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寻找，三重宣示：“寻找方大曾”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方大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失踪了70年的战地记者方大曾被“找到”了，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冯雪松发起的“方大曾校园行”公益活动自2015年9月在清华大学启动以来，也已经走入了20多所大学，以讲座、展演、交流的形式，使方大曾活生生地回到了现实，回到了广大新闻学子的心中。我不知道是将这件事定位于新闻，还是定位于历史，但是无论是新闻，还是历史，它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学习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观看纪录片《寻找方大曾》以及翻阅相关资料，我以为，“寻找方大曾”这件事至少具有“三重寻找，三重宣示”的意义：寻找和宣示新闻理想，寻找和宣示史家责任，寻找和宣示亲情与大爱。 一、寻找和宣示新闻理想 新闻记者属于高危职业，新闻记者是凭新闻理想在工作。所谓新闻理想是新闻从业者对自己职业的一种情有独钟的信仰，有了这种信仰，他可以以身相许，以心相许，为了这种信仰，他可以赴汤踏火，在所不惜，即使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战地记者更是如此。顾名思义，战地记者是在战场上采访的记者，死亡随时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是拿笔、拿相机的士兵，他们有时要和拿枪的战士一道冲锋在第一线；他们用生命见证战乱，用鲜血书写真实，为后方的人们提供关于战争最真实的信息。正如冯雪松所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记者用宝贵的生命履行自己神圣的使命，说记者是一种高危职业一点也不为过。 中外新闻史上，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具备新闻理想新闻记者，方大曾算是一个。中国摄影出版社高级编审陈申先生说，作为一名记者，方大曾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信仰。这里所说的信仰，就是新闻理想。范长江的夫人沈普回忆说，长江欣赏方大曾，就在于他“抱有崇高新闻理想”。抱着这种理想，他毅然决然地投身新闻事业，献身新闻事业。 方大曾，1912年7月出生于职员家庭，家境殷实，1930年又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前途似锦。按照一般人看来，他完全可以过上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偏偏爱上新闻这样一种高危职业，他追求当一名新闻记者，当一名像范长江那样奋不顾身的名记者。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喜欢朋友们昵称他为“小方”，他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刚正、正直和谦虚，这些都是一个真正记者所应具备的内在素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方大曾担任“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反帝新闻》的编辑工作开始其新闻生涯，次年与另一名“反帝”的成员常钟元共同主编了《少年先锋》。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小方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的武器，一枝秃笔，和一个照相机，到前线采访”，成为一名穿梭于战火中的战地记者。方大曾到达绥远前线，活跃于长城内外进行采访，写了《宛平之行》、《绥远的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多篇通讯，并配发照片发表在《世界知识》上。此时的方大曾“已成了驰骋长城内外、报道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了”。[1]方大曾一发而不可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担任中外新闻学社（简称中外社）摄影记者、全民通讯社（简称全民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进行战地采访，做出了更加骄人的成绩。7月10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即冒着烽火硝烟，奔赴卢沟桥前线采访，拍摄了上百张照片，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配以照片发表于《世界知识》第6卷第10号里，成为采访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人。他将拍摄到的大量底片交给妹妹方澄敏冲洗和保管，然后于7月28日，再次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9月28日，寄出《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30日《大公报》第二版刊出此文，成为他最后见诸报端的新闻作品。方大曾从此失联，再也没回来，成为了“抗战初期第一个在前线采访中为国捐躯的青年记者。”[2] 方大曾的新闻生涯很短，作为战地记者的时间更短。就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他用生命准确地阐释了新闻记者的新闻理想和职业精神。冯雪松说，无论题材是民生、战争抑或风物，方大曾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小方从未在其中表现过半点虚浮和猎奇，他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同情者、国家兴亡的关注者，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心跳从未离开过中华民族的脉动。“小方的价值不可低估，除去他作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的光环，他是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他的新闻理想、职业素养、专业精神和爱国情怀，都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和学习。”[3] 正是这种理想和精神造就了方大曾，也造就了我们中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新闻记者。也正如寻找方大曾的冯雪松所说，“通过寻找方大曾，我发现我们国家曾经有过一批有热情的、爱国的、有职业素养的新闻前辈，他们在从事着新闻工作，报道真相、了解事实，而且不计个人安危，有非常忘我的状态。”[4] 翻开中国新闻史，我们会立即看到这样一群活鲜鲜的人扑面而来——在军阀混战时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军阀杀害、献出宝贵生命的邵飘萍；历经千难万险报道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写出《中国的西北角》《动荡的大西北》《陕北之行》等新闻史上的名篇，开创中国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范长江；刀下脱生、历经“苦辣酸甜”，奔波“东西南北”办报不辍的成舍我；16岁从新加坡回国，带着青春的朝气，冒着枪林弹雨在抗日战场奔波7年，实录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寇的华美篇章，年仅25岁就被国民党杀害的《晋察冀日报》优秀记者仓夷；视底片如生命，用生命和鲜血保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党和军队珍贵底片资料4万余张，人民军队中第一个专业新闻摄影记者沙飞等等。解放后，满怀“勿忘人民”的信念、与普通农民同宿一条炕，写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穆青；在建国前后为真实地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和新闻事件的现场，最终牺牲宝贵生命的一百多位新华社烈士。 对于这些像方大曾一样的具有新闻理想的新闻记者，我们要记住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寻找方大曾，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寻找和宣示新闻记者的新闻理想和新闻精神。冯雪松说得好：“我们拍摄此片的目的不仅仅是去寻找一个人，而是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和自由的生命。……他以个体的高贵品质，为我们确立了一个物质之外的精神境界。”[5]当下，社会物欲横流、信仰缺失。新闻记者中，有人成了恩格斯批评的没有思想的上级机关的“简单传声筒”。[6]有人蜕为只为稻粱谋的“新闻民工”。通过寻找方大曾公益活动，寻找丢失多时的新闻理想，在新闻界和新闻专业学生中，提倡树立新闻理想，振奋新闻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二、寻找和宣示史家责任 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的开头，有一处细节：保存在图书馆的方大曾作品，60年来借阅单上一片空白。然而，在方大曾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他的名字神奇般地出现在电视银屏上。这个神奇的创造者是冯雪松和他的团队，以及众多的“寻找者”，他们用了15年时间找到了失联60多年的方大曾。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见到冯雪松写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这本书格外激动，对冯说，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当中，真不知道有方大曾这么一个人，相信绝大多数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都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感谢你的不懈努力，使这颗彗星重现人间。并提笔写下了感言，“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方先生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冯雪松是中央电视台的编辑，但是在寻找方大曾这件事情上，又切切实实表明他是一个新闻史家，15年的寻找历程，冯雪松在宣示着可贵的史家责任。 冯雪松寻找方大曾，不是要完成什么人交给他的任务，而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1999年，冯雪松意外收到中国摄影协会邀请合编方大曾作品成书的传真，他便与方大曾结下了不解之缘。方大曾是谁？当获知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还存有小方曾经拍摄的837张底片时，冯雪松决定探一究竟。冯雪松说：“没有人派给我这个任务，我根据这个传真去找线索，回来才报的选题。”在朋友的引荐下，冯雪松见到了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老人，当时的场景令他终身难忘——夕阳下，轮椅上的方澄敏轻轻地取出一张方大曾的照片，照片中的人头戴钢盔、目光清澈而坚定、浑身散发着阳光。“这是一个热爱生命和自由的形象，他不应被历史湮没，需要被时代铭记。”冯雪松对方澄敏老人许诺道，要让她能够在屏幕上看到哥哥的故事。“这份承诺，不仅是对工作、对方家的交代，更是一份对历史记忆的交代。”就是这个承诺，使得冯雪松辗转奔波了15年。 15年，对于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间，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5000多个日日夜夜，则是相当长的一段。一种责任推动冯雪松克服旁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刻不停地寻找。方大曾失踪年头太久，资料太少，他便从北京图书馆的旧刊库，在30年代的书山报海中呼唤方大曾的名字，爬梳方大曾的史料，每查到哪怕是一点点有用的资料，都令他欣喜不已。冯雪松说，纸张发霉的味道，提醒着我正在面对历史，它们无声地排列，考验着我的诚心与耐心。 除了翻阅旧书报，冯雪松还按照方大曾当年走过的战地路线图只身踏上寻访之旅，展开田野调查。冯雪松数次往返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4000多公里的行程，或火车或汽车或步行，冯雪松一直追寻着方大曾的身影。冯雪松说：“小方从哪到哪，坐什么车，我都照做，不放过每一处有价值地方，不错过每一个有价值的采访对象，种种关于他的传闻，我都要追踪到底。寻访途中，各种考验接踵而至。路途奔波不说，被当作假记者已是家常便饭。冯雪松说：“我不是说没人知道方大曾的价值，是没有人愿意去出这个傻力气，因为它不能短时间内吸引眼球，不能短时间内见效。现在很多人愿意‘短平快’、马上见效，这跟当下这种浮躁是有关系的。”冯雪松的这种“下傻力气”的精神不仅是当下新闻工作者需要的，更是新闻史研究者所需要的。 这里，要特别强调，冯雪松寻找方大曾的行动体现了做新闻史研究的正道。他翻阅旧书报，进行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治史的基础；写作中，尽量按照冷静、客观的原则，尊重史料，不要妄加臆断。对于访谈的素材，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不任意改写。[7]这是治史的原则。他走进历史，同历史人物进行对话，在同历史人物的对话中，找到研究的动力，更是难能可贵的。比如，方大曾在通讯《娘子关出雁门关》中写道，因为行程紧急，留下了未能登临雁门关的遗憾，冯雪松和摄制组将一路带着的小方的照片悬挂在雁门关的城头，以了却他六十多年前的心愿。有时线索中断，拍摄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冯雪松就读读方大曾写的通讯，从中寻找线索，也寻找继续工作的动力。他还说，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人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崇高精神的认同和追求。[8] 关于方大曾的纪录片完成了，书出版了，展览室也办起来了，作为一份工作完成了，但是作为一种“责任没有终点”。冯雪松说，方大曾成了我放不下的心事，寻找工作还在持续。 当下，新闻史学界，有人心浮气躁，不愿意下苦工收集第一手资料，只求短平快，做些无根的游说；有人缺乏史家责任感，对治史缺乏敬畏感，戏说历史，虚无历史，都是很要不得的。冯雪松在寻找方大曾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家责任和治史正道应该大力在新闻史学界宣示和提倡。 三、寻找和宣示人间大爱 在访谈节目中，冯雪松多次深情地提到两个人——方大曾的母亲和妹妹。正因为有这两位亲人努力保存方大曾用生命和鲜血拍摄的底片，也才使得方大曾消失60多年后能得以重现。 一般来说，保留亲人的遗物是很正常的，不值得一提。但是，在那些特殊的年代保留这些特殊的东西是有很大风险的。北平沦陷，日伪特务满街窜，如果这些宣传抗日照片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1949年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方大曾拍摄的这些宣传“国军”抗战照片上，不乏“国军”将领和士兵，他们的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就连方大曾自己寄给母亲留存的照片，头盔也是国民党的。另外，《冀东一瞥》的片子上，有许多伪满洲国的国旗。这些东西要是被发现，肯定会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斗、进监狱是应有之义。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乏这种事情发生。 凭着亲情和大爱，善良的方母和方妹硬是冒着极大风险将方大曾的800多张摄影底片保存下来了。为了跟儿子的约定，等着儿子回来，母亲坚守在老宅子32年不搬家。在这个识字不多的母亲心里，儿子是宝贵的，儿子的工作是神圣的，儿子冲洗照片的小木屋，“谁都不许动！”；1969年去世前，老人才觉得盼儿子回来无望了，就让家里人用儿子做暗房用的小木屋给自己做了一口棺材，她要跟儿子永远在一起。为了哥哥的嘱托，方澄敏工作之余，用很大精力，精心将哥哥留下的底片加以整理，妥善加以保存。也许是这两位伟大的女性的亲情和爱感动了上帝，冥冥中保护她们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在1966年8月，方澄敏前脚将这些照片（底片）搬到银行，“主动”交给单位红卫兵，后脚其丈夫单位造反派便来抄家，翻箱倒柜，撬开地板，折腾了大半天，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文革”结束后，方澄敏老人在单位看到哥哥的东西安然犹在，将其搬回家的时候，庆幸之余，自然是万分惊喜！正如冯雪松所说，六十年共和国经历多少风雨，就有多少重量压在方澄敏柔弱的肩头，她唯一确信永恒不变的是对哥哥的爱。哥哥的生命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他用命换来的作品必定也无价，方澄敏呵护这些胶片，也是无价的。母子之爱，兄妹之爱，人间亲情，是何等的宝贵，何等地值得宣示！尤其在经过了长期阶级斗争洗礼后，人间真情和大爱被冲刷殆尽时，寻找如方母和方妹身上的人间大爱，并宣示之，又显得格外重要！ 为“寻找方大曾”公益活动点赞——不仅要走进高校新闻传播学院，还要走进新闻界宣示新闻理想，还应走进新闻史学界宣示史家责任，还要走进中国全社会宣示人间真情与大爱！ （在2015年12月5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方大曾与抗战报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标签：方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