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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是学术研究领域走向成熟、发达和繁荣的标志。
形成学派的主要标志，窃以为是：有代表人物（领军人物）、有成员（以更入行的话说便是“有核心成员及追随者或支持者”）、有代表作、数得出主要贡献（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有主要学术套路及独特的研究风格（注：下面这段西方语言哲学学派、流派的回顾，主要取材于Maria B.(1999)的总引言及分章引言。需要说明的是，原作者是以时间为顺序来叙述，而这里的着眼点却在学派、流派的梳理。）。
一 本文的背景
作为本文的背景，我们将简要提及西方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种种学派、流派。它们的发展史，就是学派、流派的产生与衰亡的历史。
从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中的唯理论者（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与经验论者(empiricist)以不同的思路处理被人们宣称所知道的事物，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认识论通常被人们称为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笛卡尔之前的西方哲学流派同样千姿百态，详情请见《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Russell 1972)，余不再赘。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钟情于语言的处理这样一种潮流与方向开始盘踞哲学并使哲学发生了语言性转向。这便是引起了“分析革命”(the analytic revolution)的分析哲学(the analytic philosophy)，后来亦称语言哲学。所谓“分析革命”的根源可追溯到G.Frege对德国心理主义(German psychologism)——这又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反抗，追溯到B.Russell与G.E.Moore对英国唯心论(British idealism)的拒斥(Hylton 1990)。这些哲学家想以严格的哲学现实主义(rigorous philosophical realism)来代替当时流行的新康德哲学与唯心论。分析哲学的总的学术思路是：语言分析往往揭示隐藏其后的逻辑结构，在此过程中，语言分析往往帮助我们解决古老的哲学难题，“分析哲学”这一术语也由此而来（注：原文是"Analysis of language would reveal hidden logical structures and,in the process,help us solve age-old philosophical problems,hence the term'analytic philosophy'."(Maria 1999:XXXI)）。
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学派是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即被人们称之为逻辑实证主义者(the logical positivists)的一派哲学家。（参见Burge 1992:4;Maria 1999:64-68;Carnap 1947,1956）。以Carnap等人为代表的维也纳小组还只是一个包括许多大家在内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运动(the positivist movement)的一个分支(Burge T.1992:11)。
西方语言哲学史中有早期的完美或理想主义语言派(perfect-or ideal-language)和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日常语言派(ordinary-language approach)的争论。(Maria 1999:XXXIII;107)
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派别是由C.S.Peirce，William James,John Dewey而开端的实用主义学派(Pragmatism)。现代美国的语言哲学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推动力。推动力之一是，哲学中的寂静主义者(quietist)与紧缩主义者(deflationist)的情绪，宣称哲学终结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美国语言哲学的第二种推动力是从事形而上学的理论构建的愿望（这一学派有队伍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不妨叫做“形而上学理论构建派”）。（参见Lewis 1983,1986）这些哲学家思考了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的形式模态逻辑与理论工具，借以讨论与解决各种哲学问题。他们的方法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承诺，在Saul Kripke和Ruth Barcan Marcus那里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在David Lewis那里是模态现实主义(modal realism)或者说是对可能世界的现实与存在的承诺。
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语言哲学家的原旨相去更远的发展是，语言哲学的重点发生了有意义的转变：从研究语言与世界的联系转变到了研究语言与人的思维的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语言哲学的历史就是种种学派、流派此起彼伏的兴亡史。所谓学术的繁荣，就是学派、流派之间竞争的果实。伟大的思想也只能在学派的争鸣与摩擦中发生。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当然会简要提及西方语言学的学派与流派。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此后的结构主义又分成了三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的结构主义。在伦敦语言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语言学流派更多，如被中国外语界研究得热火朝天的功能学派。
上述介绍给我们的启发是：所谓学术成熟、发达与繁荣，其标志就在于学派、流派的纷呈。我国外语界，虽不乏个别案例的理论创造，但从主流看来，目前仍然处于介绍、阐释外来理论的“二传手”阶段，理论创造还不是主流，当然就不用说有学派一事了。
二 叩问国内的汉语研究：有没有学派？
在《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里，从吴承仕、黄侃、钱玄同、林语堂、罗常培、王力、陆宗达，到周祖谟、朱德熙、裘锡圭，所列论文异彩纷呈，但除了“论清代古音学的审音派”（唐作藩）一文，《语言文献卷》从整体上还是让人看不清学派与流派的阵势。我不敢说汉语研究中没有最终形成学派、流派的大潮，但是汉语研究中学派的形势不明朗，却是一个事实。请允许我冒昧地指出，北大《语言文献卷》既显示了百年来北大语言大家们（也代表了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精英的相当一部分）对汉语事实精微洞见的重视，也暴露了对宏观视角的忽视，前者固然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成果，而后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值得庆幸的长处。北大《语言文献卷》既可看作是百年辉煌的见证，也可以看作是学派不盛的记录。可以为这个评价作证的是，近年来被我国汉语学界所接受的结构语言学、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配价语法（也称从属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等西方语言学理论，哪一种不是宏观理论上的成果？这种有声有色的接受与运用，可以看作是对过去忽视宏观理论的纠正，对学派不盛的反思。我们总不能一方面享受宏观理论的成果，另一方面在内心里却认为这种理论是空对空，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由此我们必须反思：第一，我们既然愿意引用人家的学派与流派成果，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拿出一两件来让人家也见识见识呢？第二，我们既然愿意引用人家的学派与流派成果，为什么我们不能认真反思一下自己为何没有呢？
对汉语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几位大师级人物——赵元任、吕叔湘、王力——单个拿出来看，成就可谓辉煌（著述丰厚）。赵元任，其《现代吴语之研究》奠定了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基础，对汉语语音语调及实验语音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Mandarin Primer和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分别在50和80年代对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他70年代成为社会语言学在汉语研究中的领军人物，汉语研究中始终感觉到他的存在（参见潘文国2000:4）。但是，若问：他（们）分别带出了一支什么样的核心队伍（这个队伍中都有些什么成员）？这个核心队伍的主要学术思路指向何处？围绕着这一学术套路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相互有联系的作品？恐怕一下子很难说清楚、道明白。这种单个人著述辉煌，集团军（学派）阵线不明的现象，对中国语言学界肯定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让人扼腕长叹倒是有充分的理由。必须说明，那种意气用事形成的小圈子或党同伐异现象与我们所主张的能够繁荣学术的学派毫无共同之处。只要与中国京剧流派纷呈的景象对比，语言学界的这一问题就非常扎眼。在中国京剧界，什么角儿属于什么派，领军人是谁，那一派里还有什么角儿，代表作是哪几出戏，对京剧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主要风格何在，不仅圈内人可以横流倒背，就是票友甚至不会哼唱而只是关心一下的人，也能说出三两条来。
不过，我还是以宁愿汉语界存在着学派之心，来论述一下吕叔湘对汉语语法的贡献及他对后人的巨大影响。《吕叔湘文集》第二卷“汉语语法论文集”（吕叔湘1990）共有26篇文章，其中微观论述14篇，宏观论述12篇，微观论述占多数。当然，吕叔湘也有成理论体系的著作。对吕叔湘这样的研究思路、学术主张与风格，潘文国说得很见底：“与赵、王（力）相比，吕叔湘的研究领域比较单一，主要是语法；大部头的著作也不多，主要只有一部《中国文法要略》。但吕氏自有他的特色。其一，在20世纪纷纷致力于建立语法体系、成一家之说的学术背景下，吕氏表现出少见的冷静；而且越到晚年，越不主张急于建立体系，认为当前重要的是发掘汉语的事实。他并且身体力行，发表了许多小得不能再小的‘补白’式文章，但有趣的是，在中国语言学界，没有人敢于小看这些‘补白’文章，因其文章虽小而涉及的问题不小，往往会对各种现有理论或体系形成冲击。……其观察之精细，剖析之精辟，20世纪学者中鲜有出其右者。因此整个20世纪下半叶，将近半个世纪中，吕叔湘被国人及世人目为汉语语法学、因而也是汉语语言学巨擘，不是没有道理的。”邢福义毫不隐讳他深受吕叔湘研究风格的影响，就在《语法问题探讨集》的前言中明明白白地说出：“我非常崇敬吕叔湘先生。……我为语法问题所吸引，是从接触到吕先生的论著开始的。吕先生的崇实的学风，平易的文风，严谨的态度，缜密的论证，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如果允许我不揣冒昧，给吕叔湘语法研究的这个学派起名的话，那就称之为实证派。但愿我的分析没有糟蹋这个学派。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如果中国语言学家容忍并接受汉语界里出现了一个吕叔湘实证派的话，那么，这个学派是否能容忍并接受别的学者追求完整理论体系的努力呢？——因为就在邢的那本书的前言里，读到了这样的字句：“我不追求建立个人的‘完整的体系’。”可是，时代在前进，语言学家也在前进。就以邢福义而论，前几年所著《汉语语法学》(1997)还是提出了“小句中枢”的语法系统。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但就整个语言学界而言，语言学家们内心里恐怕还是认为完整的体系是虚浮的、空对空的，因而加以拒斥吧？问题是，学派出现之前，必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追求完整理论体系的创造，无此风气，企盼学派则不啻为天方夜谭。——请允许我这样唐突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我国的外语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派，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要说有“流”有“派”，恐怕在主体上是跟着西方在“流”，跟着西方在“派”。这虽然也是一件好事，但缺乏自己的原创性理论终究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虽然这种情况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变化。
三 理论习惯、研究方法与科研监管机制及评价体系中的不利因素
所谓“理论习惯”，指的是学者个人对一定类型的理论表现出特殊的喜爱与得心应手，对另外一些理论却不怎么熟悉甚至存在着拒斥心理。本文无意暗示我国语言学家的所有理论习惯与研究方法都是不利于产生学派的，事实上，我们在某些方面（如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水平是非常高的。袁行霈指出：“仅以小学而论，当初那种以通经为目标的学问，后来发展为以描述语言文字发展为目标的学问；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更使这门学问大为发展。”（注：见《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的序言。）我们所主张的是，应当在这些宝贵的东西之外，再增加些新的理论视角与新的研究方法，进而发展出具有向国外同行挑战实力的、成体系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1997年，我为了撰写《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2002)，曾对《中国语文》1982-1997年之间15年的全部文章题目浏览了一遍，对其中一些论文尤其是涉及语用研究的论文仔细学习了一遍。现在就以《中国语文》15年间的全部文章（再加上外语学刊上的文章）为依据，对我国语言学家的理论习惯与研究方法中不利于学派流派产生的因素，作一评述。当然对这里的评述是可以批评的。
爱理论，却藐视体系。这是一个矛盾态度。藐视体系就是藐视系统，藐视系统而要得到研究对象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和国外同行不能对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体系。在60年代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报刊上常常可以读到一些严厉批评有创造理论体系苗头的年轻学者的文章。对这种可贵的学术勇气与觉悟，不但不给以鼓励，反而以挖苦的口气去嘲笑，这样严峻的气氛，很可能吓退了一代又一代有意问鼎理论体系的青年学者。
令人深思的是，藐视体系的问题，不仅国内有，在西方学术界也曾经存在过。罗素在回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段历史情景时指出：“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古代的或者地球表面的知识，都使人厌倦理论体系；人们感到理论体系是座心智的囚牢。”这多少使人有点意外。问题还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把理论体系当作心智的囚牢。他立即给出了一些厌倦理论体系的背景：“在知识分子中间，对新玩艺儿的乐趣取代了推理、分析、体系化的乐趣；虽然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仍然崇尚整齐有序，但是在思想方面它却喜欢大量而繁复的混乱无章。”(Russell 1972:XViii)背景之一是，当时的人们以新东西为乐取代了对推理的钟情；背景之二是，在思想方面喜欢大量而繁复的混乱无章。这更使人意外。于是我们想起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浮躁，想起了学术界（包括院士）也不善自珍地、毫无愧意地涉入学术腐败。原来人性的弱点是普遍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也有过不体面的记录，厌倦体系的老祖宗原来是如此久远地存在过……。提起这段历史，不是为我们的学者找到可以原谅自己的借口，而是提醒我们，罗素对厌倦体系早有批评，那么他所主张的东西就不言而喻了。好在西方学者习惯了相互批评，他们的人文学科毕竟还是形成了体系性的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爱事实真理（有实验依据得到的真理），拒斥形式真理（由形式科学如逻辑与数学的推演而得到的真理）。爱事实真理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拒斥形式真理，我们就可能与理论体系的创造擦肩而过。因为很难设想，拒斥形式科学会构建出一个逻辑上自圆的、经得起严格科学检验的体系性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很可能是出自有形式科学素质的研究者之手。中国的语言学者缺乏逻辑与数学的训练，因而先天地拒斥形式方法。不仅外语学者，恐怕中国的人文学者不少人都缺乏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的训练。由于历史的原因，逻辑学家金岳霖在清华大学教了半年的逻辑就被迫停课了。现在从海外归来的人文学者懂现代逻辑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好事。
第二，爱记录句子（由经验验证得到的命题），拒斥猜想句子（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然后等待别人反驳）（钱冠连2002b）。经验实证得到的命题，当然是可爱的。问题是拒斥猜想，就很难有重大的理论创造。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预见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和猜想联系在一起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提出hypothesis（假设）是常见的（如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我们与国外同行不能平起平坐地对话，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猜想性的理论。近些年来，我国年轻学者中提出假设模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应该支持与爱护。
第三，爱归纳推理，拒斥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是人类认识对象的科学方法之一（证伪论的提出者Popper认为归纳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但拒斥演绎，等于只要一条腿走路。没有演绎推理，很难有重大的理论发现。归纳推理的致命缺陷是不可能得到穷尽性的事实支持。因此演绎对于构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提出一个猜想然后等待反驳，是有用的。目前强调一下演绎与证伪可能是明智的。演绎长于理论构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当它和证伪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会显出更强的生命力。
我国的科研监管机制与评价体系里也有许多不利于学派形成的因素。
第一个问题，科研监管机关对立项课题提出了精神文明、社会效益的要求，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不分研究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要求学术研究具有实用价值（对经济发展有可见的物质利益），这就阻碍了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是我们申报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项目时必须时时面对的拷问，专门有这么一栏，不回答不行。有些学者为了让自己的项目通过，只好违心地说自己的项目如何能指导社会实践，如何对经济建设有用。也难为了这些学者。因为填写这一项时不说瞎话就拿不到科研经费。对水稻研究，对长江的考察，对环境的考察，当然必须好生问一问它的实用价值。若对语法研究也去追问它对经济建设有何实用价值，还不如干脆取消这些项目好了。我们假想一下：《几何原本》、《史记》、黑洞的假设与猜想、理论语言学各种课题的作者，在面对“有何实用价值”的问题时，他们将如何填写这一栏？若要以它们的实用价值问一个究竟的话，当年这些作者只好把自己的课题收起来，当然我们后人也读不到这些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如此辉煌贡献的传世之作了。
第二个问题，监管体制与评价体系对学者的浮躁与弄虚作假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学术浮躁与弄虚作假当然与学派、流派的产生相去十万八千里，学者自身要负主要责任。但监管体制与评价体系的确起了副作用。监管机关的监管（从批准立项到三月一催到鉴定成果）兴趣事实上落实在成果的快与多，而不是好与精（也许主观上还是希望质量要好一点）。评职称主要依靠论文数目而不问质量。这些做法，就导致了应付检查，求快不求精，求多不求好，质量下降（比较起来这还算是好的）与弄虚作假（这是最坏的）。有一种辩解说，不问数量怎么办，只有数量是可以量化的，根据量化的可见标准，才能把职称评下来，而质量可以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橡皮泥”，到头来只能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问题的核心是，学术成果的鉴定落实到职称评定，而职称评定最终要与物质利益分配直接挂钩，最终的后果是：既使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普遍提高（这是功绩），同时却将他们的学术兴趣引向了求多求快，而不能将他们引向求精求尖、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这是副作用）。假如我们有一种科学的评价机制，对学术成果的鉴定具有一种理性的眼光，事情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四 关于学派的思考
思考之一：一个民族在某一学术领域里根本没有学派是非常不妙的情形。没有学派，至少表明下面几个方面的落后状态：(1)没有理论意识。(2)没有自主的、独特的理论模式。(3)没有堪称具有向国外同行挑战实力的理论。(4)没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包括追随者与可能的批评者。(5)没有学者之间的宽容与尊重。学术自由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与国家造成的大气候，另一方面是学者自己造成的小气候。大气候这里不讨论，我们只讨论小气候。学者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才可能有流派。西方语言学之所以流派纷呈，因为每个学者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不惟我独尊，不设想一劳永逸地去给问题设定标准答案。作为后来者，追求的只是不断的超越和创造。宽容、尊重异己，是产生学派必不可少的一种心态。最能考验学者是否具有大家气质的是，如何面对相反的学术主张（先且不说什么反对派了）。因为只有你的理论主张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冲击力，才会促成一个反对学派的成长（西方一些名家给反对自己的学派的著作写序言是常见的事）。人家往前走绕不过你才反对你，这从反面说明你已经成为某个领域绕不过去的力量。(6)监管机制与评价体系有问题，另外，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使一些学者很难潜心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思考之二：当务之急是要准备好学派产生的土壤，校正监管机制和评价体系。要促进学派意识的生长，首先得将以上六个方面的不足变为六个必要的准备条件。学派的建立、成长、完善是一个过程，这就需要有一批具有深刻洞察力、胸怀博大的知名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来扶持与宣传。好土壤、好种子、好苗子、好管理，总会有好收成。
思考之三：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的话语权。
当前国际上出现的“汉语热”等着我们向国外同行拿出具有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识的话语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定下时间表，却一定要从现在做起；不必卧薪尝胆、悬梁刺股，却一定要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