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同乡组织在津办学活动考略
李瑞璞
同乡组织是身处异乡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地域认同而形成的社会组织。身处天津的异乡人为了摆脱势单力孤的劣势，往往基于共同的方言、生活习惯与民间信仰聚集起来形成同乡组织，以求达到交流信息、相互帮助的目的。这些同乡组织往往以同乡中财力雄厚或名声显赫者牵头，众同乡集资兴建或租赁场地作为活动基地，其功能一般包括对同乡人士的生老病死予以必要的资助，对贫苦失业的同乡予以必要的救济。同时，同乡组织还会资助年老而生活无法维系者返回故乡，为身死异乡者施棺助葬。会馆等同乡组织还在同乡间发挥着规范协调商业关系、调解各种纠纷、交流商业资讯的作用。
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和贸易中心，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群。随着商业性外来人口的增加，天津同乡组织的数量也随着不断增加。在清末民国时期，会馆和同乡会是天津主要存在的两种同乡组织。这两种同乡组织，有的以省为单位，如广东会馆、山东旅津同乡会；有的以县为单位，如深县旅津同乡会、磁县旅津同乡会等 ，联系了相当一部分旅津外来人群。这些同乡组织不仅协调同乡中商业关系、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还对同乡子弟的求学问题予以关注。为解决同乡子弟无处就学的问题，同乡组织在天津兴办了一批以祖籍地地名命名的学校。
NPVC与胰腺假性囊肿及胰腺脓肿的鉴别在临床中也较为常见。假性囊肿多继发于急慢性胰腺炎和胰腺外伤或胰腺手术后，由胰周渗出液、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以及渗血等聚集而成，囊内壁无内皮细胞覆盖，好发于胰体部，囊肿较大继发感染后可形成胰腺脓肿，此时患者通常会出现腹痛、发热、白细胞升高等感染症状。根据患者既往有无胰腺疾病病史以及影像学检查可资鉴别。
一、同乡组织在津创办学校情况概述
同乡组织在天津创办学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光绪十二年（1886），浙江人严信厚、张振起、王铭槐等人以天津浙江乡祠为基础，创办浙江会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会馆创办起了浙江小学，校址就在浙江会馆之内。 在初建之时，学校有学生450人，教职工26人。后来，浙江小学校址迁至法租界大沽路。在民国十九年（1928），浙江会馆又向会员集资，在英租界茂盛路购买了房屋数所，创办了浙江中学。中学成立后，招收学生445人，教职员工41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浙江会馆购买下了浙江中学在营口道租赁的房屋作为其办学用地，学校的规模进一步扩展。
民国九年（1920）年，广东会馆创办私立旅津广东小学校，办学之初仅招收男生。学校在民国十五年（1926）增设初中部，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增设高中部并设女校。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学生人数达两千余人。
除了来自同乡组织的资金支持，学校还会向社会募集基金，并向学生收取一定数量的学费。根据档案资料记载，旅津浙江学校就曾经于1946年向天津市政府社会局提出面向社会募集资金的申请。 一些学校的毕业生出于对母校的情感，也会在行将毕业之时发起对母校的捐款。如在1947年5月，旅津广东中学毕业生为纪念毕业，在中国大戏院借场地放映电影并进行募捐。所得票款和募捐之所得，捐给母校以作扩充图书馆之用。
除此之外，江苏会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江苏旅津中学、江苏旅津小学和江苏工读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天江西籍人士童汉侠在赣籍同乡的资助之下，于日法租界交界的法租界二十四号路鼎新里一号的个人寓所内创办了旅津江西小学。该学校仅有三间小教室，招收附近失学儿童30余名。1937年“七七事变”前，安徽会馆曾兴办安徽中、小学，学校后来在沦陷期间因校舍被炸、设备被抢光而被迫停办。 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由山西会馆董事、颜料业公会会长蔚子丰与田和斋牵头，山西会馆会员捐资兴办了山西小学。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山西会馆又创办了山西中学。
综上，在清末民国时期，天津曾存在着多所由同乡组织牵头创办的学校。同乡组织在天津的办学活动起源于清末而兴盛于民国，创办的学校多以中小学为主，也有同乡组织兴办了职业技能培训类的学校（如江苏工读学校）但数量不多。这些学校以办学主体的祖籍地作为校名，最初均以服务本乡子弟为目的。
二、学校办学场地与资金来源
同乡组织在津设立学校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满足同乡子弟在津的求学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满足同乡子弟的求学需求之外，同乡组织所建立的学校并没有对学生的籍贯进行严格的限制，也同样招收天津的本地学生。如山西旅津中学校，从其1947年的毕业生名单中便可以看出学生祖籍地的多样性。在山西旅津中学一届毕业的32名学生中，山西籍学生仅有9人。
再如，旅津浙江学校也兼收外省学生，“学生以浙江籍占多数，外省人亦酌收”。 山东公学最初在黄家花园校址办学之时，由于办学地址所限，只招收山东籍贯的学生。但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该校搬迁至芝罘路校址后，办学场地大为扩展，附近居民的子女也可以报考山东公学，学校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分学生籍贯，均减免学费。
学校办学场地的大小与同乡组织的投资规模存在直接的关系。如山东公学，其最初在黄家花园明德里办学时，募集资金不足以致场地不敷使用，需要另觅新校址。在校董会觅得新址后，山东旅津同乡会向山东在津各大商号进行了大规模劝捐，最终募得足够的资金，学校得以购买位于芝罘路的新址。在搬入新址后，山东公学得以“按学校布局改建成教室和办公室……扩大班次，增聘教员，添设教学设备，招收新生”，其办学规模大大扩展。同乡组织为学校提供了办学场地，有时同乡组织也会借学校场地进行活动。广东会馆就曾经借用旅津广东学校的场地召开同乡大会，“联络敝省旅津同乡感情，及办理同乡一切救济慈善等事业。每年例开同乡大会一次，藉以联络同乡感情及选举值年董事等”。 广东会馆为联络同乡感情，商议兴办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选举会馆值年董事，每年均需召开同乡大会。由于位于鼓楼南大街的广东会馆面积不足，同乡大会便借旅津广东学校召开。
再如旅津广东学校，虽然学校“发起者为广东同乡” ，广东会馆参与了学校日常管理，但旅津广东学校“招生则不分省籍”。 在滨江道校址时期，旅津广东学校的全校八百名学生中“半数为粤籍学生名额，收费减半；其余半数，为各外省学生名额，学费与一般学生相同” ，可见学校并没有拒绝接纳非广东籍的学生，粤籍与非粤籍学生仅在学费上有所差别。在1948年，旅津广东中学毕业生申请成立“旅津广东中学校友会”。在联名申请的27位毕业生中，其籍贯包括天津本地（12人），北平（1人），河北武清（2人，今已经划归天津市管辖），河北任丘、青县、新镇（各1人），江浙地区（6人），山东（1人），真正来自广东的只有两人。 另据民国三十五年五月（1946）填报的《天津私立旅津广东中学历届毕业生调查表》记载，旅津广东中学招收的前九届学生共计362人中，籍贯为广东的共65人，其余学生籍贯为天津、北平、江苏、山东等地。 由此可见得旅津广东中学学生来源的多样，并非仅限于广东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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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旅津广东学校，其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与广东会馆联系紧密的广东音乐会的演出收入。在清末民国时期，广东音乐会在津有日常粤剧演出，演出所得收入大部分作了旅津广东学校的办学经费。 浙江会馆董事为旅津浙江学校的当然董事，会馆董事直接负责学校资金的运作，而会馆租赁房屋的常规收入是旅津浙江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七·七”事变前短暂存在的安徽中学和安徽小学，其办学经费主要也源于同乡会员捐资。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天，山东人王景禧、骆午唐倡办山东公学。其后筹办委员会成立，众山东同乡公推张树元为委员长，董赞勋、常勉斋、刘锡三、徐峄山为副委员长,徐皆平为筹备主任。次年（1930年）春天，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决议将山东公学筹委会改为山东旅津同乡筹委会，筹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变，而由同乡会创办山东公学。公学校董即同乡会董兼任，推徐皆平暂兼校长。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山东旅津同乡会在黄家花园明德里创办了山东公学，徐皆平任校长。由于同乡子弟求学之需要十分急迫，山东公学初办之时仅设立小学，且家境贫寒的儿童可以免费入学。 后来山东公学董事会认为黄家花园明德里的校址“校舍狭窄，不能发展” ，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芝罘路购买了两个大四合院，将学校搬迁于此，学校规模也日渐扩大。
办学场地是学校办学的空间保障，而资金则是学校得以维持的经济保证。同乡组织为其设立之学校积极寻找、优化办学场地，并多方筹措办学资金，为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着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此同时，学校自身也会自主进行资金募集，以保证自身正常运转。
三、学生与教师来源
（一）学生来源
场地是学校办学的依托。一些由同乡组织创办的学校由于在办学之初规模较小，往往在同乡组织的活动场所之内办学。如浙江小学最早就设在浙江会馆内部，后来才迁往大法租界大沽路校址。 另外一些学校，由于办学之初就有相当规模，其办学场地一开始即与同乡组织活动的场所相分离。如旅津广东学校，在办学伊始即由广东会馆在滨江道另行租赁场地进行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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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是学校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保障。同乡组织所办学校的办学资金全部依靠同乡组织的支持与临时性的捐款募资。同乡组织对所办学校提供的资金支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临时性的大规模的资金，用于学校购买或租赁场地、购进桌椅书籍等办学设备等大笔支出，其二是按年或月交付给学校的资金，用于教学场地的租赁、教员工资的发放、补助困难学生等。如上文提到的山东公学曾在1939年扩张校舍面积，其资金即直接来自山东旅津各大商号的临时性募捐。又如山西旅津小学校和中学校，根据山西会馆董事会的章程规定，“以会馆房租百分之三十拨中学，百分之三十拨小学”， 学校经费来源为山西会馆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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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尽管学校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同乡子弟的求学问题，但实际上学生并不仅限于同乡子弟。同乡组织设立学校客观上解决了相当部分天津地区学生的求学问题，为近代天津的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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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来源与师资水平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教师的质量对学校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教师是教学任务的直接承担者，而学校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声望和学生的生源水平。旅津同乡组织创办学校的教师素质普遍较高，在教师队伍中甚至不乏北京大学、日本广岛师范学校等知名大学的毕业生。还有一些教师曾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以旅津广东中学为例，旅津广东中学的教师在就职于此中学前，大多曾在别校执教，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有的老师拥有在师范学校、大学的执教经验，部分理科教师还曾在工厂等实业部门就职。办学至1948年，旅津广东中学共计有36名教师，其中40岁及40岁以下的22人，40至50岁的5人，50岁及50岁以上的9人，教师最低年龄为25岁，最高为68岁，平均年龄40岁，可见中青年教师是学校教师的主力军。从学校教师的学历水平上看，全校21名教师中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含曾于大学就读）的有29人，具备专科学历的有2人，具备师范（中等）学历的有5人。除少数国文、美术、体育等科教师外，绝大部分教师均拥有大学以上的文凭，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其中不乏留洋回国者和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 较高水平的师资为旅津广东中学课程的开设和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同乡组织所办学校的教师，主要来自天津及附近的河北沧县、宁河等地人士。真正来自家乡的教师可谓少之又少。如在旅津广东中学，34位教师中来自广东的教师仅有4人，其中一人为校长（胡梓川，广东东莞人），一人为学校会计部主任（吴佩球，广东三水人），两人为普通教师（郑玉琼、梁仲康，两人均为广东香山人）。可见，学校并没有刻意选择来自家乡的教师。再如山西旅津中学校，其教师籍贯也并非局限于山西一地。学校曾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对教师籍贯进行统计。该校16名教师中仅有5名教师来自山西省，其余来自天津、河北等地。同乡组织所办学校在教师聘用上并没有以教师籍贯作为录用标准，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天津地区人才的就业问题，也在客观上解决了所办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
四、小结
同乡组织能在天津进行办学活动，这与天津优越的商业环境是分不开的。一个又一个以祖籍地地名命名的学校，是近代同乡组织与诸多外来人口在天津活动的明证。优越的营商环境让同乡组织得以生存与运作，进行包括办学在内的诸多活动，使同乡受益。这些学校的设立，体现了同乡组织对家乡子弟的关怀和对祖籍的认同。同乡组织在津办学的最初目的是满足同乡子弟的求学需求，使同乡及其子弟获益，其最初预设的服务对象并不包括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本为同乡子弟而设的学校，其招生对象并非仅限于同乡子弟，非同乡子弟同样受益于这些由同乡组织设立的学校。由此可见，以地缘认同为基础形成的同乡组织已经参与到了客居地的社会塑造与公共生活建构之中。
尽管同乡组织所办学校均以祖籍地地名命名，以服务同乡子弟为最初目的，但其满足了相当部分的非同乡子弟的求学需求。综上所述，同乡组织通过其办学活动，客观上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天津教育事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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