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语境论文,未完成论文,当代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研究，从我自己的感觉看，委婉地讲是不够清晰，坦诚地说是比较混乱。当然，我不是要否定这些研究，而是说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首先，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清楚。事实上，这二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上都是不同的。其次，大多数讨论都把哲学观、哲学概念的展开方式、哲学的内容、哲学的表述方面混为一谈。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研究的目标是不明确的。从学术的观点看，这就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成为一个最需要明确的问题。
崔新建(北京师范大学)：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的语境中衍生出多重的意义。从哲学理论创新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指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独特实践的理论概括或哲学呈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中国学派”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中国本土的哲学与文化通过全面应对来自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及西方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双重挑战，实现传统哲学与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更新与延续、中国哲学与文化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完成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任务，即构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中国学者试图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方法，对当今时代科技、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新发展、新特点，作出哲学层面的回应，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毫无疑问，“当代形态”会有多种版本，这里指的当然是“中国版本”)。上述三重意义同三种语境一样，并非是截然不相容的，更准确地说，应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维度或路径。
李文阁(求是杂志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老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只要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还将一直存在下去。不仅如此，每当我们理论上出现一些偏差时，每当实践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时，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革命时期，中国人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建设时期，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走弯路的教训；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又遭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诸如信仰问题、物化问题、消费社会问题、发展问题、现代性问题，等等，都需要进行总结和回答。中国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登场的，在这种意义上，它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不是哲学的政治化，并不是要把哲学研究变成注解、注释。虽然从哲学的诞生之日起，哲学家们就有非常高的政治抱负和极深的政治情结，比如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就有“最高最美的思想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说法，比如孔子明知不可为却还要去游说各国的统治者，但是，真正的哲学思考却必须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当然，这既不是要哲学家们站到政治的对立面，也不是如目前有的学者那样对政治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由于我们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已经无法对现实生活世界提供充分的解释，而哲学要直面的现实就包括政治的现实。同时，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并不只是学者的任务，也不可能局限于学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不仅要求有“学术视野”、“现实眼光”，而且也应该有“政治视野”和“客观立场”：应该关注学院外、特别是政治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既要保持独立思考的空间，又要有一种理性的清醒态度，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霍桂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尽管“中国化”是一个存在了近百年、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对其“现实语境”有了足够全面和清楚的认识和把握；而这种“现实语境”恰恰是进行“中国化”研究首先必须重视的基本前提。因此，研究“中国化”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中国当今的现实语境及其特征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作为这种“现实语境”的关键组成部分的社会现实环境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现实语境”、与使中国传统经典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现实语境”相比，我们今天进行“中国化”研究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语境”，究竟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本质特征？
其次，作为这种“现实语境”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语系统”、突出强调革命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理论精华究竟有哪些？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各种理论需求来说，其理论的哪些部分应当予以发扬光大、哪些部分必须加以批评扬弃？——毋庸赘言，这里仍然需要对“是唯上、唯书还是唯实”这样一个问题作认真和确切的回答。
最后，所谓“中国化”，其实质不外乎针对中国目前必须从哲学理论高度加以回答的问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灵活运用，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以富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丰富和发展。那么，究竟什么是这里所谓的“中国特色”？
贾红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本身就是语境化研究的一个表现形式。语境化意味着这一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才能不间断地实现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连续性，并适时地选择并实现哲学形态的转型。当前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哲学背后的语境分析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一轮研究不仅尝试为这个变化的时代提供新的说明，而且其研究轨迹更向着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更多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当代语境包括实践语境和学术语境两部分。这里需要有两点契合：一是从实践语境上要使当代语境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相契合，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语境既要有当代性又要反映中国的实情和特点，而能充分展示实践语境特点的无疑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也确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二是从学术语境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论述与中国化哲学表述相契合，也就是说，要同时兼顾哲学的一般性与具有中国特点的哲学传统的特殊性，而能充分反映学术语境特点的无疑就是哲学研究创新的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语境研究是一种实践活动，突出表现为在进行哲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选择往往依赖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语境或背景。问题意识和语境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意旨就是要我们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仅仅是关注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概念、结构、修辞等。
晏辉(北京师范大学)：考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动机构成了一种前提性工作：只有明了我们为何这样做，才能清楚我们如何这样做。这一考问由以下几个问题组成：(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略显费解的命题，因为依照惯常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是被中国化了的哲学形态。既然已是中国化了的哲学形态，又缘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呢？这便是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动议的关键所在。(2)根本动机。今日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要求根本不同：尽管历史使命一致，但作为发展时期的中国化已经有了全新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根本动机。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哲学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逻辑的历史总是植根于历史的逻辑之上。因此，在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彰显然而又充满悖论的背景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即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实践，要么无言以对，要么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失去它的公共性，逐渐成为少数固守者的私人物品，因此无论从政治发展的需要考虑，还是从哲学的历史使命着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是必要的。(3)时代精神的声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为深沉的动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今日时代精神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比如：全面依赖与全面发展、公共交往与公共价值、幸福感与意义世界等。总之，回归生活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真实的动机。
林建成(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当代语境都涉及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此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特殊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首先在研究对象上要中国化，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研究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点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这里讨论两个相关问题：第一，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普遍性是其应有之义。如果它的研究对象被特殊化了，它是否还是哲学？对这个问题作否定回答的观点看似有理，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确有普遍性，但是普遍性只有在被特殊化后才是真正的普遍性。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因为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既把人统一起来又把人区分开来。人之为人，取决于实践活动本身；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实践活动的方式，正是实践活动的不同方式把不同的人区分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是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研究当今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必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现。
崔伟奇(北京化工大学)：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二而一”。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的具体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提升和总结。而要具体实现这种“合二而一”，从理论上看，核心问题在于是否需要而且是否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进行充分有效的“理论定位”？因为如果缺乏这种“理论定位”，就会无法解决理论上“如何化”、实践上“化什么”的问题。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也是处于不断前进中的，而且在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曾给我们带来许多深刻的教训，因此，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的“理论定位”问题，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时代化的过程。民族化和时代化是同时完成的：在民族化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民族性。所谓民族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融汇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方法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双重超越。民族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所谓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始终能吸纳同时代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始终保证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充满活力，成为当代中华文明活的灵魂。
孙伟平：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信息化、网络化，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也裹入了信息化、网络化浪潮之中，正在迈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信息，与农业社会的土地、工业社会的资本(包括机器、工厂等)迥然不同。土地、资本等是有限的，对其的占有是唯一的、不可分享的；而信息则是无限的，可以传承、共享、创造。许多一无所有的被雇佣者(无产者)，仅仅因为能够通过学习占有信息，通过自己的头脑创造新的信息，就可以和土地、资本等的所有者一道，掌控经济活动。一个现代信息企业(如微软、联想)通过信息的大幅增殖，往往可以同时将大批雇工造就为富翁。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传承、可共享、可创造的特质，对唯物史观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信息在生产力中处于什么地位？信息的占有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和创造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虚拟实践、交往意味着什么？“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是什么关系？等等。当然，这也给了中国新的发展机遇，如中国可能在工业化的同时，走信息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物质上相对贫困的中国公民，可以通过学习和创造，运用“知识改变命运”；可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通过强有力的中央调控，消除信息鸿沟，促进社会公平。这一切要求我们立足信息、网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本与解释
崔新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状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始终伴随着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态或本真形态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到底谁念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经”？当前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解读路径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版本”或“原始版本”；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做到“换汤不换药”？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解释学的观点看，前一个问题涉及的就是文本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可以看作是解释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对文本的考证与解释无关：在解释的过程中不管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似乎都不在乎“六经”的真伪。但是实质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每一次怀疑和澄清，都是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注入新的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次推进，又必然形成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新语境。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再解释(广义地说，应用、创造都是一种解释)。
贾红莲：研究在方法论层次上包含了解释学的基本原则。从解释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读方式主要包括：信仰者的阐释和宣传，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哲学研究者的解释和拓展。当前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对解释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近年来，学者们对文本选择、时间间距、解释循环、解释的客观性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更要注重解释的历史维度、历史意识在其研究中的多向展开。这包括：(1)理解的历史维度。它表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同时在理解中展开。时间间距并非是一个为了达到正确理解而必须克服的障碍，相反，它正是理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过程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不断的中国化过程中、在对以往文本的发掘和理解中展现出新的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解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效果史。这种效果史表明，置身于历史之中且无法脱离历史进程而生存的解释主体本身就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解，其对历史的理解与历史本身同样是真实的，而效果史就是这两种真实的结合，因而也就是历史的效果与对这种效果的理解的结合。这实际上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阐释活动纳入到历史维度上加以审视。(2)互文的历史维度。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演变过程。比如近年来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本的互相阐释，正揭示了互文性中的共时性、历时性的内涵及其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在分析解释现实时是如何起作用时，也应当将它置于一个带有相当程度的具体历史性的互文系统(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中去。(3)对话的历史维度。对话是对话语主体原初自足属性的解构，是解释学空间的重新拓展和自我封闭的解除，也是处理不同哲学形态之间自身与“他者”关系(或矛盾)的基本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对话关系实际上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比如中国传统哲学)文本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客观性)，从而建立起新的知识共同体与知识平台。就此而言，文本间性所秉持的建构姿态也是在历史维度中展开的。
霍桂桓：毋庸赘言，近十年以来，国内研究界出现了“回归”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本身去寻求更加确切的理解的发展态势，这对于进一步全面准确地理解、研究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无疑是必要的。不过，由于这种做法主要关注“原典”，而没有对使之得以产生的当时的“现实语境”予以尽可能充分的重视，也没有对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环境予以充分的认识，因而很容易陷入貌似“权威”、但早已经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观念的王国”，并且会面临以下问题：首先，如何从根本上保证自己当下对“原典”的解读是有史以来最全面准确的“权威性”解读，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具有所声称的“权威性”？其次，由于与我们今天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所研究的社会现实问题都有很大不同，因此，即使我们有可能进行“权威性”的解读、得出“本真”的研究结论，这些解读和结论对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者所面对的实际任务，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有意义？其有效性的限度究竟如何？最后，我们所应当看重的究竟是这些“原典”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结论，还是蕴含在其中、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髓的基本立场、思想方式和研究方法？
文兵(中国政法大学)：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一问题，可以为解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问题上的纷争提供一个启示。以往人们在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问题时，经常搬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但却走向了解释学自身所倡导的阐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很多学者极不愿接受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阐释往往脱离开中国特有的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问题，应该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有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牵涉到被人们所忽视的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中关于“应用”的思想。按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阐释都不能脱离运用，而任何运用都包括一种阐释在内。
伽达默尔强调“应用乃是理解本身的一个要素”。文本如果要被正确理解，“那么它一定要在任何时候，即在任何具体境况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被理解。理解在这里总已经是一种应用”。这种应用“不是某个预先给出的普遍东西对某个特殊情况的关系应用”，“不是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相反，“应用”是一开始就规定了整个理解活动。伽达默尔所讲的应用，还仍然是在主体意识之中展开的，没有把它理解为一个把理论变成“直接现实性”的过程。就伽达默尔强调阐释与运用之关系来说，他的理论也可以给我们今天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问题提供一些启发。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阐释，不能仅仅停留于学者的话语的表面，而是要解决我们面临的实践问题，而这一个过程正是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如果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就难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绝不是一种阐释的随意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一个构建新的理论形态的过程，当然离不开理论工作者的理解和阐释。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需以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为参照和坐标。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我们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去总结我们实践中的新的经验和教训，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远离我们现实的生活，仅仅成了一种满足人们智力兴趣的玩弄概念的游戏。现在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就是根本否定我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即把它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性。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存有诸多不足，这是无庸讳言的，但是，它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也确实起到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不充分估计这一点，就难以对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做出正确的评价。许多学者多是从西方哲学的转型或者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而忽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成果(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实践”这样的语汇上)来加以理解，忽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来理解。因此，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关于“应用”的思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崔伟奇：如果单纯从理论形态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释基本上应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的“理论定位”。因为文本的阅读与解释，特别是经典文献的阅读与解释，在塑造传统和继承传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但问题在于，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鲜明的特点。虽然文本的阅读与解释在探索性的社会实践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和启发性作用，但总的说来，是社会实践决定着理论的发展方向，推动着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实践，不可能照搬照抄任何现成的经验和理论。因此，尽管中国具有“乾嘉学派”这样良好的解释学传统，但从总体上看，既不能低估更不能高估文本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言，文本与实践的关系，在地位和作用方面，应当是基础与主导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状、困难与出路
崔新建：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本土哲学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成为支配普通中国人日常思想和行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仅仅是“论坛哲学”或“讲坛哲学”，而是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哲学”、“大众的哲学”。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根本上说还是创新。这里所说的创新，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的“学院化”或“学理化”读本，转换为“生活化”或“大众化”读本，进行再创造。
李文阁：中国化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面对非学术性的指责。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是没有问题意识，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每一位学者都不会否认哲学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国内也有不少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但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总是面临着非学术化的指责，因而被排除于主流学界之外。于是，很多学者就只好去做康德所说的“学院哲学”，去研究历史、文本或西方，去翻译、介绍，不然似乎就体现不出学术性。问题出在哪里呢？这要从什么是学术性谈起。我以为学术性表现为三点：一是必须详尽占有所研究问题的已有成果：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就是要在与以往哲学家的对话中来进行研究。二是必须进行哲学式的思考：任何现实问题的研究都必须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都必须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总体性关注。三是必须提出真问题：生活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或理论本身的逻辑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满足以上三者，研究才具有学术性。然而目前的现实问题研究，要么不是在与其他哲学家的对话中进行研究，没有与其他哲学家对话的能力，要么研究的问题太具体，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或层次，要么没有从现实中提升出真正的哲学问题，因而必然遭到非学术化的诟病。另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于学术研究的功利主义态度，缺乏一种超越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学术性不在场的根本原因，非学术化首先是对待学术的庸俗化。
至于如何中国化，这首先要追问中国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建构一个新的体系还是满足实践的需要？应该说，我们有一个理论目的，即要建构一个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生活世界的问题。这样的目的意识就要求中国化只能从问题出发，确切地说，是从生活世界的问题出发。站在这样一个出发点上，原有的马克思哲学就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出发，中国化指向的首先就不是什么理论体系(当然这并不否认理论的系统化：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都有自身的逻辑，都可以也应该体系化，否则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就不应局限于学说或学科，就不是为了体系而体系，就不应陷入体系主义。
霍桂桓：今天进行“中国化”研究，我们有必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的现状，从而探寻比较顺利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无疑在意识形态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不过，就其实质性内容及论证方式而言，缺乏“说服人”的“彻底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中国化”研究并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是说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实际和理论方面的巨大困难。其中，理论方面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首先，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西方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由于扬弃了以往所有的“旧哲学”而具有独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那么，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我们就需要弄清经典作家是如何对各种“旧哲学”进行扬弃的。其次，马克思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一场革命？”从思维方法和研究方式的角度来看，这种“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究竟有哪些本质性关联？最后，进行“中国化”研究实质上意味着，今天的研究者必须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具有的学术功底特别是哲学思维水平，因而必须对中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其中哲学思维方式发展变迁的基本线索有足够的把握，达到真正以“哲学家”的眼光和高度来研究现实、解决各种现实问题，那么，我们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
贾红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实践性与学术性共存的课题，在探索过程中包含着一些理论上的忧虑和困难。
困难之一：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应当如何对这种研究进行创新？近年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可谓进入了探讨哲学中国化的新的时期，一种试图从新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化的形成、可能及其未来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可以把这种趋势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其最鲜明的标志是不同的哲学学科已经超出各自的话语系统，以往中西马各有视域分疏的研究被“中国化”这一中心话题所整合。学者们通过对学术性与现实性关系的探讨，通过对中西马三种哲学形态的对话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进入了更为理论化的形态建构阶段，并相应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这一探讨确实有新发展，有一些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试图把苏联式的、原理加例子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具体化和形上化，并强调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结合，既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多样性的理论建构，又关注其在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所面对的中国文化现实和现实生活实践，这些都为新的中国化进行了理论准备。尽管这些研究并不是十分成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尽管学者们的研究彼此之间也有差异，有不同的风格和个性；尽管这个课题提出来后，科学可靠的研究结论可能要到数十年后才会产生并有待历史来证实，但是，对这个新阶段很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给予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思想史课题，而且还密切关联着中国的现实及其未来的发展。
困难之二：经过这些年的正本清源，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创造过程之中。在这个创造过程和创造结果还不清晰的情况下，我们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哪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那个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于：就前者而言，在近年来文本研究尚不完备的基础上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的马克思哲学形态，从而谈不上其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国哲学的结合而中国化。就后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表示不同思想的集合概念，这个集合包含的要素至少有：第二国际及其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党之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苏俄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创造的哲学思想，第三国际其他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等，而这种哲学形态的多样性将会导致研究对象难以确定。
困难之三：近6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史提炼出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民族性和地域性)与时代特征(时代性和当代性)相结合，因此，对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把握和总结就成为中国化的前提。那么，“中国化”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当前对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概括和提升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和条件是否成熟，同时还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问题能否承当及如何承当。这其中至少要分析三种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赖以存在的时代和实践基础是否还具备？二是中国当下的时代和实践基础是否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需要的实践背景相契合？三是这些现实和实践层面的问题哪些是需要和可以用哲学来说明的？从时代性质来看，以资本为基本原则没有变，以科学、技术的运用为主的知识经济形态没有变(全球化)，以分析和理性为基础的精神样式没有变(现代形而上学)，这些都曾经是马克思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基础，但这些情况如何反映出中国的特点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从哲学层面本身看，则应考虑：一是在浓厚的儒家文化之下，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体系如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相糅合？二是语言层面的：哲学本身是一个外来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概念的确立都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特色，因此，基本概念用西方的，具体表述用中国的，是否可行？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性质或当代意义应当在怎样的高度上提出来？是否还应当在存在论的基础上提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具体分析现代形而上学的建制有没有被击破、被瓦解的问题的基础上给予回答。同时，现实实践和生活世界应该如何与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互相说明？四是在分析新的中国化的背景之中，应当总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们在哪些层面和哪些意义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中国化。从目前来看，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精英阶层和领袖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版本”已实现了观念和制度层面上的中国化，而“理论版本”的即正在进行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完成中国化还是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处理领袖的哲学创造和学者的理论创造的关系？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化之后的未来哲学形态的预设，因此“中国化”既包括我们探索的过程，也包括未来的哲学形态。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形态中，我们如何安排和处理意识形态和哲学本身两方面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在表现形式上如何中国化？
困难之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史”的研究又是“论”的研究，其中关涉到研究方式和书写方式问题。研究方式和书写方式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研究策略，因为哲学思想史的不同研究方式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哲学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所以，当前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研究方式上需要反思：其一，以往哲学思想史的传统研究方式是探寻精英人物与经典著作的历史，过去的哲学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哲学思想水准之上的、更具个性化和特殊性的“精英哲学思想史”，那么，如何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过程的每一时段的“一般的哲学思想”以及所形成的“一般哲学思想史”(按照哲学问题的铺陈进路展开)？这个“一般哲学思想史”存在的合法性何以可能？其二，要分析今天“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必须突破的瓶颈：首先是所谓“马西之间”。唯物与辩证实为主导以往的“哲学中国化”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野中，目前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对此基本上是隔膜的。其次是如何处理“中马”的关系。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要建构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却都是以搁置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然而与“中国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隔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尽管有毛泽东、邓小平等其他研究者的成果，但中国哲学的因素基本上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再次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话研究中，还要清除一些误解：如认为对话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从它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比一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阐释中国哲学，等等。
崔伟奇：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显然，这些研究既有别于“苏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有别于国外其它形态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我们的研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没有能够实现从“中国式”研究向“中国化”研究的根本研究范式的转变。其基本表现是“体用之辨”、“实践版本与理论版本之辨”、“现实性与学术性之辨”等理论问题，乃至“自说自话”等理论现象，仍然在困扰着我们。这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未达到足够成熟的水平。
毫无疑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一定是以理论形态展现出来的。而评价一个哲学体系是否成熟的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形成了“特定的核心范畴和相对成熟的方法论”。当然，这里所说的“特定的核心范畴和相对成熟的方法论”，不是指抽象的原则，而是指立足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相互对话、争鸣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创新、特别是方法论创新的产物。这种创新应当是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形态上，正如马克思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这种创新应当包括对中西各种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扬弃”；在现实基础上，这种创新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概括总结和哲学升华，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有效的分析，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做出总结和升华。因为哲学研究一定要从现实出发，这是保持哲学生命力的根本源泉所在。但哲学研究所面对的现实，在任务、方法、研究路径等诸多方面毕竟不同于具体科学。因此，哲学要想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不仅解释现实，而且超越现实和改造现实，就必须高度重视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尽管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但这是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林建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化的问题。现在我们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空间上超国界，因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看不出它们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例如苏联的教科书)有多大区别，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二是时间上超历史：今天的教科书很少反映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因此同50年前的教科书相比并无多大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教科书编写者片面追求“哲学的形式”，从而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为体系而体系的误区，二是为知识而知识的误区。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应当完成从重“哲学的形式”到重“哲学的实质”的转变，应当在编排原则上来一次根本性的思路转换：第一，在研究对象上，要从研究抽象的世界观问题转向研究具体的中国现实问题，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在写作顺序上，要把从原理出发变为从问题出发。第三，在形式结构上，要从重规范性转向重实效性。教科书中讲什么、不讲什么，不是看传统教科书中有没有、体系完整不完整、形式规范不规范，而是看当今中国的社会实践需要不需要。这样编写出来的教科书，也许在“哲学的形式”上不尽人意，但是它真正接受了哲学的使命，具有“哲学的实质”，定会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沈湘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相对主义倾向。按照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范式(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一个理论范式有“硬核”和“辅助假设保护带”之分。硬核是基本原理部分，一旦被证伪，整个理论范式将被颠覆。保护带遇到反驳则能不断地进行调整，以保护硬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区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硬核”，哪些是它的辅助性假设。对于那些硬核性的原理，我们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普遍性的特殊化；对于那些辅助性的假设，我们则可以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如果不加区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都看成是变动不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面临丧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当一切理论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外衣时，那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庸俗化了。
我们需要一种可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高度的实证性、科学性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但是，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时，可能过于突出其科学性的一方面，而对其人文的一方面有所忽视。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上下了不少工作，但在“美”上几乎没有做什么探索。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科学主义所累：离开“美”而单独追求“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干涩化，也不易为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所接受。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爱人者人恒爱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为人们所喜欢接受就要有一个“加魅”的工程，恢复其可爱的一面。
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的建构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样，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没有固定万能的方法。必须冲破各种“洋教条”、“土教条”的束缚，必须打破各种陈规陋习，通过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实验、创新来寻找方向和出路。特别是要破除理论和实践的界限，依靠群众的实践，通过开放性的探索性的实践创新，通过总结诸如“北京共识”之类的经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态。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主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从宗教、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理论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开端。那时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似乎主要在于去除阻碍人类前进的障碍，而不是构造新文明的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破坏性的、革命性的批判，对于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尤其适用。
在以革命和斗争为时代主题的年代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革中国的目标。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需要新的形式和内容。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失误和挫折。通过艰辛的探索，中国终于走上了崭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也是哲学研究中所面对的中国最大的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既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需要与时俱进，旧有的理解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地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这绝不是以文本为中心、以作者意图为主轴的“初级”诠释，而是运用中国人的智慧，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与中国文化和国情相契合的全新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是一种新形态的哲学，它将延续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但却增添了中国实践的内容，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如果不能创造出新的形态，就不可能提供正确的有效的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光辉体现，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了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而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则是“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就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的哲学、历史和文化要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和把握，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以及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常常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注脚，其人文精神受到压抑，转而向思辨的抽象方面发展。这或多或少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思想界的“失语”。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面对“新儒家的第四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更需要在理论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打出自己的旗帜。以“改造世界”为理论目的、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本土化，决不单单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文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全新的哲学观念，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总之，在以建设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期，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面前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研究中国现时代提出的问题，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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