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动力有助于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能够 为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它有助于外部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面临的 挑战；同时它促进了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包含在旨在更全面领会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 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对今天的听众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你们对中国经济的发 展变化不很兴趣，你们也不会出席今天的会议。
认识到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是一回事，但更为重要的是设计一个能够真正指点影响中国 经 济发展动力的有效的研究项目。如果你不先了解在高收入的后工业化国家中推动这些研究项 目的作用力，就不会知道这类作用力在这些国家中是如何决定培养经济学家的方式的，你也 就很难提出一个有效的研究项目。
美国及其它有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研究议程，部分是由对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愿望所 驱使，部分是受到当时这些国家中主要政策问题的感召。这一点没什么新奇。工业革命在英 国发生时，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更多地是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 。但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兴趣在19世纪末的前沿研究计划中已不再出现，而且直到二战后 马歇尔计划及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才再次将增长问题提到研究领域的中心。但是，这个时间不 长经济学研究领域又重新回到对微观效率、收入分配和差距以及宏观稳定等问题的关注。在 过去的二十年中，对增长的兴趣的复兴主要集中在如何构建将技术视为内生动因的增长模型 ，这个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国家尖端科技的研究兴趣。这其中有些例外，显著的是，计量经 济学和国民收入核算工作试图识别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很难将其视为对政策制定实际有效的 指导。实际上，许多试图从此类工作中得出政策性结论的努力，例如对资本形成和地理的重 新强调，很可能与我们的主旨毫不相干。
在美国和其它高收入国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研究纲要对这些国家的教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如果对其局限性没有认识，那么西方教育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在美国和欧洲出现 的教育中的局限性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只是有所不同而已。中国最好的大学正在迅速提高他 们对研究生的现代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尽管这些现代的经济学课程受到西方教学领域的极大 影响，但因为这些大学在中国，所以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将最大的关注投向中国的人民和政策 制定者。就象在美国，最好的应用工作通常是由熟悉美国主要政策问题，并熟谙其社会制度 的人来完成一样，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会被关注中国的主要政策问题所吸引 并深陷于这些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框架中。随着中国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允许对现有政策提出 有 力的批评，中国对经济问题研究的质量也会随之提高。因此，我的评述不仅指向中国自己培 养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指向自中国，或者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并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 。
对于那些在国外接受教育并对中国经济抱有兴趣的经济学家，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 。在此我主要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对他们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于如 何将所受的良好理论及计量经济学教育转化成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真正有用的东 西。我怀疑你们中的多数人，就象哈佛大学我的许多同事一样，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你们 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并准备向世界，特别是中国展示你们的能力。
我所指的大概可以由近30年前我在汉城韩国发展研究所(KDI)的工作经验来说明。这个研究 所在我去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建成，并且想方设法从美国和德国引入了12位优秀的有博士 头衔的经济学家，因此将当时韩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人数增加了三倍。这12位经济学 家忙于开展研究和撰写论文，而且他们的大部分研究或者派生于他们在国外研究论文，或者 受到当时美国国内对美国经济开展的相关研究的启发。当时KDI的领导，后来成为韩国最有 名的副总理之一，发现他们的多数研究对于理解韩国的问题几乎没有帮助。实际上，他邀请 我和我的两位更为资深同事当年夏天去韩国的原因，就是帮助韩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将他们的 研究中心转到对国内经济更为有用的方面来。KDI的领导需要的不是诊断韩国病症在哪里的 帮助，而是他感到他的年轻下属应该更擅于真正聆听哈佛教授认为值得提出的问题。
当时的问题从现在看来在某些方面更严重。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特别重视经济学理论， 以及高能的计量经济学技巧，用“新增长经济学”对许多国家进行比较的实证性比较工作也 受到重视。但是对应用领域的关注多数倾注在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上。象我已经提到的，致力 于美国经济研究的研究生和年轻的教员，通常被认为对影响经济的制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经济学研究生和年轻的教员通常对影响他们所研究的经济的制度知 之甚少，而且，一旦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获取这些知识，他们又面临着被称为“地区专家 ”的危险。
因此，许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就是先搜集数据，然后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技能， 观 察这些数据存在何种具有统计重要性的关联。或者，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为某些有创意的金 融危机或宏观非均衡模型提供有益的启示。这里强调的是模型的创新性，而非对危机或非均 衡广泛的理解。如果这些工作做得好，的确能够对更好的模型做出贡献，同时也会使我们对 全球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比如教育和工人的生产效率。但是我们并没有学到很多 在我们所研究的经济中占支配性地位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经济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在哪些方面适应这种情况呢？中国，尤其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 ，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在高收入的后工业化国家中不会再发生。 这些结构性变化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过的影响，而且我并不清楚这个进程到哪里会终 止。美国有几百位经济学家非常老练地分析如何使业已高效的资本市场更为有效，而在中国 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奋力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中国需要怎样的金融体制，怎样创立这些 金融体制并使之良好运作。中国可以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优点与不足得到启发，但中国 绝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模式。
研究中国经济之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我们是在对付真正的重大问题。将来总有一天中国会 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每人都着眼于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小小的问题，如边际税 率百分比的变动对储蓄和税收形成的影响，或者边际税率要变动对汽车轮胎需求衰退的影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需要特别关注结构转变这样真正重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 一 点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中国更甚。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比其它国家 大得多，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变化。同时，中国在短期内比其它发展中国 家经历了更多重大的变化。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当高，而且中国将高增长率与对 其经济制度彻底地修正结合在一起。
这些重大问题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应该怎样研究它们？就此我会讲几点，然后回到为什么 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他想对理解这些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需要调整他的研究视野。
(a)城市化是所有最有趣的结构转变问题之一，也是这次会议的主题。1979年以前以及某种 程度上此后的中国，能够将在其它许多国家中发现的城市化模型进行扭曲变形。向市场经济 的转变以及衰退的户口体系效率很快就削弱了政府决定城市化模式的能力，但是政府的这种 能力没有完全消失。人均收入增长既是城市化增长的原因也是结果，但是中国如何影响其从 公路到住房到电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大概仍将有助于决定人们以何种速度移入城市，移入哪 座城市，以及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生活状况。
住房政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选择是忽略这个问题并按照马尼拉或20世纪50年代Sao P aolo或香港的模型，允许大片的简陋的住宅区包围最繁华的城市。相反的做法是仿效20世纪 50年代后的新加坡和香港，建立大量的公共住房产业。中国能承担得了这么多的住房建设吗 ？有吸引力的公寓，会使更多人迁到城市。如果城市的生活过于吸引人，结果可能是将大比 例的失业及未充分就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美国称为“高级贫民区”（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有过“高级贫民区”.但是一些城市经济学家担心在美国城市中过分升 级贫民区将导致大量的不适于在这些城市中工作的人口流动。
）的地区。与新加坡和香 港不同，中国在其城市周围并没有围墙或国际边界来限制移民进入。
正如这次会议证明的一样，随着其城市人口或至少是非农业人口会逐步超过其农业人口， 中国面临着许多重大重要的问题需要应对。美国城市经济学是在人口移入城市后才产生的。 中国在城市化开始时就试图理解并影响这个过程，既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也许没有很 多的选择，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不得不重复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模式。但由于对增长 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只完成了少量的比较性工作，因而我们并不真正清楚中国是否会重复这 些模式。
(b)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地区发展是如何进行的。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 发展是当今中国政策圈的主题。过去中国地区发展政策是由开发内地资源的愿望或军事方面 的原因而驱使的（60年代的“三线”产业）。地方分权常常将促进什么及怎样开展的问题留给 地方政府来决定。
对于地方经济在大陆这样规模的市场经济下如何产生，我们的国际经验是有限的。欧盟近 来才取消了其国家间内部移民的壁垒，因而对大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形成指导，对前苏联斯大 林关于区域发展方法的重大曲解今天也显而易见地不会再被重复。于是美国或巴西的经验就 成了会发生什么及应该发生什么的积极或消极的指导。20世纪前半叶美国北部和西部存在大 量的劳动力移民，特别是在二战中，而20世纪后半叶南方出现大量的工厂（鞋厂、纺织厂和 机器设备）和资本移动。中国目前的状况看来是劳动力和资本统统流向沿海。这种移动模式 并不反映出有效的市场力量，而只是存在这种模式的原因所在。由于沿海地区的工资较内地 高，劳动力移向沿海是合理的。但资本应该向工资较低的地区流动。是不是因为内地缺乏基 础设施而阻止了资本的流入，还是缺乏金融基础设施？或者是由于内地政府依旧象计划者、 管理者及租金寻找者一样思考问题，并赶走了想利用内地比较优势的风险资本家？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且尽管已经有人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有见到其他 学者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无论经济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与否，区域发展终归要发生，但是我 天真地认为，如果我们对影响这个发展的动力有更好地领会，它带给中国的好处将是巨大的 。而且一旦我们理解了，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了解到更多的区域发展的 本质。
(c)我最后一个例子来自经济学中一个相当不同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对我，以及很多的中国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国际性比较工作较为薄弱，其提供 的指导也有限的领域。我所指的这个领域就是工业组织和公司理财。
描述这个问题相当容易，但要指出解决它的办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问题始于这样一 个事实，即中国继承的工业体系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企业不过是庞 大的计划官僚机构的低层。1984年以后开放的市场使得小型地方企业（乡镇企业）的繁荣填补 了计划体系的不足，然后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对工业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 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继承的体系与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定位所要求的工业组织结构没 有任何联系。但是中国究竟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业组织结构？迄今，多数的争论还是停 留在究竟是日本的keiretsu模式还是韩国的chaebol模式才是中国应该采取的，尽管日本近 来的麻烦和韩国卷入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提倡这类模式的主张陷入停顿。尽管中国应该在这 方面朝哪里发展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是，随着成千的集团组建和重组，兼并和收购已经蓬 勃发展起来了。
但是现存的工业体系并没有给我们很多有关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组织结构 应该是怎样的指导。也没人能够自信地认为，如果政府不再干预，那么兼并收购赖以形成的 制度法律框架将让市场力量来产生有效的结果。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指导这个过程的法律不 适当。制定新的法律是很容易，但是创立一个独立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的司法体系又是另一 回事。政府在这个及其它很多领域介入，因为薄弱的法律制度不能为公司在应对市场力量自 己做出决定提供适当的法律框架。
在中国和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公司理财方面。西方目前有关于如何 制定破产法以保证有效产出的重要文献。但是这类文献绝大多数认为法律是严格按照制定的 内容来执行。但从中国和其它多数发展中或过度经济的事实来看，没有什么可能深入的。小 股东的权利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在先进的后工业化国家中这个问题有严谨的法律著作，可是 在中国，无论法律如何解释，中国及其它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小股东几乎是没有权利的。这种 状况在有些国家，比如韩国，已经发生改变，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股东甚至没有雇用和解雇 管理人员的权力。
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会找到解决这些工业组织和公司理财（公司融资）问题的办法。然而到 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几乎没有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其他可能性选择的结果分析。律师们也 没有做得更好。少数律师在法制薄弱的情况下试图钻法律的空子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但 是问题是巨大的并要求绝非只是少数法律学者应该给予关注。
这些我们需要更好理解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很容易就被扩大。毫无疑问听众中的多数有你们 自己最感兴趣的课题。经济学家应该怎样着手从事这些或其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 的：
(a)你首先必须愿意去质询并研究这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出发点应是那些真正影响中国今 后发展的问题——而非现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界恰好关注的问题。
(b)第二步是对制度、法律以及决定结构性转变的其他因素有一个全面和充分的了解。
(c)与第二步密切相关的是理解可利用数据的性质并尝试回答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还没有 数据，要想出怎样着手才能得到需要的，而不只是利用现有的数据作回归分析。
(d)不能只关注中国发生的变化，应该建立一个比较框架，并且相关的比较通常应建立在那 些你已经做了基础性工作的国家之间，因为很可能我们要进行比较的内容还不存在。
(e)如果以上几点都做到了，你所拥有的高能技术将帮助你获得可靠的答案，因为它们是建 立 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这些步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对跨国数据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尤其困难，如果你 不只想利用现有数据作回归分析的话。深入研究和掌握不同国家制度或体制工作需要几十年 甚至终身的努力。这个方法会让你在美国大学中获得一份工作或取得任期吗？我所提出的研 究策略在主要西方研究机构中可能不会让你很快得到高薪。但是你好好地去做，我希望它会 使你们中的某一位或几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无论它是否带给你任期或荣誉，如果你有效 地研究了这些问题，将对中国和其它与类似问题做斗争的发展中国家做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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