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战略家还是无知者
葛汉文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实为近年来美国政治发展的一大重要事件。与其之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商业成功相比，特朗普就任总统2年以来的政策决策实践，在持续体现出自身鲜明的风格同时，亦更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和公众舆论之间愈发显著的意见分歧：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其内外决策及实践，究竟仅仅是满足于“就事论事”，在一长串异常宽泛的政策议题中持续纠缠，抑或存在一些稳固的和经久的战略性考虑？特朗普执政风格，尤其是其当下极为出名且其本人时常引以为傲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究竟是对其真实战略目标的掩护或者是有意释放的战略迷雾，还是为其政策实践的易变、不连贯、不断遭受干扰乃至挫败的辩护词？以及更为本质的，特朗普究竟是一位老谋深算、高深莫测甚至行事冷酷的战略家，抑或一位主要受自身直觉和情绪驱使却把持世界最大规模权势力量的战略无知者？鉴于特朗普独具特色的政策路径与决策风格在其余下任期内仍将继续对美国乃至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演进发挥关键变量作用，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当然将对大体把握乃至有限预测美国政策的变动与演进具有相当的战略裨益。
一
作为当下国际政治最具争议的政治家之一，诸多证据已经表明：特朗普心目中的世界，乃是一幅极度悲观、前途黯淡且大不利于美国的场景。这种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演进及美国自身地位变迁的思考或者想象，实际上代表了当下相当一部分美国精英人士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一方面，经历了小布什政府“自我毁灭的八年”和奥巴马“无所作为的八年”之后，美国权势优势地位的相对削弱，不断引发当下美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极度焦虑甚至广泛恐慌。另一方面，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所谓“修正主义大国”、如朝鲜和伊朗等“流氓国家”以及对美国怀有强烈敌意的恐怖主义组织及跨国犯罪集团，正在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极为强劲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其国力的快速发展及其不同于西方且被证明大为成功的发展道路，已经从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形成致命的威胁。而在这场征兆愈发明显的“大国霸权竞争”当中，如何采取一种冷静、灵活、审慎的方式，以在这个前途惨淡的国际政治宿命空前动荡不定的世界中竭力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便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整整一代美国战略学者致力于探讨的问题。而作为一名成功经验主要源自其极度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手段的前商业巨子，特朗普给出的方案，就是“美国优先”。
暴雨雨日最多发生在夏季,2001—2016年间有47 d的暴雨发生在夏季,占总数的70.1%,其中70 mm以上暴雨雨日19 d,100 mm以上暴雨雨日6 d,春季和秋季次之,分别为11 d、占比16.4%和8 d、占比11.9%,冬季最少仅有1 d,仅占1.5%(图3)。
同绝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一样，特朗普依旧执着于维持巩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即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或“对世界的领导”。但与冷战结束以来其前任各届政府存在显著不同，特朗普时刻宣称将所谓“美国优先”或者“优先考虑美国利益”作为其政策制定的主要考虑。具体地说，就是一改奥巴马政府（甚至冷战后各届政府）在地域、范围、领域上异常宽泛的政策关注和战略投入，而以主要重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巩固美国自身实力取代之。他在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的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即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及生活方式，推进繁荣，通过实力维护和平，提升美国国际影响），皆以强化美国自身实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能力作为国家战略的基轴，而绝非在遥远的地球一端（如中东），在几乎无关美国利益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在有损美国形象和利益的国际机制或组织（如联合国、北约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虚耗”美国的国力。
在大地坐标系下，设导航卫星的方位角为αrs，俯仰角为βrs，忽略目标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认为未偏转前的机体坐标系和大地坐标系重合，则在偏转后机体坐标系中的方位角为
李莉不为所动，继续和程江这样“俗气”生活，而且前所未有的踏实安心，不用撑着高尚，不用隐忍不发，不必忍受别离，不必担心怯懦。
本此目标，特朗普在推动强化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特朗普上任后念念不忘提升经济增速，反复强调制造业回归对美国经济实力的基础性作用，密切关注GDP增长率、失业率、非农指数、美元指数、美股指数等经济数据。在努力提振国内经济的同时，极其关注为美国国内经济重新营造一个“公正的”贸易环境：宣布将审查、谈判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内的所有的、“有损美国利益的”贸易协定，否则就“退出”；对中国发动规模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以要挟中国“改变”在对美贸易中的“不公正做法”。军事方面，与奥巴马政府控制并实际削减军费政策形成了极大反差，特朗普政府2018年度国防预算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13%；2019年为7160亿，再创历史新高，重点推进国防工业技术创新、扩大军队规模和购置包括F-35、福特级航母在内的高技术作战武器。此类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策举措，以维系美国相比其他战略竞争者在实力上尤其是在物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为目标，多集中在直接关乎美国“硬实力”（hard power）指标的关键战略领域。
在对外事务上，特朗普更将所谓“美国优先”宗旨发挥到了极致。在精于“成本—收益”核算的特朗普看来，其他国家（既包括其长期军事盟国，也包括中、俄等竞争对手，还包括诸多不断寻求美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均在系统性地利用美国的“慷慨”和“开放”：其主要贸易伙伴均凭借“不公正”的贸易协定不断骗取美国的好处；军事盟友则在安全事务上“免费搭车”（free-riding），不断侵蚀美国的实力以及抵御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能力。因此，他以“不要让别人占美国便宜”为由，上任第三天就宣布退出TPP（这是奥巴马政府着力打造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经济同盟），之后在又陆续宣布退出包括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定；以减少在欧洲驻军，让欧洲盟国“自己保卫自己”相要挟，在2018年7月份北约峰会上强压其欧洲盟国（尤其是德国）提高对北约的财政份额；2018年底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甚至不惜让其国防部长马蒂斯主动辞职，也要坚持从叙利亚撤出美在叙的2000名美军。其最为有名的、集中代表特朗普精神的表态，出现在2017年12月6日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而导致在联合国受到普遍谴责后，特朗普对那些在联合国大会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直接发出威胁：“我们省钱了，我们不在乎。美国过去给这些国家数千万美元援助，但这些国家却投票反对美国，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因此，尽管特朗普不断在各种场合鼓吹其本人与习近平主席存在“非常牢固的个人关系”，发誓要推动发展“建设性两国关系”，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此放弃或忽视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的战略决心和目标导向，当然也不影响他在过去2年时间内分步骤、多种手段并用、“充满热情”地投入到与中国在多个领域中的战略竞争和总体博弈中去。
二
军事方面，美不断加大对我施压力度。自2017年5月恢复在中国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后，美海军于5月（驱逐舰“杜威号”，USS Dewey）、7月（“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USS Stethem）、8月（“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USS John S.McCain）、10月（“查菲”号驱逐 舰，USS Dewey）4次进入我南沙、中沙和西沙群岛12海里内海域巡航。2018年，美海军于1月（“霍珀”号导弹驱逐舰，USS Hopper）、3月（“马斯丁”号导弹驱逐舰，USS Mustin）、5月（“希金斯”导弹驱逐舰，USS Higgins及“安提塔姆”导弹巡洋舰，USS Antietam）、9月（“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USS Decatur）、11月（“钱瑟勒斯维尔”导弹巡洋舰，USS Chancellorsville）5次派遣主战舰只进入我中沙群岛黄岩岛、南沙群岛美济礁、南薰礁、赤瓜礁及西沙群岛12海里海域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屡屡突破奥巴马执政末期美军类似行动的规模和频次。
特别是针对中国，尽管特朗普在2017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曾对中美关系发展有过相当积极的表态，但在当年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便急转直下，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恐怖主义组织一同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指责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并“试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在特朗普断言美国近20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背景下，中国也因此成为特朗普政府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头号目标。
经济方面，在2017年借重中国完成对朝鲜的“极限施压”政策后，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初便立即开始着手在对华贸易上发难。5月美国贸易代表团来华谈判时，直接提出要求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停止所谓强迫技术转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其中不少均直接涉及我经济主权和根本经济制度，否则就以发动贸易摩擦甚至以“经济脱钩”相威胁。即使在两国已经达成框架性协议后，特朗普亦不满其中内容进而撕毁协议，先后宣布对中国输美500亿美元及其后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威胁如中国采取对等报复将对剩余2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规模之大在现代世界史当中亦属罕见。
如果将特朗普就任两年多以来的表态、决策、行事置于较长时段下进行连续性观察，人们能够很轻易地发现：与其前任各届政府在对外政策宣示时对美国式价值体系的高调渲染（当然同时也是对其真实战略目标和意图更为技巧化的掩饰）相比，特朗普在对外战略领域所持有的，显然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思路：其一切政策主张的要旨就是确保美国在与其他挑战者的“战略竞争”中取胜而已。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推广、承担的异常广泛的国际安全义务以及投入巨额花费努力维持的国际机制与国际体系，均是“无果的”和“堂吉诃德式”的追求，对美国自身价值极其有限，均严重妨碍了当下美国最主要战略目标实现——在已经到来的大国战略竞争中击垮对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反感国际多边机制、认为其极大约束美国“行动自由”的特朗普，为应对中国的兴起，却开始在“印太”（Indo-Pacific）这个显然更为广阔、人口稠密且经济充满活力的区域（自印度西海岸一直延伸至美国西海岸）展开构建更大范围政治、安全和经济同盟的努力。特别是进入2018年后，几乎在发动对华贸易摩擦同时，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力度陡然增大，尤其强调在再度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关系同时，进一步构建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通过军事培训、联合演习、武器装备出售等方式，强化既定区域内国家军事能力，以求在保持在该区域前沿军事存在同时，编织遏华同盟网络，发挥威慑作用，并在需要时“击败任何敌手”。
目前，福建省聋人高等院校仅面向省内招生，但是省内的聋人可以选择报考全国其他省市的的高等院校,因此，每年的生源有限。但省内仅有一所院校招收聋人大学生，且专业有限，与专业较多且面向全国招生的其他本科院校或专科院校相比，竞争优势不明显，优秀的聋人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省外规模较大的本科院校。除此之外，全国的聋人高等院校采用的都是单独招考的方式，每个院校的考试时间、考试内容都不一样，考生可同时选择多所院校报考。福建省的现行招生规定是一次录取，无补录机会。这就会出现优秀的考生同时被多所院校录取，一旦其放弃省内的录取资格，就会挤占原先可递补考生的入学机会，显失教育公平。
美还试图更大力度地利用台湾问题以求在与我战略博弈中获益。特朗普在就职前便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一举打破美台1979年“断交”以来37年的外交惯例，实为特朗普意图在中美竞争中利用台湾问题对华施压的先声。在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更是明确将台湾列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宣称要发展与台湾“强有力”的关系，满足台湾的“合法防务需求”。该年底，美国还通过了包含“评估美台军舰互访可能性”等内容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所谓《与台湾交往法》，鼓励美台官员“在所有层级”进行互访。2019年1月美国更推出所谓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力图加强美台官方交往，定期对台军售，强化双方军事联系。
学校管理部门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一是明确各级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权，提高管理水平；二是完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增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条目，如对在校生有借阅图书数、参加科研活动的硬性要求等。建议组织职能部门和基层学生管理人员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借鉴其他高校的经验、做法，转变管理观念，切实提高管理工作的层次和实效。
特朗普的逻辑，是一种极度现实、极端苛刻、异常冰冷且精于算计的逻辑。决定其政策立场的，一切均以特朗普认定的利益而定，这些利益不仅包括促进他心目当中的“美国利益”，当然还包括在国内获取更大的政治支持，甚至争取更多民众的好评和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因此，有美国学者总结道，特朗普政策的内核实际上就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异常简单化、狭隘的霸权主义（illiberal hegemony）！
在过去几年时间当中，把持世界最强大权势力量的特朗普，尽管其出格的言行不断引发学界和舆论的混乱，但不得不认为，特朗普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全力应对所谓战略博弈的坚韧决心绝不可低估。以特朗普竞选期间发布的诸多“涉华”承诺为例：事涉国家安全领域的3项承诺（包括增加军事投入、停止削减军费、通过专门法律以保卫关键部位免受网络攻击）全部完成；对外贸易领域的6项承诺，有5项都已完成或接近完成（一是对那些试图将产业转至国外并将产品卖回美国的企业课以重税，二是北美自由协定必须重新谈判否则就退出，三是退出TPP，四是命令商务部和贸易代表运用一切法律工具立即结束外贸欺诈，五是命令商务部和贸易代表确认外贸欺诈对美国工人的不公影响），只有一项没有完成：命令财政部部长将中国列为外汇操纵国。
三
无论对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内外部政策的“奇谈怪论”“反复无常”“不确定性”甚至是“混乱无序”做何感想，但是事实上，特朗普在其参加总统竞选很久之前便将其战略抱负、战术技巧及行事风格告于天下。在其出版于1987年的《交易艺术》一书中，特朗普便自称：“我的风格就是简练和直截了当……我目标定得很高，然后就持续朝此目标推进，直到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有时得到的成果比追求的要少，但更多的时候，我都能实现所想。”作为特朗普最为自傲的成功秘诀，这是一种异常坚定的目标取向，同时体现出他在追求既定目标时在路径选择上的高度灵活和总体协调，这当然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继续得以体现。
战略是胆略与科学、审慎与果决、勇敢与谨慎、大胆行动与周密部署的统一。总的来看，作为战略家的特朗普是雄心勃勃的——要做就做大交易！特朗普敢于想象，嚣张狂妄，好大喜功，胆量不凡，尽管其思路似乎过于片面、偏执甚至疯狂。自其就任以来，他在对外政策上所触及的甚至力图重塑的，均是影响美国整体国家战略态势的基本架构（例如国际机制、同盟体系）、重大领域（全球地缘政治进程、大国战略博弈、地区安全）或是关键问题（如贸易结构、经济协定）等。尤其是其不惮在不同战线就经济、安全、军事、外交、气候等不同议题向数量极其可观的对手（不少均是美国的盟国）发动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势，亦可看到特朗普一举扭转相对颓势、压倒进而战胜“战略对手”的宏大战略企图。
在致力于完成以上战略目标过程当中，特朗普又体现出其极端灵活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充满欺骗性的战略手腕。其具代表性的则是2017年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极限施压”政策的推行几乎推动半岛紧张局势发展至战争边缘，之后又极其戏剧性地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正式会晤。这种不理会任何置疑、无所顾忌地、极其灵活地甚至翻转性的切换立场，再加之其公开表态从指责金正恩为“火箭人”“独裁者”“有病的狗崽子”，再到宣称与金正恩“建立了友谊”甚至“相爱”，最为直接和极其充分地体现出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风格，尽管这场政治豪赌是否真正能够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即实现朝鲜“最终的、充分的、可检验的非核化”，FFVD）依然存在巨大疑问。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战略素养还体现在其就任以来能够有步骤、有重点、分阶段地推进战略目标。例 如，2017年 针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试验的不断升级，特朗普致力于尽可能快地解决（至少是缓和）半岛问题；而在暂时安抚住朝鲜、国内支持率提升时机，立即着手从经贸领域压制中国，刻意制造贸易摩擦，以求改变美国在双边贸易乃至制造业竞争中的不利态势。又例如，特朗普在贸易谈判时，全力避免多边场合、坚持双边谈判以最大程度发挥美国的优势以压服对手。即使是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此类多边协定谈判，也坚持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谈判，以便施加最大压力，逐个击垮对手。这些均体现出特朗普在战略实践中所牢牢不忘的“力量集中”原则，即“仗一个一个打”，选择在最为有利的时机，利用美国最具优势的力量，重点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深入贯彻落实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现代化、国际化。
作为战略家的特朗普，还注意借势特别是利用美国国内社会的整体情绪为其主张服务。他尤其喜好借助奥巴马执政年间美国在诸多国际问题及领域中的“克制”和“退缩”立场导致的美国政界和学界精英的失落感，反复渲染奥巴马政府的“无所作为”及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美国精神”的大动摇，为其政策主张的大幅反动和改弦更张服务。他还利用美国国内部分民众在金融危机后的利益受损感，将近年来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均归咎于民主党人的“全球主义”政策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欺骗”及对美国利益的“抢夺”。在此基础上，以其反复鼓吹且异常诱惑人心的“美国优先”，来证明自己在对外事务主张的牢固合法性。
然而，即使存在以上诸项战略优长，或曰战略特色，但特朗普在战略设计上的致命缺陷也体现得同样明显。其中最致命的，这就是其过度言利、基本忘义的行事风格，更准确地说，就是对国际公义、国际规范和他国利益的基本忽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加快演进，各国相互依存趋势愈发牢固的当下，特朗普战略中体现出的强烈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无疑将或是已经引发了甚至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置疑。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加北约峰会后在德国议会演讲中充满愤懑地说：“最近几天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从某种程度来讲，大西洋两岸相互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欧洲人必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和命运而战。”
基于以上原因，即使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战略信念和战略实践也不断激发前所未有且愈发猛烈的批评声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文章就直接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是“一个流氓无赖的超级大国”，“积极主动、强势有力、彻头彻尾地寻求一己之利！”而特朗普执政内部持续不断的大动荡（包括总统首席顾问、国务卿、国防部长、白宫幕僚长等诸多政府高官不断辞职或被解职）、外部（既包括美国盟国，也包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时高涨的反对声浪，均可以看出特朗普战略所遭受的广泛抵制。世界历史和大国的兴衰早已反复证明：一项成功、有效的战略必须伴之理念之力量，一种合乎自然、人理、道义的地方，或者说，必须具备能够被普遍接受的道义伦理基础。而一项千夫所指的战略设计，无论其看上去如何高明，即使能够在部分时段争取到部分民众的部分支持，最终亦难逃失败的命运。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系教授）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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