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刘润为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文化工业这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并针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我们认为，这个课题在我国也有现实意义，亟待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科学分析和探讨，希望读者关注并积极参加讨论。
为了增殖资本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
一股西风，Mass Culture（大批量生产的文化）的西风，正在地球上弥漫。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报刊、图书、广播、影视，还是广告、演出、光盘、音像带，抑或是信息高速公路，到处都飘荡着欧美的形象与神话、意识与观念、情感与趣味、风情与时尚。风源就是所谓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也就是文化产品的制造业。
为达到增殖资本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是资本对于文化的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征服。众所周知，文化一向与资本主义生产相敌对。尽管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企图占有文化，但是它真正得手，则是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事。到了这一阶段，虽然文化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例如现代主义），但是资本毕竟凭借自己的实力控制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这就是相当规模的文化工业的出现。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出现了比较系统的文化工业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并且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某些本质方面。然而，文化工业进入巅峰状态，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站在今天的观景台上看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肯定更加好看，所得自然也比当年的法兰克福学派更多。
“今天存在一种打上了‘美国制造’字样的世界文化”
美国国会研究中心在一项报告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国际间大众传媒的流向是不平衡的，而美国是主要的源头……今天存在一种打上了‘美国制造’字样的世界文化。”这就告诉我们，抓住了美国，也就抓住了文化工业的龙头。
美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文化工业的龙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一是资本的压倒优势。二战期间，美国的经济非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一扫大萧条时期的颓势，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局面。无可匹敌的雄厚资本，为文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其二是制造业的发达。生产自动化和产品标准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流水作业线的日趋精细，为文化工业提供了现代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生产管理方法。其三是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二战期间，在美国聚集了一大批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二战以后，又非常重视科技投入，其科研经费是英、法、意、荷、联邦德国五国总和的1.5倍，因而成为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中心。这场革命的核心恰恰就是信息革命。50年代，彩色电视问世；60年代，计算机集成电路化；70年代，光导纤维投入生产；80年代，卫星通讯投入使用；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开通。所有这一切，又带来排版印刷、音像制作以及其他信息处理技术的飞跃，从而为文化工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开拓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其四是世界霸权结构的两次重要调整。二战之前，一直是军事居于主导地位，二战以后则逐渐被经济所取代。苏东剧变以后，又出现由经济向文化转移的趋势。这样的每一次调整，都把文化工业推向更为重要的地位。
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个庞大的工业形成了系统的组织方式：
控制系统：股东董事会；
创作及其组织系统：记者，作家，艺术家，演员，导演，编辑，计算机程序编制人员，编辑部，节目制作机构等；
批量生产系统：印刷机构，拷贝机构等；
推销系统：报纸、杂志、电视片、影片发行机构，广播电视网推销处，音像商店，书店，有关经纪人等；
技术支持系统：设备制造机构，工程技术咨询机构，微波、卫星传收等；
经济支持系统：广告公司与代理机构；
行政支持系统：法律顾问与指导，宣传与公共关系，行政管理的咨询机构等；
人事支持系统：工会，职业协会，在职与待聘人员培训机构，人材选拔机构等；
数据收集系统：通用研究与开发，市场调研，情报收集，舆论研究及其他有关统计机构。
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介（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电视、图书和电影）大多数已被50家大公司所控制。其中，甘尼特报业公司、赫斯特报业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等20家公司垄断日报销售总数的一半以上；时代公司、三角出版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花花公子企业公司等20家公司控制杂志销售的多数；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三家联网，覆盖90%以上的观众（累计数字）；沃纳通讯公司、环球—美国音乐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波利格拉姆公司生产的唱片、磁带占据全国总量的80%；时代公司、麦格劳—希尔公司、读者文摘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11家公司拥有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些公司与大工业公司和国际银行相互渗透。例如美国广播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与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埃克森公司，纽约时代公司与默克公司、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等十几家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环球航空公司等八九家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与美国最大的银行第一花旗公司……都有着环环相扣的连锁关系。可以说，没有一家大工业公司和国际银行不拥有文化产业，也没有一家大的文化公司不是大工业公司或国际银行的股东。它们之间盘根错节，连络有亲，共同构成一个称霸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垄断资本集团。而主管50家文化公司的“男人和女人”则代表整个集团，形成了一个“新的私营的新闻文化部”。
垄断资本集团缝制了三件“皇帝的新衣”：一件叫真实，一件叫公正，一件叫自由
从表面看去，美国对于文化工业的管理似乎是相当宽松的。政府对文化工业的运行很少干预，50家大公司之间没有关于宣传口径的契约，有时还会发生争吵。大公司垄断之外，尚有可供竞争的零碎地盘。记者、编辑、节目制作人的工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垄断资本集团正是以这些现象为材料，为自己缝制了三件新衣，一件叫真实，一件叫公正，一件叫自由，然后像时装模特一样披在身上，扭扭摇摇地满世界炫耀。
然而，这“新衣”却是地地道道的“皇帝的新衣”。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奉行实用主义。真实也好，虚假也好，只有在带来实际利益的时候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不过，由于其阶级利益的狭隘性（以剥夺大多数人为前提）与腐朽性（保守不平等的现存秩序），往往讨厌真实。相比之下，对于虚假倒是情有独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前负责人斯乃德就曾明确地说过：这些公司的老板是一批“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其造假花样之多，不可胜记，在此只能略举几例。一是歪曲真实，用斯乃德的话说，就是“一会儿把真实涂成红色，一会儿把真实涂成白色，一会儿把真实涂成蓝色”。二是肢解真实，即通过他们的“新闻视野”，滤掉事件的真实背景，斩断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事件切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碎片。拉美的贫困与美国的富足、美国的霸权政策与非洲局势的动荡，如此等等，在他们那里，都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三是淡化真实，回避关乎大众根本利益的重大社会事件和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用扯淡的话题转移大众的视线。四是隐匿真实，也就是掌握真实而不宣。1950年2月9日下午，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城发表一个骇人听闻的演说：“我手头有国务院里205名共产党员的名单……他们仍然在国务院工作，并且正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他还煞有介事地抖着一张写有文字的纸说，这就是那张名单。就是从这个演说开始，美国掀起了一个长达5年之久的反共、反民主的狂潮。在推波助澜的新闻媒介中间，赫斯特报业公司功居榜首。它不但动用所有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而且由其主要报纸《纽约美国人报》派出一批记者和研究人员，去直接帮助麦卡锡继续制造谎言，进一步扩大事态。其实，在当时极少的知情者当中，就有赫斯特报业公司的老少老板——赫斯特父子。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撒谎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表现自我的时髦手段。50家公司的老板们就是这样，用形形色色的谎言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舆论牢笼。在这个牢笼里，大众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信息，因而也就无法对现实作出正确的判断。然而，这正是大亨寡头们的苦心之所在——失去判断力就会糊里糊涂，成为一个个听凭摆布的木偶。
垄断资本集团是一批专制主义者。在他们眼里，身外的一切无一不是他们增殖资本的工具。这种偏执决定他们的舆论机器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在国内，他们控制的报纸极力压制左翼专栏作家的文章，对于右翼专栏作家如林培瑞之流却是趋之若鹜。对于雇佣劳动者，对于公众团体，他们很少进行正面报道，却热衷于揭露他们的所谓“恶行”；对于大公司首脑，对于私有势力，却奉之为不可侵犯的“圣牛”，而批评大公司则被视为攻击美国的民主。从50年代到80年代，大公司偷税漏税猖獗，纳税额几乎减少一半，他们却鼓乐齐鸣地宣传大公司的纳税额急剧上升；从1972年到1980年，建有工会组织的企业秩序井然，生产率提高了6%，他们却攻击工会阻碍、破坏生产，导致美国生产率的下降。对于政府，他们反对任何一项不能满足他们胃口的举措，例如嘲讽政府为公众福利拨款，向穷人提供救济，叫嚷分等级的所得税不公，打击了富人们的利益（事实上，年收入20万美元与2万美元抽税的百分比相同），却要求为他们无休止的聚敛进一步大开绿灯。凡不能满足他们胃口者，必欲利用舆论工具使其改弦更张或轰其下台，而对于代表利益者，则是偏袒有加、宠爱备至。1969年，赫斯特报业公司经理柏林代表6家公司致信尼克松，要求反垄断法停止适用于他们的一些报纸。尼克松虽然贵为总统，却不敢小觑这个经理的一封来信，因为他知道，这6家公司控有74张报纸，还有众多的杂志、广播电台和出版机构，对于自己的政治前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便为他们开了后门。受惠的报业老板则知恩必报。1972年总统大选，他们不但拒登揭露水门事件的报道，而且为其竞选动用了所有的啦啦队。见过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之后，人们不难明白：他们所谓的公正，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用他们的话来说，也就是奉行双重标准。
在美国，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节目制作人等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都是雇佣劳动者。事实上，那里不但有诸多的政治禁忌，还有数也数不清的商业禁忌。“假如一个商人扮演了反面角色，那么这一点必须被清楚地表明，那就是他并非典型，他在商界受到蔑视”；“香烟不能用作刻画不良分子的手段”；“假如一个镜头描绘了某个人拿一瓶药片自杀，那么我们就要它停止播放”……雇员一旦触犯这些禁忌，便受到严厉的制裁。制裁者自然是垄断资本集团的老板。虽然他们的内部也有倾轧，但是由于基本利益一致，更多的则是相互妥协与相互勾结，因而形成了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制裁机制。其具体情形大致如下：触犯本公司禁忌的，自然由本公司来管；触犯整个垄断资本集团禁忌的，发生在哪个公司，由哪个公司自觉来管。1973年，沃纳通讯公司所属子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反革命的暴力行动》的书。这本书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美国在第三世界策动反人民暴力行动的罪恶。沃纳通讯公司的老板得知后，不仅立即下令焚毁第1版的1万册成书，而且还卖掉了这个子公司。至于彼公司雇员触犯此公司的禁忌，则可以通过协商或施加压力来解决。1981年，合众国际社记者罗思揭露了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莫尔比公司偷税漏税的秘密。报道发表以后，莫尔比公司立即以强大的攻势反击罗思、开脱自己。其后，这家公司的同伙、第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也以另外的理由加盟进攻。合众国际社则不会仅仅为了维护一个记者的权益而卷入大公司的冲突。于是报道中途夭折，罗思也不得不离开合众国际社。一般地说，制裁的真实理由是不被告知的。公司制裁雇员的拿手好戏就是解雇。在美国，每年都会有大批记者、编辑、节目制作人等因触犯禁忌被解雇。为了生存，为了金钱，雇员们不得不战战栗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非但不敢触犯禁忌，往往还要主动迎合老板的意图干事。美国那批驻华记者之所以昧着良心造谣，自然也是因为割舍不得那笔极为可观的驻外补贴。
文化工业是一把舆论工具和商业投资的双刃剑
文化工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作为舆论工具，要为资本的增殖创造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商业投资，又要以低廉的成本去直接取得丰厚的利润。
狐有狐道，鼠有鼠道。每一种文化工业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概括地说，电视、广播靠广告；图书靠销售；电影靠门票收入和向电视台出售影片；报纸、杂志既靠发行又靠广告。
靠自身销售赢利者，如图书、电影等，不但要有勾摄人心的内容，还要有高超的促销本领。这种本领集中体现为以种种机巧的手段挑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道格拉斯·肯尼迪的悬案小说《The Big Picture》的畅销就是典型的一例。首先是经纪人抓住美国人喜欢“×××第二”的心理，说肯尼迪完全继承了著名畅销书作家、《律师楼》的作者约翰·柯里森的衣钵，于是出版商争抢版权，签约金因而暴涨。其二是在出书之前先将草本寄送书评家和书商，以期在圈内形成舆论。其三是向5000名读者赠书，用这些“第一读者”的嘴巴去做免费广告。其四是雇佣书评家撰写书评，并在电视台、电台、报纸以及电影院、地铁等公众场所进行大规模的广告轰炸。其五是在正式上市之前，先行售出一部分，以形成抢购一空的局面，挑起尚未购书者的购买欲望。如此良苦用心，全在于造“势”，势成则事成。靠广告赢利者，则要一切围绕刺激消费需要、扩大商家产品的销路运转。在通常情况下，中青年、妇女、富有者具有较强的购买欲和购买力。因此，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便千方百计地迎合这些人的阅读兴趣和观赏口味。一旦偏离这个目标，必定迅速加以纠正。1977年的一些调查表明，青年人越来越不爱看报。报刊广告理事会立即呼吁：要多加关注青年。于是，各家报纸纷纷开辟专栏，增加吸引青年的内容。1967年，作为上流社会喉舌的《纽约人》杂志因客观报道越南战争而发行量大增，然而上流社会却不喜欢这样的报道，大公司们纷纷撤走广告。《纽约人》为了不断财路，只得顺从地回到原来的办刊方针。其二是要在版面、节目的安排上营造购物的气氛。比方说，一篇关于贫民窟的报道与豪华别墅的广告放在一起，则有可能破坏消费者的购买情绪。因此，他们都十分注意回避类似的严肃内容，而着意安排渲染豪华、颂扬富足、鼓励消费、刺激享乐的节目。其三是精心制作广告。为此，他们动用了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心理学等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例如根据人的左脑管思维、右脑管感情的心理学结论，提出香水、啤酒、咖啡之类的广告应当刺激人的右脑，小汽车、住宅一类的广告则应作用于人的左脑。有的用电子仪器测试人的喉部或手指的反应，以确定所推销的商品与哪一种形象（如驾帆板冲浪的倩男、穿比基尼游泳衣的靓女等）联系起来，才能取得最佳的刺激效果。
正是由于如此工于盘算，每一种文化工业都是财源滚滚。根据1980年的统计数字，电视如日中天，年收入达80亿美元。广播在电视的强大竞争下，虽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是市场还不算小，年收入仍达25亿美元。美国图书的国内外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多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近20年来，电影受到电视冲击，面临不少问题，但是由于不断改进制作手段，不断向国外扩张，依然维持着超级电影大国的地位，其生产量虽然只占全世界的6—7%，却占据全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其年收入达25亿美元。美国报价低廉，订费不足成本的1／3，但由于广告量大（占据版面的70%），效益依旧位居上游，广告年收入达100亿美元。杂志的国内外市场巨大，年收入达120亿美元，无论广告还是其他收入，无一不是取自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国外的姑且不计，单是美国国内，据1980年统计，平均每年每个家庭的文化消费为1300美元，分摊的广告费为691美元（企业的广告费作为成本加到商品的价格上）。消费者的大把美元垫高了文化寡头的宝座。倘若从众多的资本家中筛出400个最有钱的富翁，以经营文化工业致富者1982年所占比例为9%，1989年竟上升为18%，也就是说，经营文化工业的资本家有72人进入了首富一族。
美国文化的主流是无孔不入的享乐主义文化
美国的文化界不是一只纯色的乌鸦。那里有严肃的文化工作者，也有有益或者比较有益的文化产品，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美国文化的主流。那么，主流是什么呢？就是无孔不入的享乐主义文化。
享乐主义将追求感官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价值目标。文化上的享乐主义则将满足感官快乐视为文化的唯一功能，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的指向在于刺激消费者的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以引起兴奋、冲动、震惊、恐怖等反应，从而得到麻醉、宣泄或者黄粱梦式的替代性满足。这样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化文化，其文化产品的共同特征就是形象。经过现代印刷手段的大批量复制，电视、广播、影院滔滔不绝的推销，这些东西像乱花飞絮一样飘荡在人们周围。无论白天还是夜间，消费者都可以随着这些形象的移动、变幻，在性、暴力、仇恨、贪婪、犯罪和死亡的海洋上冲波激浪，最终驶入一个欲仙欲死的境界。待到几天或几个星期过后，这些产品便会因失去刺激效果而不再时髦，成为消费过的垃圾而被排放。这时，文化工业就会制造新的时髦，送上新的形象，来刺激消费者的新的需要，于是又形成一个新的消费潮流。制造→消费→排放，就是文化工业往复循环的三部曲。
性的泛滥程度，是衡量享乐主义深度的一把标尺。在美国虽然不断地有公众组织和个人批评色情文化的泛滥，发出净化文化的呼吁，但是毕竟抵挡不住它的汹涌流势。可以说，色情文化是美国文化工业最为浓重的一道风景线。多数传媒都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色情内容。专门渲染色情的录像、音乐、杂志、图书，也是不胜枚举。
那么，如此泛滥的享乐主义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其一是削平了审美空间。享乐主义文化将文化变为商品，将审美等同于消费，将高级、复杂的审美过程粗鄙地简化成刺激→反应的过程。对于审美的剥夺，其实也就是对于人的精神丰富性和精神进步性的剥夺。在这样持续不断的文化消费中，消费者的精神世界就像逐渐干涸的河床，一天天走向浅薄、空虚和沙化。
其二是导致主体性的失落。享乐主义文化将感官快乐作为唯一目的，实际上就是将本能需要变成了本能欲求（需要考虑现实条件，欲求不考虑现实条件；需要有度，欲求无度）。而本能需要一旦变成本能欲求，也就从生命整体中剥离出来，成为外在于人的、凌驾于人之上的专制君主，而原本大写的人则被贬低为它的奴隶。一旦沦落到这种地步，人的所有生命活动便再也不是指向创造、义务、奉献等等证明人之为人的方面，而是为了讨好、侍奉这个永无靥足的君主，恰如毒瘾患者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过把瘾”一样。在今天的美国，“如果觉得好，就干”、“要好好对待你自己”、“爱你自己”、“我爱我自己”、“尽情行乐”、“能取到什么就尽量取，让你的邻居下地狱去吧”，诸如此类的口号或格言，已经成为人们的“阈下教言”。《同情魔鬼》、《你注定要为自己而活》之类的流行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宣扬享乐主义、自私哲学的图书比比皆是。畅销书《关照第一号人物》（作者罗伯特·J·灵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所谓“第一号人物”，就是你自己。
其三是确立了金钱——享乐的生活方式。既然享乐不是免费的午餐，对于享乐的追求必然要转变为对于金钱的追求，而消费者也就必然要由本能欲求的奴隶转变为金钱的奴隶。为了享乐，永无休止地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地去追逐金钱；金钱到手之后，又迫不及待地醉生梦死地放浪形骸地去释放本能，如此在享乐——金钱两极之间来来去去地奔跳，构成了当代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滋生了一系列的现代心理病。没有弄到金钱，会因本能欲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焦虑感；弄到了金钱，又会因本能的暂时释放而产生空虚感。一切为了弄钱，会因与他人、社会对立而产生孤独感；一切为了享乐，则会因丧失真实的人生目标而产生幻灭感……总之，只要你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便无论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
其四是化解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因素。其实，享乐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化解现代主义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反抗的产物。自从它取得主流地位之后，更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将享乐主义播撒到人们的意识深处。它好似黑洞，吞噬着所有进入它的边界的活力；又恰似魔阵，任你怎么奔突，也不能走出它的圈套。你对现存秩序不满么？享乐主义文化告诉你：去追求享乐吧，它会让你感到满足。你要争取解放么？享乐主义文化向你招手：喂，朝这边来，释放本能就是解放。我们不无震惊地看到，不用说青年，即使是一些比较深刻的思想家，也难以跳出它的窠臼。马尔库塞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多有揭露和批判，但是他反抗资本主义的理论——性欲革命论（通过解放性欲来实现人的解放），却是不折不扣的享乐主义的变种。以他为精神领袖的60年代的颓废派运动从美国发源，差不多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批经历了“美国梦”的青年人。他们反对既成体制，反对种族歧视，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竞争中的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渴望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为此，他们走出家庭、离开学校、辞去工作，搬到农村或城市的贫民区。但是在马尔库塞理论的影响下，这场运动非但没有走向真正的解放，反而堕入了挥霍、放纵、吸毒的泥淖。这一场滑稽的闹剧，不但因为漫无边际的享乐而给商品大开了销路，就连他们“创造”的奇异服装与怪诞艺术也被文化工业拿去，在广告和插图中普遍采用。他们以反对资本主义开始，经由享乐主义，却成为垄断资本集团增殖资本的新式工具。这是一场多大的历史玩笑！
文化工业的基本内容是推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拜金主义和文化上的享乐主义
从增殖资本的目的出发，推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维护既成体制）、经济上的拜金主义（贪婪地攫取利润）、文化上的享乐主义（刺激本能欲求），就是文化工业的基本内容。在这三者当中，文化上的享乐主义毫无疑问地处于中心位置，因为没有它，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拜金主义都将失去操作上的依据。
可以用“饮鸩止渴”来形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不错，它制造的享乐主义文化有效地控制了大众的意识，诱导了金钱——享乐的生活方式，从而化解了反抗，保障了资本的持续增殖，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却是进入资本主义系统的正熵流。它磨灭意志，涣散精神，离析社会凝聚力，吞噬一切创造的活力，消解系统的有序性，最后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的结构性崩溃。
对于这种历史走向，即使是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已经有所预感。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就曾经以沉重的心情分析了这种危机。他在继承韦伯、桑巴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在18世纪资产阶级开发北美新大陆的时候，靠的是以新教伦理（通过勤奋工作、发财致富的途径来拯救灵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两个方面，即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前者造就了坚韧克制、勤劳俭朴、兢兢业业、发达上进的作风，后者则直接表现为开疆拓土、聚敛财富的勃勃野心和无所忌惮的冒险精神。二者的相互配合，仿佛一对巨大的羽翼，把美国托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辉煌峰巅。应当说，贝尔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创业时期的资产阶级，确实洋溢着一股蓬勃的朝气。富兰克林所概括的13种“有用的品德”，即不喝酒、沉默、有条理、果断、俭省、勤奋、真诚、公正、温和、清洁、安宁、贞节和谦逊，尽管在实践中要大打折扣，毕竟成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导向。但是，资本主义创业精神的消长却与财富的积累成反比。财富越多，这种精神越黯淡。到了20世纪50年代，它终于位居下风，被享乐主义所取代。贝尔惊呼：“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尽管目前的社会提倡容忍和自由放任，它却不承认自己同历史上的‘荒淫制度’的类似性质。”为了避免美利坚合众国重蹈古罗马和拜占庭的覆辙，贝尔高举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摒弃享乐主义，“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值此衰朽残年，为了资本主义的前途竟然如此呕心沥血，其志固然可喜，然则药方不灵，“补天”无望。为什么呢？
贝尔认为，经济、政治、文化都是独立自足的体系，分别围绕自己的“轴心原则”（经济→效益原则，政治→平等原则，文化→自由表达和自我满足原则）运转。这种多元论的方法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立场，使他不能看到或者不愿看到享乐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事实上，享乐主义文化正是资本增殖进入后期的必然产物。在资本增殖的前期，由于社会财富还不算十分充足，将市场定位在满足人们正当需要的水平上（少数上流社会的成员除外），就能达到增殖资本的目的。因此，着意刺激享乐的必要性还不是很大。资本增殖进入后期以后，底层大众的收入比照前期虽然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剥削的加重，他们的收入水平与中上层的距离越来越大。显而易见，以他们的消费水平来给市场定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资本进一步增殖的需要。这时，垄断资本集团自然会更加重视开发中产阶级这个市场。这个阶级人数众多，收入丰厚。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满足正当需要的尺度。要想从他们的口袋里诱取金鸟，就必须挖空心思地刺激享乐，花样翻新地鼓励消费。这种刺激与鼓励不仅在这个阶级那里生效，而且波及到更广大的底层大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能欲求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资本增殖可能达到的程度。倘若享乐之风减弱，资本增殖的幅度必然减小；倘若享乐之风终止，资本增殖也必然宣告终止。而资本增殖终止之日，就是资本寿终正寝之时。问题就是这么提出来的：资本不是日本武士，它贪生怕死，没有慨然自裁的勇气。为了眼前的活命，它必须紧紧地抓住享乐主义这只渡船，而不管它给自己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可以肯定地说，倘若贝尔先生进献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药方，大亨们一定会板起面孔训斥道：“都不来享乐，我从哪里弄钱去？”这绝非想象，而是实有其例为证。去年，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多尔曾经规劝好莱坞少渲染一些“没有思想的暴力、没有爱情的性交”，立即被讥之为“哗众取宠”，甚至还被扣上一顶吓人的大帽子：“9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者”。时隔不久，又有克林顿在一次筹款会上发表类似的意见。因为他是总统，大亨们多少要客气一点。对于当时的情景，好莱坞明星霍夫曼叙述如下：“当时我也在场，我知道，当他讲完话时，人们会彬彬有礼地起立鼓掌，然后一走了事，照样去生产他们的暴力电影。”对于总统尚且如此，何况一介书生呢？事实上，谁也不能阻挡这只渡船载着资本漂向死亡的深渊。总之，摒弃享乐主义亡，抓住享乐主义亦亡，这就是资本自身不可解脱的怪圈。
答案是明显的：要实现全社会对于经济、文化的共同控制，让它们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