“民间传说”、“民间定评”时，郭老一直没能举出一个可资核查的例证。而在宋玉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倒听见过许多关于宋玉的美谈。现仅抄录一个有根有据的实证：
“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只道朝宋王，谁知朝宋玉。”(六朝《黄花鱼儿歌》)
这正是由“民间的看法”、“民间的传说”概括而成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其欢快的语调、诙谐的语意，不正洋溢着民间对才貌双全、德艺双馨的宋玉的无比赞美和喜爱之情么?!
古人云：文如其人。是的，宋玉的文才和人品，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文坛，一直为世人所推崇；“屈宋”并称，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定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次指出：“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辞赋发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沈约在《梁书·谢灵运传论》中也指出：“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所以，李白在《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台》中说：“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而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也明白地表示了他的景仰深情：“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如此等等。盛赞屈原宋玉者，众矣久矣!而郭老却把这些公正对待屈宋的鸿儒巨学一概定论为“那是出于封建文人的一种偏见”，以致郭老所尊崇的李白也“偏见”了，被挨了一板子。这样对待民族文化，恐怕是不严肃的。
在《关于宋玉》一文的最后，郭老又提到了司马迁：
如果我们考虑到司马迁是以贾谊与屈原同传，那就更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笔确实具有深刻的褒贬意义……由这一对照，不更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宋玉的评价和待遇——仅仅在《屈原传》中附带了一笔，是有分寸，有见地，而不是任意抹杀的吗?
其实，司马迁把贾、屈合传的理由是显而易见、可以理解的。贾谊为太中大夫后，“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后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后见鷃飞入舍，作《服鸟赋》；后孝文帝“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
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下同)。这就是说，贾谊
在朝中的官职、地位与屈原在楚国时相差无几(比宋玉的官大得多)；贾、屈二人在仕途
中均有被贬谪的经历；贾谊过湘江时，还特意作了《吊屈原赋》，司马迁到长沙时“见
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
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贾谊的二赋使司马迁对屈原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
在规劝君王时，贾谊与屈原通常使用的都是“直谏”；加之贾谊的孙子与司马迁时有书
信往来，关系不错。这样，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时，就很自然地把与屈原气质和参政议政
的方式方法一致的贾谊的传记连在了一起——此所谓同类合传者也。而宋玉，则是“曲
谏大师”，生活经历、官场沉浮均与屈原很不一致，司马迁没将他与屈原同传，显然不
是有意贬低、鄙薄宋玉。个中情理，郭老肯定是明白无误的，而还要以所谓“司马迁的
写作意图”来作为自己认定宋玉是“没有骨气的文人”的证据，实在是不能不让人质疑
纵观近两千年来无数文人学者包括海外专家教授对宋玉的研究评价，根据客观存在的宋玉作品实际，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我们完全赞同“屈宋并称”的定论，完全赞同2000年以来吴广平先生的看法：屈原和宋玉“这两位中国文学的开山祖师”“影响了中国的历代文人”。
那么，郭老到底为什么要置客观存在着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硬要随意地把宋玉说成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呢?1953年9月29日，郭老写了一篇题为《谈<屈原>剧本中的宋玉》的文章。此文是针对当时丁力同志对史剧《屈原》中歪曲了宋玉而写信向郭老提出异议的一封回信。郭老说，剧中对宋玉的处理，是“在重庆时，用宋玉来影射变节而投降到国民党的文人”。这就是说，郭老于1942年元月创作《屈原》时的“影射”意图和政治方向还是积极的、可以理解的；但之于宋玉却违背了史剧创作要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一基本原则。联系到郭老撰写《关于宋玉》一文正值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之时和日后日益加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深入落实；1958年“大跃进”时，郭老面对小麦亩产三万斤、五万斤的“浮夸风”而连续赋诗张扬、火上加油；至文革时，又专门出版了《李白与杜甫》，把杜甫的“阶级成分”划定成了“地主”并大力批判，同时针对杜甫等人尊崇屈原和宋玉而大加鞭挞：“以宋玉为师的人对于屈原不大满意，这正是地主阶级在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如此等等。至此，我们实在不知道郭老所谓的“逻辑”是什么逻辑。而从上述的事实中却越来越感到，郭老的《关于宋玉》一文，好像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狭隘的阶级观点、单一的政治视觉以及简单的配合、比附的功利主义史观的反映；郭老对宋玉的学术研究，是不大严谨的，几度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对宋玉的艺术表现，是不够严肃的，实际上走进了历史实用主义的怪圈。
以上质疑和观点，当否，谨就教于学术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