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界“北许南王”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及其学术内涵探究*
吴 俊
(南宁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 我国外语界的许国璋和王宗炎被尊称为“北许南王”。他们根据国家的需要，将毕生心血用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上，取得骄人的学术成果。“北许南王”不仅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自信严谨的治学态度、中外贯通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密切结合国家发展的需要、注重培养年轻学人等，还充分肯定外国语言学理论的价值、辩证处理中外理论研究关系、独到研究语法及词典、深刻研究汉语汉字，具有独到的语言观。
[关键词] “北许南王”；语言学理论研究；特点；学术内涵
引 言
20世纪，我国语言学界名家荟萃，如研究汉语的陈望道、吕叔湘、王力等，研究外语的许国璋、王宗炎等。在我国外语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许国璋、中山大学的王宗炎被尊称为“北许南王”。纵观“北许南王”的论著，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及出版的专著，均涉及语言本质、规律、发展演变等话题，有深厚的理论分析，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语言学理论学术内涵。“北许南王”对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翻译实践与研究、外语教育与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许国璋及王宗炎二位大师各自的学术成果进行一定的研究并发表较多的学术论文，如《许国璋先生的思想遗产》[1]、《学者·智者·思想者——王宗炎先生主要语言学论著评介》[2]、《促膝而谈 如话家常——王宗炎先生学术论著中对话体的特征分析》[3]、《王宗炎先生的外语教育思想研究》[4]、《王宗炎外语教育思想内涵的历史探究》[5]。但从整体上来分析“北许南王”关于语言学理论研究的论著不多见。有鉴于此，为更好把握“北许南王”关于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就，本文将从整体上对“北许南王”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及学术内涵进行分析，为我国外语界更好研读、理解“北许南王”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为我国外语界后辈更好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北许南王”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特点
“北许南王”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造诣颇深，给我们留下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北许南王”的这些关于语言学理论研究的论著包括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介绍及引进、词典、语言学著作序言、汉语文字等，是我国语言学学界弥足珍贵的财富，对我国外语语言学研究及外语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及学术价值。
(一)不断探索的治学态度
不断探索的精神在“北许南王”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国外语界李赋宁先生做了这样的记录：“在60年代，国璋同志的研究兴趣已开始从英国文学转向语言学。他和朱德熙同志一同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给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国璋同志更深入、系统地钻研西方各家语言学理论，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语言哲学体系。国璋同志近年来运用西方语言学新理论和新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的语言学著作，如《说文解字》《马氏文通》等，为我国语言学研究者指出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6]3120世纪60年代，许国璋先生已经50多岁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知天命的许国璋先生调整研究方向，从研究英国文学转向研究语言学。这是许国璋先生不断探索语言学理论的充分体现。他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我国古代及近代语言学名作并获得巨大成功，为我国语言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改革开放后，“北许南王”曾一起努力，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如王宗炎先生在《许国璋论先生的思想遗产》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许先生和我曾经合办过两件事情。一是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合编《现代语言学丛书》，二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合编‘语言学、世界诸语言’这一分支学科的条目。两项工作都是他为主，我为副；他是建筑师，我是泥水匠——快活的泥水匠。”[1]32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许南王”需要有不断探索的精神，才能完成《现代语言学丛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的编撰工作。这两部巨著为我国语言学理论研究夯实基础，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对于不断探索语言学理论，王宗炎先生这样写道：“一半出乎天性，一半由于受到中外学者的启迪，我有三个信条。随着工作的进展，这些信条越来越明确了。第一，我不认为什么人已经掌握了最后的真理，也不相信语言学界有个最高的权威。第二，我认为学术研究总是后来居上，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人自然爬得更高。第三，我相信，只有经过观察、实验、探索、讨论，才能逐步逼近和认清事物的真相。”[7]王宗炎先生认为，语言学理论研究永无止境，即便耗尽毕生心血也不可能探尽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正因为如此，王宗炎先生对语言学理论研究矢志不渝。
(二)严谨的治学态度
对于许国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我国学术界有目共睹，尤其是赵世开、黄源深、伍铁平、王克非等学者，体会颇深。赵世开先生说：“许先生做学问十分认真。他自己不断在读书，而且是很认真地读。我写过一本小册子《现代语言学》，送了一本请他指教。他首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书后面的参考文献，你都看过了吗？’这个问题说明许先生做学问决不马虎。如果自己都没有看过的书或论文，怎么可以列为参考文献呢？这种治学态度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掌握第一手材料应该是做学问的起码条件。”[6]66许国璋先生就《现代语言学》罗列的参考文献，对赵世开先生提出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是做学术研究极为关键的基础工作，关乎到研究者是否学风严谨，研究态度是否端正。赵世开十分佩服“北许南王”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说：“许先生和王宗炎先生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学、世界诸语言’条目的编写时，要我写‘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条。我的初稿写好后送给他和王先生审阅，他在退还我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其中详细地提了六七条修改意见，而且说‘我希望你把这个条目写成一篇学术论文’。据此我做了认真的修改，只可惜没能达到他的要求。最后定稿时他和王先生还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成了后来刊登出来的样子。”[6]63
回顾文献结合病例资料显示，MS可发生于任何部位，既可作为白血病的首发表现，也可作为APL复发的临床表现[14]。部分患者血常规和骨髓涂片并未发现异常，但可以检测到PML/RARα融合基因或是APL的特征性染色体易位。因此，对于MS患者的诊断，应结合形态学、细胞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包括外周血，骨髓涂片、流式、基因、染色体、肿块病理、免疫组织化学和FISH等检测，以期避免漏诊和误诊。通常MS被认为是一种预后较差的肿瘤[15-16]，未经治疗的孤立性MS大多在6个月左右转化为急性白血病。对于MS的治疗主要采取手术切除、放疗、全身性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法[17]。
徐烈炯说：“《许国璋论语言》一书的读者大概都有同感：作者是一位少有的语言学通才。上下千年，博古通今；纵横几万里，学贯中西。能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驰骋，能有几人！”[6]286
“我们想到这一大宗语言学活动的时候，我们意念中是一个自古迄今的思想传统和理论传统，时间进程，不是空间分布。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从赵元任以后早和西方语言学协调起来了，特别是汉语语音和语法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早和西方语言学一致。语言学是探索语言理论之学，目的在阐明语际共同的东西，不宜也不应划分中国与外国。”[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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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贯中西
“作为一个学者，许先生十分关心培养年轻人。这跟他重视人才有关。在他主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我们会发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学者精彩的论著。”[6]63赵世开的这番话表明，许国璋先生在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期间，非常关注青年学者的成长进步，也为青年学者展现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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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说：“许国璋认为许慎、刘勰、马建忠、金岳霖都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因此他写出了阐述这些学者语言学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许国璋论述宏观语言理论问题，诸如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符号性质等，都将中国语文及其研究传统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而在论述中国古代语言理论问题时，又往往将它与西方语言理论作比较，深化对它的理解。”[6]293
伍铁平说：“许先生的学风十分严谨，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对我国个别人在写文著书时剽窃、抄袭，引人观点和材料而不注出处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决不允许这类文章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出现。”[6]325王克非说：“在跟随许老的8年里，更深的感受是许老在治学上律己之严。对于我们学生在学习、写作上的毛病，他会随时指出，而对于自己的研究，他也悬出很高的标准，既自信，又谨慎，虚怀若谷。”[6]280
以上关于许国璋先生学贯中西学识的叙述表明，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许国璋先生不仅学贯中西、中外贯通，还悉心教导年轻学者如何做到学贯中西、中外贯通。
秦秀白说：“谁都知道许先生博览群书，可谓学贯中西，可是他从不以老师宿儒自居，而是读书不厌、治学不止；年逾七旬，仍在孜孜不倦地读新书，吸取新思想，发表新著述，为后学树立了不朽的榜样。”[6]160-161
黄国文写道：“在与许先生的几次交谈中，每次都听到先生强调学习祖国的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要打通，学外语的人一定学好汉语。许先生不但强调学习祖国语言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还多次谈到学习中国哲学的必要性。”[6]173黄国文回忆，许国璋先生数次写信给他，鼓励他要学好汉语，特别要注重学习中国哲学。正是得益于许国璋先生的殷殷教诲，黄国文后来的语言学理论研究硕果累累。
虽然目前为止普京对政党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诸项改革大体看来均为自上而下贯行，俄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就仍未能从根源解决。在诸多问题间，格外突出的是各政党间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从学界与政界通识来看，各政党及其党派理念之间的良性竞争乃是多党制的生机所在，然而普京在位期间俄国家杜马的大多数席位皆被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占据了，非政权党在俄现今政党制度环境下沦为了国家当局政权的陪衬性依托，俄罗斯议会作为各政治派别力量竞争、政权角逐平台的应有之义也失去了，相较于西方国家，本就脆弱的俄罗斯多党制亦因此变得更为名不符实。
(四)密切结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北许南王”在语言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密切关注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如在20世纪80年初，根据我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北许南王”合作完成《现代语言学丛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合编“语言学、世界诸语言”这一分支学科的条目。此外，我国学术界学者卫志强、桂诗春、朱有圻、胡壮麟等均有论及“北许南王”语言学理论研究密切结合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
方法：两手五指并拢，手臂前伸，勿弯腕关节，用力做手指屈伸动作，重复10～15次；双手五指分开，连续用力做伸展和并拢手指的动作，重复5～10次；双手五指交叉，两拇指彼此围绕对方转动，先由里向外，再由外向里，重复15～20次；模仿弹钢琴的手指动作，先由左至右，再由右至左，重复15～20次；两手手指分开，向各个方向活动；最后左右手交替抬起，做放松动作。
1978年初，停顿了十余年的研究工作需要重新启动。由于“十年动乱”，人们对外界的语言学研究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吕叔湘先生把许国璋先生请到社科院语言所给全体研究人员做了一次报告。许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所外学者到语言所来做报告的第一人。他的报告激起了大家迎头赶上国外研究水平的热情和信心，成为日后语言学发展的先声[6]72。这段话表明，“文革”结束不久，许国璋先生关于语言学的学术报告是一场及时雨，浇灌久旱的社科院语言所研究人员，在关键时刻，为语言学界学者开展语言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老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后，不但主持语言所的工作，而且还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在《编者的话》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使杂志大放异彩[6]52。作为语言学界的权威专家，许国璋先生从领导岗位转到主编外语核心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为呈现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提供渠道，为外语界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五)注重提携、培养年轻学人
“北许南王”不仅自信、严谨地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还注重提携、培养年轻学人，为我国语言学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我国外语界的王宗炎、桂诗春、赵世开、黄国文等学者在纪念许国璋文章里有深情的追忆：“在十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许先生对我一是支持，二是放手，三是检查帮忙。这样的主编是不易找的。他和我始终遵循着共同的原则：联合海内外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国外语言学说，为新一代的学者铺平道路。”[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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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外语界的资深专家，许国璋与王宗炎为繁荣我国语言学理论研究共同努力，有针对性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为年轻学者的成长铺平道路。
非洲有一种沙蚁，生性好斗，每次大战后，幸存者就会排成一长串“送葬”队伍，将“阵亡”的“战友”护送到小土洞或低洼地，然后再盖上一层沙土。有趣的是，在安葬完毕后，它们还会千方百计地运来一株株连根的小草，种植在“坟墓”周围，以示永久的“纪念”。
“许老对后学的成长关怀备至，扶植提携，不遗余力。我认识许老近三十年，虽然南北相隔两千多公里，也常获得教益。记得1980年在广州外国学院召开了一个应用语言学和英语教学的学术讨论会，当时请了国内好几个外语教学的老前辈参加，我们安排他们做主题发言。许老就私下向我说，我们老先生也不一定知道多少新的东西，你们年轻的同志应该大胆登上讲坛做主题发言。”[6]51桂诗春先生的这段话表明，许国璋先生主张学术研讨会上，要鼓励年轻学者勇于发言，大胆将各自的学术主张跟与会学者分享。
众所周知，“北许南王”学贯中西。这可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不论是许国璋先生还是王宗炎先生，都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另一方面，以下我国外语界秦秀白、申小龙、徐烈炯等学者的叙述，对许国璋先生学贯中西的学识做了极好的诠释。
黄源深对此也深有感触：“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按理，像他那样德高望重的权威，完全可以只挂名而不管实事，很多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却不然，非但每篇文章都要亲自过目，而且每期的‘编者的话’都是自己执笔，还字斟句酌，煞费苦心，铸成一种独特的许国璋风格。那切中肯綮的论述，高屋建瓴的断语，大势磅礴的语气以及流畅老辣的行文，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只能出自他的手笔。”[6]143学术界都知道，许国璋先生为外语核心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写了18则“编者的话”。这不仅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是为我国语言学界留下了珍贵的材料，对学者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凡是熟知许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我是有机会得到许先生勉励、指导和帮助的幸运者之一。许先生乐于指导、帮助和提携年轻人。记得1986年春天广州外国语学院组织编写‘语言学系列教材’。许先生闻知后表示大力支持；他在给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信中说：……语言学基础教程丛书，是适合形势需要，有助于大专院校语言教育之书。在丛书的作者中，唯我一人没有教授或副教授头衔。许先生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大力推荐了我，说黄某是一位信得过的研究者，是出版社放心让一个30岁的人独立撰写一本语言学教程。我想，如果没有许先生的推荐，《语篇分析概要》大概就不会问世。”[6]174黄国文的这段话表明，许国璋不遗余力关心、支持其在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长。在组织学者编写“语言学系列教材”时候，许国璋先生不拘一格，推荐他负责完成《语篇分析概要》。事实上，黄国文不负重托，高质量完成了《语篇分析概要》的编写工作。
在许国璋先生的鼓励下，1986年3月许先生将王克非纳入门下并严加指导，直至王克非获得博士学位。对此，王克非深情地写道：“在跟随许老的8年里，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学术上也起了步，锤炼了判断力，在做研究写文章时总会记着老师的话：材料要丰，观察要细，方法要新，思考要深，论据要充分，解释要有力度。同时，更深的感受是许老在治学上律己之严。”[6]280
“北许南王”提携、关心年轻学者还体现在他们为不少年轻学者的著作作序。
许国璋先生作序主要有：《交际英语教程》序(南外学报1986年4期)、《各国语言手册》序(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1期)、《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序(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3期)等。王宗炎先生作序主要有：秦秀白主编《现代英语习语大词典》序(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6年3期)、《当代英语搭配词典》序(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1期)、李筱菊《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序(现代外语1997年2期)、郭杰克《当代美国俚语词典》序(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10期)、《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序(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1期)、铺下铁轨、打下道钉——《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研究》序(中国外语2004年1期)等。
在这些序里，“北许南王”不仅肯定年轻学者所取得的成就，还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这为年轻学者治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助于年轻学者尽快成长。
二、“北许南王”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内涵
纵观“北许南王”的论著，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均涉及语言本质、规律、发展演变等话题，有深厚的理论分析。“北许南王”关于语言学理论研究论著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涵。
(一)外国语言学理论的价值观
对于外国语言学理论对英语教学所具有的作用，许国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等语言学论著中，王宗炎在《英语教师看语言和语言学》等文章中，以一分为二、辩证的哲理智慧，充分肯定外国语言学理论对英语教学所具有的价值。
“把语言作为一个内部互相关联的整体来研究，是有利于语言学的进展，也是有利于外语教学的。我们主张将语言在语音、语义、语法这三个方面的各个组成部分，根据它们各自的体系来进行教学，而这三个体系又要互相结合。”[8]193
“英语教师弄一点语言学有好处：它使得我们学英语时少走弯路；它引导我们注意英语(和汉语)的特点；它帮助我们挑选教学法；它让我们在写作和翻译时多一点把握；它还帮我们擦亮眼睛，看清某些语言作品的优缺点。”[9]
(二)中外语言研究互动关系的辩证态度
许国璋在《论语言学不宜分国界》，王宗炎在《对比分析和语言教学》等文献中，均对中外语言研究提出富含深刻哲理的见解，强调要辩证地处理外国理论与中国研究的关系。
以上是赵世开、黄源深、伍铁平、王克非等学者在纪念许国璋先生的文章里，以小见大，用事实来证实许国璋先生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所具有的严谨态度。正是许国璋先生这种言传身教，才造就了这几个学者后来的学术成就。
“各家各派的解释方法有所不同，可是所发现的材料却全都可以利用。斤斤于门户宗派，或者只着眼作者的理论基础，而不对书中内容作具体分析，把它全盘肯定或一概否定，都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益处。”[10]
上平面纵向联结系均采用平行形式，与弦杆在节点处相连，以抵抗横向风荷载、竖向荷载及弦杆变形等产生的内力，上撑杆均采用箱形截面，截面宽度300mm，高度均为300mm，板厚12mm。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北许南王”站在历史高度，认为语言学理论研究不应局限于某国、某个地区范围内，要打破门户宗派的界限。惟其如此，语言学理论研究才符合客观事实，得出的结论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而此次收购普洛斯的主要控股企业是万科物流。众所周知，万科是做房地产出身，和物流行业基本不相关联。但是此次跨界收购普洛斯，却是平地一声惊雷，不仅是收购的数额巨大，也震动了很多物流人的内心世界，跨界怎么这么厉害！
(三)独到的语言观
“北许南王”在深入探索索绪尔、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等外国语言学理论之时，重在探究本论，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从我国语言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提出符合我国语言学发展需要的建议，从而形成独到的语言观。
“要做到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是不容易的。首先要对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加以分析和比较，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汉语的研究加以验证，写出结合中国实际的论著。……中国语言学史上，不乏利用外国的语言理论，为汉语研究开辟新路的例子。马建忠以拉丁文法为范式，写出了《马氏文通》。赵元任、罗常培等前辈先生运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为我国方言调查做出了典范，近时汉语语法学家利用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语法现象的分类和范畴的描写更有理据，更为精确。”[8]523
“北许南王”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主张外国语言学理论研究要结合我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引进的理论必须要有助于我国语言学理论创新研究。对此，“北许南王”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我们觉得有必要从‘引进’走到‘自创’，其条件是：(1)引进的理论，能用汉语说得清，讲得懂；能用汉语的例证加以测验。(2)凡有可能，不妨采用现场工作法。我国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测试学研究者已做出榜样，值得学习。(3)凡在汉语诸范畴中验证外国某一理论，其有解释力者肯定之，其解释力不强或不具解释力者指出之，其主观臆测者直言之，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4)尊重我所不懂或不明白价值所在的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对理论有矢志不渝的精神，理解深，教得熟，力求贯通，比较，自创。(5)汉语研究者中的前辈已经做出的自创，外语出身的研究生应该认真读，读懂，直至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11]
以上表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北许南王”就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到我国语言学理论创新研究并提出具体方法和要求：不能盲目引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引进的语言学理论必须符合我国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汉语研究。
通过高中物理斜面实验现象，发现斜面模型与生活当中的岩质边坡滑坡模型非常相似，如果能用物理知识解决边坡滑坡问题，不仅能够充分的理解斜面问题，而且能够把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通过对物理实验模型与边坡滑坡模型的对比分析，既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与创新能力，也培养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理解能力与丰富的想象力，对学生学习物理来解决实际问题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四)语法、词典研究的独到见解
“北许南王”在语法及词典研究中也有独到的见解。如许国璋的《论语法》《论词典》中的具体论述，王宗炎在《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前言、《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序中的独到分析。
在《论语法》一文中，许国璋对语法做了界定，寥寥数语就把语法的核心要义说透。“凡是语言就有线性序列，就有组成序列的规则，就有语法。世界不存在没有语法的语言。……界定语言学语法和教学语法的区别：语言学语法把语言作为一种规则的体系来研究，教学语法把语言作为一种运用的工具来学习。前者的目的是了解通则，即明理；后者的目的是学会技能，即致用。”[12]更为可贵的是，他就语言学语法与教学语法之间的区别做了解答，这为广大英语教师语法教学指明了方向。
许国璋先生在《论词典》一文中，就什么是词典及词典的分类做了解释，并将词典与知识储存有机联系在一起。“词典是按一定的次序编列词语，分别加以解释的工具书。信息论兴起以后，词典的概念有所扩大。凡是学科就有信息，有信息就有必要编出词典以便检索，于是词典就和知识的储存和编排同义了。……词典惯常分为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规定性的和描写性的，语文性的和百科性的，通用的和专科性的等类。在信息时代，词典被认为一种重要的信息储存，它的种类很多，有必要采取更为概括的分类法，以利检索。新的分类法把一切词典分为两类，一是语文词典，而是专科词典。”[13]
王宗炎先生就词典的编写原则、术语释义等，提出独到的见解：一本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放在手边，简明浅易，便易查考，就好比一罐软包装饮料，打开不难，吸收也易。……第一是为中国读者服务。第二是提供资料，不是宣读判词[14]。(1)应该把习语的意义讲得准确明白：有英语释义并有汉语译文；有浅易的例句并有汉语译文；指明习语的出处。(2)应该把成语的语法特点讲得一清二楚。(3)应该说明习语的风格特点。(4)应该说明习语流行的地区。(5)列出同义词和反义词[15]。这就为后来的学者编写词典指明了方向及方法。
(五)汉语汉字的深刻认识
许国璋在《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的探索》等文章中，对汉语汉字的特点做了深刻分析：中国古代经学家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做正面的考察，他们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但是，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6]。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17]。
在本文中，使用经济调度（最优灵敏度方程）来获得矩阵T。为了检验该算法的优点，还应用了不考虑发电调度的PPF算法，并假设冗余总线的产生完全平衡了系统的不确定性。为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效率，应用10000个样本的两种情况（变异系数β设置为所有小于1%的所有结果变量的）作为MCS的参考。
王宗炎在《汉字使用者看汉字》一文中，就汉字的使用原则等做了深入探讨：“选择文字和字体，跟选择刀具、炊具、耕具一般，应以一物多用，轻便，准确，省事，省费用，总之，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为最高准则：(1)汉字不可废。(2)不应废简化字，恢复繁体字。(3)在国内，在一般情况下要写简化字，不应繁简任选，但与港台人士联系或在港台发表文章，可用繁体字。(4)不能要求国内人人都写简识繁。”[18]
结 语
我国外语界的许国璋及王宗炎两位先生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理论研究。“北许南王”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己，确保语言学理论跟上国家需要和学术发展前沿。“北许南王”学而不倦，涉猎广泛，博览群书。他们思想开放，头脑清晰，眼界开阔，思维敏捷，观察敏锐，对国内外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动态了然于胸。他们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涵，是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后辈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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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9)01-0170-06
DOI： 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1.029
[收稿日期] 2018-1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YY026)
[作者简介] 吴俊(1973— )，男，壮族，广西桂平人，南宁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学术思想研究。
[引用格式] 吴俊.外语界“北许南王”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及其学术内涵探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170-175.
[责任编辑 易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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