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埔军校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E2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4)-03-41-09
黄埔军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国民党建军的起点，它始行的新的一套建军制度，使那时的国民革命军面目一新；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实践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积累了初步经验并准备了一部分干部；它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光辉结晶，又是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两党师生割不断的情结；它所锻就的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始终激励着曾在这所军校工作、学习的共产党人和爱国的国民党人，为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黄埔军校所以有这等重大意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入探讨这一关系，不仅是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展示党的光辉战斗历程，弘扬爱国主义，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此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之际，本文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促成黄埔军校的辉煌
（一）促进国民党和革命事业获得新生，积极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办
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积贫积弱，屈辱贫穷，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不仅仍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压迫下，而且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战乱之中。
为了救国救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又组织领导国民党进行了两次革命斗争，但又都失败了。
为了救国救民，中国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于1921年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事业有了领导的核心力量。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革命阶级和政党建立“联合战线”，进行“联合战争”，“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的革命战略（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6页。），并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纲领。
孙中山在1922年“第三次革命”失败后，作了深刻反思，认识到革命所以再三失败，是没有一个政治上坚强的革命党，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他看到“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拯救他就需要新的血液”（注：《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109页。）；注意到“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之主义完全相同”（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616页。）；深感确实应当如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马林所建议那样，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创办军官学校，创建国民党的革命军队。他决定首先吸收共产党人作为“新鲜血液”“救治”国民党，挽救革命事业。
1923年，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意向，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应孙中山的邀请，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新形势。国民党军官学校的创办有了可能。
1月24日，孙中山成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中正（字介石，故又称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将办校计划付诸实行。
当时，中国军校通常以所在地而别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设在广州黄埔地区的长洲岛，被别称为黄埔军校。
国民党为扩大黄埔军校的影响和广集全国优秀青年，实行向全国招生。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广州地区，为此于1月30日国民党一大闭幕时，委托与会的各地代表代为秘密招生。当时，有25名共产党人出席“一大”，其中多数为外地代表，他们都把国民党中央的委托当成大事，返回各地后即布置当地两党党部，推荐党员、青年团员并动员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共产党人何叔衡、董必武，分别在长沙和武汉主持秘密招生。毛泽东负责上海考区的初试。由于各地党部都普遍重视深入动员，特别是考生相对集中的两湖和上海地区，选拔严格，考生素质较高。其中，中共湖南党组织选派的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榜首。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占1/10。
与此同时，一些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军校的创办。
军校筹委会成立1个月后，蒋介石因为没能进中央领导班子而闹情绪，擅自离开广州不干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亲自主持筹委会工作。他把李大钊推荐到广东大学图书馆任馆长的共产党人张嵩年（又名张申府）请到家中，邀请他参加军校筹备工作，负责建立图书馆等事宜。此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张嵩年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共产党人茅延桢、金佛庄等人，或受党组织派遣或经考试，到校供职。茅延桢任学生队第二队队长，金佛庄任第三队队长，严凤仪任第四队副队长，曹石泉、郭俊任区队长，胡公冕任卫兵长，徐坚、徐成章任特别官佐。
11月，共产党人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调进鲁易等共产党人，并将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大部分共产党员留在军校工作，这使得教职员中有了一批进步的政治骨干。
（二）着力推行政治工作新制度，促使黄埔军校思想政治建设的开展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参加国民党军事工作的方针。1924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党“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3页。）。针对当时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军队都是依附于革命的私人军队，这次会议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又进一步指出，党在“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画〔划〕的宣传，便〔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在〔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9～250页。）。中央所强调的“军队里的宣传”，就是稍后所说的军队的政治工作。这些，确定了中共及其党员参加国民党军事工作侧重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
孙中山也强调政治建军。他指出，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在于以军校的学生为根本，“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提倡革命军人应当“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注：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讲》（1924年6月16日）。）。为造就这样的革命军队，孙中山决定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乃至革命军队中，实行政治工作制度。
这时的政治工作制度，由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组成。特别党部的职能在于保证军队“党化”，规定：凡革命军官兵皆为国民党党员，皆应受国民党组织和纪律约束，接受党的训练、指示、管辖和制裁。党代表是国民党派到军队中监督军事长官执行党的旨意的全权代表，规定军校和部（分）队凡呈请、命令、通告、行动等各种事宜，都必须经党代表签署才有效。政治部担负军校和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后来的实践表明，政治部是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制度的重心。
由于重视军校的政治工作，孙中山重点配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政治教官。他亲任校总理，以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和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和候补委员邵元冲任政治教官。显然，孙中山把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政治骨干多派到黄埔军校，开展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可是，戴季陶既不懂政治部工作，更不重视政治部建设。他除以甘乃光任政治部秘书支撑门面外，别无作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只是偶尔到校作政治演讲，并没进行有计划的政治教学或抓政治工作。副主任张嵩年分管建立图书馆工作。开学两个月后，戴季陶不干了，张嵩年也因不满于蒋介石等人的飞扬跋扈而辞职。不久，国民党中央任命邵元冲为政治部主任，但邵同样不懂政治部工作，也不重视政治部建设。那时，黄埔军校政治思想包容，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十分活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和政治教学工作的不足，营造了政治进步氛围，但多数师生仍不满于这种状况，他们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加强政治部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嵩年把刚从法国回来参加大革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推荐给廖仲恺。廖仲恺很慎重，先是让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周恩来一走上黄埔军校的政治讲坛，立即以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特别是以青年人的朝气和才干征服了师生，也受到廖仲恺的青睐，他立即向国民党中央推荐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1月，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北京，周恩来又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不负重托。他上任后，首先是建立政治部机关，设秘书、指导、编纂三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一些共产党员和一些政治上进步又乐于做政治工作的国民党员到机关工作，并将共产党员鲁易从广东建国军陈铭枢部调到政治部任秘书，成为一名得力助手。随后，周恩来着手建立政治部工作。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在实际上取消有名无实的政治教官高配做法，在指导股安排3名政治指导员，辅导和监督学生队政治教学，组织编纂股编写政治教材、讲义，使政治教学正规化。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进而，通过校共产党支部，将平定商团军叛乱时产生的爱国军人自发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正式的爱国军人群众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号召黄埔师生乃至广州地区其他军校、部队及地方大学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救民。除了上述工作外，周恩来还具体负责将党代表制度落实到“党军”之中。1924年冬，黄埔军校遵照孙中山旨意建立“党军”教导第1、第2团。周恩来按党代表廖仲恺的指示，从军校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胡公冕、蒋先云、许继慎等和蔡光举等思想进步、政治活动能力强的国民党干部，充任营、连党代表。政治部兼负对教导团各级党代表的指导和官兵的政治训练。
这些，使黄埔军校和“党军”从此有了有组织的进步的政治工作，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师生和官兵，也为此后军校政治部建设、政治教学、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党代表、政治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推行，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初步经验。
（三）进一步关心黄埔军校的建设，促使其发展成为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
1925年5月，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决定扩编“党军”，一方面准备把“党军”和广州政府的其他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政治工作制度。这就需要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为此，周恩来组织制定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并于当年夏在黄埔军校倡导举办了一个120人的政治训练班，亲任主任，突击训练基层党代表。这个训练班不仅满足了“党军”因扩编为第1、第2师对政工干部的需要，而且也为黄埔军校培养政工干部奠定了基础。是年冬，黄埔军校决定从第四期开始，开设政治科，招收学员近500名，专门培养政治工作干部。
1925年，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加强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教学的力量。是年春，周恩来参加率领由“党军”教导第1、第2团和第二、第三期部分学员组成的“校军”东征，鲁易留校主持政治部工作。第一次东征后，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到“党军”担负政治建设重任，汪精卫出任校政治部主任。8月，廖仲恺遇难，汪精卫升任校党代表，9月，中共特别党员邵力子任政治部主任，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此时，“党军”与部分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10月投入第二次东征。由于部队建设、东征政治工作的需要，鲁易出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又缺乏得力的负责人。为此，中共中央先后派从苏联学习回国的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其中，熊雄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秘书，高语罕任政治部教官。为适应黄埔军校扩办政治科的需要，中共中央又调恽代英到校任政治主任教官，调张秋人等党员到校任政治教官。不久，熊雄接替邵力子出任政治部主任，将政治部扩编到70多名教职员。其间，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吴玉章、苏兆征、彭湃等，先后应邀到校作专题讲学或政治报告。
中共中央也更重视保证黄埔军校学生的政治素质。1925年11月1日、1926年10月3日和11月3日，三次通告全党，要求各地党部动员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并强调“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注：《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1925年11月1日）。）。
随着黄埔军校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8日决定，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人们仍习惯称其为黄埔军校）。是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11月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武汉设立分校，以政治科为主。共产党人恽代英参加创建武汉分校。在此前后，黄埔军校还在潮州、南宁、长沙建立了分校，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些分校的创办。
1927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武汉分校改为主校。这时，学校已发展到师生员工共6000余人。实行委员制，共产党人恽代英任委员，周恩来、李富春、蔡畅、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项英、陆沉、彭泽湘等，被聘请为兼职政治教官；陈毅任学生队共产党支部负责人。由教育长方鼎英和政治部主任熊雄主持的黄埔本校有师生约4000人，共产党人约占1/8。至此，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发展到鼎盛时期。
（四）努力将进步的政治思想灌输到学员中去，促使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的确立
随着政治部机关建立和政治教学走上正轨，黄埔军校根据孙中山的“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注：孙中山：《北上宣言》（1925年11月）。）的建军纲领，确立了政治教学的总纲。主要精神是：“使学生彻底了解他自己的责任，是要能够担负责任使一切已经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渐进而成为真正的国民之武力”；“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养成士兵确定革命观”，“保证军队的统一与为主义奋斗作战的革命精神”；“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胜利，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努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1926年）。），等等。为了达到总纲要求，政治教学设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10门课。通过这样全面的政治知识教学，不仅使学生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而且也使许多学生确立了爱国革命的人生观。
政治训练形式也发展为多样化。除课堂理论教学、请国共两党政治活动家和社会名人作政治演讲外，政治部还组织政治讨论会，相继编辑出版了《士兵之友》、《中国军人》、《黄埔潮》、《黄埔日刊》等多种刊物，制定各期入伍生誓词，谱写第二版黄埔校歌，从而使师生时时处于进步的革命的政治氛围中。
周恩来还在东征作战中开展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在政治部建立总队至小组四级宣传队和一个“血花剧社”，专门做战时鼓动工作和对敌、对战区民众的宣传工作。战前和作战期间，他反复进行战争和作战动员，要求各级党代表要竭力开展战场思想工作，营造英勇杀敌氛围，并以自身模范作用带领官兵奋勇向前。
周恩来还积极发挥政治部的职能作用。他根据孙中山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建军纲领，在政治动员中，强调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以求得国民的支持援助；要求各级党代表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领官兵遵守群众纪律；宣传队和“血花剧社”，要竭力开展宣传群众工作。他指示政治部给“校军”官兵每人发一条红巾，系于颈上，以示“校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这既给“校军”官兵以政治荣誉感，又赋予他们以政治责任感。这样，就把政治部职能由对内担负师生和官兵政治训练任务，发展到对外担负宣传民众任务，使革命军向着军民一致的方向发展。
通过全面的进步的政治知识教学，多样化的进步思想教育，强有力的战时政治工作，使黄埔军校多数师生实践了孙中山提倡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勇于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等等。人们把这一切赞誉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一个体现，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部分，是黄埔军校意义之集成和永不泯灭之所在。
继承发展黄埔军校的革命性
（一）在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中，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通过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周恩来指出：“军队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并且提出革命军必须置于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故他所指的党是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遵守纪律，为国民革命而奋斗；革命军兼负宣传民众使民众革命化的使命。瞿秋白根据1925年革命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提出，中国已有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做革命战争的准备，“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注：《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286页。）。毛泽东、刘少奇也提出，必须武装工农，建立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
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提出参加国民党军事工作方针后，于1925年10月决定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军事部），指导全党的军事工作。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作出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9、227页。）。
但在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思想，而是真诚地指示党员帮助国民党从政治上加强军队的建设，以求实现孙中山的“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遗嘱。然而，执掌国民党领导权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并没有遵照孙中山的旨意建设国民革命军，而是坚持军队的私有制，并于1927年春夏之交，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昨天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了大屠杀政策，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认识到在中国“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也认识到，“除去澈〔彻〕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在中央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毅然独立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开展革命战争，以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二）指明革命的方向，带领黄埔军校部分师生为救国救民事业而继续奋斗
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黄埔军校的师生政治分野加剧并随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南宁分校为桂系军阀李宗仁所有，长沙分校后撤销，武汉主校解散了，黄埔本校及大部分师生追随蒋介石国民党来到南京，名誉上仍打着黄埔军校旗号，实质上已失去了原来的革命性，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的工具；那些被蒋介石国民党带到反共反革命道路上的师生，绝大部分人抛弃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救国救民抱负，成为替蒋介石新军阀谋求一群一党私利的干将和走卒。
一部分师生，虽然没有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走上反共反革命道路，却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倒，丧失了革命信心和意志，离开了他们曾经追求的革命事业。
黄埔军校中的熊雄、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因来不及撤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师生，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均被蒋介石国民党所杀害。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断然指出，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的一边；表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定决心。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乃至一切革命者，立即转入武装斗争。
在中共中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指引下，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师生，毅然领导或参加武装起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叶剑英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师生，认清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本质，毅然脱离反动阵营，站到继续革命的一边，跟定中国共产党，为实践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宗旨而奋斗。
（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部分黄埔师生的骨干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转入武装革命，进入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这是艰难的“创业”时期，干部成了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党十分重视继续革命的黄埔师生，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黄埔师生约有3000余人，他们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武装起义，遍布在每一斗争区域、每一支红军乃至许多省委、特委军事机关中。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基层官兵，一部分被党委以高中级领导职务。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选其中部分高级领导分列如下：
南昌起义正师职以上领导：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前委委员恽代英，第11军党代表聂荣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郭沫若（曾任武汉军校政治教官），第11军第25师师长周士第（黄埔一期），第20军第2师党代表陈恭（黄埔二期），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黄埔二期）。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红4军领导：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黄埔二期），红4军军委书记陈毅，参谋长王尔琢（黄埔一期）。
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地区工农革命军正师职以上领导：起义副总指挥叶剑英，工农革命军第2师师长董朗（董仲明，黄埔一期），第4师师长叶镛（黄埔四期），党代表袁国平（黄埔四期）。
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正军职以上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总参谋部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袁国平，中革军委供给部长杨至成（黄埔五期）；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黄埔三期），代理参谋长郭化若（黄埔四期），红1军团长林彪（黄埔四期），参谋长陈奇涵（曾任黄埔军校学生队长）、左权（黄埔一期），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黄埔六期），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黄埔六期），红5军团参谋长陈伯钧（黄埔六期），政治部主任吴溉之（黄埔四期）；红9军团参谋长郭天民（黄埔六期）；红3军军长黄公略（黄埔高级班），红4军军长王良（黄埔六期），红12军军长伍中豪（黄埔四期）、张宗逊（黄埔五期），红20军军长刘铁超（黄埔三期）、萧大鹏（黄埔六期），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闽粤赣军区司令员毛泽覃（曾任武汉军校政治部秘书）。
湘鄂西地区军级以上领导：红4军参谋长黄鳌（黄埔一期）、董朗，红2军团政治委员周逸群，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唐赤英（黄埔四期）、政治部主任鲁易，红2军团参谋长孙德清（黄埔一期）。
黄麻起义领导和鄂豫皖地区军职以上领导：起义总指挥潘忠汝（黄埔五期），红11军军长吴光浩（黄埔三期），红1军军长许继慎（黄埔一期），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曾中生（黄埔四期），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黄埔一期），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黄埔四期）。
湘鄂赣地区红军领导：军区司令员徐彦刚（黄埔六期），红16军参谋长李锷（黄埔四期），政治部主任郭子明（黄埔四期）。
湘赣地区红军领导：红8军军长李天柱（黄埔四期），代理军长冯达飞（黄埔一期）。
闽浙赣地区红军领导：红10军团军团长刘畴西（黄埔一期），闽浙赣军区参谋长邹琦（黄埔四期），红10军参谋长彭干臣（黄埔一期）。
陕甘地区和红一方面军新增军以上领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杨宁（朝鲜籍，曾任黄埔军校总学生队队长），红15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黄埔六期），红28军军长刘志丹（黄埔四期）、宋时轮（黄埔五期）。
广西左右江地区红军领导：红8军军长俞作豫（曾任南宁分校校长），参谋长宛旦平（黄埔二期）；红7军第20师师长李谦（黄埔一期）。
广东东江地区红军领导：红11军军政治委员张赤男（黄埔六期），参谋长严凤仪。
海南岛地区早期工农革命武装领导：工农讨逆军副司令陈永芹（黄埔三期），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符节（黄埔三期），东路军总指挥徐成章。
江苏中部地区红军领导：红14军军长何昆（黄埔四期），政治委员李超时（黄埔六期）。
浙江南部地区红军领导：红13军军长胡公冕。
四川东部红军游击军领导：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黄埔四期）。
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第3军军长赵尚志（黄埔五期），第3军第11师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女，黄埔六期）。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省市党政机关领导：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蔡畅、成仿吾（曾任黄埔军校兵器室主任）、洪水（越南籍，曾就读于黄埔四期）；中共湖北、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湖南省委书记李汉藩（黄埔一期），河南省委书记萧人鹄（黄埔三期），广西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广州市委军委书记黄锦辉（黄埔一期）、苏士杰（黄埔四期），浙江省委军事部长贝介夫（黄埔四期），青年团浙江省委书记裘古怀（黄埔四期），北方局情报局长王世英（黄埔四期），天津市委书记张友清（黄埔六期），南京市委负责人文绍珍（黄埔四期）。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黄埔师生，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战争的发生发展，为红军和苏区的建设，为白区斗争的开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甚至成了无名英雄。
（四）在创建人民军队红军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
孙中山原设想以实行国民党特别党部、党代表、政治部制度，保证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成为国民党“党军”，发展为“国民之武力”，但事与愿违。这里的原因，不在于这些制度，而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为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所控制。
这些经验和教训，给了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启示，即必须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必须继承和发展这些制度，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领导的军队“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40页。）。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毛泽东从1927年9月底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行“三湾改编”开始，着手将黄埔军校首先实行的以政治部制度为主的政治工作制度，改革成为以党委制为核心的政治工作制度，建设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他在工农革命军（1928年6月后改称红军）的班、排建立党小组，连建立支部，营以上各级建立党委，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委制。同时，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以党委（支部）书记兼任同级党代表（此后，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称政治委员制度）。这些改革，使原制度的职能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委制与国民党特别党部制，除了两党党性根本不同外，还在于红军中的共产党员是官兵中的先进分子，在于各级党委（支部）对部（分）队负有全面领导权力和责任；党代表制则与党委制相结合，改变了原来的党代表制度的监督职能，形成了军政长官同在党委（支部）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种改革，使得红军的各级部队都有共产党组织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的核心力量，基层有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红军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命令，能够英勇奋战而不溃散。
此后，毛泽东又在所部对政治部制度加以改革，把政治部设到团一级，与同级司令部并行，同在党委直接领导下行使自己的职能。这样，就提高了政治部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
毛泽东对上述政治工作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经中共中央的推荐，先后在红军务部实行。此后，虽一度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废弃，但后来又得以恢复、沿袭。
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部制度的确立，使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得到了强化，真正地实现了政治建军，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保证了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孙中山的“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设想得以实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军队。
（五）吸取黄埔军校的办校经验，以黄埔师生为骨干广办“红埔”
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办黄埔军校，懂得了“治军必先治校”的重要性，在转入独立领导人民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后，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红军领导，都十分重视创办红军学校，培养训练军政干部。
从1927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教导队开始，各地红军都相继办起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并逐步发展为比较正规和稳定的红军学校。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主席正式提出，孙中山为建立国民党“党军”办黄埔，我们为适应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也要办“红埔”。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建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随后，任命叶剑英为校长，邓萍为教育长，刘畴西为政治部主任，左权、郭化若、冯达飞等先后担任教官。此后，红校进一步发展为红军大学。
在中央苏区创办“红埔”的前后，各地红军也相继创办各自的“红埔”。此前，董朗任校长的湘鄂边红军学校和周逸群兼校长的鄂西红军学校，合并为红2军团军事政治学校，孙德清任校长。1932年春，该校更名为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唐赤英任校长，鲁易任政治部主任。1931年，鄂豫皖苏区红军在红1军教导大队基础上，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4分校，曾中生兼校长，5月，为纪念革命烈士彭湃、杨殷，该校更名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蔡申熙任校长。同期，赣东北红军信江军事政治学校改称彭杨军政学校，彭干臣、邹琦先后任校长；湘赣苏区红军河西教导大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4分校，冯达飞任校长；东江等地区红军也创办了规模不同的红军学校。
从中央到主要地区的“红埔”，都有黄埔师生担任过校长、教育长、政治部主任和教官，他们把黄埔军校的许多好经验带进“红埔”，使黄埔军校的政治精神和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一）成立延安黄埔同学分会，号召黄埔同学团结抗日救国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昔日分道扬镳的黄埔师生，总体上又携手抗战，共赴国难。
但是，国民党和黄埔师生中仍有卖国贼和反共顽固派，坚持反共立场。原黄埔军校继任党代表汪精卫公然投降日本，充当大汉奸；原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则制造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策略方针，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一方面坚决反对投降派，同顽固派的妥协分裂行径作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共产党的黄埔师生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同学分会，以求号召全国黄埔师生，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中共中央支持这一创意。1941年10月4日，徐向前、许光达（黄埔四期）、郭化若、宋时轮、李逸民（黄埔四期）等百余名黄埔同学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延安黄埔同学分会，叶剑英和重庆会友陈宏模莅临大会。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会祝贺并讲话，他指出，国家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黄埔同学更需要团结，以贯彻抗战到底的路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大会致电校长蒋介石表示要加强黄埔同学团结，促进全国团结抗战的通电。
延安黄埔同学分会的成立，呼唤黄埔师生弘扬爱国精神，对加强黄埔师生乃至全中国团结，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及时和重大的促进意义。
（二）重兴黄埔同学会，发扬爱国精神，致力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后，即1983年春节，在大陆的一些黄埔师生欢聚一堂，酝酿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以弘扬黄埔军校爱国精神促进祖国统一。中共中央支持这一建议。
1984年6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同时宣布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叶剑英委员长发来“发扬黄埔精神，致力振兴中华”的贺词；聂荣臻、徐向前元帅也发来贺词和贺信。会议推举徐向前为会长，聂荣臻、许德珩（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为顾问，侯镜如（黄埔一期）、郑洞国、宋希濂（黄埔一期）、李默庵（黄埔一期）为副会长，程子华等17人为理事。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将弘扬黄埔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1987年，北京、河北乃至新疆、西藏等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相继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在美国的黄埔师生和已故师生的家属，成立“留美黄埔同学及家属联谊会”。他们结合中国新时期的历史任务，积极联络海内外黄埔师生和家属，并发挥其影响，发扬爱国精神，致力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
1990年5月，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邓文仪（黄埔一期）率部分黄埔毕业生组成的访问团来京，大陆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给以热情接待，徐向前、聂荣臻元帅会见了邓文仪一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邓文仪，说明中国共产党希望海内外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推动中国实现和平统一。邓文仪一行深受感动，回台后联络在台的黄埔前期同学于1991年1月1日成立“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以联络校友，反对“台独”，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仍十分重视两岸黄埔军校同学会。1991年4月初，邓文仪、刘睿率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30多人访问团来大陆寻根谒祖。4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亲切会见访问团，热诚希望海峡两岸黄埔军校同学会共同努力，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黄埔军校建校已经过去80年了。80年前，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倡导创办黄埔军校，目的在于以它的学生为骨干，创建人民的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注：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讲》（1924年6月16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富强。历史说明，惟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并发展孙中山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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