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体系到世界体系的全球经济治理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全球经济论文,特征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以来的近3/4个世纪中，全球经济治理逐渐经历着由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型的深刻变迁。体系既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存在背景，亦是规定其核心内容及发展趋向的内在根源。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层面和关键组成部分，全球经济治理必然置身于某种特定的体系之内。要把握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本质，就必须着眼于体系背景加以探究。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在2011年联大报告中的界定，所谓“全球经济治理”，是“多边机构和进程在塑造全球经济政策与规章制度方面发挥的作用”。①其核心要义包含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多边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它们是治理的实施者和重要主体。其次，相关进程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内容，而各个主权国家作为多边机构的成员，以彼此之间的互动影响着进程的走向。再次，涉及全球经济的各项政策与规章制度及其运作效果，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绩效表现。也就是说，无论治理的主体、内容抑或绩效，全球经济治理的任何一个层面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最为重要的参与者。
正由于此，深入理解全球经济治理就必须对其所处体系的基本特征有所认知、把握。毋庸置疑，全球经济治理置身其中的体系更多地是就经济意义而言，即国际经济体系。根据肯尼思·华尔兹的定义，体系是“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不仅如此，体系还包含着一个结构，使诸多单元成为体系而不是简单的集合。②尽管三种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流派对于国际体系中最具实质意义的特征问题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但都将国际体系特征作为体系理论的首要问题。结构现实主义视权力结构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新自由制度主义视国际制度为体系的基本特征，建构主义则以文化或观念作为国际体系特征。③本文试图全景式观察全球经济治理所处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从权力结构、制度框架、主导观念这三个层面考察和分析构成国际体系特征的要素。④
一、国际体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首先，我们来观察国际体系中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结构。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和制度形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呈现为霸权体系下的治理。纵观现有文献，对这一点有着基本的共识。
二战结束后数十年间，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优势——尤其是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是国际体系下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性特征之一。该特征既保证了美国治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提供了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也为霸权国自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在这一时期，体系内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相互依存方面体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言，在对国际相互依存进行政治分析时，将非对称性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源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依赖程度较低的行为体往往将相互依存作为权力之来源，利用这一优势在某议题上获益，甚至影响其他议题。⑤
1945年后美国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既拥有足够权力能够决定世界经济走向，又以实际行动创造和管理世界政治经济的国家之一。⑥194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其在世界贸易、金融与投资等领域的地位无出其右。⑦迈克尔·马斯坦多诺对美国权力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战后60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经济互动的性质与模式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无论两极还是单极时代，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都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体系的创造者，又是体系内特权的把持者。⑧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甚至能在95%的时间、以95%的方式对其他北方国家强制实行它的意愿——这就是美国霸权。⑨伊恩·克拉克认为：就一系列物质指标而言，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真正的孤独者。1998～2007年间美国占全球防御支出的比例近50%；同时，美国成为全球约1/4经济活动的来源；约65%的世界外汇储备以美元的形式持有。这些都证明美国霸权依然存在。⑩
其次，我们分析国际体系中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尤其是各大国的经济利益。在议题设定、政策对话等领域，八国集团长期以来把持世界经济之牛耳。
二战后美国的超强权力地位，是国际经济关系制度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美国与潜在伙伴国之间权力关系的完全不对称性，建立国际制度对前者而言成为一项极有吸引力的选择。在广泛的经济领域创建国际制度还有助于开启一个有效的政治进程，提升美国霸权的合法性。美国不只是对世界经济作出被动的反应，还利用其霸权地位建立起一套规则和制度，组织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开放。约瑟夫·格里克和约翰·伊肯伯里认为，“这既是实力使然，也是其利益所在。”（11）
美国与其盟国在二战之后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促成了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12）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治理在制度建设方面集中表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该体系所确立的国际制度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的固定汇率制，国际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以及国际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13）弗里登评价其历史作用在于支配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把国际主义和民族自治结合起来；管理现代史上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稳定。（14）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霸权治理下的国际经济制度框架更多地反映着体系内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的经济利益和偏好。一方面，战后确立的国际经济制度推动了经济自由化走向深入。另一方面，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拉大，投资、环境、社会政策等各领域内的规则与规范，都是由西方大国所制定的，既左右着国际经济活动的结果，也控制着国际机制的运作。与之相比，其他国家只能成为“规则的接受者（rule-takers）”。（15）学界的流行看法是，全球化让工业化国家获益匪浅，却对发展中世界形成了某种掠夺。（16）无论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还是其实施结果，都呈现出更有利于霸权国及其盟友的“非中性”。（17）概言之，战后的国际经济制度合作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是一种俱乐部模式的治理，其原因在于全球层面的制度是由掌握投票权的富裕国家为核心构建的。（18）
再次，我们考察国际体系中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观念。总体上，自由主义是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观念，但是不同分期之间的理念差异清晰可见。20世纪80年代之前，“内嵌的自由主义”主导着体系内各主要国家的国际经济互动与国内政策制定。该理念将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视为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的两大目标。（19）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端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治理思路成为正统理念。这一时期，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致力于削弱各国干预商品与资本自由流动的能力。（20）诸如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等政策方案及其体现的主流发展观念，令众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影响，其国家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和削弱。
关于内嵌的自由主义，埃瑞克·赫莱纳认为它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逐渐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该理念的支持者相信，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与民族国家对凯恩斯主义及福利政策的追求相一致。内嵌的自由主义成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基调，并且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主导了西方世界决策者的施政思路。（21）马克·布莱斯与亨德里克·斯普瑞特也区分了两种华盛顿共识：其一以凯恩斯主义理念为基础，其二以新古典理念为基础。战后数十年间，内嵌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国际层面的物质表现是关贸总协定与布雷顿森林协定，在国内层面的物质表现是奉行该理念的福利国家。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对该秩序的理论解释，不仅赋予了秩序以正当性，还为相应的机制与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22）内嵌的自由主义后来被新自由主义秩序所削弱乃至取代。国际政治经济的演进变迁带来了新的要素。新自由主义秩序导致各种不满，也造就了与自身对立竞争的其他观念。（23）
正如戴维·赫尔德所言，华盛顿共识的要旨是增强经济自由化，使得从全球至地方层面的公共领域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在此进程中，国家行动范围的受限与国家管理能力的削弱，意味着扩大市场作用的范围，并且减少对弱势力量的保护，从而加剧最贫困国家和最弱小国家面临的困境。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各层面行政当局提供亟须公共产品的能力。以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经济自由，从长期来看是得不偿失的。（24）
二、世界体系中的全球经济治理
进入21世纪以来，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机构、理念越发显现出颓势。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乎席卷了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此消彼长之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出现了所未有的变动趋向。霸权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已显露无遗，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则预示着国际体系中单单由几个发达国家主导经济事务的局势已难以为继。这一时期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济治理将朝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深层次互动、博弈，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为体系特征的方向不断演进和发展。
首先，我们还是考察世界体系中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结构。霸权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发展中大国的相对崛起，共同决定了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将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方向转移。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日益凸显，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愿也随着能力而上升。守成大国已不可能再像二战后初期那样自行其是。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中指出：受到新兴大国崛起、经济全球化、财富和经济相对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历史性转移等因素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呈现为迥然不同的场景。届时的国际体系将是一个全球性多极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差距将继续缩小。尽管美国可能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其实力将步入下降轨道，其在国际体系内的影响力也受到掣肘。就规模、速度和流向来说，当前正在进行的全球财富和经济力量转移在现代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将逐步显现。具体而言，到2040～2050年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所占全球GDP份额将与西方七国份额相当。（25）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描述了一个不断演化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地区的新兴大国发挥着比以前更大的影响力。（26）
事实上，国际体系内的权力转移早已被众多决策者和学者所察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世界经济增长极位于北大西洋不过是个司空见惯的事实；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多元化的世界。（27）朱迪思·克利夫顿与丹尼尔·迪亚兹-富恩特斯声称，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28）詹姆斯·霍格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美国必须正视亚洲正在迅速崛起的事实，权力自西向东的转移正在加快，并且很快就会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亚洲的经济实力正在转化为政治与军事力量，如果西方不能适应这一格局，可能就会面临被抛在身后的危险。（29）斯瑞尼瓦沙·马德赫注意到近二十多年来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的转移，该趋势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得以延续，使亚洲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为强有力的作用。（30）马凯硕也指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权力出现最大幅度转移的新时代，后者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首先是世界历史由西方控制的时代走向终结；其次是亚洲的回归，到2050年，亚洲将再次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最大比例。（31）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实为一体之两面。美国在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中独一无二的霸权国地位和主导国际经济调整的能力已显著下降，它已不能尽遂所愿，（32）以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主导地位也已大不如前。（33）与之相反，新兴国家上升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推动着多极世界的形成。（34）
发展中国家相对地位的上升，主要源自于过去二三十年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其经济规模与增长速度的迅速提升。用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话说，“经济格局的变化意味着潜在权力关系的变化。”他提醒人们注意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所意味着的影响力的加强。未来世界的需求将不仅来源于美国，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且这一变化业已出现。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7%稳步上升至2008年的21%。亚洲股市的市值占全球总市值的32%，已经领先于美国的30%和欧洲的25%。不仅如此，整个发展中世界在全球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33.7%增加到了2010年的43.4%。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经济可能还会强劲增长。佐利克表示，虽然未来难以预测，但发展方向却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时代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35）罗伯特·瓦德指出：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由此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格局的转变。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力量超越七国集团中的中等成员，世界经济已从“单极”转向“多极”格局，其中七国集团的主导地位大不如前。（36）
除了经济动力之外，人口变化趋势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强化、世界经济格局转换的另一股结构性力量。科林·I.布拉德福德指出，未来几十年间，非西方世界、非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愈加占据世界人口的多数。当前，七国集团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1%，20国集团人口总数则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60%。OECD各国人口目前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17%，到2050年将下降为11%；届时非OECD国家的人口将在90亿世界总人口中占到80亿。（37）经济、人口等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格局。王缉思认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一大特征就是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西方国家整体实力出现相对削弱迹象，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抓住了全球化的发展机遇，迅速增强了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38）
其次，再看世界体系中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20国集团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三大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仍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继续发挥作用。20国集团并未取代三大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也要求发展中国家等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充分参与。
2011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经济治理报告指出，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创建于60多年前，自此以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然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急剧增加，使得单个国家特别是小国、穷国更易受到别国政策影响。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既造就了获益者，也造就了受损者。现有治理安排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市场经济日益重要的新现实。国际范围内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普遍认识到，国际集体决策安排未能与时俱进。由于缺乏一个便于有效达成共识的体制框架，国家间利益冲突——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致使难以达成可执行的集体决定。（39）奈瑞·伍茨批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尤其是布雷顿森林机构。她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已远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原本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全球经济关系，如今却变得低效和边缘化。世界贸易组织未能取得多哈贸易回合谈判的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面临着会费捐助国的不断疏远甚至流失。由于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所主导，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支柱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力量的转变。（40）
更多有识之士观察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正在面临合法性不足的挑战。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在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着过高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自创设以来就维持如下规则，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是欧洲人，而世界银行行长则是美国公民。对此，马凯硕评论道：“35亿亚洲人都因这一规则而失去了资格。”现有全球治理机构仍然由小比例的世界人口把持并保护着旧的大国，而新兴大国已经崛起。如果现有国际组织仍然代表昔日的大国而非明日的大国，那么现有全球秩序将失去其正当性。（41）
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应与现实的权力结构保持基本一致，它不可能长久偏离实力分布的格局。随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前者原本被低估甚至忽视的需求和利益，势必要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得到反映和实现——无论是采取重构还是革新的方式。否则，全球经济治理就很可能持续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基辛格指出，经济架构必须反映政治现实，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只能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谅解基础之上。（42）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相呼应，发展中国家调整权力与利益的要求和反应必将随之浮现，进而引致与国际事务主导权相关的规则、机制、制度的调整与重塑。（43）除非既存制度的结构、目标及规范能够更充分地反映新兴大国的偏好与倾向，否则新的合作关系就不可能形成。（44）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已经承认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以使之更适应当前现实的必要性，并开始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2010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世界正处于变局之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迅速增长已经重塑经济实力的版图。我们必须着手重建治理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必须在重建的经济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它们各自的使命也必须适应全球经济的变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份额。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将跻身投票权最大的前十个国家之列。此外，欧盟国家还将让出执行董事会的两个席位。（45）同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表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银行集团必须反映出21世纪国际经济的现实，认识到不断壮大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责任，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多样性和特殊需要，并为非洲提供更大发言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敦促股东们信守诺言，使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比例在本月达到47%或更多。”他还指出，七国集团炉边谈话式的旧有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当今的讨论需要容纳关键的参与者，而且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席位。就此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的改革表明了“在当今世界，工业化国家群体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全球经济政策主导权的意愿。”（46）
20国集团峰会取代八国集团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可能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界各国在20国集团框架下找到新的交流平台。（47）安德鲁·库珀与宝拉·索巴琦认为，“作为新的国家俱乐部，20国集团位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核心。”（48）希尔维亚·佩拉则表示，自2008年华盛顿峰会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平起平坐，共同决定世界经济中的重大事务。20国集团致力于将新兴大国纳入全球经济治理之中，目前看来，它是唯一可能肩负起引领全球经济之责的制度。（49）即使是持谨慎观点者，如马克·贝森与斯蒂芬·贝尔，也承认20国集团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乃至影响其结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空间。（50）黄仁伟指出，以往的全球治理主要是在西方大国之间展开磋商，但在金融危机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西方七国就接受了20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51）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20国集团比七国集团有着更为广泛的国家基础，不仅能够满足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亦可促进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52）另一方面是因为20国集团不仅适应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在节约制度建设成本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53）
其三，世界体系内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对此前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剧烈冲击。受此影响，美国力推的华盛顿共识正面临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取而代之的替代选择尚不明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众多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立场。自由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仍具有较大的合法性，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同国家群体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竞争与融合将是世界体系内全球经济治理的另一核心特征。
与权力结构、制度框架所经历的变迁相似，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观念亦处于一个特殊的、破旧立新的过渡性阶段。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受着越来越多的质疑、挑战和冲击，但影响力犹存。新时代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和规范则将在不同理念的彼此激荡、相互融合中逐渐成形。与国际格局中实力分布的变动、制度框架的调整相呼应，主导观念也经历着深刻的变迁。新自由主义及其发展模式已转为守势，替代性的主导观念仍在孕育演化之中，其中，内嵌的自由主义所包含的一些核心原则再度受到诸多国际行为体的重视和支持。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对全球化进程负面影响的认知愈发清晰。在此背景下，多边主义、合作共赢的理念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有望为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的思维模式。
在探究新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主导观念时，一个明确无误的起点就是：遭此重创的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54）南希·伯索尔与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使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不说信誉扫地，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了。（55）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已面临越来越严厉的质疑。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最为根本的是，两种思想的交锋——即部分人认为政府角色应该最小化，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实现理想社会目标，政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南北国家之间，在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愈演愈烈。”（56）2008年全球危机的爆发，揭示了金融市场在缺乏必要规制情形下造成的严重恶果，沉重打击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57）赫尔德指出：华盛顿共识面临失败的危险，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单边主义自掘坟墓。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没有追随华盛顿共识的议程。（58）
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着不同的思想来源，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即“市场体系必须具备社会正当性”。（59）正如拉维·阿布德拉和约翰.G.罗杰所言：就政治层面而言，市场体系的存续最终取决于它的社会正当性。（60）基辛格评价道，任何架构都不能取代自由市场在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市场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需受到监管。（61）罗伊·考派普尔更明确地指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策框架，以取代过去一代人所置身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同时为下一代人的全球经济治理奠定基础。这种新的框架既需要保留经济自由化的积极方面——创新动力与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又需要扬弃其消极方面——面对危机时的脆弱性，以及加剧不平等的倾向。（62）
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广受重视的指导原则。佐利克指出，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一个多极化经济的新地缘政治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同时认识到不同的观点和情况，以便找到更具有共同性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聆听发展中国家的看法不再只是为了展示善心或团结，而是为了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增长源，是资本货物和发达国家“服务”的进口地。（63）“21世纪的政治艺术在于，每个国家都在一个国际框架内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避免形成对抗性的集团在资源与经济增长方面形成零和竞争。”（64）
中国学者对这一趋势有着清晰的把握。朱立群认为，大国合作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广泛的共识，多边机制、绿色规范等借助金融危机不断发展，成为更加深入人心的理念。（65）秦亚青指出，合作治理成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原则，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共识。（66）蔡拓也观察到：责任、合作、共赢、和谐等重要的规范和原则正在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新理念。（67）
保护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包括国家及个体）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基本规范。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报告指出：“会员国的广泛共识是，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更能应对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挑战。该体系应推动更连贯、更协调地应对各种危机，应得到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的有效机构支持，应能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促进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公平增长，推进多边贸易协定，加强粮食和能源保障，为穷人和弱势人群提供社会保护，加强减少不公平现象的各项机制。”（68）罗伊·考派普尔也指出，平等、休戚与共的原则以及帮助、保护脆弱群体的责任应当在这一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69）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治理正经历着由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型的深刻变迁。更具体地说，全球经济治理处在一个由以大国格局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向以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依存互动为基础的世界体系转变的过渡阶段。与此相应，全球经济治理在体系意义上的变迁分别体现在权力结构、制度形式和主导观念等层面。不同的国家及国家群体，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和参与者，相互竞争与合作。它们分别将自身的权力、利益及观念投射在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共同塑造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图景及其演变。
①见United Nations Document,A/66/506,"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10 October 2011,p.2。
②[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③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8页。
④这里借鉴了中国学者秦亚青在《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一文中的分析框架。本文赞同秦亚青先生的判断，即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是“本体延续，要素变更”。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7页。
⑤[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9页。
⑥[美]约瑟夫·格里克、约翰·伊肯伯里著，王展鹏译：《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⑦Maddison，1995。转引自[美]杰弗里·弗里登著，杨宇光等译：《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⑧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U.S.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2009,61（1）,pp.121～122.
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谢曙光、高铦主编：《霸权与反霸权—全球化的局限与地区化进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2页。
⑩伊恩·克拉克：《中国和美国：霸权的更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第157页。
（11）[美]约瑟夫·格里克、约翰·伊肯伯里著：《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第97～105页。
（12）[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13）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35页。
（14）[美]杰弗里·弗里登著：《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第275页。
（15）Andrew Hurrell and Ngaire Woods,"Introduction," in Andrew Hurrell and Ngaire Woods eds.,Inequality,Globalization,and Worl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
（16）Heribert Dieter,The Declin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Transatlantic Powers,Business and Politics,Volume 11,Issue 3,2009,Article 6,p.3.
（17）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67～76页。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实施机制》，《世界经济》2007年第12期，第3～12页。
（18）朱立群：《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政治思潮的走向及其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第107页。
（19）John Gerard Rus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79～415。关于内嵌的自由主义，参见孙伊然：《全球化、失衡的双重运动与“内嵌的自由主义”——基于微观层面的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102～123页。孙伊然：《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迁：重建内嵌的自由主义？》，《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16～32页。孙伊然：《发展中国家对抗内嵌的自由主义？——以联合国发展议程为例》，《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102～124页。
（20）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谢曙光、高铦主编：《霸权与反霸权——全球化的局限与地区化进程》，第175～176页。
（21）Eric Helleiner,Economic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The Past as Prolog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3,10（4）,p.687.
（22）Mark Blyth and Hendrik Spruyt,Our Past as Prologue:Introduction to the Tenth Anniversary Issue of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3,10（4）,p.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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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United Nations Document,A/66/506,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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