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交易、制度环境与外部审计需求--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实证研究_审计师论文

关系型交易、制度环境与外部审计需求——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市公司论文,证据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需求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已有研究表明，尽管良好的关系性交易已成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价值创造、获取竞争优势，并以核心能力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一种重要资源(Dyer和Singh，1998)，[1]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难以观察到交易伙伴的私有信息，难以预测终止交易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Hui等，2012)。[2]而财务报告信息的审计鉴证作为连接合作双方的重要传导机制，以“审计鉴证”作为桥梁，从企业的关系型交易是否延伸出对高质量审计鉴证服务的需求为视角来考察，避免了以往从会计信息“生产”过程的研究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可能是一个更为有用的研究结论。

      独立审计作为会计信息鉴证的主体，有助于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状况的信号，那么对于不同的资本市场和交易模式而言，是否存在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呢？现有文献给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Yao，2009；王少飞等，2010；Ball等，2000)。[3-5]这些迥异的研究结论表明，独立审计能否在关系型交易中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在不同的资本市场上存在不同的作用机理。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关系型交易是否会激发企业对高质量审计鉴证服务的有效需求？审计师是否会对上述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收费？进一步看，“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不仅显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文化与制度的特殊性，而且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原有的“关系”嵌入到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关系型契约与市场化改革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加上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法制化水平的明显差异，这些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否以及如何进一步影响关系型交易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关系本位的现实环境，首次基于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视角，从审计需求和供给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外部审计需求及其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第一，丰富了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条件下关系型交易和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对审计师选择影响的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更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倾向于选聘本地小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地小所”)，但随着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这种倾向会显著降低，进一步支持了Ball等(2000)的研究结论。[5]表明在转型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高质量审计的有效需求，抑制了独立审计的信号传递作用，这为我们理解内生于特定文化传统的企业间交易模式和制度环境如何交互影响审计需求的微观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关系型交易经济后果的文献。第二，为认识和理解以关系型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型经济体中的审计需求和审计收费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本文立足于中国关系本位的传统文化，发现更依赖“关系”交易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本地小所”以更低的审计费用提供了“合适”的审计服务，说明中国的制度背景和资本市场有其自身的特征，关系型交易对企业的审计需求和审计师的服务供给产生了显著不同的效果，甚至存在上市公司和“本地小所”之间的“默契”引发审计“合谋”等诸多问题，这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新兴市场中制度环境影响审计供求关系的理论视野。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系型交易与审计师选择

      提供财务报告信息是维持关系型交易企业间彼此信任的重要机制，而对财务报告进行客观鉴证的独立审计是财务报告信息发挥信任功能的前提。因此如何选择审计师，并将审计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外部投资者，将是具有大量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的上市公司最关心的问题。

      首先，从关系型交易的审计需求特征看，关系型交易对审计师选择具有以下重要影响。第一，降低了交易双方对公开信息的需求，弱化了高质量财务报告鉴证服务的需求动机。Klein等(1978)[6]指出，关系型交易双方的声誉作为一种抵押品是维持这类交易得以持续进行的主要机制，关系型交易双方私下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增进了合作双方的信任关系，一般不需要依赖公开信息对交易过程进行监督。因此对财务报告的审计变成了一种满足监管需求的行政性程序，关系型交易企业更不倾向于聘请市场声誉机制更高的大所进行审计。第二，降低了企业“生产”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动机，弱化了对高质量财务报告鉴证服务的需求。随着关系型交易的频率和数量的增加，合作双方投入的专用性资产也随之增加，为了防止合作伙伴违约改变交易对象而导致价值减损，企业会通过各种手段(比如盈余管理)营造低风险的企业形象，降低对未来交易不确定的担忧，并诱使在未来对企业进行更高程度的专用性投资(Raman和Shahrur，2008)。[7]第三，关系型交易作为一种替代性融资方式，降低了高质量审计鉴证服务的需求。持久的商业活动使得拥有信息优势的供应商会允许企业推迟付款或者给予成本更低的付款方式，从而形成企业的替代性融资；客户会采取更保守的债务融资方式，以避免债务危机发生可能给供应商造成损失(Banerjee等，2008)，[8]而且在供应商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客户还会通过商业信用等替代性融资的方式，帮助其脱离财务困境。由此可以推断，更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较为配合的本地所甚至是“本地小所”进行审计(Chan等，2006；Wang等，2008)。[9-10]

      其次，从“本地小所”的审计收费看，更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本地小所也更容易“领会”企业的意图并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这是因为：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共同的社会圈子会降低本地小所的审计收费。在中国审计市场上，事务所重视“关系”以获得和发展客户，本地小所和本地上市公司具有地利人和的先天优势，按照客户的要求收取合适的审计费用，与现有审计客户维护或发展良好的关系、更好地避免客户资源流失(Chen等，2010)。[11]第二，有限的资源和低廉的诉讼成本，使本地小所的容错度更高。本地小所可投入的审计资源较小，相对更难发现审计客户有意或无意的错报问题(Wang等，2008)；[10]并且由于市场声誉较低，审计失败所带来的声誉损失、诉讼成本相对都比较小，审计收费自然较低。第三，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审计收费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本地事务所为了获取更多本地企业IPO市场中的审计服务份额，以及IPO之后的审计鉴证服务，也会“密切配合”地方政府和本地客户的意图，政府关联的存在稳定了本地小所与审计客户之间的“关系”，延长了审计契约和准租金的收取，从而导致了审计收费折扣的存在。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和假设2：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关系型交易程度的增加，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更不愿意聘请大所。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关系型交易程度的增加，企业在聘请本地小所后，本地小所提供了“合适”的审计服务，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

      (二)关系型交易、制度环境与审计师选择

      中国资本市场作为一个新兴与转轨并存的市场，制度环境差异明显，企业交易往往比较信任本地区的商户(陆铭和李爽，2008)，[12]更倾向于与曾经建立过关系的企业签订合同和持续交易。当然，在一个法律保护程度较差的市场中进行关系型交易，也更加关注交易者机会主义的可能侵害。近期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作用要受外部环境尤其是法律环境的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基于美国资本市场，高效而完善的法律体系确保了美国证券市场上审计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Seetharaman等，2002)。[13]陈运森和王玉涛(2010)发现，与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相比，高质量审计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能增加关系型交易双方的信任程度，更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14]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关系型交易的企业对本地小所的“偏爱”程度，可能会受所在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

      首先，从市场化程度和法制环境看，在市场化进程较慢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对关系型交易的依赖性更大，对本地小所的“偏好”程度更高，并且如果企业能通过选择本地小所有更多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的审计费用等，企业的偏好会更明显。而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对关系型交易的依赖性会降低，对于更需要依赖“关系”交易的企业而言，它们更倾向于进行利润平滑以向交易伙伴提供更加有用的私人信息，因此减弱了对本地小所的“偏好”。并且随着司法独立程度的提高，本地小所与审计客户“合谋”被监管者发现或通过媒体曝光的可能性更高，法律制度对审计师的威慑力和约束力都相对更强。因此，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偏好”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的动机会减弱。

      其次，从金融环境发展水平看，现有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缺乏顺畅和足够的融资渠道，融资约束程度更大(朱凯和陈信元，2009)。[15]当银行信用受到配给约束或稀缺时，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就会转而寻求替代性的融资方式，如寻求供应商和客户提供商业信用融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金融发展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对关系型交易的依赖程度更高，对本地小所的“偏好”程度更高。而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银行和企业之间可以更加自由地形成贷款契约，并且随着金融中介机构的增多，增强了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效降低或者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企业聘请具有较高声誉的审计师更有助于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多银行贷款(陈骏，2011)；[16]并且这些地区的商业信用债权人出于扩大销量、提高竞争力等原因，会积极提供商业信用，参与产品市场竞争，因此更可能选择具有较高声誉的大所进行审计，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审计在融资契约中的治理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有效地抑制关系型交易企业对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的偏好。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用2006-201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实际控制人缺失和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Supply)采购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Customer)销售比例数据均由手工收集并经年报复核检查所得，最终确定Supply和Customer的有效观测值分别为5126个样本和4398个样本①，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数据均由手工收集并与CCER数据库复核检查所得，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Wind咨询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为了剔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本文假设1和假设3，我们设定以下模型(1)：

      

      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是本地小所Localsmall，本文借鉴国内大部分文献的做法，采用《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的排名来区分大小所，国际“四大”和国内前“十大”来代表大型事务所(Big)，本地事务所则是公司年末聘请的事务所的注册地(省份)与客户的注册地(省份)一致的事务所。如果上市公司当年聘请的事务所是与上市公司注册地一致的本地非大型事务所，则Localsmall取值为1，否则为0。

      模型(1)中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关系型交易Supply和Customer。根据已有研究，我们采用企业向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以及向大客户的销售比例(合计值)作为关系型交易的度量(Banerjee等，2008)。[17]根据假设1，我们预期Supply和Customer的系数显著为正。

      模型(1)中另外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变量Institution，以及制度环境变量Institution与关系型交易Supply和Customer的交互项Institution×Supply和Institution×Customer。地区制度环境变量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育程度Market、法制环境发展水平Legal和地区金融环境发展水平Finance进行刻画，三个指标取自樊纲等(2011)[18]的报告。根据假设3，我们预期Institution的系数显著为负，Supply×Institution和Customer×Institution的系数显著为正。

      为了验证本文假设2，我们设定以下模型(2)：

      

      模型(2)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审计费用LnFee，主要解释变量是关系型交易Supply和Customer，以及关系型交易与本地小所Localsmall的交互项Supply×Localsmall和Customer×Localsmall。根据假设2，我们预期Supply和Customer的系数显著为负，Localsmall的系数显著为负，交互项Supply×Localsmall和Customer×Localsmall的系数显著为正。

      参照已有研究(Wang等，2008；王少飞等，2010)，[10，4]回归模型(1)和(2)分别加入了下列控制变量：企业产权性质(State)、企业总资产(Size)、资产负债率(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盈利能力(Roa)、成长能力(Growth)、流动比率(Cr)、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Reca)、存货占总资产比例(Inva)、当年是否亏损(Loss)、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Cfo)、纳入合并报表子公司数目的平方根(Sqsub)、本年度获得的审计意见(Opinion)、当年是否存在权益融资动机(Issue)、当年是否发生审计师变更(Switch)、是否在境外上市(Oversea)、上市年龄(Age)、关联方交易(Rpt)、地区经济发展程度(LnGdp)、年度虚拟变量以及行业虚拟变量。变量及其取值见表1：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公司全年采购额的比例Supply的均值达到36%，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比例Customer的均值接近于30%，这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比较倾向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构建“关系型交易”。本地小所Localsmall的均值为0.46，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上有接近一半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更偏好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事务所选聘偏好、审计费用的单变量统计结果显示，从本地小所(Localsmall)看，T检验和Wilcoxon检验均显示，相对于关系型交易低组，关系型交易高组选择本地小所的概率显著更高；从本地大所(Localbig)和大所(Big)看，T检验和Wilcoxon检验均显示，相对于关系型交易低组，关系型交易高组选择本地大所或大所的概率都显著更小，表明更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不愿意聘请大所或本地大所进行审计；从审计费用(LnFee)看，T检验和Wilcoxon检验均显示，相对于关系型交易低组，关系型交易高组的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显著更低。这些结果表明，更依赖“关系”交易的企业缺乏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的动机，表现为更偏好选聘本地小所进行审计，也不愿意为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

      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显示，DA与Supply和Customer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更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其盈余管理幅度更大；Locsm与Supply和Customer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Localbig和Big与Supply和Customer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对于更依赖关系进行交易的企业更不愿意聘请本地大所，更偏好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Market、Legal和Finance与Supply和Customer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制度环境更差的地区，企业更需要依赖关系进行交易；LnFee与Supply和Customer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对于更依赖关系进行交易的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低，研究假设得到了初步检验。

      2.多元回归分析

      (1)关系型交易与事务所选择的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前两列，以Big为因变量，Supply和Customer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更依赖“关系”进行交易的企业更不愿意聘请大所进行审计。表2的第三列和第四列，以Localbig为因变量，Supply和Customer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更依赖“关系”进行交易的企业更不愿意选聘本地大所进行审计；表2的第五列和第六列，以Localsmall为因变量，尽管Customer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测试，但其仍然为正，而Supply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更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偏好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从而支持了研究假设1。

      表3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环境差异对关系型交易选择审计师的影响。表3的第3、6、9行，市场化进程变量Market、地区法制环境发展水平Legal和地区金融环境发展水平Finance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进程越好、法制环境发展水平越高和金融环境发展水平越好的地方，企业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的概率越低。表3的第1和第2行，Supply和Customer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测试，但是仍然都为负；而表3的第4、5、7、8、10和11行，交乘项Supply×Market、Customer×Market、Supply×Legal、Customer×Legal、Supply×Finance和Customer×Finance的回归系数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对本地小所偏爱程度会随着市场化发育程度、法制环境发展水平与金融环境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总体来看，随着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的改善，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偏爱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的概率会降低，这支持了研究假设3的成立。

      

      (2)内生性检验

      为了控制由于某些不可观察的公司特征对关系型交易和外部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由此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而产生估计偏误，本文借鉴Fisman和Svensson(2007)[19]的研究，以处于同城市的企业关系型交易的均值作为该企业关系型交易的工具变量。类似地，为解决关系型交易和制度环境交互项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用同城市企业关系型交易的平均水平和制度环境的乘积作为交互项的工具变量。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本文采用了Newey's两阶段估计方法。

      根据我们第一阶段对工具变量(联合)显著性的F检验结果看，城市层面的平均关系型交易水平都显著影响了企业个体的关系型交易水平，工具变量(联合)显著性F检验值为458.158和1075.27。类似地，控制住其他解释变量不变，当用地方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衡量地区制度环境的一个指标时，两个工具变量对交互项影响的F值为452.871和434.837。当用地方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地区制度环境的一个指标时，两个工具变量对交互项影响的F值为444.001和348.107。当用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指数作为衡量地区制度环境的一个指标时，两个工具变量对交互项影响的F值为452.871和515.117，这都超过了Ⅳ回归中第一阶段对IV显著性最小经典要求值10。由此本文认为，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本文的回归中并不明显。

      

      表4给出了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审计师选择决策的IVProbit回归结果。从表4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可以看到，IVProbit估计结果和表2中的Probit估计结果没有显著变化，尽管以同城市的Customer的平均值作为单个企业个体与客户的关系型交易的工具变量时，Wald检验拒绝了Probit结果有显著内生性偏误的假设，但是同城市的Supply的平均值作为单个企业个体与供应商的关系型交易的工具变量时，Wald检验没有拒绝Probit结果有显著内生性偏误的假设，并且Supply的IVProbit估计结果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回归系数相对表2中的Probit估计结果更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更依赖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偏好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从而支持了研究假设1。

      从表4的第三列到第八列可以看到，当用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地区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数作为地区制度环境的不同衡量指标时，Wald检验都没有拒绝Probit结果有显著内生性偏误的假设，并且关系型交易、制度环境以及两者的交互项的IVProbit估计结果和表3中的Probit估计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依赖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关系型交易的企业偏好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的动机在显著下降，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设3的成立。

      

      (3)关系型交易、审计师选择偏好与审计费用

      表5给出了关系型交易对审计师选择和审计收费影响的回归结果。表5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没有控制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时，Supply、Customer和Localsmall的回归系数都在l%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更依赖“关系”进行交易的企业没有购买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而交互项Supply×Localsmall和Customer×Localsmall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Supply、Customer和Localsmall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更依赖“关系”进行交易的企业在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之后，本地小所对审计客户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假设2得到检验。

      进一步，当我们控制了衡量地区制度环境的市场化发育程度Market、法制环境发展水平Legal和金融环境发展水平Finance三个变量之后，如表5的第三列到第八列所示，交互项Supply×Localsmall和Customer×Localsmall的回归系数仍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上述结果没有异常变化。另外我们发现Market和Legal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市场化发育程度越好、法制环境水平越高的地区，审计师对审计客户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表明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增加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因此审计师要么加大审计业务来尽量减少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要么直接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补偿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Finance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在金融环境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审计师对审计客户没有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假设2进一步得到验证。

      

      (4)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可靠，本文进行了下列稳健性测试：第一，考虑到关系型交易与企业选聘事务所的概率可能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进一步在模型(1)中增加了Supply和Customer的平方项，重新进行检验发现Supply和Customer的平方项都不显著，说明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变化。第二，考虑到关联交易的可能影响，本文剔除了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中的关联方采购或销售比例，若向关联方的采购比例Rptsupply或销售比例Rptcustomer大于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Supply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Customer，则将Rptsupply和Rptcustomer取值为0。重新构造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后，除了极少数结果不显著外，发现主要结论保持不变。第三，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表明，已有的研究发现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企业集团中，多家上市公司选择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即集团统一审计(王春飞等，2010)，[20]这可能使得上市公司失去了选聘主审事务所的决策权，因此我们剔除了上述样本重新检验后，发现主要结论不变。

      五、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不足

      本文研究发现，更依赖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进行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不愿意聘请大所进行审计，更“偏好”聘请本地小所，但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这种“偏好”会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更依赖“关系”进行交易的企业在选择本地小所后，本地小所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本文研究结论说明了在转型经济环境下，基于“关系”特征的企业交易行为会降低其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但随着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企业对低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需求会逐渐弱化，证实了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对提高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和审计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文的主要启示是：企业的关系型交易会显著地导致上市公司在主审事务所选聘方面的“地缘偏好”——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这说明中国的上市公司总体上缺乏高质量审计鉴证服务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和“本地小所”之间的审计“合谋”等诸多问题。为此，相关主管部门(如中注协、证监会)应该谨慎地对审计师的选择、轮换等做出相应的规定，借以规范上市公司的事务所选聘行为。同时还需要注重培育和改善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独立审计需求的支撑环境，譬如进一步提高市场化发育程度、法制环境发展水平和金融环境发展水平，这些市场的环境制度因素是改善上市公司审计需求和推动审计师执业水准提高的外在动力，显然这些支撑环境的构筑有赖于政府监管部门各项改革政策的配套实施。

      限于目前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较少，又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取相关数据，无法进一步细分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交易比例存在的可能差异，因而可能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未来更长一段时间我们仍将致力于研究公司的关系型交易问题，期望能有更多上市公司披露相关的数据后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破解上述难题。

      ①Supply的样本分别是：2006年599个，2007年650个，2008年593个，2009年588个，2010年637个，2011年647个，2012年684个；Customer的样本分别是：2006年605个，2007年667个，2008年662个，2009年698个，2010年777个，2011年826个，2012年891个。

      ②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单变量检验以及相关性检验不再列表报告，有兴趣的读者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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