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右转”：当代教育改革风向标——以美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向标论文,教育改革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教育的社会批评及政治干预变得越来越强烈。教育不断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与指责，并翻来覆去地接受改造和实验。似乎社会发展中的任何问题都是因为教育改革的缺乏或不够。于是，教育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使教育发展始终处于“被改革”状态。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基于“新右派”政治立场的教育改革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风向标，决定着当代教育改革的政策走向。这种“倒退的改革”严重缺乏专业性品质。其简单、片面、错位的改革立场与路线违背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原则及多样化、个性化、过程性逻辑，加剧了教育的冲突与分裂，造成了教育发展中排斥性与失衡性立场、强制性与功利性政策的困扰。
一、“新右派”的崛起及其“教育危机论”
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自此以后，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时期，并始终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状态。经济滞胀、垄断地位下降、竞争力衰退、债务危机、恐怖袭击等等，使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民主主义立场、自由主义信条、福利社会制度连连受挫，并遭到猛烈抨击，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使“新右派”队伍不断扩张与壮大，成为英、美等国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政治势力与思潮，并成为当代西方政治舞台的主角。作为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联盟，“新右派”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尽管不同党派轮番执政，但“新右派”的政治立场却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思想。“新右派”的宗旨在于通过重新界定国家、市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确立强硬的立足于国家主义与市场逻辑的政治管理制度，以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战胜对手，确保霸主地位不被颠覆。作为一种致力于国家、民族昌盛与强大的政治联盟，“新右派”似乎拥有一种难以阻挡、不可抗拒的力量，不仅主导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制度的形成与走向，而且控制着教育发展政策尤其是教育改革的基本立场、标准与方法等。当代美、英等发达国教育教育改革主要受制于“新右派”的教育立场与逻辑。“教育不仅被这些右派主义浪潮拉着走，而且它在形成这些浪潮中事实上充当主要角色。”[1]
作为危机时代的产物，“新右派”视野中的教育充满着混乱与错误、落伍与失败。于是，“新右派”猛烈抨击学校教育，极力渲染教育危机与失败氛围，强化人们对“软弱无力”教育的批判性与颠覆性立场及迫切的改革诉求。受制于“新右派”的政治立场及影响，当代美国教育的发展始终笼罩在“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紧张气氛中，不断遭受来自社会各界强烈的责备与诋毁声音。教育改革的呼声铺天盖地、连绵不断，似乎学校教育一无是处、难当重任，必须推倒重来。对此，美国当代批判教育学家迈克尔·W.阿普尔曾指出：“我们正处于教育思潮的‘反动’期，到处充斥着‘教育失败’的言论，诸如高辍学率、读写能力的滑坡、教学纪律的散漫、教育标准的缺乏、不能教给学生‘真的知识’和就业技能，以致于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太差等都成为对学校进行抨击的理由。而所有这些又被认为是导致生产率低下、贫穷失业乃至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源。”[2]于是，美国学校教育陷入了四面楚歌、异常狼狈的窘境中。软弱无力、质量低下、无所作为，成为美国人对其学校教育的基本判断与印象。对教育不满意、给教育“开药方”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基本状态与习惯。几乎所有的美国公民对学校教育质量都感到担忧，并对学校教育提出尖锐批评。批评者认为：“美国教育太迎合年轻人的一时兴致和眼前利益了，陷入肤浅的甚至轻浮的‘生活适应’计划。”[3]据此，有人主张“进步主义的、学生中心的教育已经失败，国家需要的是回归到更为正规的、教师主导的、‘无废话’型的学校教育。”[4]显然，对学校教育的批判与否定，是当代美国社会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此起彼伏、没有限度的教育改革运动。可以说，对学校教育没完没了的批判与过度化的改革自1958年以来始终如此。
无疑，当代美国教育改革不仅有广泛的“右派”背景与基础，而且始终处于“向右转”状态，其着眼点在于颠覆“软弱无力”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其失败的教育实践。具有典型保守主义特点的要素主义教育哲学是二战以来美国教育改革政策的主要理论来源，也正是要素主义教育立场开启了美国当代教育改革政策“向右转”的征程。要素主义者批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以所谓的兴趣、自由、体验、主动性为借口，放宽了标准、降低了要求，以至于“长久以来，美国的教育理论从它的语汇中勾掉了‘纪律’一词……甚至把未成年学习者选择他要学习的东西的权利推崇备至。”[5]要素主义教育家里科弗认为：“在我们社会里，儿童并不被鼓励获得严格的学术性教育。不用受多少教育，就非常容易生活得很好……这种缺乏学习动机的情况是危险的。”[6]美国教育的缺陷就在于对高水平智力训练的漠视，只强调学习实际知识而忽视基本原理的掌握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因而，他极力主张严格的学术性教育，并将其视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另一位要素主义教育家贝斯特指责进步主义教育扰乱了学校课程，降低了教育效果，以至于引以为骄傲的学士帽、学士服“成为漫画家作为愚蠢和无能的公认的象征。”[7]20世纪80年代后，右翼势力集团对教育的批判与否定之声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并不断地提醒、告诫人们：“失业为什么存在，工人特别是处境不好的工人为什么动力不足，美国为什么不断地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失利，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美国学校的失败。”[8]美国政府也强烈地感受到教育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后果，不断强调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基于教育危机的改革文献，如《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83)、《国家仍处于危险中》(1998)、《我们的学校与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处于危险中吗？》(2003)等。在这些改革报告中，改革者没完没了地罗列教育中存在的诸如学生学业水平低、基本训练缺乏、学术能力差等方面的“危机指标”，抨击所谓平庸的、效率低下的、没多大用处的学校教育，并郑重地警告人们“历史不会怜悯无所作为的人”，危言耸听地警示人们“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的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9]以强化人们的教育危机、教育失败意识及教育改革的紧迫意识，赢得人们对政府教育改革方案的认可与支持。
二、市场逻辑与国家标准：“新右派”的教育革新之路
“向右转”已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立场与状态，且具有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与示范性作用。尤其是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提高国际垄断地位及经济竞争力的迫切需要，由右翼政治联盟——“新右派”所操控的“向右转”的教育改革风向标，正日益广泛地影响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政策的性质、定位与走向。作为一个“矛盾联合体”，“新右派”政治联盟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尽管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政治立场与信条，但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却拥有共同的旨趣与任务，即摧毁“左派”的教育立场，改变“左派”教育理论制约下的教育政策与实践。他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既各行其道又彼此呼应，强有力地、卓有成效地改变当代教育政策走向与教育实践范式。
(一)追求“卓越”与市场逻辑
提高质量、追求卓越，建设教育最优国家，始终是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频繁启动具有保守主义特点的教育改革，如20世纪60年代的“新科学课程”改革运动、70年代的“回归基础运动”等。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扭转教育质量滑坡局面与状态，“教育最优国家”依然只是个梦想。于是，80年代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手段与措施，推进教育改革。尤其是立足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从公共性转向市场化、从政府责任转向消费产业，成为教育改革的基本立场与路线。
作为“新右派”联盟中的骨干力量，新自由主义者将福利国家制度视为万恶之源，认为功能齐全的市场才是社会秩序主要的制度依靠。“市场竞争制度不仅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它也是个人自由和社会稳定的主要保证者。”[10]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与立场就在于强市场与弱政府，强调市场主导，弱化政府职能，反对国家干预，遵循经济理性与经济学原理，改革公共事业的性质、体制与机制，实现市场化运作。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国家干预及福利国家制度造成了市场生命力及社会发展动力的枯竭、造成了专制政治与官僚主义及个人自由的丧失，民主与社会公正不可能通过国家干预得以实现，解决社会发展秩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遵循市场逻辑，市场创造了个人自由的基础与条件。据此，哈耶克激进地强调自由化、私有化与市场化改革。另一位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权力的集中。”[11]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与手段，它可以防止因权力的集中、权力运用范围的扩张、专制与暴政的产生而侵害个人自由。据此，弗里德曼激进地强调自由竞争与市场机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防止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基于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者猛烈抨击公共教育制度，主张教育市场化、教育服务开放化，反对政府包办与垄断。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私的就一定是好的，公的就一定是坏的。像学校这样的公共机构就是烧钱的‘黑洞’。”[12]因而，新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教育的公共性品质及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教育制度，强调教育发展中的市场模式与机制。如哈耶克认为，市场逻辑是教育活动的基础，教育活动的展开应遵循市场竞争与经济效益原则，政府资助教育并不意味着政府建立或管理教育机构，将教育置于国家管理之下，不仅是危险的，而且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政府应从教育领域中退出，不再充当教育的主管者和提供者。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垄断使受教育者作为消费者既无法干预也无法选择教育服务。公共教育制度因缺乏市场元素与竞争机制造成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因而失败是必然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废除公共教育制度，引入竞争机制，确立消费者与生产者观念并形成市场交换关系，促使学校之间展开竞争。
作为当今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美国，教育市场化已成为教育发展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布什总统曾指出，公立教育是“一种业已失败的制度”，“我们给学校提供免于竞争的庇护，让学校得到为害非浅的垄断大权，这种状况的持续时间长得过了头。”[13]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着手改变教育的政府垄断局面，将教育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放教育服务，将教育推向市场。概括地说，这种基于市场化原则的教育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其一，改变政府教育经费支付方式，由向学校投入转为向学生家庭发放教育券，家长可以不受学校性质与地域因素的制约，在任何一个被其认可的学校使用教育券。这样，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机会，而且促使学校围绕生源与教育资源展开竞争，促进竞争性教育市场的形成。其二，改变学校经营方式，建立特许学校，实行公校私营，即政府将公立学校授权给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来经营。特许学校是一种选择性学校，就读的学生不是由行政机构指定的，而是依据学校的声誉、特色与质量由家长或学生自主选择。作为一种对公立学校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特许学校扩大了学校的自主权、自治权，促进了公立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建设。其三，改变学校设置方式，打破学校的公益性质，建立营利性学校。为进一步扩大家长、学生的选择机会，激发学校活力，在对已有的学校进行市场化改造的同时，吸纳社会资金，建立营利性学校，成为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营利性学校的出现，不仅使学校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原则与状况成为历史，而且打破了现有的学校格局，促进了更为激烈竞争状态的形成，并突显了学校的企业化运行特点与趋势。
(二)政府干预与国家标准
教育市场化无疑不能完全、充分地诠释当代教育改革“向右转”的风向标。“向右转”不仅仅是指基于市场逻辑与经济理性的改革，也不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事实上，在当代教育改革过程中，走向了市场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相反还强化了国家干预。因而，当代教育改革“向右转”风向标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立场，依靠市场调节，强化竞争与选择；另一方面是基于新保守主义的国家化立场，强化国家干预与管理，具体表现为国家标准、绩效评估与问责。
作为“新右派”联盟中最活跃、最强硬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及战略决策咨询部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右翼政党先后在英、美、德等国家获得了执政党地位，赢得了政权。于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开始左右、控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与改革路线，甚至其激进的扩张主义政治信仰与理念直接转化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与政府决策。立足于国家实力、全球争霸、单极世界、意识形态输出等极端国家主义立场，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实行扩张政策，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与能力，先发制人，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新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曾说：“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世界会变得更为危险，美国不仅要对威胁与挑战进行应对，同时需要进一步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4]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是唯一具有管理世界能力的国家，是防止世界和平与秩序遭到破坏的唯一可靠力量。美国应谋求全球霸主地位，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强调输出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为维持或重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制订规则并确保这些规则得到贯彻与执行。为此，新保守主义者极力反对自由放纵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猛烈抨击教育中“真正的”知识、传统价值观、管理权威、严格标准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衰落状况。在他们看来，“课程中的‘事实’正在消失。传统的内容与方法遭到抛弃，我们的学校趋向时髦(和完全多元文化的)学科，从而忽视了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知识。”[15]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使美国成为教育最优、最强、最有效的国家，主张国家必须在传授正确的知识与价值方面发挥强大的作用，“只有通过强化对课程和教学(当然包括学生)的控制，恢复‘我们’丢失的传统，使教育更具有学术性与竞争力，就像过去那个样子——我们才能拥有有效的学校。”[16]据此，新保守主义者极力强调对教育的国家干预，迫切要求制定国家标准、实施国家课程与国家测验，使学校回到经典内容和更加传统的方法。
立足于新保守主义的国家化教育立场，美国政府强势介入教育改革，不断加大对教育的干预力度，突出强调教育的国家宗旨与意志。于是，当代美国教育改革“不断地被保守主义的话语所支配着，这些话语是‘标准’、‘优秀’和‘问责’等等。”[17]近二十多年教育改革实践表明，这种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改革立场与路线不断被强化，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改变了国家不干涉教育的历史。曾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联邦教育署长的美国当代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曾指出：“当前，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我国的教育政策已经倾向于‘国家化’。300年来，地方管理学校一直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头等大事……今天，我国对国家教育成就的关心超过了地方管理学校。”[18]概括地说，基于国家化原则的教育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其一，强化核心课程的基础地位。为改变学校课程分散杂乱、标准不高、缺乏重心与重点状况所造成的教育质量滑坡问题，布什政府于1991年颁布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确立了英语、数学、科学、地理、历史5门核心课程。1993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继续强化核心课程的基础地位，除了要求加强英语、数学、科学、地理、历史的教学外，还增加了外国语和艺术两门核心课程。其二，建立国家课程标准。为了对什么是学生在基本学科领域里所必须掌握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以规范教育行为，布什政府在《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确立了英语、数学、科学、地理、历史5门核心课程的国家标准，规定了学生在知识掌握与技能形成等方面应达到的水平。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将布什政府提出的“国家标准”在充实、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法案。其三，实施测验、评估与问责制度。为了促进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与国家课程标准的实施，美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测验、评估与问责制度。如建立全国考试制度，检查学校的教育质量水平；建立成绩报告卡制度，向家长通报学生的所作所为、学习状态及成绩情况；建立目标责任与评估制度，对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工作中完成目标并卓有成效的州、学校给予奖励，否则将减少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建立教师职业技能测试制度与绩效考核制度，教师除了具有资格证书外，还需要通过严格的学科测验与教学技能测验，并实行不同的薪金制度；设立优秀学校与优异教育成就奖，奖励为达到国家教育目标做出成绩的学校，奖励核心课程教学成绩出色的教师。
三、“倒退的改革”：专业主义的抵制与批判
对于营造已久且异常浓厚的教育危机与教育失败氛围，基于市场化与国家化的教育改革，如同一针强心剂，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似乎看到了摆脱教育危机、扭转教育质量滑坡局面的希望，似乎找到了关于教育改革最管用、最有效、最有力的办法。于是，“向右转”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教育改革的基本立场与路线选择。然而，这种持强硬立场、呈强势状态的改革，虽然赋予了教育发展力量与效率，但却戕害了教育的灵魂与精神、窄化了教育的价值与功能、僵化了教育的方法与途径，是一种明显缺乏辩护性依据的畸形改革，也是一种严重缺乏专业性品质的“倒退的改革”。因而，尽管“向右转”的教育改革势头正盛，但却遭遇了异常强烈的专业主义批判与抵制。
(一)二元论立场加剧了教育的分裂与冲突
超越二元论立场始终是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改革的基本追求，摆脱二元论束缚，培养在道德、智力、情感、技能、体力等方面协调发展的人，一直是社会对教育强烈而普遍的期待。显然，消解与突破二元论立场已成为一种共识甚至是一种常识。然而，“向右转”的教育改革却无视这种共识与常识，旗帜鲜明地站在右派立场、捍卫右派信条，猛烈抨击“左派”的教育发展指导思想与路线，并强势推进旨在根除“左派”立场、路线及影响的教育改革。这种典型的立足于二元论立场的教育改革，不仅因简单化、单一化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解决某方面问题的同时而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因还原性、排斥性立场与路线而加剧了教育的分裂与冲突。阿普尔曾指出：“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校课程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新自由主义抱怨‘经济上无用的’知识，新保守主义痛惜所谓学科的丧失和‘真正知识’的缺乏，宗教威权的民粹主义无情地攻击学校丧失了上帝赋予的‘传统的’价值，受到这些因素的很大刺激，对什么应当在学校被教授以及如何教的讨论在我们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存在争议。”[19]尤其是进步主义对“向右转”教育改革的抨击，使关于教育的定位与教育改革的纷争越来越激烈。在进步主义者看来，“向右转”的教育改革虽然风头正劲，但却是在开历史倒车，严重缺乏人道、平等、个人尊严、安全、自由的标准与品质，无论是私营化、市场化还是国家标准、全国考试，右派的教育改革都是一种具有破坏性与危险性的改革。
教育具有复合化的制约要素及理论来源系统，社会、学生、知识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教育改革立论基点，任何一项的遗漏疏失都会造成教育的价值性迷失与功能性偏废。在教育改革运动发展史上，改革者常常将“复数化”的教育改革依据及理论基础分割、肢解，形成具有明显“茧式化”特征的改革立场与实践。尤其是社会与个人的割裂造成了教育改革逻辑起点与理论支点呈现出严重的不完整、不充分、不合理状态。对此，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首要的错误是假设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可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们的真相。”[20]左右两派关于教育发展与改革立场、对策的纷争使当代教育发展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使教育在社会与个人、效益与智慧、卓越与正义、权益与责任、竞争与公平等不具备选择性的维度之间进行恶性循环般的选择，不仅造成教育定位与发展中的选择性困惑，而且使教育发展一再陷入失调、失衡、失败的困境。
(二)功利与工具主义逻辑造成教育的异化
“向右转”的教育改革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坐标系，评判与定位教育的价值、功能、内容及方法，并在彻底否定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市场本位与国家主义的改革路线。这种极端的市场化与政治化改革遮蔽、消解了教育的本质与真谛。
首先，无论是“教育危机论”的依据还是“好教育”的标准，“向右转”的教育改革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的立场与标准，所得出的教育失败的结论及改革主张都是片面的、草率的、缺乏辩护性的。“新右派”将教育视为经济低迷、竞争力下降以及失业、辍学等问题的“罪魁祸首”，认为好教育就是与经济需要密切相关的教育，只有改造学校、改变教育，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种论断使教育承担着难以承担的、被嫁祸的“罪责”，教育成了“替罪羊”，掩盖了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自身的缺陷及问题。对此，阿普尔强烈反对把经济滑坡、竞争力缺乏和失业等问题归咎于教育的论断，批评那种认为只要解决了教育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找出解决辍学、贫困、失业问题答案的假定是幼稚的、危险的。他认为：“不解决辍学问题的社会根源，不解决宏观上的教育分化问题，不认真对待那些业已沉淀在学校内外的美国社会深处的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结构的历史性压制问题，我们只会失败。”[21]显然，在当代教育改革过程中，明显存在夸大教育危机与教育失败的现象。针对基于国家竞争力下降的状况而进行的教育改革，美国名师黛博拉·梅耶尔曾指出：“在发现美国公共教育面临严重危机20多年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技术革新和独创能力在全球仍然独领风骚。如果说国家的经济实力有赖于优质的学校教育，那么美国的教师应该接受恭贺，而非受到指责。”[22]在梅耶尔看来，当前的教育改革政策源于对危机的错误判断，即将国家竞争力下降归因于教育质量低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当今社会种种严重的社会性问题并非缘起于教育，教育也不具有独自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其次，无论是立足于效率和成本效益分析原则还是强化国家主义立场，“向右转”的教育改革都以牺牲教育更为崇高的内在价值为代价，颠倒目的与手段的逻辑关系，只关注效率与效益，“教育是培养人的”这一神圣而庄严的命题被扭曲、被异化了。因而，“向右转”的教育改革是短视的、肤浅的、错位的改革。其根本性症结在于社会政治的工具主义与社会经济的功利主义逻辑。它所强调的市场模式、国家标准、拉近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背后，无非是担心政治地位的丧失与经济实力的下降。这种工具主义与功利主义逻辑，一方面强化了世俗主义的教育信条与名利主义的教育旨趣，造成了教育内在意义的衰微与终极价值的枯竭；另一方面破坏了弱势群体通过教育改变处境的基础与可能性，强化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因而，消解功利性与工具性教育的关键在于明确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原则。公平与公正是任何社会政策的道德底线。作为一种“道德性职业”，当代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终止“向右转”的扩张与蔓延势头，“把市场模式限定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以社会正义而不是利润和亏损为透镜来审视社会和教育政策。”[23]尽管“向右转”的教育改革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与依据，尽管“向右转”教育改革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不能成为教育改革“向左转”的理由，但是，对极端、偏激改革行为的纠正无疑是选择正确改革道路的前提与基础。
(三)标准化原则使教育发展陷入管理主义陷阱
“向右转”的教育改革完全遵循标准化原则，造成政府对教育的过度干预与管制。政府不仅规定标准化的教学内容，而且规定标准化的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案，如果教师不服从这些统一的标准与规定，将面临制裁的危险。“教育走向了日益‘被考试束缚’的发展轨道，进入‘考试时代’。广大教师陷入‘为考试而教’的困境。许多教师因为觉得教育不再需要个人的知识创造，只需围绕标准答案展开教学，纷纷辞职离开了学校。”[24]针对近些年来政府以法案的方式推行的标准化教育改革，美国当代教育家内尔·诺丁斯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学校教育经历了一种令人可悲的变化：所有学生都被强迫灌输一个统一的标准课程，并且接受统一的标准化考试。虽然遭到众多富有远见的教育理论家的反对，考试机制仍然控制着我们的学校生活。”[25]对此，内尔·诺丁斯严厉批判了这种只服务于升学、竞争需要而缺乏关心的改革方案，认为合乎道德的教育政策必须以认同人类兴趣和能力的多样性为基础。标准化课程与考试将导致人们不愿看到的结果，即高度独裁与控制性的教学模式或方法造成学生个性化的学习兴趣、愿望与结果被损害。在教育过程中没有多少东西是所有学生都需要学习的，应允许学生放弃某些东西，选择他们真正感兴趣又有热情的内容。因而，她强烈反对让所有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完全相同课程、接受完全相同教育的主张，批评诸如“所有孩子都能学习”、“适合于最杰出人士的最好教育也是适合于所有人的最好教育”等论断实在是老生常谈，尽管总能得到那些不加分析的听众的掌声，但却是极其天真、危险的，经不起推敲的。“不管你教得多么好，学生们之间的接受程度总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26]为此，诺丁斯怀疑是否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教育？显然，她的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数学，她明确表示不仅不会依据数学才能评判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也不认为有关微积分的知识是良好公民素质所不可或缺的。同样，阿普尔认为保守主义势力集团所推行的国家课程、国家测试不仅是危险的，而且过于简单化。他说：“我非常清楚有关效率、绩效评估、优秀和高标准这些美丽动听的话常常脱离了真实教师和学生所生活的真实学校与课堂的现实，也通常无视家长和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条件。”[27]无疑，如同任何改革如果陷入纯粹的政府行为、管理行为，就必然造成改革专业品质与行为缺乏一样，“向右转”的改革违背了教育多样化、个性化、过程性的专业逻辑，不仅使教育变成了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的“晴雨表”，而且造成教育和教师无所适从、无所作为、代人受过的状态。在教育过程中，如果只关注标准、目标与考试，忽视差异、个性与过程，教育必然会变成一潭死水而缺乏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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