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铜器论文,商周论文,发现论文,皖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3；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6-0106-06
皖北地区位于安徽淮河以北的广大区域，或可称为安徽淮北地区，面积约占安徽省三分之一强，包括亳州、阜阳、淮北、宿州全境，淮南、蚌埠的大部区域也可归入其内，共有6市17县。皖北地貌主要以倾斜平原为主，间有部分低矮丘陵，河网也较为密布，濉河、沱河、浍河、涡河、颍河等重要支流自北向南汇入淮河。皖北与周边区域沟通便利，如果说江淮地区因淮河和大别山阻隔属于一种半开放区域位置的话，那么该地则属于一种开放式的环境。这种开放性的地理特征，无疑便利了与中原及周边的沟通与联络，导致了在区域文化上更接近中原文化，这在史前时期就已显露无遗①。商周以降，这里历来多为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范围。近年来，这里发现的青铜器有百余件之多，类型丰富，基本横跨了商周各个时期，成为研究相应时段历史和青铜文化的重要资料。
最早有明确出土时间、地点可查的皖北青铜器可追溯至1944年阜南朱寨月牙河，一次村民网鱼时偶然发现一批青铜器，包括铜鬲12件、大方鼎1件，但因时局动荡，导致近半数铜器流散。此后的1957年，在距离上次发现的位置不远处，又发现青铜器8件，包括尊2件、斝2件、觚2件、爵2件，均为商代常见的酒器，其中以龙虎尊最为著名。据推测，前后两次发现的青铜器，可能属于同一座墓葬，由于河道变迁，墓葬被冲刷暴露，掩埋于泥沙之中②。
1956年，亳州曹家岗发掘三座东周墓③，保存相对完好，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有部分车马器和兵器，包括軎、辖、戈、剑、镞等。殷涤非在报告中认为三座墓年代早晚有别，上限在春秋晚期，下限在战国晚期。此判断基本可从。
1962年，在宿州市许村旁的芦城子遗址发现两件青铜乐器④，包括钲和錞于各一件，出土时钲置于錞于腹中，单独埋藏于地层之中，属于墓葬的可能性不大。其中钲腹一侧有铭文33字，简报考订其为无者俞钟，属春秋晚期许国器物。
颍上县淮河岸边的赵集和王岗一带是皖北商代青铜器发现的重要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几批商代铜器⑤。其中，1972年，王拐村征集7件，包括爵3件、觚1件、车铃1件、车軎1件、弓形器1件。王岗征集7件，有爵2件、觯、矛、刀、凿、斧各一件。铜爵多有铭文，分别为“酉”和“月己”。1980年的一批材料更富有代表性，属墓葬出土可能性大，这批器物主要由若干铅器和6件铜兵器构成。据《颍上县志》记载，清代乾嘉时期，此地屡有铭文铜器的出土，可惜未得完整著录。1982年，王岗镇郑家湾村又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计鼎1件、爵2件、卣1件、尊1件、弓形器1件、戈1件、镞1件、勺1件。1983年，半岗区的王拐村出土爵1件、觚1件，爵有铭文三字，第一字残，后两字为“祖癸”⑥。1995年，王岗出土铜甗1件，年代与前述器物一致。
1984年，涡阳双庙区盛双楼村出土一批青铜农具、工具、兵器和杂器⑦，较完整的有132件，其类型包括铚、锸、钁、斧、锛、剑、矛、镞、铃、镇等，器物多残破，完整件不多，在埋藏前经过了长期使用。
1984年，利辛县管台子庄西头的古淝河北岸有一组青铜器出土，有簠2件、鼎1件，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器物，发现者认为这里为一处铜器窖藏⑧。
1987年，在宿州褚兰区谢芦村距地表3米深处发现青铜器5件⑨，有鼎1件、簋1件、匜1件、鬲2件，其中簋造型少见，两龙形耳上分别塑造一蹲坐的人物造型，两件鬲口沿分别铸有相同的16字铭文“繁伯武君媵
姒宝鬲，子子孙孙永用享”。该组器物属于西周晚期。
1989年，蒙城县小涧区狼山村发现铜簠1件、戈1件和2件马衔⑩。此后，小涧镇境内的双锁山、北侧山、狼山、尖山等山脚下又零星出土过几批青铜器，系春秋时期墓葬出土。器物包括鼎5件、敦2件(其一原文称之为短足盖鼎)、剑1件、軎2件，成组器有狼山北侧山脚出土的鼎5件和簠1件(11)。依器型看，应属于春秋中晚期楚式风格铜器。
2004年，界首市新张庄村出土过一批东周铜器(12)，追缴回来的完整器有簋、剑各1件。其中簋形制属西周中晚期器物，剑为战国时期常见类型。此外，出土的一件陶杯也属战国时期器物。出土地为一处墓葬，墓四周散落大量青铜和陶器残片。
2008年，蚌埠淮上区春秋双墩一号墓出土300余件铜器(13)，有钮钟9件、铎1件、鼎5件、罍2件、簠4件、豆2件、甗、盉、匜、盘、盒各1件、勺2件、车马器18件，兵器有戟4件、矛4件、戈2件、剑1件、镞200余件，另出土少量青铜工具。是本区较为难得的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群。
此外，该区还有部分零星著录的青铜器，大多为战国时期器物，但这些器物出土情境多缺失。如1955年，蚌埠八里桥出土的环链敦1件、鼎2件、壶2件(14)。1958年，太和胡窑出土盨、鼎各1件(15)。1965年，蚌埠市征集了一件铜爵，属商代早期(16)，另一件同年征集的商代分裆鼎，腹内壁有铭文“□宝□”三字。以上二器可能出自宿州地区(17)。1972年，太和轮窑厂出土一件盆腹盖鼎(18)。淮南市博物馆70年代曾征集4件商代铜器，有爵2件、斝1件、戈1件(19)。临泉县馆藏有一件斑纹戈(20)。宿州市还著录过一批春秋早期器物，有扁盉1件、重环纹鼎1件、窃曲纹鬲1件、戈1件(21)。2007年，利辛县公安局移交给当地文物部门春秋中晚期器物2件，有鼎、匜各1件(22)。阜阳地区还零星出土过几件战国有铭兵器，包括戈、矛、剑、铍等器型(23)。
上述铜器的发现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为科学发掘出土，器物组合清楚，以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为代表；第二种为可以确定出土地点，经过现场清理的器物，如颍上郑家湾组、蒙城小涧组等；第三种系零星出土，但可确认其出土地点的器物，如阜南月儿河组、颍上赵集、王岗组；第四种为征集铜器，出土地点不确定，但大致可认定属于征集地及其周边县市出土。本区铜器发现以第二种、第三种情况居多。
皖北地区的商代青铜器数量较多，且多成组出土。器类主要有鼎、鬲、甗、爵、斝、觚、尊、卣、觯、矛、戈、軎、铃、弓形器等，共计50余件。出土地点多集中在沿淮一线的阜南、颍上一带，两地相距50公里左右，而北部的地市少有发现。就数量而言，皖南仅有爵、斝、鼎、甗、罍、铙等7件商器，除铜陵西湖村出土的爵、斝成组外，其余器物均是零星出土。江淮地区有爵、斝、觚、尊、铃、铙、戈、钺等40余件，大多属于零星出土，基本为酒器，而且多不能判断其是否出自墓葬，且出土地域分布较广，成组器物多集中在肥西一带出土，皖西南的潜山、太湖、望江也有发现，金寨斑竹园组3件器物为该区最西界的发现。皖北商代铜器中容器类有34件，且大多成组，可以确定属墓葬出土。器类中尚有如卣、弓形器等典型商代铜器。此外，皖北商墓还有少量成组的仿铜铅器出土，这些现象均是安徽其他地域所不见。皖北商代青铜器族氏铭文有“酉”、“月己”等，其中颍上郑家湾“父丁”组铜器包括爵、卣、尊3件，除爵上单独的祭辞“父丁”外，卣、爵同有
字族徽。多是商晚期至西周早期中原常见家族。相比而言，皖南暂无商代有铭青铜器，安徽江淮地区有铭器近10件，主要是爵、觚一类酒器，所涉及的族氏有戈、举等，与淮河北岸并无重复，但大多数可在中原及西北地区发现，也有少数或为本地氏族，类似徽号在春秋早期仍有零星发现。
以下以容器类为例分析皖北地区各类器物的特征及年代。该地出土的商代铜鼎有方鼎、圆鼎两类，方鼎仅在新中国成立前阜南出土1件，重140斤，可惜早已流失，从伴出的铜鬲看，应该属于殷墟早期器物。圆鼎，立耳，球腹，浅圜底，柱足，系殷墟晚期器。鬲共出12件，现存5件，可分两类，一类为有耳鬲，折沿侈口，上立弓形耳，长颈略收，深裆，三空锥足较短，颈饰夔纹，腹饰兽面纹，内填细密雷纹，并装饰有三道扉棱。二类无立耳，侈口，长颈，与腹部衔接自然，腹部无扉棱，浅裆，三锥足。颈饰一组涡纹，腹部饰兽面纹。甗1件，连体式，索状双耳，侈口束腰，口沿下饰三组兽面纹，腹饰一周蕉叶纹，鬲的袋足部位用大牛首装饰，具有殷墟晚期风格。爵14件，可分两类，一类平底束腰式，以蚌埠征集爵为代表，窄流短尾，流末设两钉形立柱，三锥足，腹饰单线条构成的兽面纹，大致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第二类为殷墟晚期常见的圆体爵，腹部又可细分为卵腹和筒形，鋬内侧腹壁多有铭文。斝3件，均为宽体分段式斝，一类大侈口，口沿立柱较短小，颈腹分段明显，鼓腹，平底，三空锥足，颈腹纹饰均为兽面纹，以淮南征集斝为代表，属于二里岗上层。其二为阜南月牙河出土，体宽而高大，口沿立柱粗壮，颈腹分段不明显，锥足内侧未封闭，颈腹饰三组兽面，每组间有设小兽目装饰，该类型器在江淮地区的肥西馆驿曾有出土，属殷墟早期。觚4件，一件无图像，以腹部是否外鼓为标准分两类，其一无鼓腹，阜南月牙河出2件，腹部和圈足饰兽面纹，圈足上有十字形镂空。其二鼓腹，颍上发现1件，圈足无镂空，腹部和圈足有相沿的四道凸扉棱，属殷墟晚期器。尊3件，一类以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为代表的大口尊，第二种类型属于觚形尊，颍上王岗出土的一件残高21厘米，素面，殷墟晚期器物。卣1件，颍上王岗出土，扁圆体，垂腹，该器附近所出铅卣造型与之相似。
皖北地区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较少，仅11件，器物组合关系清晰，以利辛管台子组及宿州谢芦村组为代表，器类有鼎、簋、鬲、簠、匜，年代均为西周晚期，其下限也有可能晚至春秋早期。比较而言，安徽江淮地区可以确认的西周器物超过20件，器类主要有鼎、簋、甗、鬲、匜、爵、觯、尊、盉、甬钟等，西周早期器物较丰富。皖南西周铜器以屯溪土墩墓、青阳汪村等地点出土器物为代表，基本为西周中晚期器物，主要器物有鼎、簋、甗、盉、盘、尊、卣等。
皖北地区鼎4件，其中附耳盆腹鼎2件，均为太和县出土，一件有平顶盖，上置四环钮，口沿外侈，鼎耳设在中上腹的纹饰带中，并与鼎耳中部直接或通过短铜杆铸接在一起，三蹄足，腹饰有斜角云纹、窃取纹、垂鳞纹。立耳鼎2件，其中谢芦鼎，球腹，口沿立耳方正，圜底，下承三短蹄足，鼎耳外侧有对立的一对虎纹，鼎腹饰窃曲纹。利辛鼎，体高大，高45厘米，立耳外撇，浅盆形腹，三细长蹄足。腹饰一周变形窃曲纹，两耳内侧有形似“九”的铭文。簋2件，圈足簋，鼓腹，圈足，两侧饰龙形耳，上各有一蹲踞状人体，腹饰瓦纹，圈足饰窃曲纹。三足簋，有圆盖，耳饰垂珥，器盖与腹饰窃曲纹与瓦纹。鬲2件，宽沿外侈，束颈，鼓腹，分裆，尖锥足。腹饰一周窃曲纹。口沿上均有相同铭文16字，为媵器。簠2件，尺寸相近，器身低平，腹壁斜直，矩形短足，盖、腹各设一对兽形环耳，盖、腹以夔龙纹和凤鸟纹装饰。匜1件，瓢形腹，尾设扁鋬，底承三蹄足，腹饰窃曲纹。
皖北地区发现的春秋青铜器较多，较为重要的春秋青铜器地点有蒙城小涧、宿州芦城子、太和胡窑、蚌埠双墩等，仅双墩一号墓就出土300余件，其中重要礼器30余件。春秋皖北青铜器主要器类有鼎、簠、鬲、甗、敦、豆、盉、罍、盘、匜、钮钟、铎、钲、錞于等。纹饰主要有窃曲纹、云雷纹、蟠螭纹、蟠虺纹、弦纹、绹索纹等。鼎数量最多，分蹄足和撇耳两大类。所见蹄足鼎多附耳，器耳方正，设置在口沿下，器类有盆形鼎、深腹鼎等，纹饰有蟠螭纹、云雷纹、蝉纹、绹纹等，有圆形器盖，盖上设圈形捉手，或在中心设环钮，周圈设三个兽形捉手，蹄足根部多饰兽面。立耳盆形鼎，鼎耳外撇，蹄足略长，腹饰重环纹。深腹盆鼎，器形较高大，立耳方正短小，浅圜底，短蹄足，根部饰兽面。簠，圈足，有折壁，折壁角度大，长度略大于直壁。鬲为联裆式，敞口，无耳，束颈，鼓腹，袋形锥足，肩饰一周窃曲纹。甗为甑、鬲分体式，甑口沿设方形附耳，鬲肩部有撇耳，腹部装饰弦纹，足根有兽首装饰。敦有鼎形和球形两类。鼎形敦圆形器盖，盖中心设圈形捉手，盖缘四周对称设立四个环钮，口沿微束，下设与盖对称的环钮，器底设三短蹄足，纹饰有绹纹、弦纹等。球形敦，盖、腹呈半球形，上下两侧有对称环耳，盖上三环钮，器底有三兽首短蹄足。豆，侈口，圆腹，粗柄较矮，有镂空装饰，大圈足，腹饰蟠虺纹。盉，有扁盉、提梁盉两类。扁盉1件，扁圆器腹，一侧设管状流，流口为龙形，对应一侧置龙首圆鋬，器盖通过短链与器身衔接。盖面有龙钮形捉手，腹饰变形窃曲纹。提梁盉1件，小口，圆腹，三短蹄足，腹侧与肩设龙首形流与提梁，腹部以蟠虺纹装饰。罍2件，器形别致，小口，口沿上装饰一圈喇叭形镂空罩饰，直颈略高，中间外凸，罐形器腹，肩部置四龙形耳，每两耳中间又设一圆凸钮，器底有三兽形矮足。盘1件，口径大，浅腹，平底，三矮足。匜2件，瓢形匜，兽口状管状流，平底，尾有环钮式鋬或龙首鋬，腹饰绹纹和云雷纹。钮钟，一套9枚，体腔宽阔，钮、枚素面，钲、篆、鼓、舞部有蟠虺纹，钲间有相同铭文。铎1件，于近平，顶部有方銎以纳柲，腔体饰菱格圆点纹。钲1件，弧于，短圆柄，中有一穿，柄末渐宽，腔体一面有33字，系许国器物。錞于1件，与钲同出，圈足式顶部，有对开的两穿，扁圆形腹腔，近底部束腰，通体素面。
皖北战国时期成组器物著录的不多，多为零星出土，主要以兵器、工具类为主，礼器仅报道有鼎一类。四联式小鼎1件，由四个小鼎连铸而成，腹部相连，具有圆拱形盖，中心置小环钮，整器六耳四足，足并可内向折叠。涡阳双楼一次性出土工具、农具、兵器等132件，农具达83件之多，器多残缺，有使用痕迹，与皖南贵池徽家冲的窖藏类似，但后者数量仅有57件，不过多为完整器。农具器形与吴越地区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纵观皖北地区商周各段铜器的特征，不难发现，在春秋之前，这里的铜器类型和纹饰与中原基本保持一致，其来源或是中原商族南下携带而来，而更多的可能是本地仿铸而成。西周时期也有个别地方风格的造型或纹饰，如宿州出土蹲坐人耳簋，造型别致。宿州谢芦鼎鼎耳外侧有一对虎纹，类似装饰在西周晚期的中原已不多见。春秋早期，皖北几个地点的青铜器尚与中原的器物相似。至春秋中期后，由于楚文化的强力渗入，这一时期的器物多为楚式风格，如圈形捉手深腹差鼎、鼎式敦、薄格剑等。所见融合型器物也有少量，如太和胡窑蟠虺纹盨，器形属西周晚期，但纹饰和器盖的莲瓣形捉手确是春秋中期后常见手法，钟离君柏墓中的盒、罍设计也很巧妙，这些器物可视作春秋时期皖北融合型铜器的代表。但必须指出的是，皖北商周青铜器中尚未形成若干标志性地方器型，地方特征不够突出，这与皖南和安徽江淮地区有所不同。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皖北还可见少量源自吴文化和群舒文化的器物，如无耳袋足鬲，在江淮东部和相邻的江苏地区有较多发现。重环纹小盆鼎，在群舒和皖南沿江地区也广有出土。比较而言，春秋早期以来，皖北沿淮河一带区域在文化特征上与淮河以南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像春秋晚期的蚌埠双墩一号墓内发现南方地区的硬纹陶罐，是吴越和群舒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用品。而北部区域则与山东、河南的互动更加密切，所发现的有铭铜器也可提供一侧证。
近年来，针对皖北一地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学者的相关论述之中。
郭沫若曾对宿县出土的一件钲上铭文进行考释，认为该器是许国之物(24)。殷涤非大致同意郭老对铭文的考释，并认为该器最后一字可借为“铎”，而这件乐器为“铫铎”，而非钲(25)。此后，殷利用淮河流域的青铜器材料，探讨了商代安徽的“淮”与“南土”的问题，并认为这批铜器是“南土”或“南淮夷”的某方铸造的(26)。崔恒升在诸家考证基础上，对该器器名、文字重新疏证，用功尤深。此外，其著作也系统收集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包括皖北材料在内的安徽出土有铭铜器，对其中涉及的名物均有详细考证(27)。
石志廉最早对龙虎尊的铸造工艺和纹饰特征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尊肩部的六个铜补丁系铸造时填补支钉留下的痕迹所致，而内壁纹饰的形成是“花纹浮雕突出器面较高而且粗壮的原因”，龙虎尊的尊体，作者认为是由16块范铸造而成，凸出的龙虎头乃二次铸造而成(28)。这些基于对实物认真检视基础上的认识，十分中肯，也得到了时间的检验。但对于尊上的虎食人造型，限于篇幅或认识的局限，作者并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关于龙虎尊的年代，施劲松认为阜南龙虎尊年代在二里冈时期，而南方商代大口尊的流传也应是从安徽阜南向西到两湖、重庆大昌和四川广汉三星堆，最后折向东北到陕西城固一带(29)。陈佩芬认为在商代中期至殷墟早期之际，陈还认为安徽淮河一带的青铜器与淮夷文化有关，这批典型商式器物的出现，反映了淮夷与商王朝之间的交流与冲突(30)。郭宝钧则将阜南月儿河出土铜器群作为殷墟以外晚商青铜器群的一个分群处理，在目验各器的前提下，对其范铸技术作了详尽描述。在考察龙虎尊的铸造特点时，认为龙虎之身也系补铸而成，并认为内壁纹饰随器表浮动的“凸凹范”技术是阜南所独有，殷墟未见(31)。由于该书主体内容早在60年代初即已形成，因此郭先生应是较早关注阜南青铜器的学者之一。上述认识被后继学者们继承并有所拓展，如对导致“凸凹范”的原因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32)。
杨立新和宫希成主要利用陶器材料分别研究了淮河流域夏商和西周时期的文化面貌(33)。前者认为安徽淮河流域夏商文化是一支相对独立发展的地方文化类型，为淮夷族群所创造，但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后者认为淮河流域出土的西周铜器和陶器可纳为周文化的范畴，从而和江淮分水岭以南地区的文化面貌有所区别。
徐少华在论及淮北汝颍地区方国时，对皖北地区周代方国有所涉及。他根据传世文献和金文材料，认为有一支归姓古胡国位于阜阳市附近西北，并于西周甚至更早时期立国，春秋中期后附楚，并于楚灵王灭蔡后随淮河流域诸小国迁至楚国内地，楚平王时又回到皖北故地(34)。
朱凤翰在其论著内也较系统地收录了部分皖北出土的青铜器资料，对其年代及文化属性有着一定的判断和认识(35)。尽管对这批材料没有展开论述，但一些观点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其认为阜南、颍上商器大致与殷墟器相同，而有铭者或为商人所制。龙虎尊的铸造特点则具有地方特征，或可标志着殷墟影响下的安徽土著文化。但出于谨慎，该著作中除屯溪土墩墓外，并没有安徽材料被纳入到西周时期。而在论述春秋时期器物时，可能是所见材料过于零星，也未将皖北材料收入。
秦颍对淮北部分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铜矿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部分来自铜陵，有的或来自铜绿山及其他地区(36)。尤其是所选择的源自颍上和阜南县的商代样品，所得数据特征与铜陵古铜锭微量元素吻合。从一定侧面说明商代的铜陵就已经开始采冶铸铜工业。另有一些春秋中晚期楚式铜器样本与湖北铜绿山铜矿特征相似，这与春秋时期楚国经略江淮的过程有关。
张爱冰在论及皖南商代青铜器时，也系统著录了皖北沿淮的材料，旨在说明该区域在连接黄、淮河通道方面的作用，显示出“商文明在江淮地区的进一步拓展”(37)。
针对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也是近期的热点。其中，徐少华根据主要器形提出该墓年代属于春秋晚期早段(38)。朱华东也有类似研究，并更进一步指出了该墓铜器群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指出楚式风格占主要因素，同时含有少量中原因素，而源自吴文化和群舒文化因素则很少(39)。孔令远考证了两件戈上的铭文，其中47号戈两面分别铸、刻“余子白取此之元戈”、“钟离公柏获徐人”，382号戈铸有“余子容巨此自作其元戈”，表明春秋中晚期之时钟离与徐发生过战事(40)。
董亚巍对双墩铜器铸造痕迹逐一检视，认为当时的钟离国应具有相当大的铸铜规模，其青铜器采用了不同时期的范铸工艺，并分别体现在不同的青铜器上，有春秋时期的整铸工艺，亦有战国时期习见的分铸组装工艺，体现出工艺技术变革时期的特征(41)。胡飞等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XRF)和金相显微镜对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制品进行成分测定和金相分析，对其合金成分构成提供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反映出该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制品的铸造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而在对双墩和卞庄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残存泥芯样本检测后，推定这批青铜器可能就在凤阳当地或附近淮河流域铸造而成(42)。方建军通对出土镈钟和钮钟进行测音后也发现，钟离国乐钟音阶组合与同时期周邻地区同类乐器“相似、相近乃至相同”，反映出“当时区域范围内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43)。
总体而言，针对该区域的宏观研究暂时缺失，一些专题研究也相对薄弱，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一些零星的器物的研究上。在探讨相应时期考古学文化时，所能涉及的青铜器材料也屈指可数。故此，有必要在全面梳理皖北各地青铜器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更为系统的研究。
皖北地区商周时期文献记载相对丰富，这是该区域青铜器研究中必须认真加以梳理和利用的材料(44)。据有关甲骨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分析，商朝时期皖北的方国、族邑主要有人方、林方、盂方、攸方、甾、危、芒、徐、筑、铚等，除部分属于土著外，总体上属于东夷族团，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淮夷。这些小集团与商王朝或战或休，总体上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西周时期皖北的受封国或国境涉及皖北的有沈、宋、陈、胡、徐、赖(厉)、寘等。其中少数为封土授民之国，如宋、陈、沈等国，而大多为当地土著之国族接受周室之分封者，其中主体为徐淮夷(含舒夷)。还有少数为外地迁来之国族，如赖、寘。《尚书·禹贡》记载淮夷活动主要在淮河以北的徐州区域，西周晚期徐偃王僭号为王，曾为淮夷首领，与西周王朝抗衡。徐国故地在今江苏泗洪境内，位于徐州以南，那么徐州之域至淮河以北均应为淮夷活动地区。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由于楚国势力的壮大，春秋中期后，皖北地区相继被纳入楚国势力范围。
由于皖南和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著录的相继完成，相关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之中。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版块，皖北商周青铜器的重要性和研究意义不言而喻，针对该地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应该也是势在必行。诚然，还有诸多相关学术问题有待进一步加以解决，如商文明的南下江淮的路径，皖北的青铜器与相关方国的关系，西周时期皖北封国的青铜文化面貌，春秋时期与江淮的互动关系，皖北徐系、楚系青铜器面貌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现象等，都是我们今后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①皖北地区包括淮河以南的沿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统一，与我国黄河中下游的文化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应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②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
③殷涤非：《亳县曹家岗东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
④胡悦谦：《安徽省宿县出土两件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⑤马人权：《安徽颍上县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颍上王岗、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10期；《安徽馆藏珍宝》，中华书局2008年版，图版13。
⑥海超：《颍上县王拐村出土两件商代青铜器》，《阜阳文物考古文集》，铅印本，1989年9月，第1—3页。
⑦杨玉彬、刘海超：《安徽涡阳县出土的东周青铜器》，《考古》2006年第9期。
⑧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文物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安徽馆藏珍宝》，图版16。
⑨李国梁：《安徽宿县谢芦村出土周代器物》，《文物》1991年第11期。
⑩鹿俊倜：《蒙城出土春秋青铜器》，《考古》1995年第1期。
(11)蔡凌凯：《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文物研究》第19辑，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279页。
(12)界首市文物管理所：《界首市张大桥土坑墓出土东周器物》，《文物研究》第15辑，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180—182页。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
(14)孙百朋：《蚌埠市出土的几件有文字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15)《安徽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49；《安徽馆藏珍宝》，图版34。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文物志》，第348页。
(16)见于《安徽博物馆藏青铜器》，图版8。
(17)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文物志》，第340页。
(18)见于《安徽博物馆藏青铜器》，图版51、97。
(19)淮南市博物馆：《淮南市博物馆文物集珍》，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20)邢伟：《安徽临泉县馆藏战国文物》，《文物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311页。
(21)宿州文物编写组：《宿州文物》，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几件器物时代相近，但该书并未说明其间关联，也无具体出土时间和地点。
(22)利辛县文化体育旅游局、利辛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馆藏文物选》，安徽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3)韩自强、冯耀堂：《安徽阜阳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铭文兵器》，《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24)郭沫若：《曾子斿鼎、无者俞钲及其他》，《文物》1964年第9期。
(25)殷涤非：《释銚铎》，《考古》1978年第4期。
(26)殷涤非：《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江淮论坛》1983年第1期。
(27)崔恒升：《安徽出土金文订补》，黄山书社1998年版。
(28)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年第11期。
(29)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30)陈佩芬：《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4》，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31)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32)《安徽馆藏珍宝》一书对此认为是器表的高浮雕技术导致了器壁厚薄不均加剧，为避免铸造冷却时因膨胀系数不同炸裂，才采用的这种技术。
(33)杨立新：《安徽淮河流域夏商时期古文化》，《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82—92页；宫希成：《安徽淮河流域西周时期文化试析》，《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
(34)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234页。
(35)朱凤翰：《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6)秦颍等：《安徽淮北部分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铜矿来源分析》，《东南文化》2004年第1期。
(37)张爱冰：《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0年第6期。
(38)徐少华：《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两座墓葬年代析论》，《文物》2010年第8期。
(39)朱华东：《钟离国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
(40)孔令远等：《徐王容居戈铭文考释》，《文物》2013年第3期。
(41)董亚巍：《蚌埠双墩1号墓青铜器群范铸工艺的研究》，《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253页。
(42)胡飞等：《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春秋墓出土部分青铜器产地分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编著：《凤阳大东关与卞庄》，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223页；胡飞等：《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部分青铜器成分及金相分析》，《有色金属》2011年第2期。
(43)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镈研究》，《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3期。
(44)陆勤毅、李修松主编：《安徽通史·先秦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225、236—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