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绪富[1]200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重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重塑问题。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诸多缺陷，进而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重塑我国的上市公司、夯实证券市场的基石是我国证券市场面临的迫切问题。全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中讨论了上市公司重塑的必要性、公司重塑的含义和内容。公司重塑包括公司目标、理念的重塑、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塑、公司战略的重整、公司资本结构的重构等，公司重塑与公司重组、公司重整和公司流程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第二章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司的本质在于股东价值最大化，上市公司必须树立股东本位意识，通过改善公司战略、公司治理、公司理财和资本经营来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司价值创造体现在经济增加值上（EVA），最终体现在公司的市场增加值（MVA）上，为此，公司要树立股东本位意识，在管理上必须围绕价值管理这一核心。我国上市公司大多脱胎于国有企业，股东意识严重缺乏，价值管理意识淡薄。因此重塑我国上市公司首先必须重塑我国上市公司的目标理念，树立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意识，一切经营和管理均应围绕价值创造来进行。第叁章分析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论述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最大化股东价值的制度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包括产权的明确界定、产权的合理配置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激励机制，同时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重塑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重构公司的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机制，并重塑董事会和监事会，其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且股权分割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重构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重构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重构公司的股权结构就是要建立起与上市公司所在产业的过度竞争性市场结构相适应的私有产权制度并逐步实行股份的全流通，重塑股票市场统一的股权基础。管理层激励计划是现代公司治理题中应有之义，股票期权计划是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有效手段。第四章首先论述了公司战略是公司价值创造的决定性因素。公司战略包括两个层面：业务层面的战略和公司层面的战略，业务层面的战略主要解决如何在一个具体的、可识别的市场上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公司层面的战略则更多地是指公司的产业选择上。选择有吸引力的产业并在该产业内营造竞争优势会提升公司价值创造的潜力。我国上市公司大多处在过度竞争的产业中，产业吸引力不强，且上市公司大多存在多元化经营的误区，因此上市公司的产业转型是重塑我国上市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另外，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规模经济不强，<WP=6>且大多是部分资产和业务上市，公司严重依赖于母公司，独立性较弱，因此公司战略的重塑首先要实现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借上市公司实现其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并借助于行业整合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优势才能充分体现。第五章分析了影响公司价值创造的另外一个因素—资本结构。公司的资本结构同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有着不同的资本结构，同时，资本结构又影响着公司的治理效果。公司的资本结构又影响着公司的价值，公司适度的负债会提高公司的股东价值。我国上市公司由于所有者缺位和股东意识的缺乏，普遍存在着“融资饥渴症”，资产负债率普遍较低，严重影响着股东价值，因此必须重构公司的资本结构，提高股东价值。重构公司资本结构的前提是公司所有者必须从“缺位”到“到位”，重塑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重构资本结构的基础，同时在目前情况下，监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从制度和市场建设角度鼓励上市公司适当通过债务融资来发展自己，提升公司价值。资本经营是重塑我国上市公司的有效手段，第六章对资本经营的方式及不同资本经营的方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资本经营分为公司扩张的资本经营和公司收缩的资本经营，无论是公司的扩张还是公司的收缩，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司的价值。公司扩张的资本经营是通过购并和联盟来实现的，购并是一种侵略性很强的扩张手段，联盟则是企业间合作的有效手段。成功的购并和联盟都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公司收缩是相对于公司扩张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对公司的股本或资产进行重组进而缩减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或缩小公司规模的各种资本经营活动。公司紧缩包括公司分拆、股份回购、定向股发售等，但无论是哪种紧缩手段，都服从于公司的本质目标，服从于公司创造更多价值的需要。上市公司的重塑对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也将是我国投资银行界所面临的历史性使命。
励贺林[2]2016年在《基于价值贡献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研究》文中认为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背景之下,跨国企业集团利用现有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进行逃税、避税的行为呈日益蔓延和极端之势,因此,无形资产成为国际税收制度和转让定价规则的核心问题之一。20国集团领导人在2012年6月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的首脑峰会上达成一致,承认"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下称:BEPS)"的存在及其严重危害,并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此制定专门的应对BEPS行动计划,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制定国际税收制度的"游戏规则",中国积极地参与其中。制定和实施公平、合理、有效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既是重塑国际税收制度体系、完善国际商业竞争环境的紧迫需要,也有利于我国争取合理税收管辖、维护税收权益和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现有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的相关规则存在重大漏洞和不足:无形资产缺少准确、完整的定义,无形资产的范围和外延不明确,无形资产所有权与收益归属相关规则模糊,独立交易原则过分强调无形资产中知识产权的价值贡献,等等,这些漏洞和不足是跨国企业集团进行极端避税筹划与操作的重要工具、是导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无形资产价值创造与贡献的角度,剖析无形资产收益归属的形成机理机制,探寻应对BEPS的路径与措施,分析论证我国地域特殊优势(如选址节约、市场溢价)对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贡献及主张收益归属权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和落脚点。跨国投资理论认为获取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以争取和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垄断地位和收益是跨国企业集团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和条件,但从转让定价视角需要深化和调整跨国投资理论的重点和逻辑来解释跨国企业集团在避税天堂设立关联公司的原因;本文重点研究的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需要价值创造理论的逻辑引领,无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劳动价值创造理论,还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e Porter)竞争优势理论和要素模型,都帮助本文从转让定价视角分析、发现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的内生机理,解释价值创造贡献与收益归属的关联关系;所有权理论主张权利和收益的法律属性和形式要件,在法律权属清晰的前提下,享有对物的占有和收益,但对于现有跨国企业集团不改变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属性而分割、重置无形资产的经济所有权,进而转移无形资产收益的行为,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基于以上逻辑,笔者将跨国投资理论、价值创造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纳入到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与收益归属匹配关系的研究框架,并探究各个环节、各种因素对于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的性质和程度、对于无形资产收益归属的作用机理。本文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所涉及的独立交易原则、经济实质原则、成本分摊协议等转让定价的规则和方法给予了深刻阐述,在相关制度背景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为接下来的多案例研究设定了命题,主要围绕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的经济实质及与收益归属发生错配的原因、无形资产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我国地域特殊优势以及现行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与BEPS的关联关系。本文阐述了重塑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规则体系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包括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应与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价值贡献相匹配(贡献与收益匹配原则),同时要根据独立交易原则和经济实质原则对涉及无形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分析、判断和调整,以恰当的确认无形资产收益归属;确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的方法,主要包括《OECD转让定价指南》规定的5种转让定价方法,对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和交易利润分割法进行了详细阐述,此外价值评估法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集团有效的确定关联交易中所涉及的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而有效地确定无形资产收益归属;本文还进一步分析研究了非独立交易原则下统一合并税基法和公式分配法,以应对无形资产对独立交易原则的挑战。通过对苹果、微软和卡特彼勒叁家跨国企业集团全面深入的剖析和研究,本文得出相应结论:在转让定价角度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的经济实质是,企业通过在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利用及其他环节的过程活动中执行功能、使用资产和承担风险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做出贡献,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应与经济实质意义下的价值创造贡献相匹配,而不应单纯基于无形资产所有权;成本分摊协议分割、重置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是造成无形资产价值贡献与收益归属发生错配的重要原因;我国地域特殊优势是无形资产价值贡献的重要内容。本文的基础性创新在于:通过多案例研究验证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的内生机理,提出价值贡献与收益归属的匹配关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跨国投资理论;验证成本分摊协议是造成无形资产价值贡献与收益归属发生错配的重要原因、验证对现有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的滥用是产生BEPS的重要原因、验证无形资产经济所有权转移缺乏经济实质而单纯法律所有权不是享有收益归属的充分条件,为我国应对BEPS、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制度重塑提供了逻辑证据和理论线索;研究发现现有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过分强调无形资产中知识产权的价值贡献,而我国地域特殊优势是无形资产价值贡献的重要内容,为我国争取税收管辖和捍卫税收权益做出了理论尝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本文由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对收益归属匹配关系原则的剖析,在研究视角上得以创新;运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复制、归纳和验证研究命题,得出研究结论,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的研究方法上得以创新。在本文的基础上,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我国无形资产价值创造模型的研究,拓宽我国地域特殊优势对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贡献外延;验证、发展我国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方法,以支持我国对无形资产收益归属的主张;尽快完善我国的无形资产价值创造贡献构成体系及与收益归属相匹配的关系原则。
李卫斌[3]2012年在《会计价值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追寻会计所具有的哲学伦理和社会责任,如何以公平、正义、自由等普适价值评价标准评价会计工作,如何从制度、技术和人叁方面认识会计价值的实现机理并加以优化,如何挖掘会计的潜在价值以使会计价值得以提升,这便是本选题的立意所在。本文以哲学价值论作为主要理论基础,结合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观点对会计价值的本质、选择、评价、创造、实现与提升进行系统的论述,以深化对会计的认识,最终目的是发挥会计满意的功能效应。从19世纪中叶起,当代哲学呈现出了“价值论转向”,价值问题逐渐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现代哲学本质上不是认识论或知识学,而是价值论或评价学”。马克思哲学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关心人类命运的价值哲学,他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命题表达的恰恰就是一种价值命意。本文借鉴哲学价值论的“哲学研究范式”,即重视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以评价判断为核心,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结合,目的与手段的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鲁迅说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本文正是运用批判性思维,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借鉴实证检验成果并结合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来设计制度规范,指导会计实践,以实现缩小会计现实价值与期望价值的目标。本选题从剖析“价值”的本质出发,从价值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吸取思想精华,结合会计思想的演化史(古代、近代和现代)、会计的本质论争(管理工具论、管理活动论、经济信息系统论、会计契约论、经济机制论、信用机制论等)和会计学科的分化过程,以厘清会计的价值定位(本质、角色、功能、目标),正视会计的价值冲突,理性做出会计价值选择；然后从会计价值主体、会计价值客体和会计价值介体叁个方面对会计价值展开评价,且重点通过对当前财务会计的期望价值和实际价值的比较,指出某种程度上财务会计面临着一定的价值危机；接着,本文结合会计价值的创造过程,结合会计是一种制度或机制的属性,从制度环境因素、制度执行因素、技术因素和人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因素剖析会计价值的实现机理,并强调会计模式改革和会计流程再造的重要性；最后,从挖掘会计潜在价值、和谐会计价值观的塑造、公众公司对外会计目标的拓展几个方面提出提升会计价值的改革设想及措施建议。依据逻辑学,一个概念的外延越是广泛,那么内涵就越是狭窄。鉴于财务会计是现代会计的核心,对外财务报告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也是理论界研究最多的领域,因此,本文各章节先从“大会计”的概念出发,而后收敛于“财务会计”。本文按“会计价值的本质→会计价值的选择→会计价值的评价→会计价值的创造与实现→会计价值的提升”这一思路设计架构和安排内容。
欧晓华[4]2015年在《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和人们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以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宰。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创造性破坏使移动互联网企业要想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困难。超竞争的环境改变了原有的竞争战略,移动互联网企业从关注竞争对手转移到了关注顾客价值的创造,致力于扩大现有市场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这种价值创新的经济范式为移动互联网企业开创了蓝海市场。但是,网络经济环境下,边际收益递增的经济逻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体系,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分离,使得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价值网络开始进行重构,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移动互联网企业不得不进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创新等手段,以适应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变化。本文研究遵循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分析了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流的变化规律,总结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动因、解构过程和重构流程,构建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模型。通过分析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和方式,构建了叁类不同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价值网络的重构导致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价值逻辑重塑,所以本文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维持叁个方面分析了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价值机理。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深入剖析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并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了验证。在总结成功商业模式创新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思维,构建了基于叁种不同创新动力的叁类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并基于NK模型建立了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既能诊断现有企业的商业模式,又能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预评估,防范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风险。本文以价值网重构理论为基础,以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综合运用归纳和演绎、文献梳理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复杂性科学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系统理论等多个领域的基础上,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价值网络重构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以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链的演变规律和价值模块化为基础,分析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的重构动因,借助复杂科学性理论,从核心能力流的提取、价值网子系统的催化和复制以及最终形成具有自组织特征的新的价值网络,总结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的重构流程,构建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模型,并分别从结构化表达、稳定化表达和效应化表达叁个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是其商业模式创新的网络化承载,通过剖析价值网络重构可以揭示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源动力和演化过程,为最终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奠定基础。其次,本文根据移动互联网企业的特点和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本质,总结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构建了基础层企业商业模式、应用层企业商业模式和终端层企业商业模式。再次,本文基于价值网络重构和成功商业模式深入分析,从宏观环境、企业自身等内外两个方面分析影响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因素,从相关研究文献中归纳总结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合价值网理论、双边市场理论、系统理论和创新理论等构建出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假设,即宏观环境影响企业资源能力和价值网络重构,价值网络重构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网络化承载,而价值创新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化表达和内在机理。最后,本文在分析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创造机理、价值实现机理和价值维持机理的基础上,从内外两个方面完成了移动互联网企业价值网络的重构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对接,构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框架。基于该框架,移动互联网企业从商业模式创新思维、创新动力、创新路径和创新评价四个方面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在开放性思维的指导下,分析了叁类不同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动力,分类构建的不同类别的创新路径,利用价值共赢性六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基于NK模型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有效性评价和适应度评价,这种事前评价的体系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风险,减少因创新失误而带来的损失。同时通过苹果公司和阿里巴巴公司两个案例研究,分别从内外检验了本文提出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思维、创新动力和创新路径,从而实现了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的结合。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既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体系,又为现实中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借鉴,并从研究视角、创新方法、评价体系、实证等方面体现了本文的研究特色,有一定的创新性的研究。
魏涛[5]2012年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及整合研究》文中指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知识资本等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信息化技术的广泛采用也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加剧,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确定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舞台,摆脱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核心技术缺乏的瓶颈制约。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年来也呈现逾来逾活跃的趋势。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并购与海外并购活动不仅起步较晚,而且也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西方的跨国并购理论大多以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并购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海外并购实践适应性不强。中国出海并购的先行者们在缺乏经验情况下,迫切需要理论研究工作的及时跟进,通过理论的指导,来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基于无形资源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及整合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实现理论的创新,并对海外并购整合的实践提出指导性建议。本文所遵循的研究思路为：首先以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成本收益特征作为研究的契入点,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其次,从无形资源系统的环境适应性、跨国并购中优势无形资源转移与扩散途径的比较以及协同效应发挥作用的机理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特点,基于系统环境适应性的要求,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然后,分析了优势无形资源在跨国转移与扩散中存在的障碍,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无形资源利用与整合中存在的问题,融合系统化的理念与工程化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思路,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购中无形资源整合的具体路径。最后,本文还对企业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叁大关键无形资源子系统的整合路径进行了探讨。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为导论。这部分主要叙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并对研究的内容与研究的逻辑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同时指出了本文预期可能的创新点。本章所呈现的研究逻辑框架与思维模式,不仅突出了论文的理论价值,而且还阐述了本文所提出的关于无形资源的整合思路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在理论基础部分,本章不仅对并购按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描述,对跨国并购的特征及无形资源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还对国际上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回顾,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归纳,同时还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理论进行总结。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以及基本理论的回顾、归纳与总结,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对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无形资源对企业并购成败的影响以及协同效应的发挥等内容相继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文献综述部分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还对国内外企业寻求无形资源并购动机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归纳,然后,对我国国内并购与海外并购效应的相关文献作分类总结与简要评析。第叁章阐述无形资源的特征并探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本章一方面在对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与成本收益特征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根据系统的特征和无形资源所具有系统的特性,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为下步的理论分析做好铺垫；另一方面,基于跨国产购在实现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与扩散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性,优势无形资源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协同效应的机理,以及无形资源系统的环境适应性,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观点。在以上理论演绎推导的基础上,本章还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四章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述论。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在无形资源利用与共享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与扩散中存在的障碍,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无形资源进行整合的必要性；其次,基于系统理论的观点与工程化的思维,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构建系统工程的思路。然后,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目标、指导原则,并对具体的流程设计步骤与微观、宏观的组织实施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五章对企业叁大关键无形资源子系统的并购整合路径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章一开始就阐述了企业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叁个无形资源子系统,在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中战略地位,指出了对其进行整合是促进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章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源子系统所具有的特征,并从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海外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具体实施路径；其次,通过对比分析中外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并购中不同文化整合模式的优劣,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应采用跨文化融合创新的演进模式,进而还阐述了跨文化融合创新系统工程的任务、功能与构成以及应遵循的设计原则,并探讨了跨文化融合系统工程组织实施的路径。最后,基于社会网络结构的镶嵌理论,提出了企际关系资源维护与动态调整的具体整合思路。第六章为全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叁个理论观点：一是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企业是一个由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组成的一个系统；而企业的各项无形资源之间通过有机结合也构成了企业的一个子系统；企业的各类无形资源则是整个无形资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企业无形资源各构成要素只有彼此有机协调与默契配合,才能使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从总体上达到最优化,其价值创造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得以形成和增强。无形资源系统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企业利用无形资源的作用机理,提升其价值创造功能,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具有一定理论参考价值。二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动因理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寻求与获取战略性、关键性与互补性无形资源只是表层的动因,而其实质在于通过海外并购来实现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优化升级,增强对国际经营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核心能力的培育最终达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的。叁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构建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思路。既然企业的无形资源具有系统特性可以被看作一个系统,且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优化升级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融合工程学的相关理论,来打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系统工程。这种思想观点的提出,既聚集于微观层次的中国企业无形资源价值创造功能的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着眼于宏观层次的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市场潜力的充分发挥。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叁个方面：首先,基于无形资源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探讨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以往对企业并购的研究也涉及到了获取无形资源的动因,但是所涉及的只是无形资源的一些构成要素。本文则根据企业无形资源的隐默性、适配性特点,把企业的无形资源及其构成要素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并充分考虑到了无形资源与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各构成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机理。所提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不仅体现了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而且理论观点也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其次,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与工程理论的运用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及整合理论的探讨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本文的研究着眼于企业无形资源整体,基于无形资源发挥作用的特点不仅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还运用工程化的思维方式来探讨无形资源的整合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理论的探究以及整合分析都立足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企业并购动因理论框架体系的完善和无形资源系统整合研究的深入开展。最后,文章的分析脉络之中隐含着矛盾论的辩证哲学思想。并购后的整合是企业并购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并购整合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对无形资源的整合。本文将研究聚焦于无形资源的整合,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研究中,本文又重点关注了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的整合,着眼点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的矛盾论观点充分体现在并购整合路径的探讨之中。
刘冠军[6]2013年在《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后工业化社会和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导产业,越来越呈现出发展潜力大、产业融合性强、资源消耗低与科技含量高的特性。在全球化与文化经济语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自身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全球文化创意相关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金的效益,而且以5%的速度增加。文化创意产业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发展状态,随着参与主体的扩大和互动,一个以知识、文化和创意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凭借自身特殊、优良与多维的经济特性,已经超出了它原始内涵与行业范畴,演化成了重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形态的特殊力量形态,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博弈体系中的构造性元素。美国依托版权和高科技为战略制高点,欧洲建设“创造性的欧洲”作为战略目标,日本首推动漫大国为战略方向,韩国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为战略手段,都是在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新兴业态演变规律来实现创新发展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仅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发展中国家也对文化创意产业空前重视和大力推崇。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明确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要求：重点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就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创意概念在全球范围日益升温,文化创意企业和文化创意园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陆续组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是,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如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定义纷繁芜杂,不加区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界定也是千差万别,从实际研究需要纵向切割产业划分；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性,但是对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带动的作用机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巨大作用,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巨大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实现的；特别是当前的研究忽略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发展、相互促进的发展特点。这对于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不足和缺憾。因此,本文拟就搭建一个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系统化研究,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互动机理进行深入、细致、多层面、双向性、互动化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概念丛林”入手,结合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其概念的来源与演化进行研究,在得出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与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进而剖析其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以演化经济学为视角,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利用价值链理论分析工具,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叁个层面上展开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然后,展开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比较分析,为其后的机理分析夯实经验研究的现实基础。在经过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践经验研究之后,就深入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理的理论研究。最后,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互动机理的研究结果的指导下,提出一种全新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构建思路。本文的研究结构是按照上面研究思路逻辑展开的,共由五大块组成：研究准备、理论模型、经验分析、机制研究与政策安排。首先,研究准备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就本文研究展开准备工作,一方面就相关的背景给予介绍,对其理论与实践意进行阐释。另一方面进行相关国内外相关进行梳理与评述,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理论模型部分,包括第叁章。这一部分对理论模型构建过程与内在逻辑进行论述。主要是将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和实践意义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价值创造展开逻辑分析,把“创意引入—创意扩散—创意放大”作为理论分析的视角,利用价值链分析工具,论述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合提升、分解优化、横向延长、纵向增厚、首尾链接、网状扩散,最终形成外形庞杂、内部紧密联系的、互动演化发展的价值创造星系模式,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叁个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最后,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再次,经验分析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第四章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由我国经济增长现状与发展方式转变引出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历史逻辑,在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来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演进制度逻辑,进而理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演进脉络与整体现状。接着,将研究视角投向当前产业发展的横向剖面态势——新兴业态的焦聚分析与产业空间发展扫描——各区域发展状况分析。最后,在发展立体化分析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趋势预测。第五章是世界经济发展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首先,回顾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动力、梳理产业发展历程、摸清产业布局、分析产业整体特点与判断产业发展趋势。接着,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性分析基础上,对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介绍,并进行发展背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展管理、发展政策以及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理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经验做出科学的判断。最后,分析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演化趋势和总结经验启示。然后,机理研究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进行理论研究。第六章是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分析,由五个视角分别展开,拓展与转化：资源嬗变机制、提升与整合：价值创造机制、支持与嵌入：技术耦合机制、增长与融合：结构演变机制、引致与推动：制度变迁机制,这五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第七章是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内在机理分析,由四个视角分别展开,经济基础支撑机制、市场环境培育机制、制度体系保障机制、需求结构拉动机制,这四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经济发展促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机理。这样,就在前文构建出的两者互动理论模型研究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与国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政策安排部分,包括第八章。这一部分是对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考量。首先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回顾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反思与总结。接着,基于本研内容与结论,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思路：以政策本质与文化创意产业特性为政策出发点,把产业政策需求与转型发展需要作政策目标,用互动机理理论与国际发展经验支持政策内容的政策安排思路。
李娜[7]2018年在《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10月10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根据该公告的相关数据所示,国家在近五年的研发经费支出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制造业在2016年的研发费用金额占所有行业总额的96.7%。这说明我国企业日益重视研发活动,对研发活动的投入逐渐加大。同时,国家研发费用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创新是核心竞争优势的源泉,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中抢占一席之地。党的十九大也指出了创新的重要性,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依赖于研发活动,通过一定的研发费用投入促进研发活动成果的产生。因此,探讨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本文在梳理与总结国内外关于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价值创造”概念,从而更深入地分析研发投入是如何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正文部分选取2011-2015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财务价值创造能力”与“市场价值创造能力”两方面着手分别分析制造业企业的价值创造相关性,然后再分析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作用以及滞后性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上市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性,研发投入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性,本期的研发投入能够对滞后期的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显着影响,研发投入对财务绩效的滞后期为二年。随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供制造业上市公司借鉴。
傅夷[8]2009年在《价值评估理论视角下报业集团的价值创造能力研究》文中认为2000年以来,我国报业集团发展迅速,全国各地报业集团纷纷建立。由于报业集团“事业性”(政治属性)向企业性(产业性)转变带来其经济属性的大转变,而引申的功能中,社会功能是第一位的,是报业集团存在的前提,而产业功能则是报业集团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因此,双重属性的紧密结合,决定报业集团必须在社会效益的制约下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的整个逻辑主线都围绕“行政”和“企业”展开。首先,本文从企业价值的理论范畴及战略路径选择等层面对报业价值做出系统阐述,以期为提出价值创造概念形成基础,尤其是报业集团价值创造的源泉分析。在回顾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演进和报业集团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政府视界对报业竞争和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评估,系统地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回顾,揭示报业集团价值创造路径的实践基础。其次,由于我国报业集团发展较迟,相比于西方报业集团上百年的历史难以形成明确的理论。因此,首先界定我国报业集团的概念,形成背景及发展历程,全面深刻认识报业集团。事业性和企业性的“双重”定位,分部门运营、集中监管的经营机制,资金缺位等特征决定我国报业集团发展承受重重障碍。再次,在理论回顾与现实背景分析基础上,选取上市报业集团与非上市报业集团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构建报业集团的EVA测算方法,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必须立足于解决治理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内部业务制衡与风险控制问题,同时配套建立多层次统一的市场监管与市场保障体系。通过优化市场结构和资本结构两个方面来提高EVA,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出发,进一步借助托宾Q、规模和市盈率对报业集团绩效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报业集团上市公司规模对公司绩效不存在显着影响,即我国报业集团在股市不存在规模效应;托宾Q值对公司绩效的有显着影响,即存在托宾Q效应。文章最后对报业集团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并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报业集团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途径。基于本研究的分析认为,报业的集团化改革是特殊时期和特定阶段的一种政策次优选择,“强者更强”的局面是否能破除,或者出现更为严重的垄断格局,难以猜测。针对当前的上市热潮,更当结合集团的发展实情进行抉择,上市不是报业集团的最优选择,价值创造是生存之基础,但是过度竞争条件下的扭曲式发展将重挫报业集团的持续性发展,改变行业集团的生存与发展能力需要报业自身的规范发展。
苏江华[9]2016年在《基于容量测评的商业模式性能评估方法与应用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以数字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双重因素驱使下,各种新兴业务不断涌现。纵观这些新型业务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商业模式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商业模式的构建、重塑或创新不仅成为战略管理、组织创新等理论领域的一个重点研究问题,而且也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工商界的高度关注。不论是商业模式构建、重塑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涉及到一个基础性问题,这就是关于商业模式的系统评估。可以说,如果人们无法对商业模式进行科学的性能评估,那么针对商业模式的一切行动包括改进、重塑和创新等,都将成为一种高风险、难以控制的随机过程。为此学术界开展了大量探索,但总体而言,这些评估方法存在一些明显不足：第一对商业模式的定义模糊且不统一,一些评估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目前理论界提出的评估基本上采取指标评估方法,但大多数指标均却缺乏选择的依据,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往往模糊不清；第二,评估体系、路径较为随意,评估的精确性、可靠性较低；第叁,商业模式评估与改进、创新脱节。评估结论不能对商业模式改进、创新以及对企业战略的调整创新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商业模式容器模型原理出发,探索商业模式性能测评的结构化路径。本文提出,虽然商业模式的功能是明确的,即：为企业运营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有利于自身经营的亚产业环境,但具体的商业模式由于其特定的结构属性,在实现上述功能的程度上存在差异,导致具体商业模式为企业运营带来的有利程度各不相同,从很好到很差。为此本文提出了“商业模式性能”这一特定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具体商业模式实现其理论功能的程度。在商业模式容器模型理论(李东等,2010)基础上,本文提出并检验了基于规则分析的商业模式性能测评方法。全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提出了商业模式构成的基础材质问题。本文指出,虽然从设计、构建角度看,可以将商业模式理解为是顾客价值创造和企业价值获取的活动方式,但从支撑其功能的结构角度看,商业模式是依靠一组特定的规则来保障上述两类“活动方式”的可重复开展的。因此,商业模式的性能测评必须以规则分析作为基础。第二, 提出了商业模式性能的容积衡量逻辑。商业模式可以为企业未来的运营开辟一个特定的亚产业环境,对企业来讲,这个环境孕育着一定的价值潜力,或者说支撑着一个特定的利润潜量空间。商业模式性能一方面取决于其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这个潜量空间的大小。本文用商业模式容积概念来刻画这个价值空间的大小。第叁, 提出了商业模式构成规则对上述容积的影响机理及其实证检验方法。本文提出：由商业模式各个功能板块的面积大小决定的商业模式容量,并不是最终影响商业模式容积的唯一因素。现实中由于竞争性模仿、各板块匹配不佳等,都将导致所谓渗漏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虽然商业模式所体现的顾客价值创造方式或企业价值获取方式本身有其合理性或先进性,但如果支撑这些方式的规则存在缺陷,将导致这些方式事实上不能完全实现,或不可持续实现。这样,商业模式容器形成的价值空间将由于渗漏导致价值流失,使得实际的商业模式容积---其内在性能的体现遭到损失。第四, 提出了商业模式针对商业模式构成规则的分析与测评总体路线,包括规则提取、规则属性分析以及规则体系的强度测评。相应的SEM测量模型适配度检验表明,本文提出的规则体系强度衡量指标合理可行。第五, 提出了商业模式容量属性和商业模式材质属性这两个构念作为影响商业模式性能的两个结构特征,并分别提出这两个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同时,提出了刻画商业模式性能的两个构念一业绩持续性水平和利益相关者认同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以349家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企业为样本,设计并检验了考察商业模式性能的SEM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表明,CVP、顾客问题解决方案等商业模式功能板块属性的确对商业模式容量具有影响,而规则独占性水平和持续性水平的确将影响商业模式的材质属性,进而影响商业模式容积,也就是其性能状况。本文形成的实证分析结论具有叁个方面的应用：首先,可以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对自身商业模式的性能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评估,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模式改进、重塑；其次,可以帮助投资机构特别是战略投资人对目标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更加科学系统的评估,据此显着改进投资决策的质量；第叁,可以帮助政府和理论界更有把握地对有关新兴业务的商业模式内在属性及其发展动态进行分析判断,以支持有关的政策优化或实践指导。
田洪刚[10]2017年在《平台企业对产业链重塑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信息经济时代,平台企业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将数据和其它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后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推动了企业转型和产业变革。它们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和竞争主体,将分布在不同地域且存在利益关联的上、下游企业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了优势互补和战略资源共享,使得平台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深度融合,推动了产业链组织形态等多方面的重塑。在以上背景下,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平台企业对产业链重塑的影响问题,一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产业链理论,另一方面对企业行为策略选择、产业转型升级和政府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因此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阐述了产业链重塑的内涵、原因、表现及目标,并提出了平台企业对产业链重塑的理论模型。第二,分析了平台企业与其它节点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方式及影响,并阐述了产业链组织形态的演变,进一步阐明了现阶段产业链组织形态及典型产业的新型产业链组织架构。第叁,分析了平台企业资源整合的方式及目的,并采用2007-2014年我国智能手机五大操作系统的产业数据,同时运用混合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方法,验证了平台企业资源整合提升了产业链的创新能力。第四,分析了平台企业竞争对产业链运行的影响,并采用灰色洛特卡一沃尔泰拉模型,研究了 IOS和Android操作系统平台间的动态竞争关系,阐明了平台企业竞争优化了产业链运行。第五,以我国手机产业为例,阐述了产业链不断重塑的过程,并运用灰色聚类变权方法对高通、谷歌、叁星电子、富士康和京东五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平台企业+群落”式产业链对节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产业链重塑有其特定的内涵,受技术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为产业链组织形态的变更、产业链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产业链运行的优化,并以满足用户需求,保持竞争优势,实现产业链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在信息经济时代,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主体经历了单个企业、供应链上的少数企业和平台企业叁个阶段,且终端产品的销售模式先后出现了单边市场下的小型实体零售店、大型商场和以电商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叁种模式。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环节中的某些节点企业转变为平台企业,继而平台企业通过改变与其它环节节点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方式、资源整合和彼此间竞争推动了产业链重塑。第二,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环节中的某些节点企业转变为平台企业,利用平台进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交易,改变了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分工协作方式,并通过中游平台企业和下游平台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产业链组织形态的变更进而形成了“平台企业+群落”式产业链。“平台企业十群落”式产业链具有丰富的内涵,由平台企业和群落组成主体产业链。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存,形成了协同共生体。它具有四大典型特征:一是依托中游平台企业和下游平台企业形成了自循环式闭环体系;二是消费者参与产品价值创造过程;叁是遵循服务主导逻辑;四是通过自组织驱动整个产业链动态演进。它还加速了产业间融合,衍生出新业态。在实践活动中,它颠覆了许多传统产业,其中“平台企业+群落”式智能手机产业链已十分成熟。另外,“平台企业+群落”式家电制造产业链也日趋成熟。第叁,平台企业资源整合提升了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平台企业通过网络效应,将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资源集聚到平台两侧,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生产池”和“信息池”,丰富和拓展了熊彼特创新的内涵,加速了产品创新、工序(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并导致创新主体泛化、创新形式更加多样化、知识整合空间群落化和偏重需求拉动。另外,实证结果显示:(1)采用操作系统平台的品牌制造厂商越多,平台企业和互补厂商越少生产同质产品以及消费者越关注则新机型越多。(2)互补厂商对平台系统内核和用户界面修改越多,源码模式越专有则新机型越少。第四,平台企业竞争使得产业链运行更加优化。平台动态演化分为进入、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使得平台企业间竞争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产业链运行的优化受平台自身增长能力和平台企业间竞争强度的影响。另外,实证结果显示:(1) Android操作系统平台比IOS操作系统平台具备更强的增长能力。(2)两类操作系统平台间存在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Android操作系统平台作为捕食者,威胁着IOS操作系统平台的增长。第五,我国手机产业链相继经历了少数整机制造商十小型实体零售店阶段,众多品牌制造商十大型商场阶段和“平台企业+群落”式阶段。智能手机“平台企业+群落”式产业链对不同环节节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1)受消费需求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智能手机利润增长点转移到产业链下游使得具有高附加值的芯片厂商增值空间受限,并导致高通在手机产业链中的地位下降从而位于配套环节。(2)谷歌虽然掌控了操作系统平台但受其盈利策略的影响导致其属于配套环节,为我国企业通过“去谷歌化”和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夺取操作系统平台提供了契机。(3)叁星处于龙头环节的位置,但配套环节聚类值明显大于关键值,说明叁星在关键环节方面需要加大投入。另外,它没有掌控操作系统平台是其在与苹果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被华为等国内厂商追赶上的重要原因。(4)富士康作为全球知名的代工企业属于配套环节。(5)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京东将数据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并通过平台提高了自身的渠道势能,使其位于关键环节。另外,它的叁个环节聚类指标相差比较明显,说明企业自身发展状况很好。较以往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运用分工等理论,考察了平台企业对产业链重塑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平台企业对产业链重塑的理论模型。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得出:平台企业对产业链重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且这种作用十分复杂。第二,引入产品研发空间参数作为观测值,并在深入分析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环节某些节点企业转变为平台企业基础上,提出了 “平台企业+群落”式产业链。以往文献主要局限于传统线性产业链和网络状产业链的研究,对信息经济背景下产业链组织形态变更的研究相对匮乏。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环节中的某些节点企业转变为平台企业,通过平台企业间的良性互动,重塑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而形成了“平台企业+群落”式产业链。第叁,引入消费者对不同操作系统的关注度作为自变量,论证了平台企业资源整合提升了产业链创新能力。国内外学者对于平台企业资源整合的研究很少考虑消费者行为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基础上阐述了平台企业资源整合对产业链重塑的影响。第四,从平台动态演化视角,运用灰色洛特卡—沃尔泰拉模型,阐述了平台企业间的竞争方式和关系,并揭示了平台企业竞争使得产业链运行更加优化。国内外学者关于平台企业竞争的研究主要落脚到平台定价方面,本文将平台企业竞争置于产业链架构体系下阐明了平台企业竞争优化了产业链的运行。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重塑研究[D]. 李绪富. 复旦大学. 2003
[2]. 基于价值贡献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收益归属研究[D]. 励贺林.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3]. 会计价值论[D]. 李卫斌.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4]. 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D]. 欧晓华. 西北大学. 2015
[5].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及整合研究[D]. 魏涛.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6]. 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D]. 刘冠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7]. 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D]. 李娜. 南昌大学. 2018
[8]. 价值评估理论视角下报业集团的价值创造能力研究[D]. 傅夷. 浙江大学. 2009
[9]. 基于容量测评的商业模式性能评估方法与应用研究[D]. 苏江华. 东南大学. 2016
[10]. 平台企业对产业链重塑的影响研究[D]. 田洪刚. 山东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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