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中的外国公司经营策略与中国市场的开放进程——中德经济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营策略论文,中国市场论文,中德论文,进程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外国公司一直在不断调整其经营策略，以迅速适应中国市场的动态开放进程。本文尝试借助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和德国在华公司的有关典型事例，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及其与之相对应的三个基本的企业经营策略做一简要回顾和分析。希望据此说明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稳定的经营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对于外商投资的重要性；同时外国公司只有通过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当地生产出符合国际质量和价格要求的产品，将中国真正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中，双方才能获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互补贸易策略
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的要素禀赋如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劳动生产率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等都可导致比较优势的差异。毫无疑问，比较优势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决定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
例如，在过去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一直以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如丝绸、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等同西门子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产品进行交换。这种互补性的交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相关的贸易结构也处于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后，资本要素对于中国已不再象过去一样稀缺，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则处在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尽管中国当前的出口商品结构仍然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从以传统出口商品（如纺织品、皮革、玩具和塑料品）为基础的出口结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不断增长的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趋势。
中国对德国出口的主体是电子产品、个人电脑及办公机械，1999年此类产品占到了总额的30.5%，同1994年相比这一比例增长了近9 个百分点。中国从德国的进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的数控机械、汽轮机、发电机、专利和轿车零部件等。通过引入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中国提高了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生产效率，并已能够向世界市场提供具有国际标准的产品。
根据德国方面的统计资料，在过去的20年中，中德贸易额上升了10倍，1999年达到了约360亿德国马克（约180亿美元）的水平，使得德国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通过中国全面融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中德贸易额有望进一步增长，会有更多的中国产品能够达到世界市场的质量要求。
外商直接投资策略
现代经济关系的第二阶段是外商直接投资阶段。从80年代早期开始，德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建立生产企业，以便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基础设施。这一策略旨在使用当地的投入要素，针对当地特殊的条件，从内部占领一个封闭的市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加快当地的学习进程，对当地工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能帮助其更快和更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德国是中国第九大外资来源地，其在华总投资已达50亿美元，然而这只简单反映了德国在华投资的数额大小。如果考虑到大众、蒂森·克虏伯或西门子公司在华的合资企业对其现代化工厂的再投资因素，毫无疑问德国在华企业位于中国最重要的外资生产企业之列。德国在华投资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注重技术转让，二是致力于对当地员工的培训。德国在三峡工程中的作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三峡大坝的汽轮机将首先由西门子公司在德国的工厂提供，这属于我们前述提及的第一阶段；随之而来的德国向中国的技术和专有技能的转让，使得于2005—2006年投入使用的产品，能够由西门子公司在华合资企业供货，显然这属于第二阶段的策略。
那么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呢？约瀚H·邓宁（John H.Dunning ）提出的“国际投资折衷模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邓宁的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取决于公司令人羡慕的市场地位和内部组织管理能力，而且依赖于东道国政府创造的特殊区位优势。外国投资者乐于在一个法律制度稳定、当地具有合适的要素禀赋以及产出和利润能够预期的地点投资。对于一个特定地点来说，当地环境越稳定，外商投资就越具有长期的特点。同样值得提及的是，一个外国企业的具体投资项目能够进入的市场范围越大，其实际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就会越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华外国投资者迫切期待中国消除内部省际地方保护主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扩展市场范围，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更大的投资能够获利。
构筑世界范围经营网络策略
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投资，是中德之间第三阶段的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其核心是在一个愈发开放的市场上，构筑一个世界范围的经营网络。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如较低的进口关税、赋予跨国公司较大的生产和寻求金融服务的自由度等），跨国公司中将中国视为一个封闭市场的就会越少；不仅如此，他们反而会竭尽全力把中国作为一极纳入其全球战略网络中，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特殊的比较成本优势对全球市场开展供应、生产、营销和融资。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战略”。最近这方面的事例越来越多，如巴斯夫和拜尔公司正筹划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面向整个亚洲供应基础化学产品。大众／奥迪公司在中国的企业生产的轿车零配体制改革已经出口德国本土用于轿车装配。汉莎公司致力于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纳入其国际航空公司合作网络——“星空联盟”。通过在中国设立“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汉莎公司努力在北京为其全球维修网络构筑一个节点。
此类国际网络对合作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研究与开发活动能够集中展开。相对于第二阶段的对外投资战略而言，公开的技术转让和对当地员工的培训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生产能力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实现，成本得以下降，从而使得竞争力得到提高。当地企业制造的产品能够达到国际质量标准，它们在供应中国和亚洲市场的同时，也可以向美国和欧洲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这类产品的标签将由过去的“中国制造”、“德国制造”改为“大众制造”和“西门子制造”。在这方面，大众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远见的实例，其已开发成功的现代化的高度灵活的生产方式——“平台战略”，可以使半成品组件能够供应不同的轿车型号。这使得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能够达到满足顾客特殊需要的定制生产的目的。
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跨国公司愈发关注其核心业务，更多地将边缘产品通过外包生产方式组织生产协作。他们如此行事的根本原因，在于急躁的股东对利润的索求。对核心业务的关注，使得大的全球性跨国公司成为“系统领导者”，他们要对总的生产系统和最终产品负责，但却愈发依赖于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型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商。比如，仅上海大众一家公司，就带来了50多家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德国企业来华投资，以便利用在当地生产的轿车零部件支持上海大众的生产。这些系统领导者主要关心长期的全球竞争力，他们在当地市场的投资和生产活动都是为这一主要目标服务的。因此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考虑，必须引入能够满足世界市场质量和价格需要的原材料供应厂家，必须通过逼迫中小型供应厂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符合世界市场质量要求的产品来降低其自身的投入要素成本。在一个透明度很高的全球经济中，当地要素价格的微小变化都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因此投资地点的选择对于满足世界市场需求至关重要。
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
这里还要重点强调一下中小企业的问题。中小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是技术创新的来源，又能灵活迅速地对变化着的市场环境作出反应。从总体上看，在德国他们创造的新的就业职位比大的跨国公司要多，因而中小企业被称作德国经济的脊梁。中国的情况也大体类似，根据国家经贸委公布的数据，中小企业创造了60%的工业总产值、57%的销售收入、40%的利税、60%的出口总额和75%的城镇就业机会。
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中小企业也有自身的特殊需要，他们的行为严格遵循了邓宁先生提出的理论模式。由于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融资手段来弥补连年的亏损投资，所以他们只会选择进入拥有一套严格而稳定的规则和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的市场，长期的可预见性和长期信用对于他们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中国能够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法律框架行事，完全符合外国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政府致力于推广如ISO9000或DIN这样的国际工业标准；并在为中国建立一套可行的专利法律领域，同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期的密切合作，以保障和促进技术转让。此外，为便于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德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信息系统以利于充当中德企业间的桥梁和媒介，如设在德国使馆、德国商会、德国中心的信息中心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展览会等。
综上所述，显然中德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遵循了国际经济交往的一般规律，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德国对华经济关系所具有的特殊性。这种有别于他国之处体现在贯穿于贸易、投资以及战略投资不同阶段的长期性、连续性和富有传统意义，它源于德国政府和工商界为了实现全方位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发展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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