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逻辑：强化主权与内生推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权论文,汇率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内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美国为首的诸多发达国家认为，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双赤字”现状使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步履维艰，其中人民币币值低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基于此，美联储施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给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使美元贬值的同时降低美元“吸引力”(Dollar's Attraction)，从而实现贸易平衡。现实中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更是期望通过相关贸易法案“惩罚”中国汇率管制以期增加其本国就业。事实上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已经升值近30%，美国的就业、贸易状况并未因此好转，经济形势却更加恶化，进一步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汇率改革实践一直在内生推进，汇率制度逐步由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化和深化。基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人民币汇率在外部压力下能否盲目升值？实施“超主权货币”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现中国经济对外均衡，降低外汇储备风险的改革设想是否有效和可行？基于主权货币理论框架，拥有主权货币的经济大国具有不受“汇率制度”约束而自主调控经济的灵活性与弹性，一国合理的汇率制度选择应该是其与他国经济交往内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将试图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给出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解读。
一、汇率制度演化及凯恩斯“Banco”设想的考察
随着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解体，各国国际收支失衡，汇率波动，国际货币秩序遭到严重破坏。1943年4月7日，凯恩斯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计划”的设想，即“凯恩斯方案”，与此同时，怀特在美国华盛顿也推出了“国际稳定基金计划”，即“怀特方案”。由于国际资本高度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会导致一国货币体系的高度不稳定，加之并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在所难免，因此固定汇率制度被认为优于浮动汇率制度。最终，各国依据“怀特方案”建立了“以黄金—美元为中心”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能够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美国政府拥有足够黄金储备并发行美元满足其他国家持有美元及美元资产的需求。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元贬值，美国的黄金储备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保证美元的价值，美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被认为是能够通过自动均衡机制实现贸易均衡，因而也得到美国货币主义学派和许多发达国家的极力推崇。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浮动汇率导致了国际贸易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国际收支更加的不平衡，国际金融体系更加脆弱。反过来，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又使汇率的波动更加剧烈，汇率波动对于以外需拉动为主要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体系、金融制度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汇率的自由浮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际收支不均衡以及国际经济的不稳定。
基于“怀特方案”的浮动汇率制度都被证明无力解决日益膨胀的贸易失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矛头再次指向汇率制度，于是“凯恩斯方案”再次浮出水面，“超主权货币”设想也呼之欲出，但这根“稻草”能否救命并实现各国经济的对外均衡，我们还需重新考察“凯恩斯方案”及其框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凯恩斯方案”即国际清算同盟计划，旨在解决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准货币Banco作为各国清算结算的主要货币单位，Banco的价值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Banco之间汇率固定，黄金可以兑换为Banco，但Banco不能反向赎回黄金，这样确保Banco单向兑换和价值稳定。各国持有Banco储备的数量依各国的国际贸易水平确定，贸易盈余国家也可以用Banco储备来向赤字国家发放贷款、对外投资或单方面向赤字国赠予。凯恩斯认为，以Banco作为国际货币单位必须有一定的附加条件，即符合“Use It or Lose It”规则，国际清算组织应当施行一定的惩罚制度，惩罚过量积累和过量透支国际储备Banco的国家，以保证储备货币的合理价值，否则缺乏储备货币的国家将被迫对内实施紧缩政策，严重抑制国内有效需求，影响经济增长①(Keynes，1980)。
无论固定汇率制度，或是浮动汇率制度都过度关注汇率调整对国与国之间贸易均衡的影响，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却往往被忽视。即使有所关注，也普遍认为各种货币无论在国内流通或者参与国际支付，其本质都是便利贸易的交易媒介，并不能真正的影响产出和就业，货币是中性变量，国际货币流动并不会引发国际经济秩序失衡，凯恩斯关于Banco的准货币设计起初是为了保证国与国之间正常的贸易交易②。但凯恩斯强调准货币Banco不应该被“闲置”则体现出其货币思想的核心，即货币本质上不仅仅是融通国与国贸易的交易媒介，而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货币的充分利用能够影响一国的需求、产出及就业，而货币闲置③必将减少国内外的有效需求(Wray，2004)。
凯恩斯上述对货币的理解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其货币思想反映了现代货币生产型经济的本质，即M-C-M'，当M'＞M时，企业家需要M(货币)进行商品生产(C)，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获得利润(M'-M)。如果生产者的利润实现能够如愿以偿，这样一个货币循环就会不断进行下去。如果利润无法按照预期实现，货币循环就会被破坏，这时企业家会减少投资从而使货币闲置。凯恩斯进一步认为，货币生产型经济不同于物物交换经济，货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货币不是中性的，也不是单纯的交易媒介，货币不但能够购买商品及雇佣劳动，还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货币闲置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这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货币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创新(Sardoni，1997)。
货币闲置抑制国内有效需求，影响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体系中货币具有不同的存在形态，货币可以在国内购买商品或者雇佣劳动，或者按照一定的汇率替换为外国货币持有。现实中，一国持有的外国货币多表现为其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政府持有的储备货币多数处于闲置状态，因为储备货币是维持本国汇率稳定的“重要保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货币闲置无论以何种货币形态闲置都必然影响全球总需求的增长。另外，凯恩斯Banco计划起初只是为了消除贸易失衡，而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兴盛使国际货币不但用于国际贸易，而更多的用于资本交易。事实上，国际间资本金融活动已经完全突破了国家界限，绝大部分的国际交易90%以上可能与贸易无关，因而试图通过汇率调节机制调节贸易失衡，从而实现对外经济均衡的做法显然无法奏效。进一步讲，如果强行实行固定汇率机制，追求对外均衡，国内经济必然因此付出更大的成本，原因在于固定汇率制度会降低一国政府充分运用货币主权的能力，削弱主权政府运用本国货币财政政策充分调动内部资源，保证充分就业的能力，非要实现外部均衡会以损坏国内经济结构和秩序为代价。
二、不兑换主权货币与汇率制度选择
由上所述，国际经济的非均衡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贸易失衡，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快速流动，已经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传统教条认为的固定汇率体制能够实现贸易均衡，浮动汇率制度能够自动修复贸易失衡从而实现国际收支均衡的理论和实践并未如愿以偿，凯恩斯的超主权货币“Banco”方案即使被采纳也会由于大规模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以及各国强烈的积累储备货币的激励而无法真正发挥效力，反而影响一国内需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下面本文将基于主权货币理论从货币本质入手论证拥有主权货币的经济大国具有不受“汇率制度”约束而自主调控经济的灵活性与弹性，合理的汇率制度选择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内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导致国际经济贸易不均衡的原因。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将货币分为不同的演化形态，具体表现为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不兑换货币(Fiat Money)以及管理货币(Managed Money)，后两种货币又被称之为表征货币(Representative Money)。商品货币是由真实的垄断商品发挥货币职能，而不兑换货币则是由一国政府发行的只能兑换为货币本身而不能够兑换为任何其他商品的货币，不存在任何相对于客观本位(Objective Standard)的固定价值，管理货币是国家发行的货币，但管理货币的发行附加了一定的条件，即存在一个基于客观本位的“决定性价值”(Determinant Value)。因此，管理货币是一种最一般形式的货币。如果货币发行当局需要持有百分之百的客观本位(例如黄金)，管理货币就被降级为商品货币(如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如果不需要任何客观标准本位，管理货币就升级为不兑换货币(Keynes，1971)。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有管理的固定汇率制属于管理货币制度体系。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完全不兑换货币体系，例如：美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元等等。欧元作为欧元区国家货币，欧盟成员国是欧元的使用者而不是发行者，欧元是一种降级为“商品货币”的管理货币④。
不兑换货币直接由主权国家的财政部或者中央银行发行⑤，本质上是不兑换的主权政府负债。不兑换货币通常具有法定货币的功能，即被国家认可的能够偿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的货币，它是唯一最终接受的纳税货币。银行货币也可转换成国家货币行使支付清算职能⑥，因此现代社会中，银行货币具有与国家货币同等的权利，既可以用来清算各银行之间的债务，也可以用来清算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债务。不兑换货币的使用连接起整个国家的公共支付系统与私人支付系统，不兑换主权货币就成为位于债务金字塔(或债务层级结构)顶端的“权威货币”，是主权国家内部使用的最具流动性的负债⑦。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使用一国主权发行的不兑换货币总能够被所有经济体接受。
主权货币理论是对凯恩斯国家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理论思想的延伸。该理论认为国家税收机制创造了人们对国家不兑换货币的需求，即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向其国民征税，并要求税收支付只能使用国家确定的货币单位和货币形态，税收机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因此税收创造国家货币价值以及公众对国家货币(包括国家认可的银行货币)的需求，即“税收驱动货币(Tax-drive-money)”(Wray，1998)。发行主权货币并实施浮动汇率制度⑧的主权国家能够支付得起任何使用本国货币的购买。只有私人部门首先将商品和服务出售给政府并获得国家发行的货币才可能依法纳税，因此，政府支出首先创造流通中的主权货币发行，私人部门才可能使用货币。主权政府支出在先，因而也不需要向私人部门“借钱”来满足自身对商品、服务及资产的购买，当然主权政府也不能无限制的支出，可能的约束表现为真实资源的约束⑨以及通货膨胀约束⑩，但“财政约束”(Financial Constraint)(11)并不必然存在。
另外，根据宏观经济恒等式，一国内部的政府部门均衡+国内私人部门均衡+国外部门的均衡=0，公式表示为：(S-I)+(T-G)+(M-X)=0。当其中任何一个部门总支出大于总收入时，至少有其他一个部门的支出小于收入。例如：如果国内私人部门收入大于支出(S-I＞0)，在国外部门资产负债表不变的情况下(M=X)，政府部门必然赤字(T-G＜0)，政府部门赤字等于私人部门盈余。也就是说，私人部门收入大于支出的前提条件是政府部门赤字。凯恩斯认为，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无法偿付的债务，私人部门潜在的储蓄需求必然存在，私人部门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表现为储蓄，储蓄是一个余值(Residue)，储蓄增加代表私人部门财富增加。因此政府支出创造私人部门收入，政府投资创造储蓄。但私人部门的收入增加的同时，政府税收也会相应的增加，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Keynes，1930)。因此任何主权政府的支出不以税收收入作保障，税收增加是政府支出扩张的可能结果。一个主权政府发行政府债券(12)也只是一种有利息收入的国家负债，并不是为政府支出融通资金的途径(Lerner，1943；1947)。
主权货币是主权政府的负债，如果承诺将本国货币以一个固定的汇率盯住其他货币、黄金或者商品，本质上是本国政府对自身充分利用主权货币，有效实施各项政策发展本国经济的一种“不自信”的表现，需要借助“外力”帮助稳定货币发行及政策执行。而这种“外力”并非一国政府能够完全控制，尤其在特殊时期“外力”必然会服务于外国或者其它利益(13)。因此强化货币主权性的本质在于主权政府在一国内部能够不断地通过创造债权—债务关系，并强制使用自身负债(国家主权货币)来最终清偿债务，创造有效需求，并独立的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加国民财富。
一个盯住美元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其货币制度为“管理货币”制度，本国货币的发行必须以其持有的“客观本位”为基础，“客观本位”不足或超额持有也可能诱发本国货币的“少发”或者“超发”。由于主权政府的任何支出本质上体现为本国货币的发行，固定汇率制度使主权政府的支出受到严格的“本位”约束，也使政府主动调控经济的能力受限。由于客观本位的获得需要付出成本，这些成本的不断累积大大削弱一国货币主权(14)，严重的可能导致货币制度的倒退(例如回归金本位)。更进一步，尽管该国政府仍然是主权政府，但由于货币主权性的不断被削弱，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增大。例如，欧元区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从理论上讲各国之间实行的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严重的束缚各成员国政府独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能力，欧债危机因而愈演愈烈并不断蔓延。
值得强调的是，各国不同的汇率制度选择会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与资本项目均衡，但汇率制度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贸易失衡和世界经济失衡，汇率是各国货币之间的比值，更是各国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货币较量”，因此汇率制度本身拥有多重丰富内涵。基于主权货币理论，各主权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主权货币，主权政府有能力决定其货币的对内对外价值及其汇率制度安排，而这个安排又取决于各国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政治、军事及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对中国而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是中国政府基于各方面初始条件并与其他国家比较基础上而做出的合理、有效选择。由于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化是各国实力相互角力的结果，而不应被简单看做是影响各国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原因，各国经济结构及发展格局日新月异，汇率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而自主动态调整也在情理之中。刻意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无疑束缚了经济发展，更削弱了一国货币的主权属性，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提升。
中国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已暴露出诸多弊端和风险，而有序的推动浮动汇率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我国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强化本国货币的主权属性，货币主权将给主权政府更好地运用各项政策实现充分就业，提升内需提供有效的路径选择。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其面临的困境
毫无疑问，人民币是中国境内流通的主权货币，中国政府有能力决定其货币的对内价值，同时管理其货币的对外价值，也就是汇率。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受这种体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与进出口贸易的联系并不密切，市场化程度很低。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币汇率不断进行着改革，市场化程度也逐步提高，而外汇调剂市场的出现使汇率呈现出“双轨制”格局，即国家正规管制的外汇市场和外汇黑市长期并存。外汇供给短缺和外汇黑市使外汇市场秩序十分混乱，各种外汇需求无法满足，汇率无法真正地发挥作用。
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汇率并轨，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扩大出口及引进外资等增加外汇储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政策导向，人民币汇率的年波动幅度较小且不超过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汇率制度归入了传统的盯住汇率安排。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在1994年汇率并轨之后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因此，中国2005年以前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见图1)。2005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林毅夫，2007)。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增长使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又有了一定的“改革空间”。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一次性贬值2%，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定价的改革更加深入。
数据来源：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
图1：1990年12月到2011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趋势
进一步地，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上升和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外汇储备巨幅增长(见图2)。西方国家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中国出口增加和外资扩容的主要原因，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会抢占国际市场，导致其他国家失业率上升，有效需求下降，甚至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促使人民币升值就成为寻求世界经济均衡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也应该适时启动，固定汇率制度严格阻碍了中国政府一直有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同时汇率的低估可能会使我国经济进一步依赖外需，内需无法真正启动。另外，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涌入也会搅乱中国还十分脆弱的金融市场，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江春，2008)。于是人民币渐进式升值的序幕拉开，而且这样的渐进式改革不会给经济带来大的震动(陈平，2009)。
数据来源：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
图2：2000-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量及其增长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外需下滑，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由于出口供给的增加必须来自于国外的进口需求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一方面国外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导致国内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另一方面，外国金融机构因人民币升值大量转移资本的需求，正规的金融资本逃离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因而受到了较大冲击，人民币国际化被认为能够降低相关的负面影响，因而也被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陆磊，2011；姜波克，2005)。但从中国国内情况看，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汇率制度改革在先。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出于自身调结构、防通胀、抑泡沫的需要，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解决汇率问题，适当时机推进人民币适度升值，以缓解当前的内外部压力。基于此，中国于2010年6月19日启动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本质上仍是对2005年以来汇改方针和政策的延续。综合全球货币体系现状、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国情考虑，按照自主、渐进、可控原则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但汇率弹性区间的扩张要配合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节奏，以保持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为前提(马君潞，2011)。
如果说汇率改革是一个根据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进程而演化的内生推进过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汇率变动是一个动态渐进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但也要遵循内生渐进规律。如上所论，人民币汇率是中国主权货币人民币与国外货币的比值，而这个比值是中国与外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交往的体现，也是国家之间国力较量的结果，因此，汇率必然反映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到底是多少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尽管汇率单方面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外部均衡，但外部的不均衡绝不是一国汇率制度变革本身能够“一厢情愿”解决的。强行人为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或者放缓汇率制度的改革都不能真实反应经济体的内生需要。
现实中，中国国内企业通过贸易出口获得的外汇，这些外汇需要兑换为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和流通，中央银行必须按需提供等量的人民币供给的同时积累外汇储备。因此均衡的结果为：国内企业获得收入和利润，中央银行获得外汇储备保证汇率制度的稳定，国外消费者的进口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只要中国政府继续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扩大出口、积累储备也是内生的、自然的过程。目前中国仍然采纳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本质上还是固定汇率体制，固定汇率制度客观上要求中国主权货币的稳定必须有足够的“客观本位”作保障，美元储备的增加就是满足客观本位的需求。因而积累外汇储备也是中国政府短期内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长期看，这样的汇率制度选择必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如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
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给中国经济的内部稳定已经带来了显著的负效应，外汇储备作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倒逼”人民币等量发行，扰乱了货币供给的内生增长机制，导致流动性被动性过剩，引发国内资产和商品价格泡沫，同时储备货币的贬值还加大了外汇储备的风险(15)。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给中国扣上了“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并逐步通过各种贸易法案变相“惩罚”中国贸易企业。但中国中央银行汇率控制和资本管制是固定汇率制度本身要求的，是主权政府正常的货币汇率制度选择，是主权国家自主调控经济的体现，无可厚非。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预见的是，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很有可能从出口大国转化为进口大国，贸易赤字出现，中国如果继续采纳固定汇率制度，外汇储备可能会耗尽，也就是说，中国将无法承受逐渐增加的外贸赤字。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可能会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政策“扭曲”导致高通胀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等问题。相反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主权国家的贸易赤字则意味着进口的真实边际成本降低，因而贸易赤字本身对于一国(尤其是大国)是收益，而贸易盈余带来较大的成本(16)。贸易赤字有可能影响汇率，并通过“传递效应”影响一国的就业和价格稳定，但任何拥有主权货币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主权政府能够独立的运用本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现就业和价格稳定(刘新华、钱文，2010)。简单地说，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将减少主权政府对“客观本位”的需求，使政府能够更加灵活的运用宏观政策满足经济体的内生需求。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这给担心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担忧提供了一定的“保险”——中央政府能够动用外汇储备平息短时间内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也符合我国目前汇率改革的自主、渐进、可控的原则。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通过不断地向金融体系注入美元进而使美元贬值，实施“以邻为壑”的对外战略，达到扩大出口，降低贸易赤字的目的，最终实现贸易均衡，消除贸易赤字。同时美联储期望降低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以期长效刺激经济复苏，消除国内财政赤字，最终使美国走出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当今世界上即使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也不排除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经济的安全而干预汇市的行为，美元是美国政府的负债，美国政府确实有能力决定美元的对内价值以及对外汇率，并充分运用本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国内就业和危机。而汇率的变化是否能够导致美国出口增加、贸易赤字减少是不确定的。由于汇率是各国经济社会力量较量的结果，即使会对贸易产生影响，但对改善贸易失衡还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来讲，出口的多少来自于进口需求的变化，来自于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能力和美国经济体内在的供给能力，绝不是汇率这根救命稻草可以解决的了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教条的主流观点仍然坚信，只要能够有序的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由贸易争端引发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就能够解决。贸易赤字降低会改善国内的财政赤字状况，从而本国的主权债务评级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迎刃而解。美联储从2008年起推出了QE1和QE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17)，试图通过“以邻为壑”计划使美元贬值与低利率的政策“组合拳”避免经济再次探底。然而数据显示，实际政策效果与预期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政府虽然一直按照既有的逻辑内生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试图通过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降低来自国际范围内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这种基于主流框架下货币本质理解而设计的“超主权货币”与凯恩斯Banco设想很相似，由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及国际金融创新的发展，单纯考虑贸易非均衡而忽略资本流动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已经不具备生存的“土壤”，甚至会引发货币制度的倒退。
任何发行主权货币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其国内政策实施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主权国家能够主动有效地控制其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汇率仅仅是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与外国较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而主权国家只有充分调控和发展本国经济，其与外国的较量才会处于有利地位，而汇率本身升值或者贬值是经济体内生发展的结果。试图通过“外力”强行制度改革必然影响一国经济内部的协调发展，同时破坏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超主权货币虽然可能是未来国际储备货币演进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寻求一国经济对内对外均衡的合理路径在于“苦练内功”，降低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提升一国政府对主权货币的调控和监管能力，降低对“客观本位”的需求。而有序推动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完善国家货币主权，从源头上减少“外力”对货币主权的制约，发挥主权政府的能动性，实现充分就业，全面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合理制度选择。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汇率是主权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等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固定汇率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策自由，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抵押品”。而浮动汇率制度允许更大的国内政策独立——提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转圜的余地。原因在于一国实行自己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主权政府总可以通过货币支出创造需求，而唯有创造有效需求才可能提高国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降低贫困，实现国民财富的可持续增长。有效需求是能够带动就业的需求，也就是说，主权政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将赋予其自身有效运用货币的主权特质充分雇佣国内资源，提升就业。按照凯恩斯的《通论》的观点，就业创造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而人们最终的消费是企业家扩大再投资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拉动就业应该成为一国经济政策的首要及可持续性目标选择。
其次，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不健全、不发达，短期内大规模的汇率浮动一定会诱使较大的改革成本，而遵循自主、渐进、可控的原则进行浮动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目前来讲具有现实的基础。中国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因而短期内并不会因储备不足而影响汇率弹性化改革。但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既可以避免国外资本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同时降低国际储备的风险，并且给国内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足够的转圜空间。因此中国应当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制定合理的基础利率并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管理能力，当然取消资本账户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必将是人民币渐进改革的方向。
最后，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给国内政策的独立使用在短时间内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意识到对出口贸易的依赖不是上策，进口是获利而出口是成本。出口依赖于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是一种外生的、被动的经济变量，尤其是当中国的生产能力相对于世界经济总规模而言足够大的时候，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逐步减少，中国最终会变为一个净进口国。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最终将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强化货币主权为国内政策的运用创造更大的空间，实现充分就业。但是中国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必然是渐进的，可控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弹性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还需要和资本账户开放、外汇市场的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多项措施相配合，促进政策转向于国内的有效需求，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浮动汇率制度的内生推进与人民币主权强化应该成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合理逻辑。
感谢熊小雅对本文的数据整理所做的工作。
①目前希腊债务危机导致政府被迫紧缩国内支出引发的罢工等社会冲突日益升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②交易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向他国出口商品获得货币的目的是为了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
③这里的货币闲置不但包括本国货币的闲置，也包括一国持有的国外货币或者国际储备货币的闲置。
④由于欧元的发行由欧洲中央银行决定，区内各国政府并没有自主决定货币的发行权，而欧盟中央银行对各国严格的赤字和债务约束应该是各国获得能够按需使用欧元的“客观本位”。
⑤在美国，财政部发行硬币，而美联储发行钞票和中央银行准备金。在中国，货币发行权在中国人民银行。但是无论是财政部或者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都代表主权政府的负债。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insky认为，主权政府应该是一个大政府的概念，包括一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
⑥由于银行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在现代货币体系中，当主权政府认可银行货币能够和国家货币一样完成对国家债务(例如缴纳税收)清算，银行货币就能够行使国家货币职能，但本质上还是银行负债。
⑦除非外国货币也可在国内通行，但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因为允许别国货币在一国国内流通将降低本国货币的主权性。
⑧这里强调浮动汇率制度的原因在于，主权政府不必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大量积累储备货币，外汇储备累积的硬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主权政府对内政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使本国货币的稳定与可能获得外汇储备正相关，因此本国货币的主权性会降低。
⑨私人部门不愿意或者没有足够的商品和服务满足政府的需求，即真实资源约束。
⑩按照凯恩斯的理解，当国内的所有资源被充分雇佣(包括劳动力)之后，多余的政府赤字支出才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政府超出充分就业的支出就会导致真正的通货膨胀出现。
(11)这里强调的主权政府不存在财政约束的本质是指主权政府的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不会出现偿付危机，能够承担起任何使用本国货币的支付，但并不意味着主权政府能够过度支出，支出规模受制于一国的内生需求和政府发展本国经济的意愿目标。
(12)政府债券也是主权政府负债，与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本质相同，不同的是政府债券是有利息收入的或者利息收益较高的政府负债。
(13)美国政府近期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本质上导致美元贬值，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因此而受到损失，但这也无可厚非，美国的政策首先在于保证本国的消费、投资和就业。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使用美元储备降低汇率风险的这个外在力量必须服从美国政府调控本国经济的需要。
(14)目前我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本质上也是我国政府为了维持币值稳定的“客观本位”。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但带来了储备的汇率风险，同时还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受阻，从而引发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等。
(15)参见拙文“我国引进外资理论与政策分析：一个主权货币理论的视角”，《思想战线》，2011，6。
(16)由于出口是用我国的劳动力和真实资源的投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为了获得出口优势，我国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水平很低，同时生态资源还被严重破坏。基于主权货币理论，出口获得美元，美元是美国政府的主权债务，美国主权政府有能力决定其负债的价值，美元的贬值必然给我国带来更大的外汇风险和利益损失。而进口是本国国民获得的消费他国商品的权利，因此当进口大于出口即贸易逆差，意味着我国实际消耗的本国的真实资源和劳动力消耗的减少，从而获得真正的福利改进。相反则反之。
(17)2008年11月24日，美联储宣布将购买由房地美、房利美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券及其担保的5000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这是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动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E1。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6000亿美元加上原来持有的即将到期的约2500亿～3000亿美元的“两房”抵押支持债券和机构中长期债券再投资购买美国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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