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相互作用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术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文献并不太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关于“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系统(牛文元，1994)，与其相比，FDI涵盖的因素要少得多。虽然近些年FDI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许多计量研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是迄今为止，关于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仍没有出现代表性的计量模型和研究框架。国外学者一般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来论述FDI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OECD，2001；Gallagher and Zarsky，2005)，而国内学者倾向于将可持续发展系统划分为若干子系统加以研究。综合来看，将可持续发展系统划分为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四个子系统的研究方式是较为合理的(曾珍香、顾培亮，2000)。FDI是东道国经济子系统的构成因素，FDI的流入会直接影响经济子系统，同时也会对其他子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子系统反过来也会对FDI流入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考察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是考察FDI与东道国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 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不增长也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在长期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离开了经济增长无法实现(于同申，2002)。多数学者认为，引进FDI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有条件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FDI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的作用上。正如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中译本)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服务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技术、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环境等五个方面。
Rostow(1960)认为，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经济落后的困境，首先要实现资本积累。Chenery与Strout(1966)提出的“两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FDI弥补“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在Solow(1956)开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如果不存在外生技术变化，经济就会收敛于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在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增长理论框架下，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内生化，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甚至递增，人均产出也可以理论上无限增长。因此，FDI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Balasubramanyam等(1996)认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FDI可被视为资本存量、技术诀窍和相关技术的组合，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认为，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和绝对的，要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东道国必须具备一定条件。Abramovitz(1986)认为，东道国获益于FDI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能力。Borensztein等(1998)认为，FDI本身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有限，只有发展中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超过最低极限水平，FDI才能发挥出更高的生产效率。DeMello(1999)运用时间序列法对32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其效果取决于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当两者是互补关系时，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是最优的。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0，中译本)的研究发现，在诸多解释性变量之中，FDI流入量与教育水平相结合的变量(即FDI与教育的乘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的研究发现，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东道国特定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于津平(2004)认为，FDI在长期内会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陈柳和刘志彪(2006)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事实上，有些研究已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因素与FDI是相互影响的。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0，中译本)的研究发现，与东道国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投资率(投资与GDP之比)和贸易率(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均受FDI的影响。反过来，东道国的高投资率(在长期内)和高贸易率(在长期和短期内)对FDI的流入具有促进作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3，中译本)为了分析各国未来引进FDI的潜在能力，首创了“吸引FDI潜力指数”。该指数包括八个变量，其中人均GDP、GDP增长率、出口占GDP的比重、R&D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这四项经济变量分别反映了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对外贸易依存度和技术创新能力，对东道国吸引FDI的潜力具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所有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都是乐观的。Cardoso与Faletto(1979)认为，以FDI为载体，跨国公司一方面把欠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先进经济部门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使欠发达国家内部的落后经济部门依附于先进的经济部门，总体上形成一种“殖民地内在化”的效应，无助于欠发达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只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需要。以Prebisch(1988)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着重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指出了从发达国家输入外部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通常的结果是，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对内部资本积累形成冲击，甚至形成“飞地”现象。
关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沈坤荣和耿强(2001)基于中国的数据研究得出，FDI的大量流入不仅有助于缓解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加快国民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程惠芳(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的FDI流入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不仅推动着中国工业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工业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工业增长的质量。桑秀国(2002)认为，FDI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不能说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是FDI流入量增长的动因。张立群(2005)的研究表明，引进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FDI增加10％对中国当年GDP增长率影响0.65％，对下一年增长率影响是1.36％。
有些学者还探讨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例如，Sun(1998)分析了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FDI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魏后凯(2002)认为，FDI对中国东部地区GDP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正效应，而对西部地区GDP增长的正效应并不显著。夏京文(2002)认为，FDI流入对中国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稳定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安全。于津平(2004)对中国引进FDI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限制FDI还是对FDI采取过多的优惠政策，均不能短期内使国民利益最大化；在技术外溢效应形成之前的短期内，优惠政策会造成短期福利水平下降；对不能带动内资企业发展的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会损害本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益。
二 FDI与东道国社会发展
关于FDI与东道国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FDI对东道国的人均收入增长、①收入不平等、就业、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社会福利和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上。
有些学者认为，要发挥FDI对东道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此二者本身也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当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或者FDI规模较小时，FDI对东道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例如，Blomstr
m等(1994)、程惠芳(2002)均认为，只有在发达国家和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FDI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才是显著的。Krugman(1993)调查发现，FDI一般仅占发展中国家国内总资本构成的很小一部分(约3％)，并不是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且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Kamalakanthan与Laurenceson(2005)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Krugman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他们认为FDI的流入规模仍是决定其对东道国人均收入增长影响程度的关键因素。
关于FDI与东道国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FDI流入会加剧东道国的收入不平等。学术界一般将FDI流入引起的东道国收入不平等分为三类：一是东道国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这主要是由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引起的。Kamalakanthan与Laurenceson(2005)调查发现，进入中国和印度的FDI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从而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东道国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较为一致(Conyon et a1.，2002；Grg et al.，2007)。三是FDI流入引起的东道国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收入差距加大。Driffield与Taylor(2000)发现，FDI对美国制造业内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沈毅俊和潘申彪(2007)的研究发现，由于初始状况和外资份额不同，FDI对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可能不同。FDI占东道国资本总额比重越高，越有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
一般而言，收入差距的存在必然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结构的变化。Krugman(1991)认为，劳动力会受市场潜力吸引，向实际工资报酬较高的地区迁移。Crozet(2004)利用欧洲五个国家双边劳动力迁移数据验证了Krugman的观点。黄玖立和黄俊立(2005)利用1997年的数据，测算出中国FDI存量比对流动劳动力比例的弹性为0.35～0.44，即该存量比每增加1％，就能使流入到该地区的劳动力增加0.35％～0.44％。张二震和任志成(2005)研究得出，FDI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演进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促进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
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0)认为，FDI对全球就业市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FDI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潜力以及对东道国提升就业质量和劳动力基本技能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东道国所引进FDI的规模、类型和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桑百川(1999)认为，当FDI采取新建投资方式时，一般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如果采取跨国并购投资方式，则能否增加就业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在采取跨国并购投资方式的条件下，外资企业如果进一步扩大投资就有可能增加就业，如果采用先进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则可能减少就业。蔡昉和王德文(2004)利用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虽然外资企业就业在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还不高，但由于其增长速度异常快，使得外资企业就业在全社会就业增长中贡献份额很大：全部外资企业就业对全社会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1.5％提高到2001年的18.4％。朱金生(2005)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存在区域差异，这与FDI的区域偏好和选择有很大的关联性。王剑(2005)认为，FDI对中国就业不仅存在着积极的直接拉动效应，而且还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提升生产率水平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的间接抑制效应，但总效应是积极的。
有些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Webber等(2002)对中国的FDI与劳动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和地方政府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降低了对《劳动法》和相关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法规和规章的执行，导致劳动条件、职工权益等受到不利影响。朱东平(2004)的研究发现，即使发展中国家拥有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只有在溢出效应较小时才可能发生。但这种情况下流入的FDI有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同类竞争企业的利益，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引进FDI必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引进FDI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福利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的性质、发展中国家成本优势的大小和东道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因素。
许多研究也表明，东道国的社会发展因素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0)的研究发现，FDI流入量与东道国教育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显著。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3)提出的“吸引FDI潜力指数”的变量中，有三个变量属于社会发展因素：人均GDP、②每千居民的电话线路数、本科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三项因素分别反映了东道国的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教育水平。沈坤荣和田源(2002)认为，除了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以外，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FDI区位选择和规模的重要因素。蔡昉和王德文(2004)研究发现，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制造业，这种结果实际上与刚性的工资制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产业的开放程度密不可分。赵江林(2004)认为，中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FDI的规模、质量、结构以及效果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陈飞翔和郭英(2005)认为，人力资本和FDI都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但两者并不独立，而是互为补充的，FDI能够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发起到重要作用，东道国人力资本开发也会对引进FDI产生积极影响。
三 FDI与东道国环境发展
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FDI理论均是从跨国公司或投资国的角度出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垄断优势、比较优势以及净收益等，极少有从东道国角度出发加以研究的，而关于FDI流入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研究更少，但还是有一些观点为FDI流入对东道国环境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潜在的理论依据。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论”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处于标准化阶段的、相对过时的技术。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就发达国家来讲，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包括边际性产业、边际性企业和边际性部门等)依次进行。这些“处于标准化阶段的技术”和“边际产业”极有可能不符合发达国家日益严格的、新的环保标准，或者为了达到新的环保标准而需要追加投资和提高成本。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随着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环境污染水平早已超过倒“U”形曲线的最高点，环境规制标准更为严格，必然使得大量被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多处于产品标准化阶段或多为边际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对于上述观点，主要的支持理论还是颇有争议的“污染避难假说”，它最早由Walter与Ugelow提出(Walter and Ugelow，1979；Walter，1982)。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随着国家间FDI的流动规模不断加大，出于对经济收入和政治因素的考虑，丰裕的环境资源常常诱导发展中国家放松环境管制，从而使污染密集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Baumol与Oates(1988)从理论上对“污染避难假说”进行了系统的证明，并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实施较低的环境标准，则这些国家将变成世界污染集中地。Daly(1993)、Esty(1994)均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FDI，势必会纷纷降低本国的环境规制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其结果必然出现环境规制的“竞次”(race to bottom)现象，最终将导致全球环境恶化。Low与Yeats(1992)的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比较放松的贫穷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方面都有所增加。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环境质量并不是完全的负面影响。Van Houtven与Runge(1993)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将归结为三个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只有规模效应会加剧东道国环境恶化，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则会使东道国环境状况大大改善。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0)认为，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环境影响的效果尚未有定论，其主要取决于FDI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参与度、跨国公司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和清洁技术的转让程度。
刘渝琳和温怀德(2007)认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整体上已出现“污染避难所”现象。夏友富(1999)的研究发现，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污染产业(尤其是高污染产业)的投资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污染转移倾向显著。祖强和赵珺(2007)通过对2005年中国引进FDI的产业分布状况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引进的FDI主要分布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占整个投资企业数的84.19％。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属于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比较符合日本学者Kojima的“边际产业扩张论”。Levinson(1996)、List与Co(2000)认为，从FDI的区位分布来看，中国的环境规制在FDI的区位选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Linderahr与Ljungwall(2003)检验了环境政策是否是FDI在中国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结果发现：对东部地区来说，环境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并非是吸引FDI的有效工具；对中部地区来说，两变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环境政策水平对FDI具有决定性影响；对西部地区来说，两变量呈负相关关系，但统计意义并不显著。綦建红和鞠磊(2007)研究得出，中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FDI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环境规制不是引起FD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相反，FDI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四 FDI与东道国自然资源开发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将自然资源禀赋作为东道国引进FDI的区位优势来界定的。Dunning(1977)提出的具有折衷意义的OLI范式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特指东道国与投资国相比较而具有的优势(其中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Kojima(1978)根据其动机，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生产要素导向型和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导向型，其中自然资源导向型FDI的基本动机就是获取或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UNCTAD(2007)认为，由于亚洲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品需求量进一步增加，使得全球矿产资源开发和提炼领域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在矿产资源较丰富的非洲国家。处于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动机各异，采掘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驱动力和决定因素视经营活动、产业和公司等特点而有所不同，其中主要动机是寻求自然资源。跨国公司参与采掘业投资，将会对东道国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自然资源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环境要素，因而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UNCTAD(2007)进一步认为，矿产资源采掘活动，不论投资主体是谁，都会造成环境成本。跨国公司在这方面既可发挥消极作用，又可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参与了资源采掘(在没有跨国公司参与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有这种采掘活动)，将使东道国的环境更加恶化。另一方面，与东道国国内公司(包括个体采矿和小型矿)相比，跨国公司使用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采用了更高的环境管理标准并加以传播，又可减少不利的环境后果。
尽管FDI的技术、管理等溢出效应有可能提高东道国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效率，但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休止地开发和利用终究会导致自然资源枯竭。Wackernagel(1999)根据其提出的“生态占用”(ecological footprint)模型，③测算出人类资源的使用量于1999年就已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的20％。德拉内·梅多斯等(2006，中译本)根据改进的World3模型进行多种场景模拟，得出在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使用量以“指数型增长”的情况下，许多资源都已处于或将处于“过冲”(overshoot)状态，④面临着崩溃的威胁。
一般而言，FDI与东道国自然资源开发的关系是间接的。许多FDI并不直接参与东道国的资源开发，甚至不直接使用自然资源。不同东道国关于FDI参与本国采掘业的政策有极大差异，既有完全禁止的(例如，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业)，也有几乎完全放开的(例如，加纳和马里的金属矿业，阿根廷和秘鲁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更多的是介于二者之间。UNCTAD(2007)认为，无论是否有FDI参与，东道国的政策和体制质量都是保证东道国从自然资源开发中获取可持续发展收益的决定因素。罗浩(2007)通过扩展新古典索洛模型证明，在特定技术条件下，自然资源的固定禀赋最终将使经济增长停滞，并给出解决瓶颈的两种机制：一是产业转移，即在开放条件下，厂商为摆脱本地资源瓶颈，通过向外地转移资本和劳动以利用该地的自然资源，从而带动该后起地区的经济增长；二是技术进步，即在封闭条件下，厂商将一部分产出投入研究与开发活动，不断开发出自然资源增进型技术，从而推动本地区的又一波长期增长。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及其带动的产业升级，对这两个解决机制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 简要评价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看出，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复杂的系统关系，并受FDI规模、FDI技术外溢效应、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等条件的影响。从已有研究中，大致可以梳理出如下几个稍显明晰的观点：
一是FDI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FDI的正向作用得到了较多验证；对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FDI的反向作用更为明显。这就使得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作用方向，取决于FDI与各子系统作用的合力方向。
二是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在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作用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前文述及的，如果FDI能够对东道国产生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且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那么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就会得以改善，例如，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环境优化、能耗降低、资源节约等。说到底，这是个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因此，要实现FDI促进东道国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是东道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是在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关系中，FDI与东道国经济子系统的关系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首先，FDI本身就是个经济因素；其次，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但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劳动力、制度、环境成本、资源等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再次，政府的宏观政策是依据经济理论和本国的国情制订的，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离不开经济领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最后，虽然FDI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发展有利有弊，但东道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主要来自于FDI，相反，FDI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可能是解决各子系统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
综述至此，尚不能为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总结出一个一般性结论。到目前为止，关于FDI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关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状况对FDI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究竟FDI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或者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状况如何作用于FDI等问题，需要根据FDI的性质和特定东道国的具体国情加以专门研究。
(截稿：2009年2月)
注释：
①人均收入通常用人均GDP来衡量，它既属于经济因素，又属于社会发展因素，该变量通常用来反映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例如，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在“人类发展指数”中用人均GDP来反映一国居民的财富水平和生活水平(UNDP，2001)。因此，本文将那些侧重于研究FDI与东道国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文献放在第二部分加以综述。
②如前所述，人均GDP既属于经济因素，也属于社会发展因素。
③Wackernagel等(1999)对“生态占用”的定义是：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粮食、饲料、树木、鱼类和城市用地)和吸收排放物(二氧化碳)所需要的土地面积。
④德拉内·梅多斯等(2006)对“过冲”的解释是：走过头了，意外地而不是有意地超出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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