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资本论论文,走向论文,文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5-0047-12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特别是这次海峡两岸学者在风景秀丽的黄山召开《中华文化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相关问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我根据会议议题，试图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方面作些思考。在会上，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一些意见，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趋向，三是经济文化的特质与关联的理论探索。这些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学术关注和讨论兴致。通过认真地研讨和交流，我深感这样的思考若能基于本土的具体实例，以避免单纯性的“说理”，将更具学理价值和说服力。因此，联系到这里地域文化的独有特征，并结合近年来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中有关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因素研究，充实并改写成本文。
徽州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一枝奇葩，她浓缩中华民族灿烂文化而又呈显“东南邹鲁”的地域特征，其涵延广博而又特色鲜明。尤其是这一文化深深扎根于其所植基的社会经济沃土，构成研究中国经济文化诸问题的典型个案。近30年来，一门具有突出的地域综合性特征的新学科——“徽学”应运而生，并引起海内外相关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许多学者以明清徽商为例，阐释“徽商精神”可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相媲美，认为其促进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历史转型。美国学者余英时有关“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研究影响较大，在他的研究中作为重点案例来进行分析的多是徽商。（注：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他使用的研究材料基本未出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实际上，其所论的一些思想观念变迁在宋代已发生，我进行过一些研究，在国外时也同余先生也有过交流并赠拙著。他在其论文《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中介绍了拙著《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还特别说明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
徽商自南宋时崛起，至明清而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有所谓“无徽不成镇”之说，这时恰值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化。徽商不仅凸显其商业经营与才干特色，而且张扬传统儒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在“程朱阙里”展示出商学融汇的“贾而好儒”经济文化特性，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理念和制度格局，形成“近世四民不分，……商之子方能为士”的时代变迁，（注：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有关徽商研究的主要文献有上述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海鹏等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等，可资参考。在此，我衷心感谢已故著名专家张海鹏先生，没有他赐赠大作，就没有我的相关研究，其勉励后学的精神令人感动。）改变了旧有的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观念，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近几十年来有关儒家思想对现代化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注：主要如台湾学者杨君实等：《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中华共同体促进基金会编印：《中华文化经济论丛》1995年版等等；而进一步深入探讨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学理研究，主要有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著、孙瑜译：《伦理经济学原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版；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2期；刘永信：《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而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包括徽商在内的大商帮的兴起，视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要素之一，基本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识。（注：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
所谓“近代化”或“现代化”（英文是同一个词modernization）过程，即是民族或国家经济文化步入“全球化”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本国走向世界和中华经济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迄今有关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研究徽州经济文化的作品包括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一位中国人——徽州歙县王茂荫的论作也不少，甚至有关他是否代表商人利益还出现了争论。（注：近70年来，学界对王茂荫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有关其货币思想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货币史等领域的著作中几乎都有涉及。重要论文也不少，解放前主要有谭彼岸：《〈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岭南学报》第12第卷1期1937年。张明仁：《我所知道的王茂荫》，《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9期1937年4月。王璜：《王茂荫后裔访问记》，《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10期1937年4月。吴晗：《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又收入其1956年三联社版《读史札记》，改题为《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等。解放后主要如巫宝三：《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载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翟光耀：《关于王茂荫的调查研究》，《新民晚报》1961年7月23日。叶世昌：《王茂荫代表商人的利益吗？》，《光明日报》1962年7月23日。高鸿志：《王茂荫的发行钞币计划》，《安徽日报》1962年12月29日。且土：《一次关于王茂荫的集体研究》，《羊城晚报》1964年7月3日。陈平民：《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他的遭遇——谈谈〈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的中国人》，《江淮论坛》1981年第1期。陈平民：《马克思怎么知道和为什么要提到王茂荫？》，《经济学周报》1983年7月4日。陈平民：《王茂荫及其货币思想》，《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张守军：《王茂荫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思想》，《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孙树霖等：《〈资本论〉中王茂荫研究述评》，《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85年。王珍：《王茂荫“条陈时务摺”的现实意义》，《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袁一堂：《王茂荫及其货币理论》，《学术界》1992年第4期。曹天生：《本世纪国内王茂荫研究述评》，载《1998年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江志伟：《拉直关于王茂荫的问号》，《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郑国屏：《王茂荫生平及货币观点和用人主张——王茂荫奏稿研究之一》，载安徽省档案局、甘肃省档案局编：《徽州历史档案与敦煌历史档案研究——首届徽州历史档案与敦煌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陈平民：《王茂荫传略》、曹天生：《王茂荫的护商思想》，载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2002年版等。）但是，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来认识相关问题尚属空白，以颇具民族性特征的徽籍士人的经济学说同全球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联，尤其是从经济学术史视角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或贡献同样是创新性学术尝试。（注：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专就“西方经济学中的中国因素”（包括法国、英国、德国主要经济学说）进行了重点发掘、梳理、考辨，其中就有《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研究。近年来，我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这一新领域的科研，并将研究拓展到本土域外，以及中西学术的交流与互动，是较为重要的学术创新尝试，得到了相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专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即将出版。）本文即是希图通过《资本论》中提到的王茂荫及其货币思想的考察，提示注重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中国因素及其价值，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力图通过民族性、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揭示其对于全球化、普适化理论的意义，将以往的相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建设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历史和哲学，18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10月起任《莱茵报》主编，次年迁居巴黎，投身德、法工人运动。1844年初创办《德法年鉴》，同年8月与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合著《神圣家族》。1845年到布鲁塞尔，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与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后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起草纲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就钻研政治经济学，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评》，奠定了论证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2、3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在恩格斯逝世后才面世），这部巨著成为马克思的代表作。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病逝。
《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阐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及其相关问题，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之作，出版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就是我国清代徽州人王茂荫。他或许正是由于上了《资本论》，才为人更多地知晓。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说：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83〕”这里的注释〔83〕是这样写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6—147页。此版是中央编译局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并参照俄文版译出的，还参考了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
《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在1867年问世，第2版1873年出版，第3版是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后的同年11月刊出的，上面有恩格斯为之写的序言。到1890年第4版时恩格斯的序言开篇就说：“第4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释最后确定下来。”他对照了马克思亲笔所记的笔记和德文、法文及英文各种版本并进行了一些处理，上述有关王茂荫的内容没有作任何改动。可以认为，在马克思生前身后《资本论》中提到王茂荫的内容虽然是在注释中，但经过多次再版的核实、检验得到了确定。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有关货币的职能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马克思恰恰在这一部分谈到王茂荫，是很值得深入思考的。
以往的许多有关《资本论》的研究，以及中国货币理论史或经济思想史研究，甚至对王茂荫货币思想的专门研究，都提到了马克思的注释，但大多仅仅是“提到”而已，没有更多的分析，甚至不再提问为什么王茂荫会出现在《资本论》中的问题。然而，这位徽籍士人的货币学说如何会走向世界，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出现，成为经典作品的理论阐述的组成部分，很有深入考察的必要，这也为政治经济学中蕴涵中国货币理论因素的可能提供了论据。
先来看看王茂荫其人。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南乡杞梓里人。清嘉庆三年（1798年）3月11日诞生于一个徽商家庭。当地“十室九商”，其父、祖都是大茶商，并北上京师开办茶庄，算得上有见识懂经营。王茂荫髫龄入私塾，晨入暮归读书非常用功，后就读于县城紫阳书院。道光十年（1830年），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他步入仕途之后，先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1851年升任御史，185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1854年他因再议钞法震怒朝廷而调任兵部右侍郎，1858年因病请求开缺。此后，王茂荫虽曾再度被起用，但为时不久，即以奔丧为名而离京。1865年6月22日病逝。
王茂荫历仕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为官敬业不携眷属两袖清风，以直言敢谏声震朝野。他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名臣都给他送挽联称颂有嘉。他主管经济事务，也有政治眼光，曾奏请刊发魏源的《海国图志》，又主张改革科举，还揭露厘金之弊，其贡献尤以改革币制的货币思想为最大。其著有《王侍郎奏议》，另有部分文稿将编入《王茂荫集》。（注：参见曹天生：《王茂荫的护商思想》，载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2002年版。）
王茂荫在货币理论方面有什么突出建树？
清王朝自顺治年间一度发行过少量钞币，直到道光朝的一百数十年间再未行钞。咸丰元年（1851年），由于太平天国起事，使得清政府财政困顿货币危机加剧。为筹措军费，清廷采取增收赋税、开征厘金、开捐开借以至卖官鬻爵等等办法。这年九月，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条议钞法折》，提出改革币制，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纸币并采取分批增发的方式以缓和危机，他是咸丰朝最初提出行钞建议者。
他总结“自汉以来，不得已而为经国之计者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币。二者之利同，而其难以经久亦略相似。”他分析历史上“铸大钱”都三、五年而废；钞币则起于唐代“飞钱”，北宋“交子”行了七、八十年，南宋“会子”始终使用，而且元代也“皆以钞行”到明代还沿用，也是百有余年。他认为发行纸币并不可能“无弊”，相比之下“钞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钱，而其弊则亦不过造伪不行而止。”所以建议行钞但必须注意防弊。他陈述了历来行钞的十大弊病必须去除，关键是要有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达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具体提出了“推钞之法”、“拟钞之值”、“酌钞之数”、“精钞之制”、“行钞之法”、“筹钞之通”、“广钞之利”、“换钞之法”、“严钞之防”、“行钞之人”共钞法十条，作为发行纸币的保障。他称之为“以实运虚之法”。（注：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1《条议钞法折》。）
但是，由于他的建议反对通货膨胀，不能满足朝廷填补诺大财政亏空的需要，没有得到批准。而在他之后同样主张行钞的花沙纳，由于其方案持无限制行钞法，发行额上亿，颇得朝廷赏识。1853年6月，清政府发行“户部官票”，这是一种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银票；12月又发行“大清宝钞”，这是一种以制钱为计算单位的钱钞，政府都不承担兑换责任。同时，还铸造了当十、当五十、当百以至当五百、当千的“大钱”，各种办法用尽，致使当时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据说当时京城物价飞涨民怨鼎沸，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
就在这一年，王茂荫被升任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看得出，朝廷这时用他是知道他懂得商品货币和经济事务，要他拿出办法即为国解忧又平息民愤。他上任之后，为之焦虑不安苦思良策。但在货币问题上反对通货膨胀是他鲜明的思想特征，并且一直不畏压力而坚持着。针对当时的货币问题，他先后上了《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论行大钱折》以及后来的《再论加铸大钱折》、《请酌量变通钱法片》等奏章，反复条陈他对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意见主张。
在王茂荫的相关奏章中，最重要的是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五日，他再度向咸丰皇帝上的《再议钞法折》。在这道折子里，他重申“钞法贵于行之以渐，持之以信”；他指出，钱钞已发行百数十万，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持钞之人难以购到物品。对此，他提出了四条建议——“拟令钱钞可取钱也”、“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也”、“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关键就是要可兑换。他还解释说，前两条是“以实运法”，后两条则是“以虚运法”。他认为这样“而不至于甚为民累。虚实兼行，商民交转，庶几流通罔滞。”总之，就是要求朝廷担负起兑现之责，以制止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道奏章中，还提出情愿因为行钞之弊而代朝廷受过。说是尽管所行钞法“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而慰人心，庶几浮言稍息，臣虽废黜不敢怨悔。”（注：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6《再议钞法折》。）好一个忠臣！其忠心可鉴。
二
然而，可悲的是咸丰皇帝和他的臣僚们却并不买帐。王茂荫的奏章不仅未能感动他们，而且一片苦心也成了他们要找的求之不得的“替罪羊”之借口。
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记录，咸丰看了王茂荫的奏章后相当恼火，朱批斥责其“顾专为商人指使”、“漠不关心于国事”、“实欲钞之不行”等等。（注：转引自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三天后的三月八日，咸丰发布“上谕”，斥责王茂荫在钞法初行之时“先不能和衷共济，只知以专利商贾”，而现在“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大胆。”王茂荫被“严行申饬”调离户部。（注：《清文宗实录》卷123“咸丰四年三月丁未”。）马克思《资本论》注释中说的就是此事。1858年7月，王茂荫终于托病去职。此后他虽有短期在度被起用的经历，但不久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直至1865年病逝。
王茂荫确实看到了咸丰朝货币问题的许多弊端，他的救弊意见不被采纳，他离开户部后币制仍然很乱。据杨端六先生《清代货币金融史稿》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银票跌到面值的百分之三。然而，尽管王茂荫的货币主张未能施行，但他的货币思想和钞币发行方案却很得学界重视，在中国货币理论发展史上有其重要价值。
王茂荫货币思想的突出特征，是综合了金属主义与名目主义的合理性，同时注意防止出现两者的弊病。我认为相关研究多认为他属于金属主义似有些不妥，尽管他继承了历代货币思想中“钞虚银实”的论点，却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不是相互对立，这就是他所谓的“以实运虚”之说，并试图予以实践论证和理论阐释。作为支付手段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王茂荫基本都有所认识，他认为行钞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要在保持与金属货币联系的前提下，发行一定数量的不兑换纸币，并注意分期分批合理有序地施行投放，可以保证流通需要同时稳定币值。如果一味地只知道搜刮必然加剧通货膨胀，他是坚决反对的。
概括地说，他的“以实运虚”是前代“虚实相权”思想的发展；要求兼顾银和钞以“虚实兼行”，并以金属货币的流通来推动和保障行钞，这就是他所谓的“以数实辅一虚”，并要求限“定数”（最高一千万两）行钞，以防止通货膨胀严重化。他提出的防弊措施除了要求钞币只是用于辅助金属铸币之不足而不能代替金属币以外，还要求能够实现兑现，并由政府来承担，以保证其信用。应当说他对货币流通规律及同时流通不同币种的相关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这和他能够认真总结中国历代行钞的经验教训分不开，也与他亲自经商懂得商品货币经济的运作有关。与此同时他所提出的具体防弊措施，使他的主张不仅仅停留在“论说”层面，而具有实施的可行性，这就比一般士人高出一筹并是最为关键的一筹。
然而，他过于“天真”，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根本不想也根本不能承担兑现责任，他的主张与清政府急于搜刮民财的方针相悖，自然不会被采纳。
我们看到，王茂荫的主张被斥为“专利商贾”，他重视商人银号的作用，对百姓的利益也是在意的，因为通货膨胀的恶果主要是由百姓来吞下。他认为要想行钞顺畅，“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行。”他还写了不少要求保护商人特别是徽州商人的奏折，如《请筹通商以安民业折》、《论徽州练捐局扰害折》、《论徽州练局积弊折》等等，他的主张是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有利于商人资本的发展的。
在中国历史上富国还是富民成为经济政策措施和思想理论主张中历来都有很大分歧的争议问题，在帝政时代纯粹意义的“富民”对于一个朝臣而言大抵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有识之士以“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只要不是一心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何况圣人有言：“百姓足，君孰以不足？”但是，在政府财政危机的时候，在拯救危机的具体方案之中能够顾全百姓利益使之不受更多牺牲，却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商品货币经济较为发达，靠货币发行和商品专卖就能迅速获利的条件下，兼顾商贾利益就很难了。
纵观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大抵是由于朝廷财政发生了各种因素的危机，而拯救的办法，基本不外乎变着法儿地搜刮百姓，尤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时期，商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往往只是一个幌子。在商品货币经济较为发达的历史时期，制定币制政策能够如王茂荫这样“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的确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要求他必须以牺牲个人政治前程为代价。
三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到王茂荫？或者说具有鲜明的徽州经济文化特征的货币学说怎么能够走向世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因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学理方面，二则是路径方面，这也可以视为“需要”与“可能”。就学理方面而言，也有两个层次。一是徽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为什么能够走向朝廷，二是其得以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学因素的缘由。前述王茂荫的出身、经历与行谊，展现了徽州经济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浓缩性优势特征；同时他注意研究中国历代货币思想学说与措施利弊，使得自己在清廷财政危难之际被起用，尽管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至于中国货币理论的世界走向，则与中国具有比西方悠久得多和发达得多的商品货币经济及学说思想分不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自宋代以来有关货币的思想和理论丰富而先进，我曾用心研究相关问题，并比较考察其他学术成果，相信中国货币理论之悠久、之丰富、之先进在世界货币史和理论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注：参见拙作：《宋代纸币理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两宋时期的经济理论考察》，《经济研究》1990年第8期；《论宋代“钱荒”》，《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等。另外，在我编纂的迄今第一部含中外文研究论著的《1890—2003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目录索引》中，可以看到有关中国货币思想理论的研究占有可观的比重，此为《中国经济学术史》项目的再一项成果。）有关中国在货币理论和思想学说方面的贡献，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而且在西方其他主要经济学说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在前述《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考察法国重农学派、英国亚当·斯密以及德国马克斯·韦伯等西方重要经济学说中的中国因素也可以证实。这就为我们提示了一个新的观测视野——将问题放入经济学说的“全球化”框架中来考察，认识就会更加全面而清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研究“货币或商品流通”讲“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时候，在注释中提到王茂荫的。那么，1854年中国发生的事，在1867年德国出版的《资本论》中就有记述，而且是在讲上述货币理论时被提及，可见在《资本论》作者的思想中，古代中国的货币思想特别是有关纸币的理论和措施是值得参考的，至少具有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提供相关参照的理论价值。很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是注重的，王是《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马克思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15页。）这在王茂荫的货币思想中得到证实。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王茂荫论述的依旧是帝政时代的中国情形，（当然就具体时代而言，前者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而后者是中国帝政末期）但作为商品货币经济的一些基本运行规律是有相通点的。而且，王茂荫事件当时名震朝野，那时清廷有关货币问题的讨论和举措也很有影响，受到关注便是很自然的。
马克思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以及相关的认识如何，我不敢妄论，但18世纪以来欧洲有关中国的文献译介和有关中国的实况记述已经很“热”，（注：主要如Adolf Reichwein,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 Alfred A.Knopf,1928.；朱谦之：《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此书收入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学西渐丛书》）；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潘玉田、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法〕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法〕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等。）尤其在法、德等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历程和规模。像重农学派的学说特别是魁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等文献，对于曾在巴黎生活的马克思来说，接触起来并不困难。当然，这些只是说明经典作家接触中国相关资料的“可能”；而马克思之所以得知并在《资本论》中提及王茂荫，确是因为此事当时在中国很轰动，被那时驻在北京的俄国人记录下来，后又由德国人译成德文在柏林发行，为马克思所看到并运用。于是，涉及到第二方面——路径。
就路径来看，按说由谁记录由谁翻译并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但弄清楚相关问题尤其是考证出可信的路径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可能”变为“现实”才可信。近年，对徽学特别是王茂荫很有研究的曹天生，撰文考证王茂荫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来龙去脉，（注：曹天生：《马克思将王茂荫写进〈资本论〉的来龙去脉》，《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2日。）认为：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搜集到王茂荫的有关奏折，然后交于其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并由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3卷，该卷于1857年在彼得堡出版。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F·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个书名《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在柏林出版，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写入《资本论》的。巴拉第（1817—1878）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其俗名为彼·伊·卡法罗夫，他1849年来华，1858年返俄，在北京共住了十年。在巴拉第任职期间，他组织手下人员写作、翻译，并由他负责编辑和出版了一套书《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该书共4卷由29篇论文和资料组成，由彼得堡军校部印刷厂印刷。其中，第2卷于1855年出版，篇目有《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中国的算盘》；第3卷于1857年出版，篇目有《中国制盐业之我见》、《中国马铃薯的培植》、《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等。由于这套书一直未被译成汉文，因此国人长期以来以为是巴拉第亲自写了那篇载于《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3卷中关于介绍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文章，实际上巴拉第只是该文的编辑者而不是实际写作者。
直接写作和编译《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的是巴拉第手下的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他生于1822年，俗名叶里塞·伊凡诺夫，出身彼得堡神学院，入僧籍后取法号叶夫拉姆皮。1849年加入以巴拉第为首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来华，也在北京住了十年。他翻译过《列子》，《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也是出自他的手。俄文版《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3卷中《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部分就注明了是由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译自中文的。该文主要就是介绍王茂荫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五日所上的《再议钞法折》，但行文方式是夹叙夹议。俄文版《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发表后，名叫卡尔·阿伯尔和F·阿·梅克伦堡的两个德国人根据俄文翻译成德文，德文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就是根据1858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54页，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论点的。
中国人怎么知道马克思提到的是徽州人王茂荫？有关王茂荫的名字，我国最初翻译《资本论》的陈启修先生，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1930年他在其所译《资本论》第1卷中这样说：“中国的财政官万卯寅（原文是Wan-mao-in，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当然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陈）暗暗地立了一个计划，想把大清帝国纸币变形为银行兑换券，打算把那个计划，奏请皇帝裁可。他在1854年3月的帝国纸币委员会的报告当中，大大地碰了钉子。……”这说明那时还不很清楚此人到底是谁。
有研究提出第一位指证王茂荫姓名的是郭沫若，记述他于1936年发表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考证马克思说的是咸丰朝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注：郭沫若：《〈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6年12月。近期指出此问题的如江志伟、谢春水：《〈资本论〉提到的中国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3月21日；杨建民：《郭沫若考证出王茂荫》，《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11日等。）他看到《东华续录》咸丰四年三月甲辰（五日）有一条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款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在接下的丁未（八日）又有一条：“谕内阁恭亲王奕、亲王衔定郡王载铨，奏：遵议王茂荫条陈钞法窒碍难行一折，著即照所奏均无庸议……”，以下是对王茂荫的申斥之辞，认为他“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云云；最后是“王茂荫着传旨严行申饬。”不难看出这就是前述咸丰皇帝的“朱批”和“上谕”。郭沫若读后，结合《资本论》的注释进行比较，提出“这王茂荫必然就是Wan-mao-in无疑。”他还写了感想：“马克思在这简单的几句话中，我看对于王茂荫是有充分的同情的。他担心这位大员的下体怕受了竹杖的敲打，其实这是过虑。王茂荫在严受申饬之后的第四天被调为兵部右侍郎，这或者是有些微左迁的意思，但他并没有受笞刑，却是可以断言。”郭文发表之后引起反响，先后有崔敬全、王思华、侯外庐、吴晗等人都对此发表了论证、补充等意见。至此，《资本论》中这个注释才算基本清楚了。
至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思想学说，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就是一般认为具有“全球化”、“普适化”的基本理论而言，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如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是全人类经济活动和学术研究不断积淀与升成的结果，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仅提出上述学术构想并进行初步的论证，相关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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