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奥运冠军竞训投入的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强度嬗变研究——基于扩展Bernard—Busse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子论文,强度论文,奥运冠军论文,模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3-0068-04
随着制度转轨的深入，困扰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同样作用于我国竞技体育，曾经作出卓越贡献的举国培养体制原有的资源优势、制度性优势逐渐变异，同时面临竞技体育运营市场化与后起体育强国的双重冲击，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转轨过程中，如何使我国奥运夺金势头继续高扬，并使我国竞技体育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人无可回避的问题。
1 典型化事实凝练与问题的提出
1.1 为什么有的奥运成员在金牌的争夺中产出如此高效
在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先生眼中，奥林匹克竞争首先体现在个体之间，而非国家之间。因此，现代奥运精神更强调参与而不是单纯的在竞争中取胜。然而，如果我们以20年为一个考察周期，可以注意到在过去的奥运金牌争夺历史中有两个著名的现象都与之背道而驰：
第一，在奥运会期间，世界范围内民众对以国家为单位的奥运奖牌榜的高度关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国社会内部巨大的波动、轰动与思考。
第二，在奥运会199个成员中，迄今为止，有124个国家没有拿过金牌，统计显示，奥运奖牌榜前10位的国家，垄断着超过50％的奥运金牌。
因此，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奥运成员国家(或地区)在奥运金牌的争夺中产出如此高效，而有的成员国对奥运金牌却可望而不可即？竞技体育的培养差异如此之大，其背后隐现的投入-产出规律如何？
1.2 当代中国奥运金牌悖论
现代奥运项目，绝大多数是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在中国缺乏历史，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长期脱节，也使这些项目缺乏群众基础。与标志中国竞技体育辉煌的奥运金牌形成鲜明对比是众多竞技项目惨淡的市场化支持。那些承载了无数国人辉煌与梦想的竞技体育项目，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陷入了一片泥沼，其市场化能力严重不足，市场推广少人问津。这就形成了资本来源单一，培养手段完全财政化，运动员退役成本高昂，进而造成培养模型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人们在叹息柔道奥运冠军拍卖金牌的困境，讨论运动员因文化素质低而引发的退役安置难问题，关键问题不在宣传，而在培养模式，要让这些项目进一步面对市场化，从而从有金牌无市场的悖论中突围。
1.3 问题的提出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关注如下问题：
(1)我国竞技体育培养成本影响因素是什么？每个影响因素对奥运金牌培养成本的影响强度如何？
(2)每个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强度必然要随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变迁而发生相应变化，那么这种变迁的动力是怎样的？相应变化轨迹如何？进一步地，与每个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强度变化轨迹相对应，我国竞技体育当前的制度环境——举国体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2 文献综述
上述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世界各国竞技体育的研究者们试图从运动项目在特定气候环境、特定国家的发展、特定人群的偏好等诸方面进行解释，事实证明这远远不够。二战结束以来，相当多的学者将奥运金牌争夺分配情况引入经济学、社会学的变量进行解释(Ball，1972；Grimes，1974；Levine，1974)。他们的研究表明，奥运金牌争夺分配情况与4个因素高度相关，各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中，4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着特定参与成员国的奥运金牌产出结果：
(1)人口数量；
(2)人均GDP；
(3)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
(4)东道主因素。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Bernald and Busse(2001)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现已成为解释奥运金牌产出绩效的主流理论，Bernard-Busse模型处理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即：
在这样一个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达中：M[，t]表示为一国的奖牌产出；Y[，t]表示一国人均GDP；N[，t]是一国奥运当年的总人口数；A表示除一国人均GDP与总人口数以外的因素对奥运金牌产出的影响因素。它包括一国特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结构因素与东道国因素。
在Ball(1972)、Grimes(1974)、Levine(1974)相关早期的研究基础之上，Bernard and Busse进一步地分析了影响因素对奥运金牌产出的影响：
(1)人口数量，在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人口的持续增长，奥运金牌产出将下降，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天才运动员的产生，将不可避免地使得投入到每个运动员身上的资本下降，这样其竞争力必然下滑。
(2)人均GDP，如果其它条件下变，一国人均GDP的持续增长，其奥运金牌的影响强度也会下降。Bernard and Busse认为资本的大量投入，会使相当平庸的运动员进入国内竞赛行列，而这对奥运金牌最终产出不会有正面影响。
(3)一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结构，研究表明，原苏东体制一般对奥运金牌产出有3％～6％的促进作用。
(4)东道国优势，Bernard and Busse回归分析中，东道国优势可以测算为奥运金牌总量的12％。
3 扩展Bernard-Busse模型
本文将借鉴Bernard-Busse模型思想，将中国各省相关数据代入相应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中，回归分析所得即中国竞技体育产出绩效的影响强度。之所以这样做，出于如下思考：
·中国全运会赛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小奥运会”，全运会的竞赛能力体现，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中国参与奥运金牌争夺的能力体现。
·进一步地，全运战略与奥运战略之间是一种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一省全运会的优势项目代表了中国参与奥运奖牌争夺的最高水平。因此，中国各省全运会的项目布局与最终产出与各省代表中国奥运奖牌产出之间高度相关。
·在举国体制条件下，省际之间全运会竞争结果，就是各省参与中国奥运奖牌的入场券；在举国体制条件下，这个入场券，决定了中国奥运奖牌争夺的国内项目布局，也可以说，是谁有资格或谁有动力进行下一步这个项目的投入。
因此，举国体制下全运战略与奥运战略的制度设计具有相似之处，中国国内各省奥运金牌培养成本的影响因素与影响强度分析，与中国奥运奖牌影响因素与影响强度高度相关。通过国内各省全运产出绩效的分析，可以对各省参与中国奥运奖牌争夺的影响因素与影响强度做充分的参考。
与此同时，在尊重Bernard-Busse相关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现实出发，做进一步的处理：政治与经济制度——在Bernard-Busse模型中将各国有政治与经济制度划分为两种：苏东体制与市场体制。这种划分显然与中国国内各省现状不符，这也是本课题对原模型重大改变之处：中国政治与经济根本性变化体现两点——现代化与经济转轨。现代化最直接体现就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经济转轨的重要表现就是民营化水平，转轨本身就是民营经济逐渐建立的过程(一种不成熟但形象的说法就是“国退民进”的发展战略)。在城市化与民营化的过程中，各省的发展程度是极不平衡的。
上述分析，构成了本文对中国奥运金牌培养成本影响因素的一种重要解读：在现代化与经济转轨的双重影响之下，将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渐进淡出，市场体制逐渐确立的过程。然而现代化与经济转轨对中国各地区体育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市场体制，城市化对体育的影响取决于运动项目的群众基础。统计表明，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竞技体育项目，城市化有利于减少天才运动员筛选成本，从而降低奥运金牌培养成本；而民营化程度对于不同地区对奥运金牌影响应区别分析：民营化水平高，也许从投资角度对政府财政投入是一种互补，因此在这样的地区，民营化对举国体制而言是正向的，另一方面，民营资本的进入，与中国奥运金牌战略的项目布局并不一定相契合，对于那些有金牌无市场的奥运项目，民营资本并没有投资的动力；而有的地区，民营化水平与举国体制是负相关的，民营化程度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不溶，将可能导致巨大的摩擦成本产生，在这些省市，随着民营化程度的加深，由于现有的奥运夺金项目布局与地区体育市场需求之间不匹配，民营经济从自身要求出发对现有的夺金项目无法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国有经济的退缩，使得这些省市的金牌培养投入面临窘境，使得这些省份的奥运金牌培养成本增加。
正是出于这样的设计，我们觉得有必要结合具体国情，对Bernard-Busse模型进行补扩，将人口总量、人均GDP、城市化水平、民营化程度和东道主优势五个因素作为奥运金牌培养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20多年来历届中国全运会辽、沪、粤、鲁等20个省市数据的统计分析，拟合出举国体制下中国各地区奥运金牌培养影响因素与及影响强度。
4 中国竞技体育培养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强度
4.1 中国竞技体育培养成本的影响因素与影响强度模型
将上述基础数据进入经扩展的Bernard-Busse模型，结果如下：
图1 中国竞技体育培养成本的影响因素与影响强度
从以上数据与相应图形分析可知：
4.2 竞技体育培养成本的影响因素与影响强度比较制度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也可以说Bernard-Busse模型中国化的相应扩展，表达出了怎么样的政策建议？本文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给予解释。
(1)资本因素。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根本因素就是资本积累。也就是说，资本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处于中心位置。在中国竞技体育采用举国体制制度安排下，竞技体育融资渠道单一，政府财政性投入为核心资本，资本的投入对各省市竞技体育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2)人口增长因素。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处于高度稀缺状态，大量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增长必然稀释掉稀缺的资本，因而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在本模型中，政府的体育制度安排可看作是大众旁观、精英参与的制度，人口增长与现有的精英培养体制并没有相溶，进一步地，人口的增长，因中国长期体育投融资体系单一，使得群众体育资本投入与竞技体育资本投入矛盾更加激化，现有的精英体系因资本投入为分流或稀释而绩效下降。
(3)城市化因素。为什么城市化程度影响强度为负，且与人口增长因素高度暗合？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价值逐渐多元化，人们的追求与价值取向更加多样性。与此同时，举国体制下的中国竞技体育所代表的价值与城市化多元化价值取向相冲突。这一点在中国奥运多数金牌的项目布局、项目的民众参与基础、尤其是奥运天才运动员多来自于农村或社会底层阶层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4)民营化因素。一般认为，民营化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影响有两个方面：正向作用——民营化的深入，有利于改变举国体制下资本投入政府财政化单一的缺陷，通过民营资本的进入，加大资本的投入，从而促进竞技体育绩效；负向作用——民营化的深入，一方面在国退民进中经济格局变化中，传统国有经济实力下降，使得举国体制的资本投入能力不足，从而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实力的壮大，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奥运金牌投入会加大，或者由于体制性进入壁垒很高，民营经济进不来，或者由于奥运金牌的价值取向与民营资本的自身要求不相吻合，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
那么，25年中国奥运金牌培养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影响强度是怎么样的呢？
民营化影响强度
如图2所示：民营化程度对全运/奥运金牌争夺影响较大，但近些年来影响有减弱趋势。这种变化是对我们上述分析的实证。实践证明，在1992年，中国民营经济起飞以后，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发展越来越与民营资本的自身要求难以契合。
在现实生活中，民营资本的影响形式基本以金牌奖励、产品赠与、运动队赞助形式，而没有采用资本参与与产业经营。
5 结论与相应对策
综上所述，伴随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与转型，城市化与民营化将大大加深，其产生的负向影响强度将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单一的政府财政型投入形成的正向资本影响强度会持久吗？这样的问题，是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中国奥运金牌绩效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通过扩展的Bernard-Busse模型，可以得出：
政府财政投入因素影响强度为正向；城市化因素为负向；民营化因素影响强度为负倾向。
因此，城市化因素与民营化因素充分体现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与制度转轨所形成的巨大摩擦、冲突与制度性优势变异。当前，应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性投入来冲销城市化因素与民营化因素带来的负向或负倾向影响；在2008年之后，由于政府财政投入可持续的减少，城市化因素与民营化因素带来的负向或负倾向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唯有通过制度创新：
(1)调整竞技体育社会价值体系，从项目布局上的源头抓起，使得奥运金牌价值更多体现其群众参与价值与市场价值，改变单一的数量目标价值；
(2)破除一切民营资本进入竞技体育的制度性障碍与壁垒。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使得城市化的影响强度逆转，变负向影响为正向影响；使得民营化影响与政府财政型资本投入高度互补，改变现今竞技体育融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政府投入有限压力过大的两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