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看旅游社区的空间再生产--以莱费夫尔和德塞图为理论视角_列斐伏尔论文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视角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哈维(David Harvey)、苏贾(Edward Soja)、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一批学者的共同推动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出现了“空间转向”的趋势。对“空间”认识的根本性转变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改变长期以来以历史—时间为主导的话语建构，转而以空间视域检视历史情境和社会生活，关注事物的共时性、在场性、构成性[1]；二是建立新的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理论[2]即其典范。

      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性(modernity)与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共同构建了一个深层的结构”[3]，其中日常生活这一层面正在工业文明与统治制度的碾压下不断异化。城市作为资本积累最为集中的地方，权力不平等、贫富差距、社会阶级冲突等现象尤其突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之外的其他区域就不受现代性的冲击，相反，现代性正逐渐拓展到整个世界。在此过程中，旅游是现代性扩张的重要同盟军。旅游业的发展加速了原本看似平静的区域的卷入。对于中国部分乡村社区，旅游业所带来的变化甚至可能超过工业化的影响。有着较高资源质量与景区等级的遗产旅游地，一方面受到严格的制度管理，另一方面更受资本青睐，在这些区域中有着代表性与典型性。

      旅游开发意味着政府、企业、游客等新空间主体的涉入，意味着新一轮空间开发、设计、使用与改造的过程。在旅游社区，景区与社区密不可分。而长期以来，在对旅游社区发展的研究中，社区居民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总被视为被“管理”的对象。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却强调了空间的生活性，强调看似平庸的大众与日常生活的力量，认为大众与日常生活会以或隐或显的反抗形式推动空间的生产。笔者将目光投向旅游社区，以实证研究加深对理论内涵的体会，以期对理论进行阐释与补充。重点阐述在由旅游发展推进的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操纵的空间表征，促使相应的空间实践的形成，体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性。

      2 理论、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2.1 理论基础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规划、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2]；空间的形成不是设计者个人创造的结果，而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受多种社会驱动力的控制[3]。在空间生产的理论体系中，列斐伏尔创立了“空间三元论”(spatial triad)，将空间的生产划分为三个重要层面：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与表征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4]。在列斐伏尔论述的基础上，笔者对这三个概念作出如下解读：①空间表征：即构想的空间。由科学家、工程师、城市学家、政府等社会空间的主要规划者的知识或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概念性的空间，是空间的主流秩序话语。②表征空间：即生活的空间。它是透过意象与象征而被直接“生活”(lived)出来的，是居住者与使用者在场所中“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空间表征是支配性的，而表征空间是被支配的，却又是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反抗性所在。③空间实践：即感知的空间，是每一社会构成特有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及具体场景和空间体系。属于社会空间的物质建构的维度，是社会构成物生产的过程与结果。空间实践支持和体现了空间再现与再现空间，而后两者以支配或抵抗的方式同时塑造或激活了空间实践。

      对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解读必须追溯贯穿其一生的思想线索——日常生活批判。20世纪30年代，列斐伏尔在其巨制《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一书中系统地建立了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20世纪思想史上蔚为大观日常生活批判哲学转向奠定基础[5]。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具有无意识特征的基础性的层次，它饱受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与统治制度所带来的异化之苦，同时孕育着解放的可能性[6]。而“空间三元论”同样体现出这一内涵。可见，后期对城市空间的关注所导致的“空间转向”并没有改变日常生活这一微观层次的基础地位。空间哲学可视为是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批判。

      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部分继承了其在“日常生活批判”这一学术论题上关于日常生活程序化、商品化、景观化的观念[6]，同时进一步将视角探入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强调日常生活的积极面。如果说列斐伏尔是站在宏观高度对微观事物进行辩证性批判，德塞图则是从微观的角度构建宏观。

      福柯等人的思想对德塞图有着一定的影响。与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逻辑相同，德塞图也认为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处在微观权力宰制之下，但其更强调的是福柯所说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有反抗的可能性”[7]。因此，在《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8]一书中，德塞图指出，福柯所分析的并不是传统的权力机构，而是削弱这些力量并暗中重组其职能的琐碎的技术程序。他揭示了日常生活领域行为与知识的另类图式，即一个同质的范围内存在着极为宽泛的异质行为活动，这些活动无一不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盲目、异化的“日常生活”[9]。而“日常生活实践”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大众相应于具体环境、具体机制而进行的“使用者”的运作方式[10]。德塞图的理论得到了一系列研究的支持。如斯科特(James Scott C)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基于对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考察，提出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发现农民虽然未进行革命，但其反抗却以“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的形式进行，可被视为是验证德塞图理论的重要案例[11]。

      德塞图还指出使用者以日常生活实践重新占据了由社会文化生产技术组织起来的空间，并激发出日常生活当中的创造性[12]。“空间实践”是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所讨论的是日常生活介入、挪用、创造空间的方式[13]。德塞图认为，统治者的空间实践操作主要是以分类、划分、区隔等方式来规范空间，属于战略(strategy)；而使用者的空间实践操作指的是以微小的、流动的、非制度化的行为对空间进行创造性地利用，属于战术(tactic)。“抵制”(resistance)是最常见的战术。指的是对于“统治者”，“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而又得以逃避其规训”[14]。具体表现出“假发”(the wig)、“权宜之计”(making do)、“拼贴能力”(bricolage)等操作方式[15-16]。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具体阐释了空间的运作机制及实践体系，是空间分析实用、有效的工具。而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与列斐伏尔关于表征空间的反抗性的论述一脉相承。他们均强调了空间的生活性，强调看似平庸的大众与日常生活的力量。而在旅游社区发展的过程中，“社区”的属性与居民的作为往往是被忽略与轻视的一方。这也是本文进行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过程研究的理论视角所在。

      国外空间生产研究由来已久。宏观尺度的研究包括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全球一地方”管治理论(以哈维、卡斯特等为代表)等；微观尺度的研究包括规训政治和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以福柯和德塞图为代表)等。列斐伏尔与苏贾等的分析则围绕空间的本体论和辩证法，相对较为抽象，尺度也偏宏观[24]。无论微观与宏观研究，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限于学力与篇幅，本文主要对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理论的相关研究做出分析。

      笔者以“Lefebvre”与“space”为关键词搜索国外文献，发现真正以列斐伏尔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实证分析并不多。探讨的现象有国家重构时的空间尺度生产[17]、移民过程中的空间政治[18]、城市公共空间的创造[19]、受限于种族的城市权力[20]等。近年来，也有部分研究开始就旅游领域问题进行空间解读。如分析旅游工业对居民空间理解的影响[21]、神圣性与世俗性在宗教景观空间上的谈判[22]、东方背包客的边缘化[23]等等。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关注的仍是现代社会复杂的整体关系，如资本流动、制度发展、阶级对立等，采用了较笼统的结构性分析。并且过分强调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逻辑，关注城市空间与文化的同质化，而忽略了整个过程中空间变化的丰富片段。2000年之后，空间生产理论引发国内学者的注意。除对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探讨，国内的实证研究主要停留在介绍、运用、模仿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城市发展现象的阶段[24]。且与国外研究相同，主要关注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强调资本、政治等的逻辑话语对空间的完全控制[25-28]。

      与列斐伏尔试图用异化理论分析日常生活背后现代社会复杂的整体关系不同，德塞图希望阐述的是使用者具体行为策略，这也是微观研究的主要倾向。国外对德塞图的研究已成规模。其中包括梳理其日常生活理论的专著[31-34]，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解读其思想的论文[35-37]。通过经验研究修正或补充其理论更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如研究艺术介入后工作空间的转变[38]、日常生活实践中公民身份形成[39]、汽车对当代都市的空间实践的影响[40]等。然而，微观研究却出现与宏观研究类似的问题，即只考虑简单化的抽象空间，而少对空间内部做差异性分析。国内的研究尚停留在对德塞图理论的引入上，多阐释其在象征世界的意义。少数研究将德塞图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分析，却未从空间角度切入[41]。显然，微观研究的本土化旅程尚未开启。而在不同空间体系中讨论“无数的实践”却对进一步发掘德塞图理论价值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国内外微观尺度研究主要由社会学者发起。他们通过分析行动者策略与社会网络的形成，关注日常生活中弱势群体的空间抗争[29-30]，对空间本身的认识却不足，分析不能聚焦于空间之上。

      此外，笔者发现，过往的研究虽提出空间生产的辩证性，但或强调强势者的碾压，或期待弱势者的颠覆。因缺少对空间内部变化的还原，这种“二元化”分析倾向日益明显。一系列二元术语，如战术与战略、消费与生产、空间与地点等始终贯穿于德塞图的著述当中。然而，德塞图所使用的这些二元术语是否完全势不两立，操纵与反抗是否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各行其道、相互破坏呢？这一问题也将在笔者的讨论范围内。

      因此，基于对理论和过往研究的梳理，研究选择“空间三元论”为理论背景，同时借鉴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期望能在关注居民与日常生活力量的基础上，跳出结构化思维，着重对空间内部丰富片段的还原，通过对马降龙村空间再生产现象的分析，讨论“战术”在特定场景与空间中的展开，对“抵制”等重要概念做出补充与延伸，以全面了解操纵与反抗共同塑造的旅游社区特有的空间秩序，为德塞图理论的本土化做出尝试。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以广东省开平市百合镇马降龙村为例，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参与式观察法、深入访谈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后文的分析，将主要基于村民的陈述与笔者的观察所得。为达成研究目的，笔者于2011年11月19-21日进行了为期3天的预调研，又于2011年12月20-26日、2012年1月6-14日进行了为期16天，共分两期的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前后，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与访谈对象保持联系，以防出现材料不足或缺漏的问题。

      在最初进入案例地时以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村落的地形、布局、生计方式、生活状态、旅游发展状况、居民与游客互动、空间分割与使用等进行记录，了解案例地概况。结合照片、图表与文本等方式记录观察结果：绘制马降龙村的村落布局图，了解民居、碉楼、田地、旅游设施等空间要素的分布情况；同时，拍摄照片记录场景，以文字描述居民生活情景、环境氛围、空间活动等。又在其后的调研过程中使用参与观察法，将自己置入村民的生活情境中。实地调研期间，笔者借住村民家中，与村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最后共得照片298张，完成近2万字的现场观察笔记。

      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与非结构的访谈方式。访谈的对象包括旅游公司人员、景区管理人员、景区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等。重点访谈村民多数或多或少参与旅游业，这是由案例地的特性所决定的。访谈的内容包括村落基本概况、村民生产生活情况、旅游发展现状、景区管理现状、对旅游发展与景区管理的感知、空间使用情况等等。每次访谈基本在30分钟以上。其中重要访谈对象15名(表1)，个人访谈时间基本达1小时以上，均有录音记录且进行编码处理。最终根据录音与笔记整理出访谈记录21份。

      与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对应，本文在分析中较大程度借鉴人类学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强调情境化的描写以及微观而深入的阐释。一方面，从村民的角度理解其日常生活实践的目的与逻辑，而非仅仅是转述村民的表达；另一方面，力求在具体和多变的现场中透析种种关系，解释事实表面之下的社会隐藏。

      2.3 案例地概况

      马降龙地处开平市百合镇，位于开平市区东南20 km之外的山脚下，东枕百足山，西临潭江水。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4处世界遗产、广东省第一处世界遗产。而马降龙是被列入名录的4个村落之一[42]。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遗产的并不仅仅是“碉楼”这一建筑形式，在申报与开发过程中，村民集体搬迁的方案不能实践。

      马降龙行政村辖管10个自然村。据村委会统计数据，全村共有人口1030人。但是，1030人包括了大批户籍仍在本村，却生活在开平市区及其他地区的人。现居村中的村民又有不少求学、工作在外，节假日才返回家中。如其中一个自然村“庆临里”，日常“开门”的人家不过3-4户。近年又有人陆续出国或进城，村中人口仍在不断减少，空心化现象较为严重。而长期居留村内的村民，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旅游业的发展。

      马降龙村的核心景区自西向东5村相连，分别为永安、南安、河东、庆临与龙江。开平地区传统村落往往格局规整，脉络清晰。村落倚山、面水、近田，因民居排列整齐，每户用地地块相同、主要立面一致，所以呈现出低层高密度的方格网状。而马降龙村就是其中的代表。村落遵循了传统的风水观布局，其中又以庆临村最为典型。庆临村背山望水、坐东朝西，全村可分为前、中、后三部分。村前两座门楼间为月牙塘，水塘后为道路与晒场，而晒场之后则为整齐排布的民居；民居后为竹林与林园，碉楼则掩映在竹林之间；村后与百足山之间，是大片田地。除庆临村外，其他村落也皆具备这一基本格局(图1)。

      作为景区，马降龙村于2007年才对外开放。根据村民与景区工作人员的说法，马降龙的旅游在2007年、2008年形势较好。2008年春节、国庆期间，每日接待团队甚至超过30个。其后渐渐遇冷。根据门票统计，2011年10月共接待散客6240人，团队客1326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日接待游客100-200人，团队1-2个。但游客流多集中在双休日与节假日，平日较为冷清。而目前马降龙村的旅游资源和产品现状表现为产品单一，开发初级。团队游客的游览时间往往限定在0.5-1小时内，主要参观与逗留点在两座开放的碉楼附近。即便是由“最佳旅游线路”串联起来的各个景点，游客也并不遍览。

      村民的生产方式处在农业与旅游业并存的阶段。大部分村民依旧种植双季水稻与蔬菜，供自家食用。近年来也种植黄豆、花生、芭蕉等经济作物。马降龙的竹子作为建筑材料销往外地，村里现有3个竹制品加工厂对外承包。从事养殖业的村民较多，被承包的鱼塘就有10个，主要用于养殖鱼与鸭子。除此之外，马降龙的“走地鸡”主要用于农家饭庄销售，向游客直接销售及外销。多数村民仍外出打工，少量在附近的工厂，更多的则远走他乡。

      

      户籍村民能从门票收入中获得一定提成。核心景区的居民可以每50元中提取0.6元，每人每年约几百元。除分红外，旅游公司聘请了多名马降龙村民作为工作人员，至2011年为24人，包括12名保安、10名清洁人员，2名碉楼管理人员。采取轮休制，村民在其余时间仍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村民在景区内长期摆摊销售当地特产，此类摊点约有8个。逢周六日，由于游客量增加，不少村民临时设摊，比平日增加5-6个摊点。

      

      图1 马降龙村基本格局

      Fig.1 Basic pattern of Maxianglong Village

      资料来源：广东开平碉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3 不同空间主体作用下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与表征

      3.1 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对空间再生产的操纵

      旅游发展促进了马降龙的空间再生产。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相应的空间模式，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生产[43]。旅游业在社区的兴起，自然也会要求其所在的社区改变原有空间结构，形成与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空间功能，满足旅游消费与景区管理的需要。

      旅游业的兴起首先意味着新的空间主体进入原本只属于社区居民的空间。在不少景区，社区居民、附近居民、政府与组织、旅游者、外来从业人员等都会进入这一空间，并企图以自身的方式去分割、使用空间[44]。而在马降龙村，新进入的空间主体，主要是游客和旅游开发与管理者——由开平市旅游局直接组建的全资国有企业“广东开平碉楼旅游发展公司”及其设立的马降龙景区管理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景区采取了政府主导开发、运营与管理的发展模式。同时，景区的旅游产品以遗产观光为主，游客对空间的直接介入程度不深，民间资本也缺少进入机会。因此，政府、公司与景区管理处成为空间再生产的主导者，操纵与推动马降龙村由单纯的社区向遗产旅游地的转变。

      景区建设初期，这一转变首先通过吸引物转型、旅游设施标准化等来实现。2001年，马降龙村的村貌整治工作拉开序幕。政府将自己关于“世界遗产旅游地”的构想一一投放于空间的物质维度上。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碉楼公司以规划者、建设者与管理者的角色出现，意在实现旅游地空间的制度化、景观化与商业化。

      村貌整治改变了社区空间原有的格局与意义。如对碉楼及其周边区域的改造。首先，通过“托管”获得碉楼的管理权，对碉楼内部进行整修布置；其次，按照观景需要设计“最佳游览线路”，将原本由民居区穿越碉楼区域直达村后农田的道路封住；最后，通过租赁农田以营植杨桃林、竹林等，美化乡村景观。而村内原本并无大面积的杨桃林与竹林，却在强化“簕竹环绕”的世外桃源的需要下挤压了原本的农林空间，从而将普通的、生活性的乡村转变为符合旅游景观审美价值的“最美丽村落”。

      在这一过程中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被侵占，牺牲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如过去一直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小卖部因不符合规划要求而消失，而村中原本道路系统在重修后反而不能允许大型车辆直通。晒场因修建游览小道而缩小面积，月牙塘边的猪圈、球场被整修成为游客休憩区，屋前的菜地、鸡栏被改造成了花坛，而这并不符合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农村里嘛，总要养鸡养鸭，养狗养猫。没办法，说客人来了不干净，不方便。(Z04-C)”

      改造工程的大举推进，引发了直接的冲突。为了恢复古色古香的面貌，政府要求村内洋楼重新装修，贴上青条砖。甚至一度要求将一批20世纪80年代新建的两层半洋房改作一层半，以凸显其后的碉楼景观。按当地风俗，祖先牌位供奉在居室最高层，因此方案激怒了当地村民，改造工作陷入困境。碉楼的产权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村中碉楼虽空置，却有着明确的产权归属。政府提出“碉楼托管”方案，由碉楼业主将碉楼委托给政府管理。国外的碉楼主人一者不了解国内情况，二者如瑞石楼、天禄楼等因业主过多而意见难以统一，导致瑞石楼最后由私人开放收费，而马降龙的天禄楼则始终荒废，在旅游开发初期还出现过村民因对门票收益分配不满，而用布条、横幅将碉楼围起不向游人开放的事件。

      “入侵”迅速而强烈，激发起同样尖锐的冲突。村民的抗争由其能直接体会的失权感、利益、情感等因素引起，围绕某一事件、有具体的行动意识、有明确的目标诉求。随后，政府与企业通过协调沟通、利益补偿乃至强行镇压等措施消解了多数有碍于村貌改造与景区建设的反对声音。村民们出于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自豪感与对旅游业发展的期待，认可了马降龙村向“遗产旅游地”转变的逻辑：“现在是遗产地，要开放旅游，弄得干净整齐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就算吃点亏也是没办法。(Z12-B)”政府与企业作为具有统治力量的强势方，在村落原本空间上进行了强空间生产，基本实现其对“遗产旅游地”这一“空间表征”的构想。

      然而，对村民使用与改造空间的权力的限制一直延伸在日后的管理之中。在2008年公布的《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中，对遗产地空间的使用有着多样的限制。例如，遗产地建筑在外观、体量、色彩、高度以及风格上均需遵循规划控制，必要的话还需改造内部设施；新建民宅不得超过3层，高度在9m以下，且需经过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等的层层审批方可建设。如庆临村的村民所说：“现在这边还是有人盖房，但是批新村的容易，也没有那么多事情。(Z01-B)”此外，在碉楼转变为旅游吸引物后，原本与民居、农田连通的碉楼区域在形态与意义上从整体的生活空间中割离，并被强调为旅游空间的核心。定期有公司的工作人员巡视，检查环境是否整洁、空间与设施是否被侵占。村民说：“以前都不管的。现在麻烦，东西不能乱丢乱放，因为游客来了都走这边的。(Z07-C)”

      随着改造工程的结束与管理工作的稳定，尖锐的矛盾逐渐隐去。随后，旅游公司与景区管理方的进驻，则通过监视、评判、检查等，将村民囿于这一种权力的支配之下，进一步强化这种“空间表征”[45]。“润物无声”的操纵无法用有意识的集体政治行动来抵抗，但并不意味着居民全盘接受了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的控制。村民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空间的另一个面向——表征空间。日常生活始终以自身的逻辑支撑着表征空间，挑战以满足旅游业发展需要为诉求的空间表征。通过使用者的具体行为策略，满足日常生活的空间需要，提供自己关于空间的话语，让生活性又“渗透”进制度化、景观化与商业化的旅游地空间之中。同时，当我们从空间再生产的视角对这一过程进行回望，“强者”与“弱者”的定位并不绝对或时刻对立，“操纵”与“反抗”在二元结构中存在重叠、共生与互动。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操纵”为“反抗”提供了发挥日常生活“创造性”的机会。

      3.2 社区主体日常生活中对空间表征的反抗

      3.2.1 嵌入 由于对空间表征宏观统治力的强调，以往研究集中关注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抗关系。但具体落实在微观的空间实践上，“规划者”与“使用者”的空间使用需求也可能恰好达成一种彼此交错却又互不冒犯的状态。

      作为景区核心地带的碉楼及其周边区域便存在嵌入现象。开辟游览道路及绿化带占用原本的农田，但这并未给村民带来太大的不便。村中较严重的空心化趋向导致“地多人少”的状况。碉楼也是同样，正如村民所说：“过去最好的房子，现在都没用了。我就放下杂物，要么养鸡。(Z03-B)”在日常生活中，村民的足迹极少涉入这一区域。碉楼及其周边区域在过去就已经是一个荒弃、空洞的空间。它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消费对象；既不具备使用价值，也未发生交换价值。旅游开发之后，这一区域才作为资源为村民创造收益。村民从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是文化、政治上的地位。在从原本的空间到观光区域的转换过程中，村民没有牺牲其日常生活需要，反而得到了意外的回报。

      在这一点上，村民与碉楼主人的心态不同。对碉楼主人来说，这是一个空间主权让渡的过程。而目前多数留居村内的村民，对碉楼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支配权。这不仅是法律上的界定，也是村民心理上的认知。多位村民向笔者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这些楼的主人都在国外，我们说什么没用的。(Z10-A)”因此，村民没有必要，也不会站在此种无须付出代价，却又能得到收益的“空间秩序”的对立面。

      与碉楼区域不同，河东里的晒场在原本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就具有较高积极性。村民在此劳作、交往，活动频率也较高。晒场前的小路同时是游客活动密集的地带。然而，晒场及展现在其上的居民生活提醒了游客这是村民的“生活空间”。因此，晒场不仅保持了其作为社区空间的活力，还成为居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即居住空间和游客的游览空间之间的一条分界线。

      兼具生活和游憩功能的村落空间呈现时间上的嵌入性。在旅游地空间的体系中，庆临村口游客活动密集，空间具有较高的积极性；而在社区空间的体系中，村民按照日常生活需要在其中活动。运作通过时间在空间上形成具有韵律性的运动，产生了生活的“节奏”(rhythm)[46]。因为使用空间的“节奏”不同，村民与游客并没有产生矛盾。笔者通过观察与访谈了解到，游客主要游览时间在早上10点至下午4点之间，而村民则在清晨与傍晚在此放鸭、闲坐。时空交错间，两大空间主体都未曾体验到强烈的冲突感。

      政府或景区管理方的“构想”或“实践”未必都给村民带来空间上的“入侵”感，或逼迫村民采取避让的策略。“旅游”与“日常生活”在空间上的矛盾基于对同一场地的使用需求。然而，如果这双重空间性质下的使用需求恰好达成一种交错状态，矛盾也就不存在。此现象可概括为“嵌入”(insertion)。

      3.2.2 抵制 在德塞图的理论中，所谓“抵制”(resistance)，指的是在宏观上服从强势群体所设立的主流空间秩序，却暗中突破防范，灵活随机地实施小规模的违规[47]。

      在马降龙村，散布的游客休憩区体现景区的功能。但事实上，游客停留的地点集中在两座开放碉楼等少数地带，多数休憩区没能得到使用。在“景区”的属性中空间的积极性因缺少实际使用的巩固而显得低迷。

      于是，村民在此处寻找到突破的“缝隙”。河东里村口的游客休憩区成了堆放柴草、沙子等杂物的地带，孩子们则将其作为游乐区域；而庆临里靠近月牙塘的花坛、石凳，成了老人日常晾晒衣服、劈柴烧竹，以及闲坐、聊天的场所。面对景区管理人员的劝告，村民回答：“反正也没有用，东西堆就堆在那里了。真要用我们可以清掉的嘛。(Z08-C)”

      如果说旅游业涉入马降龙村后对空间的总体规划是空间表征的“战略”，那么村民就以微观层次上的“战术”对其进行“抵制”。之所以能够施行此类战术，是因为“消费是另一种生产”(another production，called consumption)，产品并非由消费者原样接受下来，而是成为其手上的生产资料[15]。虽然游憩区的目标消费群体是游客，但这一群体放弃了对其的消费。转化到“社区空间”的空间性质中，村民才是真正的“消费者”，通过玩耍、休憩、劳作等日常生活行为对空间进行了功用上的改造，重新生产了这一生活的空间。

      3.2.3 进攻性抵制 “进攻性抵制”(aggressive resistance)同样延续德塞图“抵制”概念的内涵，在总体上并没有逃离政府与企业的势力范围，但却较前面的行动更为强势。其产生的可能条件是人们集体进行抵制，使得抵制力量以合理合法的姿态出现，营造出相对自由的空间。

      除了休憩区之外，在花坛和林木景观带等空间的“抵制”更为公开与直接。花坛中的野菊花被锄掉，种上蔬菜、搭上竹架；林木景观带的林木也被烧伐，用铁丝网、竹篱笆围出鸡舍，养上鸡鸭，甚至将供游人休憩的石桌、石凳也围在其中。

      “要是管得好，种些花花草草也好啊。以前种那些野菊花，但是全都长草了，草还高过人了，没人管了。原来不让我们在这边养鸡种菜了，现在这样荒掉，还不如还让我们用。(Z13-C)”这一“裂缝”的存在，使村民得以积极实践自己的空间主张。并且，这一个人行为在村民中扩散，逐渐转变为一种集体行动，形成了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利益联盟。景区关经理抱怨说：“一看见有人重新围起来就全部在那里围。只要一看见没人管，就开始围。(Z06-B)”斯科特对“弱者的武器”的分析为这一行动做出了注解：“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自助的形式”[11]。由此，景区方不得不承认这一空间改造行为的“合情合理”，甚至调整政策去适应这种变化。例如，制定对鸡舍样式、范围的新规定，组织与帮助村民清理鸡舍与周边的污染等。

      本文将这一现象称为“进攻性抵制”。原因有二：首先，“抵制”行为更彻底。对休憩区的改造主要是转换功能，为我所用。而从花坛到菜地，从林木到鸡舍，则在形态与功能上皆发生了变化；其次，“抵制”的结果不仅是为自己创造了空间，更基于其行为的合理性、集体性，迫使主流秩序的操纵者面对抵制，作出改变。居民的这一行为使得日常生活的需要渗透到其“避让但不逃离”[45]的那个机制之中。这体现出的是生活的空间对构想的空间的“战胜”。

      3.2.4 反噬 反噬(reverse invasion)指的是统治者基于自身目的所规划、设计、改造的空间，被日常生活反向吞噬，成为大众可掌控的空间。反噬并不是一种正面的冲突，却在具有“旅游地”与“社区”双重空间性质的马降龙创造独特的空间现象。并且，与列斐伏尔所提出的未与日常生活截然分开的工作时空的前现代社会不同，这里存在的是新的空间秩序[46]。

      景区的办公室、保卫处、售票厅等与村民原本的日常生活空间在形式与意义上有着清晰的分界。处于景区工作人员的角色中，村民也清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村民却可以采取“假发”(wig)策略：雇员们虽不旷工，却在上班的时间与场所做自己的事，改换场所的意义。作为保安的村民借“巡逻”时间在导游室与人闲聊，保卫处的人员借开会的名义在会议室喝茶、打边炉。当笔者询问时，村民回答：“我们又没有脱岗，还是在上班啊。(Z02-B)”村民们将工作时间从服务于景区方，服务于“旅游地”，转施于自由的、世俗的，归属日常生活的事件，从而模糊了工作与其日常生活的界限，使得这一空间在构想中明确的性质也模糊于“景区工作”与“社区生活”两者之间。因为空间的动态性，在这一时间内，原本的“工作”的“场所”，在被村民空间实践的激活后，被偷换成了日常生活的空间。

      这种行为可视为是村民对空间的反向侵吞。景区的办公场所以及停车场等因旅游发展而出现，是政府与企业的创造。而今村民常在此喝茶、聊天，停车场俨然成为村民的一个新休闲空间。甚至于，村民可以以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利用这一空间。有红白喜事时，在此大摆筵席，而让预设中的空间使用者——游客，将车辆停到别处。原本似乎纯粹为旅游的需要而设计、创造的空间又成为村庄日常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体现出以村民为掌控主体的表征空间。

      3.2.5 再生 再生(revitalization)指的是原本积极性降低的空间重新获得物质、精神或社会层面的功能与意义。但这种功能与意义未必与旧有属性相同。与“抵制”相比，“再生”更直观地展现出表征空间所激发出的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在这里，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能否反抗，而是此种反抗是面对变革的一种惰性，还是日常生活的创造力对异化的破解。

      游客的到来促使村民的工作、商业活动向碉楼及其周边区域集聚。其他村民也来此聊天嬉闹，用村民的话来说，这是“凑热闹”。马降龙村的空心化导致村内过于“冷清”。而游客的到来带来久违的“人气”，这满足了村民们作为社会人的需要。旅游活动调动的不仅是作为“旅游地”的空间的积极性，也是作为“社区”的空间的积极性。

      庆临村口的转变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村口曾是村内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包括祠堂和公所，以及“榕树下”等休憩聚会的场所。常住人口锐减导致乡村公共场所失去原本的意义。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局限在室内与田头，私人化、家庭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如村民所说：“难得有几个人在家，年纪大的看电视，年纪轻的玩电脑。(Z15-B)”然而，游客的逗留使庆临村口成为村内核心的旅游商业空间。村民们来此摆摊，迈出原本狭窄化的生活空间，进入一个更具开放性与公共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他们交谈、嬉闹，有了新的生活交汇。

      空间的活力一旦得到提升，未从事旅游业的村民，也会被吸纳其中。孩子们来此戏耍，去田间劳作的村民也在此闲坐聊天。对此，村民的解释仅是“在家也是闲着，这里人多，出来还热闹点。(Z11-C)”村民不仅将此处作为旅游地的商业空间，同时也是日常交往、活动的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农家饭店门口“聚会”空间的形成。农家饭的经营及女主人习惯性的活动使得门口的高台成了一个开放场所，吸纳在附近工作或偶然路过的村民，使其成为一处灵活、流动、非制度性的聚会空间。然而，我们不能说这是“保留”了公共空间的功能与意义。因为庆临村口作为公共空间的积极性虽然重新显现，却并不是重获过去的空间表征。十分特殊的一点是，由于游客量的变动，新的空间积极性在节假日与非节假日的交替中以别样的“节奏”(rhythm)[46]呈现。而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对应关系不存在于过去。所以，庆临村口的空间活力，与其说“保留”，不如说“再生”。

      空间性质的转变中，“旅游”与“社区”的双重性质并非此消彼长的抗衡关系。马降龙村作为旅游地的空间以其活力刺激或带动作为社区的空间，令其被使用、被认同，重获活力。这一状况可视为空间的“再生”。这也预示着，随着“旅游社区”这种属性的生成与固定，空间在形态、功能与意义层面上都不能再简单地划分到“旅游”或“社区”两个范畴中。日常生活会逐渐创造出新的空间秩序。

      3.3 低度开发下的“平衡”发展

      整体看来，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在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地位没有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旅游地”与“社区”的双重性使马降龙村空间的形态、功能与意义等方面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少旅游社区的空间常面临严重的商品化与制度化的问题[48]。这是因为，由社区到旅游社区的转变，本质上是空间生产的目的由满足居民的生活生产向满足旅游经营的需要转变，或者说，是由服务于居民向服务于游客转变。游客表面上不直接参与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活动，实际却是空间生产的重要主体。一方面，他们是旅游开发者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规划中空间的使用者。

      当前马降龙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徘徊不前，市场对旅游空间的需求处在较低水平，这为居民依据日常生活的习惯与需要做出决策提供了可能。游客量压力与体验深度要求尚未达到对商业性空间迫切需求与严格限制的程度。旅游项目开发停留在碉楼观光的层次，游客对居民的文化与生活不好奇，空间使用极少侵犯居民的空间主权。原本的封闭式、生活性空间的核心地带无需转变为开放式的商业性空间，也不存在被其挤压、替代的必要。相对而言，政府与公司的规划高于实际游客需求，游客未能以实际的空间使用去回应与巩固这种规划。

      然而，随着旅游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平衡”也许会成为一个伪命题。因为，尽管“旅游地”与“社区”对应不同的空间秩序，但旅游社区的空间再生产并不是两种秩序的叠加或相抵，而是更多空间生产主体对空间秩序进行协商，并以自己的行为实践协商后的空间秩序。在马降龙，由改造期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尖锐反抗，到如今小范围的、边缘化的隐形抵抗，居民已经成为旅游利益相关者之一。此时，景区管理者开始通过监管实践空间表征，而居民在宏观上囿于遗产旅游地空间秩序。居民之所以会在宰制边缘进行抵抗，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生产并未完全与旅游业发展同步共生。旅游地的空间秩序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压迫，超越了他们参与旅游业的主动性。

      依据这一逻辑，当旅游业产生的效益对居民有足够吸引力时，反抗是否就不复存在？笔者认为，生计方式的转变确实会带来空间活动范围与使用方式的转变，也带来对自身角色认识的转变，使得居民更自觉地巩固旅游地的空间秩序。然而，组织结构和居民身份的特性以及土地的归属，使得居民不会完全像游客那样行动与思考。

      景区管理组织的特殊结构以及居民的复杂身份，决定景区与社区双重定位在空间上的模糊性。这一点，即便在开发强度增加的情况下，也难以改变。马降龙景区的关经理本身是马降龙村人，兼任村委会副书记，所处理的事务包括田地租赁、设施更新、房屋审批等，既属景区管理，又是村务。公司早已意识到居民工作与景区工作的无法分离。如老村长所说：“在村里，人和人之间。你跟他好的话，说一下没准就听了。要用他们听得懂，做得到的办法。(Z05-B)”而景区管理处除部分管理人员与导游外，其他基层员工几乎都为居民。居民的双重身份，使其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界限不分明。因此出现了我们在停车场、在景区办公室所见到的画面：会议同时也是居民聚会，巡逻同时意味着闲坐聊天，上班间隙可以回家中、到田里处理事务。正因为处在旅游利益共同体的内部，居民的集体行为才可能对公司的制度进行持续的挑战，并将这种挑战转变为潜在的秩序留存下来，改写着空间的属性。

      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有不少居民集体迁出的例子。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居民放弃土地的支配权，将权力让渡给政府或旅游开发与经营商。在旅游开发的初期，马降龙居民曾出卖部分土地给公司建设景区。如今居民对土地的态度越来越谨慎。居民说：“地是子孙后代的事，卖了就真的是没有了。再说就给那么点钱，太不公道。(Z14-C)”甚至有部分居民逐渐产生社区发展的权利意识：“公司说要开发的项目，酒店啊，度假村啊，都是说说。我们是搞不起来，但是他们也不搞，还不如在自己这里放心。(Z05-B)”土地是物质空间的基础，居民对土地拥有掌控权，改造林木带与花坛等，景区方无法强行管制。景区管理人员说：“到底是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真的不听，我们也不好说什么。(Z09-E)”

      更重要的是，同样作为旅游利益相关者，居民与公司的诉求依旧不同，对空间秩序的“协商”会一直进行下去。无论是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还是再生，本质上都是居民就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与旅游开发者进行协商。比较笔者所给出的五种不同行动策略，得出的不是抵抗强度的增减，而是居民协商能力的加强。这种能力与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对应，又影响了行动机制与意义(表2)。

      在行动机制上，当居民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时，若景区方对空间的规划未影响其生活，居民可能以“嵌入”方式使用空间。但在这种空间的共生性生产中，居民未能主动为正在重塑的空间秩序写入内容；一旦发生矛盾，居民也只能以随时可能被“镇压”的空间消费来获得短暂的自由。所幸，由于整个社区都被纳入旅游利益共同体之中，居民可以发挥集体力量。这一机制使其真正参与固定空间秩序的生产。而当居民被公司雇佣，尽管未必有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但“体制内”角色使其可能从内部造成制度的松动和生活的渗入。更进一步，当以摆摊、开设农家饭店等方式主动参与旅游业发展，居民看似顺应景区方主导的空间生产，实际却不仅参与了旅游空间的生产，也“借力”激活了社区空间的活力。当我们从旅游社区持续发展的视角看待这些行动策略的意义，就会发现：“嵌入”在景区开发程度加深的过程中不会成为主流。并且，旅游与社区空间和谐共存，却也逃避了双重秩序的碰撞与融合。抵制、进攻性抵制与反噬等的发生则在不同程度上将居民的意愿与需要写入新的空间秩序。景区方若能正视居民及其日常生活的力量，可能促进旅游社区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在“再生”等现象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社区空间与旅游空间生产的相互促进，更是多主体、多目标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可能激发的活力，还有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4 结论

      (1)在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对马降龙的空间形态与秩序进行操纵，企图实践其构想中的空间表征。但居民并没有完全接受其控制，而是通过日常生活进行抗争，实现反抗性的表征空间。他们通过使用者的行动策略，重新满足了生活生产的空间需求，夺回了部分空间秩序改写的权力，并在空间实践的过程与结果中体现了生活性。在制度或资本的运作之下，空间既是日常生活的实践对象，也是个体抵抗的领域。日常生活的力量体现在表征空间与空间实践之中。可以说，本文的结论验证了列斐伏尔与德塞图对日常生活积极性的判断。

      (2)针对过往研究的缺陷，笔者提出希望在关注日常生活力量的基础上，着重对空间变化丰富片段的还原。延续德塞图对日常生活实践中空间使用者“战术”的分析，研究发现，马降龙居民的反抗通过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等形式表达，产生了嵌入、再生等现象。正如德塞图指出的，使用者以各类“战术”重新占据由社会文化生产技术组织起来的空间，构建出了无数的实践。

      (3)景区管理方与社区居民未必“两败俱伤”，甚至可以各取所求。“操纵”与“反抗”两者的共生与互动促使了空间内在秩序与外在形式的改写，体现出日常生活实践的“创造”。这也回答了笔者对应用德塞图理论进行研究的疑问：德塞图所提出的“二元术语相互之间也存在着重叠，并且每一个都为对方提供对它们进行定义的那个本质要素”[12]。因此，“嵌入”与“再生”与“抵制”似乎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在内涵上却均体现出同样的“创造性”。

      (4)德塞图的研究强调的是弱势者具有反抗意识，且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抗，却并没有具体揭示，何以产生“机会”？何以对于不同的情况与人群，反抗的强烈程度与成功几率有所不同？而这正是以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对理论进行阐释与补充的意义所在。本文认为现阶段社区与旅游地的双重性在空间的形态与功能上形成微妙的平衡，但长期看来，旅游业对马降龙村的介入不仅仅是设施、建筑、场地等的物质性的更改，更重要的是持续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居民对土地的掌控权，以及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殊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更重要的是，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不是旅游地与社区秩序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下重塑。笔者所给出的五种不同行动策略显示了，随着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角色的变化，他们的协商能力逐步加强，对空间生产的参与程度有所加深。具体表现在表征空间的实现机制与意义也不断改变。回到空间三元论，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存在着对抗，但却并不代表两者是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两端，其中存在一种复杂多变的张力。以往的研究，或只看到现代性侵袭的单一逻辑，或过度夸大日常生活反抗的作用。这种二元结构的思维实际割裂了社会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正如笔者一直所强调的，关键不在于反抗，而在于日常生活创造力的激发。在对旅游社区空间生产的关注中，我们更应注意的是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社区在空间乃至其他层面进发出的新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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