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作为历史前提的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马克思论文,前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3－0064－05
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理又引起了学界的积极讨论，自然和人的关系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涉及人的本质如何在历史中生成等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对作为历史前提的人的批判中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一、“历史之谜”与唯物史观的解答
在哲学史上，自然和人的复杂性关系构成了千百年来无数的哲学家难以解答的“历史之谜”。为了解答这一“历史之谜”，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主要采取了三种认识范式，即或以自然观念解释人的存在与发展，或以精神观念解释自然，或以神学观念解释自然和人。在如何认识自然到社会变化的问题上，这些解释无疑都是离开历史的抽象观念、不失之议，实质上都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历史之谜”之所以遮蔽了历史的真实意义，使无数的哲人困惑不已，固然与其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但最为根本的是历史观的问题。在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历来的哲学家们总是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对待人和自然，结果必然是在历史观上走向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对这种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马克思说过，“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①。对这个论断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在这个论断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只有以历史为基础的自然才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对象。从自然到社会的变化，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进行的，离开实践活动，不可能出现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所以我们应用历史的视野和方法阐释自然和社会的变化。马克思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建立在实践的、感性的活动即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这正是历史的真实意义。处在历史中的自然，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然，即和人处在对立统一中的自然，是进入了历史的自然。这就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引起的两种自然的分野。费尔巴哈认识不到这点。马克思为此批评道：“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② 作为感性活动的最直接的对象，这种自然的变化是现实的，这种感性活动的对象“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③，它从自身存在的维度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发展。马克思这种自然观是在社会中所实现的自然和人相统一的思想，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自然观，它不仅克服了黑格尔以“神秘的主体—客体”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的“相互颠倒”④，而且还克服了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对自然非历史的认识。所以说，马克思的自然观就是一种历史观。
费尔巴哈虽然将人等同于自然，但这也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还是没有解决人和自然的问题，在哲学史上留下了严重的缺陷。马克思严肃地批评了费尔巴哈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我们不能“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否则，必然造成“自然界和历史的对立”⑤。为了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的统一问题，以此区别于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马克思提出并阐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实践的历史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实践的历史观与费尔巴哈自然的历史观分野的地方在于：费尔巴哈对于自然或人的存在，从来不从实践上进行阐释，“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⑥ 在实践的历史观创立之前，在对人和自然的问题上，不独费尔巴哈如此，无数的哲学家亦以非实践的眼界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卢梭认为，对于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和精神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我们更用不着去追问这两种不平等之间有没有实质性的联系”⑦；青年黑格尔派也将此“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⑧，等等。总之，在自然和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实践进程和历史力量，在他们眼中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代一些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者，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归之为一种单线的进化论，以此反对自然和人之间的历史的统一。问题很清楚，从根本上讲，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自然的关系，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马克思反复强调：“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⑨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观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回答了人类历史上久未解决的“历史之谜”，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变革，突破了人类长期以来对人和自然的种种误读。显然，马克思这种新的唯物史观，是他在从自然到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方面的根本观点和科学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了。
二、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对哲学前提的批判
历来的哲学家之所以在“历史之谜”的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是因为他们对哲学前提的批评是从观念出发、以理论的方式进行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尽管具体的批判方式不一样，但结局却是殊途同归。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批判的口号喊得“震撼世界”，但其对黑格尔哲学的前提的批判，仍然只是“词句”上的。换言之，青年黑格尔派在对待黑格尔哲学的问题上，虽然也打出了批判的旗帜，但从来没有对其进行过认真的、彻底的清算。青年黑格尔派以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为出发点，实质是将哲学前提的批判局限在宗教观念的批判中，其结果就是将人抽象为宗教的人，将各种复杂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抽象为宗教的关系，这些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是“最大的保守派”。在对待黑格尔哲学的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派缺乏现实的批评精神，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变革作为其理论前提的黑格尔哲学。走出黑格尔哲学困境、将唯物主义从中拯救出来的哲学家当首推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相反，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直接的。这主要表现在，为了重新“颠倒”黑格尔所颠倒的“绝对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关系，克服“绝对精神”对整个世界的主宰和支配，费尔巴哈回到了物质世界，将哲学的视野从抽象的精神王国拉回到生活世界。费尔巴哈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不懂得生活世界的存在及其样式。费尔巴哈的生活世界只是现存的东西，它没有和历史、和感性的人的活动结合起来，而仅具有“自然”的意义。费尔巴哈的哲学前提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只不过这种抽象的观念是以“人”代替“绝对精神”的。以人作为“新哲学”的前提，从理论旨趣来看，这是有进步意义的。遗憾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完全是一种生物学、生理学意义的人，这种“人”和动物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当然，如果确有必要稍加区别的话，费尔巴哈对这种“人”也赋予了一定的社会的意义，那就是将“自然的人”又上升到“宗教的人”。不可否认，费尔巴哈通过“爱的宗教”揭示了基督教的本质，将神还原于人，从而在他的“新哲学”中清理了神学观念，但实质上这种“爱的宗教”仍是一种“旧哲学”，费尔巴哈的哲学出发点虽然是人，但这种人是自然和历史分离中从属于自然而不属于历史的人。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将作为前提的人只作为“感性直观的对象”，而没有从历史、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从人的本质在于生成的意义上去理解，所以费尔巴哈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不是现实的人。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费尔巴哈，“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但是，他们所有的批判“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⑩。显然，这个哲学基地就是黑格尔历史观——“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11)。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些哲学家的批判之所以乏力，是因为他们的批判从来不触及、不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虽然他们也像模像样地批判黑格尔哲学这一理论前提，但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黑格尔的哲学前提。在黑格尔那里，“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2)。黑格尔哲学以抽象的观念作为前提，从而缔造了一个思辨哲学的神话。所以，“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13)
马克思能够相继从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哲学中走出来，最为根本的是与其哲学立场有关，但也和理论批判有联系。从形式上看，马克思的批判路径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哲学都是从哲学提前的批评开始的。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其哲学批判的前提既有从“绝对精神”、宗教观念那里来的抽象观念，也有从“自然的人”这里来的抽象的观念。如果没有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没有一种富有变革精神的哲学范式和思维方式，那么，要对这些前提进行彻底批判，进而确立一种新的哲学原则，那是极其困难的。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哲学引向现实、引向正在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以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产物为哲学立场，将哲学视线从思辨领域转向现实生活，以“现实的人”取代“神秘的主体”、“唯一的自我”、“自然的人”，从而在实践中彻底清算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思辨框架、抽象前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不是要消灭哲学本身，而只是要清除以抽象观念作为前提的历史观。“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14) 这种“现实的前提”就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现实的个人”。以现实的人作为哲学前提，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发现，它实现了对自然和人的关系即“历史之谜”的科学认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5) 马克思这一思想对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十分重要。我们在认识自然和历史时，必须始终坚持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显然，在现实的个人这一前提中，蕴含着各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相反。“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16)，思辨哲学这种做法显然不能从存在论的高度解释人的现实关系。马克思将作为前提的人从唯心史观的概念体系中挖掘出来，重新置于历史、置于感性的人的活动中，从而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从“历史之谜”中揭示了人的存在与意义，实现了存在论的伟大变革。
三、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与马克思历史原则的确立
人是什么？历史上无数的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煞费苦心，虽取得了不同阶段的认识成果，但最终仍难以破解其存在论意义。马克思对此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无论是这一问题本身还是提问方式或解答方式，马克思都将其置于历史之中。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7)
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看，一切自然问题置换为或演变为社会问题，不是自然作用的结果，而是人自己在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后果。也就是说，“历史之谜”只能在历史中加以解答。以人的历史活动的结果作为历史的原则，这是在历史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思辨哲学的做法。黑格尔虽然也对“历史”展开描述，但他所考察的历史运动不过是概念的运动。马克思讽刺道，黑格尔自己在《历史哲学》的结尾也承认，他对历史的考察“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18)。人的观念是历史的结果，这是合符历史事实的认识，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观念就是历史、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前提。马克思认为，只有现实的人才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作为“历史的前提”。“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9)。
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历史本是可以经验到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从复杂性的视角出发，认为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也是非线性的、充满偶然的活动，所以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或至少只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由此以科学名义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这种以复杂性科学为理论前提的看法，本身也是违背复杂性哲学的。在复杂性哲学看来，历史是复杂的，它既因为历史的主体性而呈现出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是有限度的；历史还因为历史的客观性而呈现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的人的活动是无限的。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以精神的否定性活动使自然和人从对立走向统一、绝对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是一种唯心史观的看法；马克思则以感性的人的活动实现了自然与人的有限统一、真正的统一，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观点。
在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上，存在着科学与哲学对立的认识倾向。实质上，科学和哲学并不是对立的，在历史认识上亦是如此。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就明确提出要实现哲学和科学的统一：“自最初的开端起，哲学便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而且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一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20) 马克思的思想当然不同于胡塞尔的哲学，但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两位哲学家有着共同的认识。不过在使科学和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上，两位哲学家有着不同的哲学观。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科学和哲学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抽象的概念体系，它是建立在历史学、经济学等实证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历史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1) 对马克思这段话，学界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有人竟从中作出了马克思哲学和科学对立的解释，以致极力反对马克思哲学中的“科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要严厉批判思辨哲学拒斥实证科学、远离现实的本质及其后果，就是要彻底批判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重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对此仅作哲学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青年黑格尔派就是这样做的，历史证明，这种做法并不成功。马克思认为，对思辨哲学的批判，除了必要的哲学批判外，还必须依赖于真正的实证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给予人们的是“真正的知识”，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描述”。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极力主张对历史的认识只有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显然，这是一门包含哲学和科学的“历史科学”。如果将历史学、经济学等实证科学排除在外，这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了，而只能算作是黑格尔哲学的“某一方面”了，就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关于这一点，卢卡奇看得十分清楚：“马克思用对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和把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对象溶化为人的关系来批判这种观点。”(22)
马克思通过对思辨哲学的两重批判——哲学批判和科学批判，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从思辨哲学中解放出来，从而使现实的人的意义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得以呈现。“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23) 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4) 波普尔却看不到这一点，他认为，“历史没有意义”(25)。没有人民的历史，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将历史和人民统一起来、将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原则。在这一原则里面，历史不再抽象，人民也不再渺小。
注释：
①④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113～114、83页。
②③⑤⑥⑧⑩(13)(14)(15)(16)(18)(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6、93、97、98、64、64、66～67、73、101、73页。
⑦［法］卢梭著，李平沤译：《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5页。
(11)(12)(23)(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8、108、118、104页。
(17)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5页。
(20) ［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页。
(22) ［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2页。
(25) ［英］K·R·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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