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得失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得失论文,题材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的兴起，根因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变革，是对重农村轻城市、重农业轻商业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改变了我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尤值肯定的是一批作品中灌注了一份宝贵的反思和否定精神，表达了对自近代以来都市病态文化综合症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既重视都市物化风俗又注重把风俗人格化的一些作品中取得了更高的审美价值；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一些作品以病态精神观照病态都市，丢失了不应失落的高尚的文学精神。
关键词：新时期都市文学得与失
一
新时期以来都市题材文学日渐活跃。这种文学内容多取自都市市民社会，表达的是作家对都市生活和整个世相人心的体悟和评价。此其中，有陆文夫等人的“小巷文学”、邓友梅的京津市井小说和刘心武描写北京市民众生相的小说，这些作品较多地承继现实主义传统而又各有创新，不以娱乐趣味为重但注意大众接受效果。有刘索拉、徐星、张欣欣、张洁、谌容等作家描写都市知识青年和知识女性心理和行为状态的作品，它们疏离传统，较多地接受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多种流派的影响，以黑色幽默、荒诞等手段求取表现效果。有“新写实”小说家描写都市市民生存状态的作品，这些作家注重实感，反对现存观念的介入，从现象学、新小说派取得借鉴，企图革新现实主义。有大体上兼济雅俗、取向凝思的冯骥才等人的作品和兼济雅俗、归趋粗狂的王朔的“现代痞子”小说。前者在市民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寻求结合，形式上重视现代都市大众的接受，内容上却能脱俗尖新；后者则由彻底反叛传统走向油滑。此外，还有自谓“城市诗人”的一些年轻诗人的作品、电视文学剧本《渴望》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等等。
这众多的作品，虽鱼龙混杂，风格独具者有之，稚拙者有之，“玩文学”者有之，毁誉悬特者有之，但整体阵势却颇为可观，有些现象甚至在若干个时期耸动着整个文坛的视听，构成了思潮性的争鸣和影响。不论是陆文夫、邓友梅还是冯骥才、刘心武，是刘索拉还是王朔，都在文坛造成过褒贬不一、价值不等的“轰动效应”。一曲《渴望》主题歌，那感伤和希望掺合的忧郁抒情，拨动的何止是千家万户的心灵。即便是褒贬殊异的长篇小说《废都》，人们也不能不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可以说，这是我国当代四十余年文学思潮中一次新的景观，它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打破了文革和文革前都市市民题材文学的薄弱和枯窘局面。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工作重点是广大农村，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与此相关，农民的生活和斗争在革命文艺中受到充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虽说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但重农村生活鄙薄都市生活，重农轻商的文化心理，在文艺工作者中并不是很快就能轻意扭转的，更兼解放区文艺传统覆盖和渗透文坛，这样，都市市民生活特别是尚不发达的第三产业中的市民生活便不能不被文艺缪斯置于轻视的地位。这时期虽也产生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以及茹志鹃的一些反映都市巷弄普通群众生活的短篇小说，但它们未能改变文坛上从创作实践到批评指向上的重农轻城、重农轻商的整体格局。农村题材和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数量和质量均占着绝对优势，当代社会中都市市民的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价值观念等并未能在文艺中得以充分真切地反映。这当然无需苛责，它实质上是一个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尚处在农业国阶段的民族的整体性文化机制所派生的文学现象，带有历史的和民族的必然性。
新时期以来，这种文化机制受到改造。我国社会正在进行的这场“第二次革命”，推动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根本性变更。原先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正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过去比较单一和机械的按劳分配方式正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如个体劳动所得、按资金分配、经营风险收入、按资本和劳动力价值分配等）为补充的分配方式。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正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这些变化相关联，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观念（其中包括文学艺术观念）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当这一系列改革在都市的生产、分配、消费和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展，当都市被推向改革前沿和核心地带的时候，都市中人便不能不活跃起来，他们的兴奋、烦恼和不安，他们的无所适从和新的冒险，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爱好，等等，都要求着文学艺术的表达。新时期的都市题材文学便是接受着这时代的驱动而活跃起来；并且也便不能不特别敏锐、特别突出地把这一处在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正面和负面的时代情绪和都市文化精神承载下来。从而从一个重要方面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画廊，促进了当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相对应的多样化格局的形成。
二
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特别值得称道的，我以为是与时代变革潮流相呼应，灌注了一份宝贵的反思和否定精神。大量作品通过我国都市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和痛苦的描写，表达了对都市病态文化的针砭和批判。这种病态文化不独是人们已经形成共识的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还包括了市民社会中跟先进阶级意识形态相对抗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包括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殖民意识及其影响后殖民意识，是一种病态文化综合症。
新时期之初，“十年内乱”刚刚结束，作家们痛感政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造成了民族灾难，不少都市题材作品均以执着的理性批判精神揭露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变种、封建礼教、男尊女卑、买卖婚姻等所造成的社会和人生悲剧，控诉封建潜
和左倾错误的结合对正常人性、人情的压抑和窒息。大都主题单纯，作家的道德评价和情感取向较为鲜明。不足的是过分的理性框范使思想溢出形象。
在带着“大文化”意识、着力于市井风俗描写的作品中，对病态文化综合症的批判走向自觉并获得了发展。风俗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的呈现，它既体现着区域性、民族性又渗透着时代性。丹纳甚至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快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①因此，经过对封建文化和左倾错误的理性批判和追迫之后，大批都市题材文学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都市风俗上来，希望由此获得更为深沉而又实在的艺术效果。邓友梅的《那五》、冯骥才的《神鞭》、刘心武的《钟鼓楼》、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范小青的《裤裆巷风云》等都是这方面优秀或比较优秀之作。由于风俗是作家面对的感知和描写对象，任何先入为主的理念被抛在了物化形态之外，所以这类作品中独具着饱满鲜活的都市风情，活跃着丰富多彩的感性生命。不论是斗鸡走马、欺行霸市的旧迹，还是办公司、做生意的新招，是吃喝拉撒睡的艰辛，还是怀抱着性爱和金钱的潇洒，中国文化的撞击，新旧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摩擦，市民中不同阶级、阶层、社会的分野和关联，均生动、繁杂而秉赋了真实性品格。而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对人性和人的心灵的荼毒，资本主义拜金欲、私人占有欲和掠夺欲对社会主义道德情感和传统美德的亵渎，市民阶层中市侩主义、市井无赖习气的流行。“东方服从西方”的尴尬所派生的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思想，等等，也就在一幅幅风味别具的风俗画中得到整体性审视。面对一幅幅丰富复杂的风俗景观，你不好说作家只是批判都市病态文化中的哪一方面，他们或许有所侧重，但这种由风俗而体现的整合，使对都市病态文化综合症的批判走向了精深广大。
这些作家中，邓友梅、冯骥才、刘心武等中年作家尤其重视风俗的历史感。在他们眼里，现存的风俗沉积了历史的质素，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历史和现实总是割不断的。比如刘心武的《钟鼓楼》的题词是“谨将此作呈现：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作者采用所谓“桔瓣式结构”，由某一日北京一个四合院内一家的婚宴在时间和空间上纵横勾连，力图记录下近现代和当代北京社会生态景观，呈示出当代中国都市市民乃至大众的众生相及其文化素质，“去完成一个建设精神文明而发出诚挚呼吁并献计献策的重大主题。”②这种作品注重诸多风俗的叠加、对比、对立和渗透，颇具历史的纵深感，因此对都市病态文化综合症的批判显得浑厚深刻。邓友梅、冯骥才的一些作品虽写的是历史，但历史里寄寓了现实的影子，因而在与现实的一种间离中，他们揭示的都市病症更让人深思。一些青年作家的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他们注重都市风俗的自然形态，通常在一个时间长度内或者由一个生活故事，或者由人物命运的变迁，呈现出纷繁、琐细的都市世俗生活的现象之流。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是搞感官印象“还原”，抛弃了典型化手段的。实际上他们违反的是把生活提纯和理想化的做法，注重了对被庸俗批评视为“没有价值”、“意义不大”的生活碎片的择取与粘贴，让它们以生活之流的形式自然流淌。他们不着意于历史感，但自然形态的风俗本身总裹挟着历史，所以“无深度”也便获得了深度，并且因为剥掉了琐细生活的诗意，还它们以世俗的真相，所以对都市病态文化综合症的揭露也就格外洞幽烛微。
然而，风俗的物化形态并不能替代人物形象的塑造，文艺作品的最高成就永远是创造出不朽的艺术典型。人是风俗的中心，人创造了风俗又生活于风俗之中，并集中体现着风俗。追求风俗画审视的作品如果只注意奇风异俗的铺陈，它有可能具有文化批判价值，也能因其殊异而给人以某种愉悦，但不能给人以长久的审美感动。只有把风俗人格化，或者说，只有在物化风俗中创造出为风俗所侵泡的血肉饱和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样的作品才堪称上乘而能传之久远。
新时期一批产生了影响的都市题材文学作品有一些其实在这方面尚不如人意，譬如《钟鼓楼》，如前所述它对都市病态文化的批判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的，但由于作者的着力点是市民群体和群体象征，因而虽说注意人物行为方式和内心世界的理性、非理性沉积，虽说人物缤纷，有个性者不在少数，然终未能提供中国都市的独特的艺术典型，这就使它丧失了作为久远传世之作的可能。比较起来，邓友梅的《那五》、方方的《风景》则要胜《钟鼓楼》一筹。那五是满清皇室贵胄，作家把这个人物放置在清王朝覆灭后的历史转换的典型环境中，他秉赋了封建统治阶级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落魄过程中又濡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近代都市生意人的狡黠和市井无赖坑蒙拐骗的卑劣人格，又由于落入社会底层，也感染了劳动人民质朴的品性，这诸多方面在他独特的命运变迁过程中血肉交融，构成了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遇合过程中的一个复合型病态灵魂。《风景》中的七哥处在另一种环境之中，旧中国厚重的文化因袭，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反文化的“文革”动乱，使他们处在难堪的生存境地，新时期的改革才为这些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在这场“摸着石头过河”的革命中，新旧转易，“礼崩乐坏”，多种社会力量、各种文化思潮流荡不定，真善美与假恶丑并不能泾渭分明。处身这激动人心的混乱之中，长期受压的棚户之后七哥便承受了他出身阶层和时代所给予的全部的精神负荷，他要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但他的手段却又丧失廉耻，爱情、人格、道德，在他对权势的疯狂追逐之中淹入冰水，他并不轻松，但压抑长久的暴发欲望和对社会黑暗面的认同，使他超越了良知和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当代中国都市的于连。应该说，在对物化风俗的立体把握方面，这两篇小说没有《钟鼓楼》宏阔，但由于分别创造了那五、七哥这样的典型人物形象，都市病态文化综合症也就获得了独特人格，从而也就获得了更高的审美价值。
三
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是存在着局限的。这局限固然可以列出三点两点，但其中的主要之点，我以为是在一部分作品中，当作家观照和审视都市生活的时候，表现出了自身的病态。他们以病态精神观照都市，并对都市的实存进行报复，迷悯、无可奈何和颠狂之间，丢失了不应失落的高尚的文学精神。
这类作品有意无意丢弃或排斥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美学理想，它们虽然有时也能触及都市生活的弊病，但基本上是都市市民中的庸俗、软弱、习顽、玩世不恭等病态精神揶揄和报复病态。在一些“城市诗人”中，因为忍受不了大变革引起的历史性阵痛，诗里总排遣不掉难以克服的消极性焦虑和苦闷，抒情主人公有的“渴望流放”，有的想象着“投奔另一个球体”，有的希求从性爱中获得苏息。在一些作家笔下，他们的都市人物原本良善，有理想有追求，但在社会磐石之下理想成为泡影，生活难以维系，可堪惋叹。但作家在给他们以同情的同时，因为不能回答产生此种情形的复杂原因，不知道事变的走向，所以让他们以消极玩世态度盲目地反叛与报复社会。在《无主题变奏》、《奔丧》等作品中，主人公对社会生活中的庸俗和恶丑现象厌恶以极，却又以同样态度嘲笑和否定着正当的社会工作、友谊、爱情、亲情以及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们本该处在社会大“主题”之中，但却成了“局外人”。这种文学病症在王朔小说中尤其突出。他笔下的那群“顽主”已不象一些“先锋小说”中人物那样是某种“精神痛苦”的承担者，他们流动于商品大潮，穿梭于都市和社会各阶层，以追逐金钱玩乐、纵情声色狗马、寻求破坏为乐事，对于他们，“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加缪语）他们不是反特权，而是利用和收买特权，不是反开后门，而是利用和寻找后门，不是反对假恶丑，而是利用和愚弄真善美，他们以一种彻底反社会情绪调侃和嘲笑一切，以一场场浑浑噩噩的社会和人生闹剧，对现存制度和精神文化，其中包括都市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和奋斗精神、中华民族高尚的伦理道德、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实行着肆无忌惮地颠覆。作家不是不可以描写这些，但他们的眼光与其主人公们浑浊、猥亵的眼神相碰的时候激起的是会心的微笑与认同，说到底，就是他们的思想、道德、情操陷在庸俗市民乃至市井无赖的淖泥之中，未能与他们拉开距离，更不用说用先进世界观、方法论和美学理想给予审视。王朔在香港“卫视中文台”给安排的一次露面的机会就这样表示：我为什么要去堵那个机枪眼？在新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会准确无误地知道他是在以极端利己主义调侃和否定以黄继光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这样的心态面对当今沸沸扬扬、五花八门的都市，便不能不充当都市病态精神的俘虏，并且不能不为之推波助浪。
这种情形便告诉人们，如果作家从思想意识到审美理想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市民，甚至降到市民中的落后阶层的水平，那是产生不出好作品的。但就是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未能引起必要的重视。有的论者甚至还生出对“市民阶层审美文化”的笼统崇拜。该观点认为，“新的市民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新的生产力与经济关系的代表，”“未来审美文化的发展将以他们的取舍为基本指向。”③其实，不管今天中国的市民阶层如何与西方的不同，但如下的事实不容否定：市民阶层是极为复杂的，其中有都市中的知识分子，有都市中的干部，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广大合同制工人，有在第三产业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各类大量人员，有“三资”企业的老板、经理和雇佣人员，等等，除外籍老板外，虽然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民，但如果不闭上眼睛，鲁迅当年说的“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④”情形，眼下也还未能绝迹。既然如此，审美文化以“他们（市民）的取舍为基本指向”，就很难有个具体界定。这“取舍”的，是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的大腕气派，还是王朔小说中的“顽主”风度，抑或是艰苦奋斗、乐观进取的精神？诚然，“新的生产力与经济关系的代表”决定着审美文化的方向，不过这个“代表”并不是抽象的“新的市民阶层”，而是中国工人阶级以及接受其世界观和思想影响的广大劳动人民。毛泽东早就说过：“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⑤或许他谈的是近代，今天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只要这场“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表明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就表明着工人阶级依然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科学的历史运动规律和深刻的经济根源，她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成了我们事业的领导力量。诚如列宁所说：“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⑥所以，笼统地提出市民阶层审美文化“基本指向”说，将会模糊市民阶层中的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矛盾，并且在艺术实践中会造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精神的迷失。都市题材文学病症的产生，也正在于市民阶层中的精神垃圾窒息了一些作家的灵智，使他们放逐了这份宝贵的精神。
现代文学史也告诉我们，克服市民阶层中的庸俗气、铜臭气、软弱性和狭隘性，运用先进阶级世界观和审美理想观照都市生活，或者在反映都市生活时接受其积极影响，对于都市题材文学精品的产生至关重要。茅盾的《子夜》较成功地灌注了无产阶级历史意识和审美理想，故成为现代都市生活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老舍《骆驼祥子》和曹禺的《雷雨》、《日出》由于接受了先进阶级思想和美学理想的影响，其现实主义才得以走向精深。既然如此，如同新时期所有题材领域的作家一样，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的作家们也只有在深入当代都市大动荡的生活中，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精神逐渐灵肉化，或者自觉接受其影响，这个领域的创作才有可能克服局限再上一层楼。
注释：
①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版，第32页。
②刘心武：《多层次地网络式地去表现人－我写〈钟鼓楼〉》，《光明日报》1986年1月9日。
③《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
④《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204页。
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第9页。
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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