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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西影峰值时期,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芦苇给西部片总结出了一个套路:外来的,具有超常本领的英雄,来到小镇;小镇上有邪恶势力,而人民无力反抗;英雄与邪恶发生冲突,较量,英雄受难,战胜,离开。
1958年,大雁塔东边300米处,在一拨来自长影的骨干的努力下,西影诞生。按国家要求,该厂以故事片生产为主,年产量八至十部。计划经济时代,片子自然是统购统销。“文革”之前的西影,《天山红花》和《桃花扇》值得记忆。
“文革”时期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人们把那个时期拍摄的片子称为“帮片”,也就是“四人帮的片子”。西安人说,谁犯了交规,不用罚款,让他看几遍《渭水新歌》,料他绝不敢再犯。
“文革”结束后,《生活的颤音》、《第十个弹孔》给西影挣来了口碑。《生活的颤音》是吴天明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的,但此时西影厂在全国电影界的地位,当属靠后。
吴天明1960年进入西影,先当演员,后当导演。《生活的颤音》和《没有航标的河流》显示,此人具有超常的本领。1983年10月,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吴天明上任伊始,电影界百花齐放。吴天明之所以能够折腾出名堂,是因为他能够把墙外红杏揽入自家花园。
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吴子牛导演的《喋血黑谷》、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札撒》……这些具有强烈出墙精神的红杏,最初都开在西影墙外。
吴天明瞄准红杏,其杀手锏就是“不搞论资排辈,谁能干谁上”。1985年吴天明第一次见到年轻的张艺谋,随后就安排其任自己导演的电影《老井》主角,不仅如此,张艺谋的前妻还被安排进西影工作,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纷纷投靠,西影本土的黄建新、周晓文等人也豪情陡升。一时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当时的西影招待所经常人满为患,乃至为扩大接待能力建了一个大酒楼。
西影门下英雄纷纷发力,“第五代导演”群体浮出了水面。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等电影好评如潮;《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接连获得国内外的电影大奖。
巅峰之巅,则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75年进入西影之后,美工芦苇一直是个小人物。在“吴时代”,这种小人物也有了出头之日。1986年,芦苇的十年至交周晓文委托他创作剧本,1987年《最后的疯狂》得了金鸡奖,还为西影挣了200多万。
芦苇有机会见到了吴天明,这是一个听起来很不符合财务规定的故事。
“当时我还不认识吴天明呢。有一天人说吴厂长找我,我就去了。吴天明开门见山就说,你想当导演也可以,想当编剧也可以。我没想到吴厂长这么信任我,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就一个劲地谢谢谢谢……后来我提出了想拍中国的西部片,想下去找素材。吴天明说,你爱去哪去哪,只要你能把素材搞回来。然后办公桌一拉,‘啪’就给了我1000元钱还是500元钱,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一叠钱。”芦苇说。
第一次见面,回来兜里有了一叠钱,还有一个汽车气囊一样瞬间膨胀的梦,芦苇高兴啊。揣着这叠钱,芦苇跑到了甘肃乡下,后来他编剧《黄河谣》就出自这次体验。
很显然,口述史中的吴天明是个英雄。诸如此类的细节传说不胜枚举,吴天明怎么在会上骂人,怎么跑到厂子后面大哭,等等。
在那个时候,拿着西影的工作证,就像拿着尚方宝剑,自信满满,得意洋洋。然而收入也就那么回事:1987年《最后的疯狂》为厂里挣了200多万,编剧芦苇获重奖数百元。
“后来我写的剧本《黄河谣》得了奖,我分到手是280元钱,这就不错了。七十年代末,外出拍片的补贴是一天3角,艰苦地方5角钱,高原8角钱。”芦苇说。
吴天明时代,电影挣钱问题开始引起思考,但并未引起忧虑。《东陵大盗》、《黄河大侠》、《大刀王五》、《疯狂的代价》都挣到了钱,吴天明自然高兴。
1988年左右,西影以外的几家电影制片厂出现严重负债,“娱乐片”的创作开始受到重视。芦苇想做西部片,也有经济效益的考虑。
“中国西部片”的概念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此后芦苇开始以美国西部片的叙述方法为蓝本,思索中国西部片的脉络。
被视为中国西部片样本的《双旗镇刀客》,最初的故事梗概就是芦苇写的。1989年,何平拿来一部名为《大漠落日》的剧本让芦苇提意见。芦苇认为不好,剧本没人物,也没故事。“我说我来写。就用了一个晚上,把《双旗镇刀客》的故事梗概拿出来了。后来我出去拍短片,《双旗镇刀客》的编剧就换成杨争光了。”芦苇说。
1990年《双旗镇刀客》出笼——这部片子是“中国西部片”的开始,却是“吴时代”激情的余波。
1989年之后,“刀客”吴天明离开了西影这座“双旗镇”。至今芦苇还在为西部片的梦想遗憾不已。
“中国第一部西部片”《双旗镇刀客》(1990年出品)
2001年底,延艺云调任西影厂党委书记、厂长。1996年离开大学从政以来,这位历任陕西电视台副台长、陕西省广电厅副厅长、陕西省广电局副局长的前教授首次升任一把手,其月薪却从3700多元跌至1000挂零。
然而,几年过去了,西影传媒学院开学了,西部电影频道开播了,蓝田影视城奠基了,数码基地拿到投资了,《美丽的大脚》获奖了,《天地英雄》赚钱了,众人垂涎的《白鹿原》尘埃落定,就要开机了……看来,西影不但活着,而且活得意气风发。
热火朝天《白鹿原》
仅通过芦苇和王全安的当下状态考察西影,结论将是超级乐观的。
为了《白鹿原》,此二人们忙得不亦乐乎。编剧芦苇把采访安排到了晚上8点以后,而导演王全安则把采访安排到了晚上10点——事实上记者11点钟才见到了他,此前王全安临时生病,打了个吊针。
到今年为止,芦苇进西影刚好满30年。他编剧的电影共拍了18部,《黄河谣》、《最后的疯狂》、《霸王别姬》、《红樱桃》、《活着》、《秦颂》……都出自他手。手头上的《白鹿原》,也基本完稿,就等着变成画面了。
谈到电影本身,芦苇收不住话。在西影,出身美工的他超额完成了自己的电影梦,但也有着一些未竞的抱负。《白鹿原》有可能带来的荣誉是其次的,他更看重的是借这个剧本为中国的情节剧找到一个典型的叙述方法。
2001年底,延艺云到西影之前,芦苇的编制一直还是美工。后来美工室解散了,芦苇被归入艺术创作公司,享受在岗人员待遇,才又开始发工资了。在这个公司里,芦苇写了两部电视剧。2003年延厂长打了招呼,说要他写《白鹿原》剧本,2004年签约,2005年剧本完成了。这是芦苇在艺术创作公司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
小说作者陈忠实跟芦苇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能拍好就行。芦苇把小说《白鹿原》视为传奇纪实,剧本《白鹿原》要做的只是压缩,对小说人物进行取舍。
电影《白鹿原》将是什么样的呢?“你还是看电影吧。没信心这活儿我也不接。”芦苇说。
在接到《白鹿原》导演任务之前,王全安几乎已经不把自己当西影人了。1990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西影,西影从来没有成全过王全安的电影梦,一点都没有。
1996年,他离开西安,回到北京找机会拍摄自己的电影。此后与西影的接触仅限于与厂里来收管理费的人打交道:“实在不好意思,那些年我没干什么活儿,交不上钱。实在逼急了,我就说那你把我开了吧。还是厂里心软,我的工作关系一直留到现在。”王全安说。
王全安能够拿下《白鹿原》,在于芦苇的强力推荐。
芦苇看了王全安自己找钱拍摄的电影《月蚀》和《惊蛰》,兴奋莫名。甚至有了《白鹿原》如果不是这个人拍,自己就不写了的说法。
延艺云看了片子,心里有数了。
此时王全安还不知道自己已中了头彩,仍沉浸在《月蚀》和《惊蛰》之后的形而上的思考之中:国际影坛上,中国人的电影形象必须是可怜的需要拯救的人?为什么你稍微表现出力量感和强大的人格,国际上就会感到不适甚至不知所措?坚持自律,还是主动适应他人对中国形象的标准要求?
2003年7月的一天,芦苇飞到北京来找王全安。尽管都是西影的人,可两个人这是第一次见面。
芦苇说,你的《惊蛰》对得起陕北人了,如果拍了《白鹿原》你就对得起陕西人了。
王全安当然愿意,接下来就是见延艺云了。见了厂长,王全安说,白稼轩可以让张艺谋来演,鹿子麟可以让陈忠实来演。延艺云一听,觉得这个人想法比较独特,谈得投机,王全安就不但当上了《白鹿原》的导演,还成了执行制片人。
也就是说,王全安不但又成了名正言顺的西影人,而且还可以代表西影厂聘请别人了。
据悉,《白鹿原》投资将达3000万左右。对于西影来说,对于延艺云来说,这笔钱颇有点豪赌的意思。
延艺云说:“在艺术上,《白鹿原》肯定能在国际上获奖,对这点我毫不怀疑。要不我们就不是西影了。而市场,常量上心里有数,变量上尽量控制吧。”
王全安说自己的任务就是坚定地实现《白鹿原》的艺术品质,至于商业忧虑,延艺云并没有过多地转嫁到剧组,偶尔一提,也只是提到哪个演员更具有市场号召力。
芦苇则说:“我觉得延厂长抓题材抓得不错,《司马迁》,《白鹿原》,《李自成》。”延艺云的全局工作有哪些事?“我哪知道呢?我只和他谈电影。”芦苇说。
一切都会有的
西影办公楼的广告牌上写着“西部电影频道,天天海外片”、“回家看电影,经典再现,意犹未尽”,那是西部电影频道广告节目运营中心的宣言。
据西部电影集团艺委会办公室主任李爱民说,西部电影频道开播一年,收入达2000万元。其他项目,如影视传媒学院、蓝田影视城、数码基地都在进行中,西影集团甚至还有收购院线的计划,凡此种种,将来都会是赚钱的买卖。
多元发展是为了赚钱,没钱什么都谈不上。多元化情形之下,电影怎么样了呢?“电影每年都在拍,但没有像过去那样每年十部八部的了。去年到今年,一共拍了9部片子,《乒乓小子》、《葵花朵朵》、《桃花灿烂》、《日出日落》……还有两部科教片。”李爱民说。
这9部片子中,有西影全资的,也有合资的。“2002年《美丽的大脚》获得金鸡奖四项大奖,是继1988年《红高粱》后的西影又一次夺得全国头牌,我们厂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李爱民说。
“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做电影。”李爱民说。
延艺云说,三年来,西影集团在西部电影频道和传媒学院上的投资有2000多万,而在电影和电视剧上,总投资量超过一个亿。
以西影厂的生产能力,可以同时开工10部电影,20部以上的电视剧。而现在实际上每年只开工电视剧2-3部,电影5-6部。
这已经算是不错了。1990年代,西影厂债务最多时达到了7000多万元,当时的厂长李旭东被开玩笑叫做债务厂长。
债务的由来,按照李爱民的说法,首先是电视冲击,外国大片的进入,盗版光碟的面世,使整个电影行业不景气,西影也未能幸免;另外,原有理念下注重艺术生产、不注重经营管理的顽习,也是造成欠债的一个原因。
吴天明走后,李旭东来了。他留给西影人的形象是“他成天夹个皮包,一上班就走了;一问就是解决债务问题去了”。
最后省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把西影的债务划给了银行。西影一位中层干部说,这应该说是李旭东对西影的一大功劳。
西影深及员工层面的管理改革也开始于李旭东时代。1994年左右,李爱民在电视部当副主任,执行过一个“808计划”,即第一年可以亏损八万,第二年打平,第三年就要挣到八万。各部门依此类推,都要指标加身。然后就是电影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务输出,说白了就是外出打工。
李旭东走后,张丕民来了。1996年到2001年,张丕民把精良资产与不良资产剥离,组建了西影股份公司,西影电影主业务全部转移到该公司,这是一个减肥瘦身的过程。张丕民即将离任时,把西影南侧的拍摄基地秦王宫进行了“土地置换”,据说获利一亿元,这笔钱是他有意无意为继任者备下的一份大礼。
张丕民之后就是延艺云了。当时西影人均工资700元不到,技术设备老化,主创队伍流失,债务累计最多时达2100万。
延艺云本人就是西影子弟,来西影之前,他就对西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不是了解西影,而是如何走出符合产业改革的路。
来西影,人家说延艺云脑子进水了,延艺云说自己傻人有傻福。
恰好国家开始政策扶植电影产业,西影成为六大集团化改革的试点单位。2003年11月中旬,“中国西部电影集团”挂牌成立。电影频道,数码公司,传媒学院,音像出版,院线公司,蓝田影视城相继应运而生。“中国西部电影集团”旗下西影股份公司,2003年底,被批准成为国内电影行业第一家拟上市公司。
《天地英雄》是2003年国产票房第一名,收入5100万。“这部片子,何平已经准备了7年,我刚好赶上开花结果。”延艺云说。
虽然如此谦虚,但延艺云还是对记者表示,韩国电影从来不是西影追赶的目标,连近期目标都不是。
显然,延艺云相信,未来一切都会有的,他的电影梦想将会一一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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