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模式的人本化重塑：基于风险社会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人本论文,城镇化论文,风险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4)03-0081-06 一、问题的立论与提出 以城镇化为主体战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极速带来资源要素的空间重配，虽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和城市规模的外显式扩张，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日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领域呈现弥散态势，进而在多领域形成差异标的公共危机，这表明中国社会已驶入“风险社会”轨道。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是系统化社会变迁与体制改革，涉及阶层结构、利益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组成结构、社会组织架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社会规范与价值理念等方面的转型与重构，这个过程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①，延续社会建设的公共性逻辑，实现城镇化建设的公共性亦成为增强社会张力、扩大弹性空间，有机转移、内化和消解社会风险的必要准备。是故实现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性，其根本在于尊重人的核心地位并以参与为实现方式，塑造人在城镇化中的目标导向与功能地位。 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②。作为理性预期学派和公共选择选派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据的逻辑延伸，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引导逻辑”和“政府调控逻辑”也相应地存在失灵现象，陷入“市场引导失灵”与“政府调控失序”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带来了区域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却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逻辑持续性影响甚至支配经济逻辑的运作过程，城镇化进程中市场机制对于资源要素调动规模与流动方向的作用模糊，往往诱发要素的“逆向流动”而导致资源浪费与荒芜；同时，市场逻辑的无边界蔓延也造成了社会关系与利益结构的内生解构与自由重塑，这种缺乏约束的自由力量使资源要素更多地流向社会强势群体，这种不断放大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凸显出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以人口城镇化和土地非农化的量化指标为主要标准、以物质资本与社会政策大量投入的粗放型驱动为发展方式、过度重视结果而严重忽视过程与后期维护的城镇化模式。忖思城镇化进程的整体方向与演进模式，政府的“调控逻辑”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主导逻辑”，政府取代市场成为调节资源要素的引导性力量，而政府本身无可避免的“内在效应”、极易滋生的“寻租”行为以及滑入锁定状态的“内卷化”效应等失灵现象，造成城镇化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以政绩为导向的“造城运动”。同时，与政府过度干涉相对的是政府的无效干预，或在关键领域的干预不足，集中体现为城镇化后期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权利保障、生活体恤等方面的真空状态。 我国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双重逻辑失灵，以及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与困境，其根本在于对“以人为本”之肯契的偏离：既体现为跳脱民众内在需求与外在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议程设计，又表现在忽略市场运作逻辑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所诱发的社会风险的生发与集聚。这从根本上压缩了社会张力的弹性空间，引发社会心理风险并缩短了人的心理机制放大为社会风险的运作距离；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是化解社会风险生成、集聚与爆发的因应之道，应重塑、创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模式，建构社会风险的根本预防与有效应对长效机制。 二、传统城镇化模式下社会风险的生成 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具有时空交叠态、地域交叉性的典型特征，处于多重结构转型与多元利益并存的时代场景中，传统城镇化模式对于人本化核心的偏离，从根本上压缩了社会张力的弹性空间，缩短了人的心理机制放大为社会风险的运作距离。故而，对于传统城镇化模式下社会风险的生成分析，离不开对人的社会心理运作机制的关注。社会心理是社会结构系统诸要素中最敏感的综合感应器和“温度计”，对社会生活的任何轻微波澜都会自发地、直接地、迅速地做出反应，并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③。应该看到，社会风险作为人的心理运作机制的社会化投射，其必然既内生于外部客观因素，又内生于内部主观心理机制，包括外部客观因素刺激产生主观感受和主观感受在心理机制的作用下完成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两个方面；映射于我国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实践机制，则具体化为文化失范与价值冲突、阶层分化与权力贫困以及进取冲动与阶层固化的整体过程。 1.文化失范与价值冲突 一方面，社会结构对社会的有机整合，离不开文化对人之行为的形塑和固化。文化既为人的行动提供了资源和手段，同时也会成为其条件和限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一个文化碎片化的社会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城镇化农民的社会身份与生活环境的双重转换，打破了其价值体系相对稳定、静态的自运作系统，一致的心理认同感的崩解为多样价值观的渗入并存留下了空间，“价值虚空、无所适从”④的状态反映出主流价值的合理性丧失以及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整体性、根本性失范，动荡与转变的“硬着陆”下极易迸溅不和谐因素并产生“涟漪效应”；另一方面，长期稳定聚居状态下，社会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社会认同与社区归属并不断得到强化，成为农村社会资本的最主要表现形式。然而，城镇化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维系社会秩序的社会资本形式，邻里异质性与人口流动性使社会呈现为“陌生人社会”⑤形态，社会认同与社区归属的真空状态加重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离群感，价值目标与情感依托的缺失状态下增加了破坏性、敌对性等恶性心理状态滋生的可能性。 2.权利贫困与阶层分化 各界对取消二元分层结构的呼吁凸显了城乡经年非均衡发展所造成的种种问题与矛盾，而实际开展切实有效性的阙如却更加成为社会风险生成与集聚的关键缘由。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分层体系从资源配置、权利保障等各方面将农村与城市隔离为完全不同的两个自运作系统，这在整合农村资源、发展城市经济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在城镇化推进的深化过程中却凸显出其作为制约力量的种种弊端，例如社会地位与身份符号的错位、社会角色与权利配给的错配等。追随和顺从城镇化政策引导的城镇化农民，虽然拥有市民身份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受市民的一切权利，不仅在就业的社会福利待遇方面与传统市民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入托上学等一系列城市服务方面，都遇到更多的困境⑥。这种阶层分化与权利贫困对社会风险的诱发机制往往藉由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而发生。相对剥夺感体现了“需要和享受的社会性质”⑦，反映了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⑧，普遍的非均衡格局则会共生化为一种群体心理状态，并在长期积聚下转化为对社会现实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一旦转化为行为的动力，就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有学者特别论述了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典型表现形态，即无直接利益冲突⑨，正是在这种相对剥夺感持续集聚的状态下的一种借机宣泄。 3.进取冲动与阶层固化 尽管传统城镇化模式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特征与行政任务的指令性色彩，但其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举措，迎合了众多非城市人群的“进取冲动”：一方面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地域转移，另一方面则是由农村人变为城市人的社会身份变迁⑩。城镇化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他们在城市中拥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而产生更多的归属感与存在感，同时这也使他们不用再像从前那样不得不舍弃家庭；他们周围有更多的同伴与支持者(11)鼓励着他们的渴望和追求，也更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机会；他们拥有同城市人一样的市民身份，这赋予他们表达同等利益诉求的权利。然而，阶层分化体系的经年运作已具有深厚的传统观念和惯习基础，同时也不断为既有获利群体所强化，阶层固化往往排斥甚至否定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进取冲动，从而形塑了一种抵触社会层际流动的自运作系统。在农民工阶段，“候鸟式迁移”(12)模式给予了进城农民回避阶层固化强势力量的空间，然而城镇化过程却切断了其候鸟式的往返机会，且新生代城镇化农民有更明确的理想目标和更清晰的人生设计，对公平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强烈的追求，故而其进取冲动与固化的阶层结构之间存在更为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4.管理失序与体制失场 人的心理运作机制演变为社会风险因素，包括外部客观因素刺激产生主观感受和主观感受在心理机制的作用下完成对客观社会运作系统的影响两个方面。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对于人本化核心的偏离，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心理风险的产生；而社会心理风险作为社会运行的隐性因素，其演变为社会危机与公共事件的阻断机制的缺失与不足，则凸显出政府管理的种种问题。 在城镇化的实践机制上，传统城镇化模式缺乏系统协调的整体性推进机制，既割裂了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又扭曲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城镇化的主体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根本目标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生活水平、生产方式与内在幸福感的综合提升。然而，传统的城镇化模式虽然实现人的标签符号的城镇化，但却未能真正享有均等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与村舍，却产生了更多的不公平感与“相对剥夺感”。标签符号的城镇化不代表社会身份的城镇化，也不代表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更不代表思想与观念的城镇化。另一方面，割裂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内在关系。工业化提供了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内生动力，而城镇化则以外部需求与资源供给而推动工业化的持续性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具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协调同步关系。然而，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工业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亦未以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导向；一些工业发达地区仍只能从乡村、外地招募劳动力，而一些城镇化发达地区虽实现了人从乡村到城镇的“迁转俱进”，却只能在集中安置小区闲赋。 另外，城镇化社区(过渡型社区)发展模式僵化、社区治理不足，则凸显出社会风险阻断机制的失场。城镇化进程促生了大批新建成社区(即过渡型社区)，这是实现城镇化人口“迁转俱进”的唯一平台，也是消解社会风险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区域。该类社区构成主体异质性高，存在居民政治参与缺位、社区居委会成为政府行政力量下渗通道而出现“内卷化”趋向以及社区管理人员能力水平不高、管理方式落后、管理经费短缺等问题，使之成为风险社会的矛盾集聚高地。而在维稳实践中，由于城镇化后期维护不足，重堵轻疏的社区管理方式成为地方政府避重就轻的自利性选择，对社会空间过度挤压，从而放大社会风险的潜在因素。 三、新型城镇化模式下社会风险的消解 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3)社会变迁最终落脚是人的变迁，社会变迁的平稳有序性取决于人的变迁的平稳有序性。因此，化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变迁的平稳有序性，要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保持城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统一(14)，系统调整传统城镇化发展战略，重塑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人本化模式。 1.推进先进文化建设，提高城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 无论是社会有机整合的必然趋势，还是社会结构调整的内在需求，文化建设对于社会发展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价值选择与思维模式上，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与生活方式。投射于人的城镇化进程中，则表现为城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两个方面。城市归属感为居民提供了一种除家庭之外的感情寄托的场所，有助于消除城镇化农民的孤独感和离群感，使其将个人价值目标与城市建设目标实现结合统一，从而减少城市社会管理的不确定；而社会认同感作为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15)，体现了居民对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认可与价值依赖，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整合机制。推进先进文化建设，核心是树立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引领作用，同时不断丰富文化形式与内容，提升社会主流文化在各个阶层的凝聚力和认同度。具体来说，一方面要以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历史文化的杂糅增强主流文化的文化底蕴，以民族自豪感与历史责任感统一社会思想、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和吸收现代化文化因素与形式，增强民众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兴趣感与认同度。同时，应以社区文化建设为载体，充分挖掘社区单元内的先进文化因素，以文化内容、文化形式与文化种类的不断创新塑造文化的引领作用，并以评比先进、树立典型等形式塑造城镇化农民的城市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2.深化城乡互融机制，塑造基于人的公共服务覆盖体系 农业供给工业、农村支持城市，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要过程；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则是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实践路径。这是经由发达国家实践证明了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实现全域共生共赢，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分层结构——这一横亘于城乡之间的体制障碍与传统认知。正如有学者所说：“可以肯定地说，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是继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之后另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16)，“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将成为中国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17)。落实在具体实施层面，宏观上应在上层建筑上摒弃传统的治国理政的思维和理念，以现代化的治理思想置换管控理念，通过系统地宏观制度建构与政策设计，实现一体化规划和统筹发展，进一步释放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主的改革红利；微观上要切实探究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核心内容的实践机制，充分保证农民与农村的权利，尤其关注户籍制度消除过程中转户农民的权益维护，同时要改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区域划分覆盖范围的传统做法，完善基于人口密度与聚居形态的延伸与辐射机制。 3.构建新型产城关系，增强城镇化主体的动力与活力 “制度—分工—经济发展或财富创造”的理路揭示了个人收入水平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因应关系瑏瑨，而市场引导逻辑的失灵困境则凸显出市场经济体制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失场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等资源要素浪费。可见，以往研究与实践中过多强调了工业化发展与城镇化推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内核。因此深化产城互动关系，应以提高城镇化农民收入水平、维护传统市民既有利益、促进城乡居民共享政策红利，丰富产城关系内核，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人本化互动共赢长效机制。在实践机制上，一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中小企业与微型企业的发展活力，提高市场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吸纳能力；二是要努力发展乡镇特色经济，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互助互利，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异，增强城镇化内生拉动力量；三是要积极发展社区企业，参考企业的经营模式，以社区为法人主体和管理主体，通过企业盈利部分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社区有序治理和社会爱心公益的多赢局面，丰富城镇化农民的收入来源与方式，提高城镇化社区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活力。 4、重塑城镇化背景下的危机预防与应急关系，建构社会风险预警体系 当前我国业已形成的以“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和应急体制、机制与法制)为基础的应急管理体系，在有效预防、应对、控制与妥善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然而从整体应急管理体制建构的特征上看，普遍存在“重应急，轻预防”现象。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所触及的社会利益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等都将引发人的社会心理的波动甚至异化，这是诱发社会风险的根源所在。故而，以应急为主的社会应急管理体系只会在社会风险的应对上“疲于奔命”，难以从根本消解社会风险。因此，应建立针对社会心理风险的识别、评估、处理与备案体系，定期广泛深入开展边缘社区居民“摸排”工作，掌握居民思想动向，建立居民风险管理档案，实现对心理风险的分级、分类管理；要定期召开包括社区论坛版主、讨论群主、楼栋组长、居民代表等的利益代表会议，了解居民最新思想动态，倾听民众各类利益诉求；要编制社区社会心理风险应急预案体系，建构应急管理信息互通与共享平台，实现对社会心理风险的系统化、信息化管理。 注释： ①李汉林、魏钦恭、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②金太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干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5期。 ③李荫榕、温皓：《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 ④梁波：《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⑤倪咸林：《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治理的结构创新》，《南京师大学报》2013年第2期。 ⑥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⑧Ted Gurr:“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2,pp.1104-1124. ⑨卢汉桥、黄璇：《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⑩章铮指出，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这些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下来。参见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7期。 (11)城镇化进程中的拆迁安置居民大多聚居于城市“边缘社区”或“过渡型社区”，而该类社区因低廉的租金而吸引了大量“租赁校区房屋的外地人口，其中有公司白领，有工厂工人，有工地民工，还有学生，还有少量因房价因素选择城市近郊购置房产的企事业单位人员”。详见张晨：《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空间生成、结构属性与演进前景》，《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2)参见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3)李克强：《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14)单永旭、钟志明：《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视野》2013年第4期。 (15)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6)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17)李培林等：《当代中国民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18)钱文荣、李宝值：《初衷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管理世界》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