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新生代论文,城乡论文,农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由来与研究假设
90年代中期，有研究者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社会群体特征做了如下五点概括：1.以寻求就业、增加收入为主；2.以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较强就业能力的农村知识青年为主；3.处于常年流动状态；4.不为城市所认同；5.通过自组织实现流动。还有研究者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在80年代以寻求就业为主，而到90年代则转变为以寻求增加收入为主（杜鹰、白南生等主编，1997）。这些概括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其他一些特征，比如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农村流动人口不为城市所认同，但是农村流动人口又是如何认同城市的呢？再比如研究提到农村流动人口的“边缘性”，但也是从城市角度看问题，而农村流动人口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位置呢？这种边缘性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和心理体验又是如何影响的呢？“80年代以寻求就业为主转变为90年代以寻求增加收入为主”，仍然是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似乎过于简单了。此外，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静态和同质的角度来认识农村流动人口现象，而缺乏从农村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变迁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农村流动人口自身发生的变化。本文力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首先，本文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相同；其次，本文主要从社会认同角度来调查和分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城乡融合的问题。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农村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既无法认同城市社会，又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呢？他们是否因此成了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没有根”的人群（游弋者）呢？他们是否成为城乡关系融合的主要载体呢？
“认同”译自英文的"identity"一词。"identity"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相同特性，如相同的身份、相同的表现等，又包括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及由此形成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偏重于对社会认同的心理活动层面的研究，而社会学更偏重于社会现象的一致特性（比如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人们对此的共识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了七类认同：对直接亲属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科尔曼，1990）。这里所谓的社会认同的含义，包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首先他们在对自身的社会特性（如身份、职业和生活等）上有没有表现出一致性和相似性的看法，比如按现行体制的标准，他们是农民身份，他们是否认可这种身份呢？如果不认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呢？他们是否根据现有的社会位置来判断其身份呢？等等。对此，我们提出的一个假设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不认可体制给他们设定的那种农民身份，对自己的身份赋予了更多、更新的解释和涵义。其次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有关的社会群体和社区环境的归属性认可情况。他们怎么看待流入地社会？是否认为自己不属于那里？他们对流出地的社会又是怎样的态度？是否觉得自己与它越来越疏远？我们的再一个假设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缺乏明确的社区归属取向。第三，他们与社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关系。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否具有更强的组织参与意识？他们是否隶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他们对有关的行政组织是否表现出遵从和认可？他们是否享受到行政组织给予的有关管理服务？后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行政组织的遵从程度。于是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他们同样缺乏明确的组织归属取向。最后是他们对自己未来归属的认可问题。虽然影响他们未来归属的因素很多，但是他们目前在社会结构中的缺乏明确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未来职业、居住、婚姻等方面的选择，这使其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未来归属特征，这是本文的第四个假设。简而言之，我们要集中考察他们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方面情况。
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在这里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成为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时空结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基础性结构，它参与形成和建构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物质的和文化的，如马克思和布迪厄等人所研究过的），以及形形色色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如社会学家通常所研究的）”（景天魁，1999）。当然，社会时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建构因素，也是一个解构因素，而社会记忆使社会时空这一机制得以具化，成为人们生活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把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是如何通过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得以建构、解构、重构和变化的，由此构建了如下的研究模型：
在不同的社会时空中人们会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行动特点，这会给他们留下不同的社会记忆。所谓社会记忆，不是指过去的东西，而是过去在现在的“现存”东西，是“活”的东西。“如果时间并非一系列‘现在’的继替，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现’(presencing)，那么记忆就是存现的某种特征”（吉登斯，1998:114）。人们总是凭借这样的记忆（或经验）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建构自己对周围的认识，当然这样的记忆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没有社会记忆，人们在互动上就找不到一致性，就缺乏行动的规则；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记忆，造成了不同群体（特别是两个有着夙仇的种族群体）之间存在的交流和沟通困难，因为这样的记忆影响着他们彼此的认同。社会记忆与社会时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社会记忆有可能重建社会时空，比如就有吉登斯所谓的“经验的时间性”提法；同样社会记忆会打下深刻的社会时空烙印，不同时代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空间（比如城乡空间或所有制空间等等）的人们，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记忆。我们正是借助于社会记忆的时空性和社会时空的经验性（或者记忆性），来把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特点及其对他们今后的行为选择和取向的影响。
于是本文就有这样一个基本研究命题：正是当前我国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社会记忆之间的互动铸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在这里，“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是指，尽管城乡之间已经走出过去那种绝对隔绝的状态，但是城乡仍然是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甄别标志。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记忆主要从这样几方面来衡量：受教育、务农经历、家庭背景以及外出经历等。上述的四个假设都是从这个基本命题中推导出来的。
二、对调查样本的说明
这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抽样法，在温州市、杭州市和深圳市三个城市进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首先是考虑到调查的可行性，在这些城市我们能得到一些朋友和单位的帮助；其次是考虑这些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比较开放的城市，农村流动人口比较多，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
调查总共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416份，回收率为69%，其中有效问卷396份，有效率为66%。600份问卷的分布情况是：温州200份，回收151份；杭州300份，回收215份；深圳市100份，回收50份。被调查对象都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
表1反映了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和所有制分布情况，其中私营企业雇工占一半多，其次是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工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老板占被调查者的3.78%，还有一些是国有部门工人；既有在个体私营经济部门工作的，又有在集体和国有部门（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工作的。调查对象集中分布在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具体地说，主要分布在制鞋业、服装业、餐饮业、零售业、环卫业、家庭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等行业部门。
表1 被调查者职业身份
频数百分比(%)
私营企业雇工221 55.80
乡镇企业工人 59 14.89
国企临时工
11
2.77
个体户9
2.77
私营企业老板 6
1.51
合资企业工人 48 12.12
外国独资企业工人 2
0.50
承包他人耕地者1
0.25
未回答
39
9.84
总计396100
表2 被调查者流出省份分布
频数 百分比(%)
吉林 10.25
江苏276.81
安徽71 17.92
山东 30.75
浙江
169
42.67
江西53
13.38
福建 10.25
湖南 61.51
湖北225.55
河南102.52
广西 10.25
四川215.30
陕西 41.01
甘肃 20.50
未回答
51.26
总计
396 100
从流出省份来看，主要是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四川、陕西和甘肃等14个省。由于我们的主要调查地是在浙江省，所以来自浙江省的被调查者数量明显偏多，占总数的42.67%。尽管如此，被调查者毕竟涉及到东中西部三大分布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偏向分布所带来的影响。
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仅是一个假设性概念，还需要更详细的界定和说明。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识别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换句话说，是否存在一些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动人口中甄别出来。
（一）年代与年龄特性
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时间，按照习惯，10年之差就等于是两代人。本文以此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而90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新生代。
当然，年代仅仅是一个维度，我们还可以从年龄来划分。据我们的调查，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现在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0.86岁，而9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2.99岁，两者相差7.87岁，非常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10年一代的说法（从这一点上看，年代和年龄这两个维度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婚姻而言，80年代外出的人口有81.8%的人已婚，仅有18.2%的人尚未结婚；而90年代外出的人相反，只有24%的人已婚，76%的人尚未结婚。
（二）教育特征
我们的第三个划分维度是教育。调查表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时间只有2.91年，新生代则达到3.28年，相差0.37年。虽然这个差别并不很大，但是，从表3中我们看到，第一代中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文盲高8.1个百分点，小学高7.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第一代中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比例比新生代分别低8.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在第一代中找不到一人，但是在新生代中占1.3%。可见，新生代比第一代接受了更多的学校教育。
表3 被调查者受教育情况
新生代 第一代
文盲 1.0 9.1
小学 10.6 18.2
初中 54.0 45.5
高中 29.3 27.3
大专及以上1.30
无效 3.80
总计 100100
（三）务农经历
调查表明，新生代比第一代曾务农的人数要少。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中有54.5%的人有过务农经历，而90年代外出的人口中只有39.2%的人务过农，两者相差15.3个百分点。新生代中即便有过务农经历，但在务农的时间上也多比第一代要少，有些人把自己在上学期间帮助父母干农活当作自己的务农经历。他们大多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经商的道路的，有的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他们可以说是一批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中国式农民——不务农的农民（我国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农民）。
（四）外出动机的变化
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所谓经济型，是指外出务工经商的目的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以贴补家用；而生活型指外出主要是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化生活方式；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就是同等地看待它们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目前新生代中绝大多数还停留于追求生活型和经济型并存状态，他们还不能从流动人口转变为移民或迁移人口。
调查表明，90年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初始目的已经呈多样化态势。最为通常的解释是，我国农村人多地少以及务农不赚钱，是促使农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或推力），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一因素确实还起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农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更多的人选择其他的原因，“不喜欢务农”(12.5%)、“家乡太穷，不愿过那样的生活”(11.09%)、“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13.86%)、“羡慕城市生活”(9.5%)等等（见表4）。如果我们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在90年代，拉力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推力的作用。而“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外出务工经商成为村里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等就不是推拉理论所能解释的现象了。这样的调查结果印证了我们上面的看法：90年代农村人口外出，在考虑赚钱的同时，还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其外出动机或目的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
表4
90年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目的情况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目前（指我们调查的时候）继续在外务工经商的原因或目的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人多地少和务农不赚钱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比较最初外出时，又进一步变小了，只占18.88%，而其他因素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大了，比如有25.45%的人认为他们是因为“习惯了外出的生活和工作”，还有人选择“赚钱还不错”(11.93%)、“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事业”(4.77%)、“全家在外面”(4.57%)、“羡慕城市生活”(3.38%)、“外出务工经商成为村里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6.36%)等等。
四、对农民身份的认同
1993年作者在北京的“浙江村”搞调查时，曾有意识地向被调查者提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年纪大的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农民”、“我们死了以后还是农民”。年轻人则有点犹豫，有一个年轻人所说的话很有代表性：“你说我们不是农民嘛？而国家可不这样看，城里人也不是这样想；你说我们是农民嘛？我们又觉得不像是真正的农民，因为我们不干农活了，有的年轻人连农活都不会干了，你说我们还是农民呢？”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已经使他们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错位的现象（王春光，1995）。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可以说是这种错位的最好表述。那么，作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他们是怎样看待这种错位现象呢？这里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一）是不是农民？
我们在问卷中首先要求他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您的户口在农村，但是您现在却不在家乡务农了，那么您觉得您还是不是农民？”调查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回答“是”的人占78.5%这样高的百分比，只有10.9%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农民了，还有4%的人对这个问题拿不准、说不清楚，其余的未给答案。但是与第一代的回答相比，可以看出，新生代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比第一代少，第一代有高达90.9%的人选择“是”，9.1%的人选择“不是”。此外，新生代在回答上更多地趋向于模糊认同（即说不清），而在第一代中没有人回答“说不清”。
那么，那些肯定自己是农民的被调查者，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农民呢？问卷给出了这样四个答案：“其他人都这么认为”、“政府这么规定的”、“自己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和“三者兼有”。调查结果使我们进一步看出新生代与第一代的一些差别。尽管这两类人群中都以“自己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即认为自己确实是农民）的人数最多，分别占60%和51.7%。但是在其他选项上则显示出差别：第一代中有30%的人选择“政府这么规定的”，10%选择“三者兼有”，而新生代中只有14.5%的人选择“政府这么规定的”，29%的人选择“三者兼有”，还有4.7%的人选择“其他人都这么认为”。两者之间的比较表明，新生代开始减弱了对城乡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可，开始趋向于看重社会对他们的农民身份地认定。当然，要完全区别制度性认可和社会性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关系。尽管如此，以上的调查结果使我们认识到，制度性身份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在相对减小，或者他们开始更看重的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定。
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不认可农民的制度性身份：他们中高达60%的人认为“农民应该指务农的人”，有20%的人认为“农民应该指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人”，还有14.5%的人觉得“农民应该指自己生产供应自己生活的人”，他们不再把户籍作为划分农民与非农民的界线，而是把从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作为界定农民的主要标准。
由此可见，在对农民身份的认可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偏重于认可农民的社会性身份（或内涵），而对农民的制度性身份（或内涵）的认可在减弱，从而赋予农民更多的社会经济含义；与此同时，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中开始出现对农民身份认可的模糊化、不确定现象，有些人对“自己是不是农民”这个问题，觉得“说不清楚”；还有一些人已经完全脱离了长期赋予农民的制度性身份这个框框，具有超前认识，仅仅从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理解农民身份的含义，这种理解和认识尚未变成现实，但却是我国城乡现代化变迁的方向和目标。
（二）想不想改变农民身份？
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47.3%的人想改变农民身份，而有51.9%的人表示不想改变现有的农民身份。这结果似乎与人们的看法有一定的差距，通常的看法是大多数农民都想改变农民身份。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回答者中有9.9%的人觉得“想也没用”。这些人实际上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他们应该被当作“想改变农民身份的人群”来统计，如果这样，那么想改变农民身份的新生代人口超过半数（占52.4%）。
再看对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原因（见表5）的其他选择，绝大部分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人（占65.4%）认为现在“是不是农民，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还有13.7%的人认为现在“当农民挺自由、挺好的”。我们进一步确认，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感觉到农民身份的作用在减弱，特别是农民身份的制度性意义在减弱。
表5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原因
频数百分比(%)
想也没用 18
9.9
当农民挺自由 25 13.7
根在农村 19 10.4
是不是农民不重要 119 65.4
其他
1
0.5
总计 182
100
五、社区认同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中国人历来重视对自己所在社区的认可，总有一种属于某个社区的归属感。但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区认同显得更不具确定性，更具游移的特征。本文主要从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关系上探悉他们的社区认同情况。
（一）在流入地社会的交际活动
社会认同是建立在社会交往之上的。斯密斯(Anthony J.Smith)在探讨国家认同的时候指出，构成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的经验及其所经常活动的地域范围(Smith,1998)。他所谓的历史经验就是人们共同的活动经历，包括相互交往的经历。调查表明，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基本上与流入地社会没有很多的交往，这在新生代那里也是一样的：他们中只有21.6%的人与周围的当地人经常有交往，占48.6%的人不经常交往，另外还有10%和19.7%的人与周围的当地人基本没有交往和完全没有交往。
对社区的认同情况还能从是否参与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这个问题上得以体现。社区认同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集体认同，没有集体的合作和活动，没有集体内部的密切互动和交流，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认同。比如国家认同往往通过各种集体活动（如国庆活动和其他大型庆典等）来体现，农村社区认同经常通过村戏、村民会议甚至祭祖拜神等集体活动来体现。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只有2.9%的人经常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而高达46.8%的人根本没有参加，有28.1%的人偶尔参加，还有22.3%的人没有做出回答。相比他们与当地人交往情况，他们更少地参加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
（二）对流入地社会的感受
社会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感受，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区是否有认同，既取决于他们对当地社区有没有一种家的感受，又取决于当地社区是否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成员看待，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足以衡量社区认同状况，缺一不可。
流入地的居民对外来的农村人口的看法虽然多种多样，但不免有许多消极评价，认为他们扰乱了社会秩序（比如影响社会治安、交通拥挤等），影响了社会环境等。对此，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也有所意识，在回答“您觉得当地人对您怎样？”这个问题时，只有12.2%的人认为“很友好”，最多的（占54%）选择“一般”，有多达24.9%的人选择“说不清”，4.2%的人没有回答，还有4.7%的人选择“不友好”。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当地人对他们不那么友好或者谈不上友好，其中有些人不愿发表确切的评价或者他们觉得难以作出总体评价，于是用“一般”来表态。交谈中我们发现，这些说“一般”的人实际上并不认为当地人是友好的，与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疏远，接触不多，但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总之觉得自己与当地人不属于同类人。
当地人对流动人口的态度显然会直接影响到流动人口对当地社会的感觉，两者之间存在着中强度的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8）。下面的调查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在“您对当地社会是否有一种家的感觉”这个问题上，只有8.3%的人持肯定态度，比前述觉得当地人“很友好”的比例(12.2%)还低得多，有48.9%的人认为“有一点”家的感觉，这两者总数超过一半人，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渐渐地开始适应在外地生活，尽管没有真正地被当地社会所接受，但是已经认可了目前这种状态，希望在当地继续生活下去。
还有相当比例的人觉得在外地，找不到家的感觉，他们占被调查者的36.6%，6.2%的人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他们或是因为与当地人没有来往，彼此没有感情；或者因为当地社会不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时时提心吊胆，女性在这方面感觉尤其明显；或是因为找不到朋友，感到孤寂；或是没有获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感到被看不起；或是找不到发挥其能力的机会，无法实现其人生价值和抱负等等。
不论对当地有否家的感觉，这两类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与当地社区达成认同。我们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事处调查，一位街道干部告诉我们说：“我们办事处从90年开始，招用了8位农村青年人，他们表现很好，与我们处得很好，彼此关系很亲近，他们过年过节都愿意跟我们一起过，我们很想给他们办点事，让他们长期留下来，可是，许多条条框框搞得我们也没有办法，比如我们想给他们办个医疗保险，也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名义给他们办。我们只能尽量让他们在这里务工，如果上面要我们解雇他们，让他们离开，我们也没有办法。”
（三）在流入地社会的组织参与和认同
人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他们参与社会组织的程度。在流入地社会，是否参与当地组织以及对这些组织的认同，是衡量农村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社区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
调查表明，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11.9%的人加入了流入地社会的一些组织（其中加入体育娱乐组织的人最多，其次是生产组织和党团组织），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在我们的调查中，26.5%的人是因为“不需要，也不感兴趣”，有5.7%的人觉得虽然“有机会，但那些组织没有帮助意义，因而没有加入有关组织”，两者加起来不到所有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人的三分之一，还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27.2%)是因为“自己头脑里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即加入有关组织）”，有三分之一强的人(37.6%)“没有组织允许”，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不想参加组织，而是没有组织吸纳他们。
（四）与流入地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和感受
政府管理部门实际上也是一种组织，这里之所以专门进行分析，是因为它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的社区认同的形成具有其他组织难以匹敌的影响力。如果流动人口要在流入地社会形成完全的社区认同，首先取决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将他们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30.4%的人认为自己在外出务工经商中经常碰到困难，56.1%的人有时碰到困难，只有8.1%的人觉得基本上没有碰到困难。他们碰到最多的困难是“工作难找”(36.7%)，其次是“受到伤害和损失无处申诉”(21.1%)，以后依次是“受到老板的刁难”(10.7%)、“不安全”(10%)、“受到当地人歧视”(9%)和“受当地政府管理人员的欺负”(5.9%)。那么他们寻求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呢？他们是否想到政府管理部门的帮助呢？他们能否得到政府一视同仁的对待呢？显然大多数人给予否定的回答：首先，他们中有绝大多数的人（占61%）觉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根本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排难解忧的服务和帮助，假设能被给予这样的服务和帮助，则有65.7%的人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不会给予他们与当地人一视同仁的对待。值得注意的是还有5.9%的人认为他们的困难主要是来自“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的欺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当地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门本身就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困难制造者。
政府管理部门究竟在什么方面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村流动人口呢？新生代是这样看的：首先是政府管理部门把他们“当作外地人”（有58.6%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占首位），一些管理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偏袒本地居民，欺负农村流动人口；其次，有15.3%的人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乱收费。当他们向有关管理部门求助时，得交纳很高的费用；再就是管理部门“态度不好”。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文件中的一般性或模糊性规定，从外出农村流动人口那里获取部门利益。比如，中央有关部门曾要求流入地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上岗职业培训，下级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就把流动人口召集起来，名为“上岗职业培训”，实际上是集中收费，要求流动人口交纳什么“培训费”（包括书本费、资料费、师资费等）、“证件工本费”、“手续费”等，费用很高，有的地方仅“证件工本费”就要收300元。只要交了这些费用，来不来上课（当然那些课程内容基本上没有应用意义）都没有人管，到时候来取证就行了。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把正常的服务变成谋部门利益的手段，这怎么能叫农村流动人口认同它们呢？
六、乡土认同
中国的农村人素来“安土重迁”，“在中国人的语汇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抛家舍业’等都是极端负面的词汇。（杨宜音，1997:118）”这种观念已经被当今中国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经商的大潮冲得支离破碎，现在的许多农民不再看重务农，务农和土地似乎成了一些农民的负担和累赘。在农业不再被农民重视的情况下，农民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还会保持着对农村故土的强烈认同吗？假设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在收入上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回归农村会不会是他们对未来所做的重要选择呢？经济学家达·凡佐(Da Vanzo)在探讨农民向城市迁移所带来的收益时指出，迁移的收益不仅包括收入的提高，一生额外福利的增长，而且包括非工资的收入（更高的福利及农业补贴）及更好的环境（令人更加愉快的气候；更好的文化设施；更加便利的健康诊所；更好的学习或培训机会；与朋友、亲戚更紧密的接近等）（转引自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43）。我们的调查说明了这一点。新生代中，有72.3%的人认为，即使在家乡务农收入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差不多，他们也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只有27.7%的人选择“在家乡务农”。其他相关的研究表明，年龄越轻，越是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相关分析发现，年轻的外出者希望长期在外发展的意愿更浓厚。在同一年龄组中，表示‘继续在外面干’的，16-25岁者占14.5%，26-35岁者占20.4%，36-45岁者尚占19%，46岁以上者便下降到12%”（赵树凯，1998:29）。尽管这一研究所指的“年轻的外出者”与我们所说的新生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至少包括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确实有着更多的长期在外发展的意愿。当他们被问及“万一将来的某个时期您在外地找不到工作或做不了生意的话，将会怎么办”这个问题时，有26.5%的人明确表示“回到农村务农”，7.1%的人明确表示继续呆在外面，不愿回到农村务农，更多的人(56.4%)或者说“将来的情况很复杂，很难把握，所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一结果似乎与前面所说的72.3%的人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这一情况有些不一致，实际上前者是在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后者则是在假设在外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不过从中也看出他们对未来的安排还是相当犹豫不决的。未来确实存在着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可能，一旦发生这种可能，他们又不能被视为失业人员，在外就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了，回到农村至少还能依靠有限的土地维持生计。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迟疑的态度，没有明确给出回归乡里的选择。
他们对外部社会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管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在收入上有没有差别，仍然选择“外出务工经商”，主要原因并不是“务农更辛苦”(13.7%)和“务农没有出息”(12.9%)，而是“已经习惯于外出的生活”(37.8%)和“外出能享受到在家有钱也享受不到的现代生活”(18.7%)。当然，这些原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务农辛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更加喜欢外出生活。务农没有出息，已经成为许多农村青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持有这样的看法。“有的人说，‘在家没事干出来’、‘树里年轻人大都出来了，我不出来，别人会说我没有出息’，这种情况在流动者中占一定比例”（赵树凯，1998:24）。有些年轻人，即使在外面没有活可干，也不敢回家。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觉得，自己家乡毕竟落后多了，在外面（特别是在城市）生活时间长了，回到家乡，就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适应不了农村不卫生的环境，不习惯农村娱乐活动少的情况。有的人说，想在农村看个电视，却收不到很多频道；还有的人觉得，农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经商了，根本找不到逗乐的朋友，竟有4.32%的人之所以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是因为“在家乡没有朋友圈子”。
从这里我们看到，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看来，家乡虽好，但不吸引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家乡的感情随着在外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淡漠。有一个被调查对象明确而又坚决地告诉我们：“从目前来看，我在本地打工，还是比较满意的，本人的愿望就是一直想呆下去。如果呆不下去，我也不会回家务农，会想办法找其他工作。总之，我近几年来，一心一意在外求业工作，再怎么辛苦比家里务农要强。今天的我为了明天更好，我会拼命地努力工作；为了全家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必须一心投入工作。”在新生代中有这样想法的并不是个别人。当然第一代中也有一些人不情愿回到农村，但是他们大多是有家小的人，家庭负担比较重，一旦找不到工作，或者一旦家里有困难需要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回到农村，他们将这称为“回乡务农是没有办法的事”（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337）。而新生代都比较年轻，至少目前他们的社会义务和家庭责任少得多，更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未来去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更趋向于留在城市，而不愿回归乡村故里。萧某某与他的几个朋友的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都于1991年来到北京，给工厂打过工、给机关单位当过门卫，后来自己开了一间理发店，他们说没有赚多少钱，只是维持温饱有余的生活，但是他们觉得在北京呆得很开心，不准备回家乡。萧的爸爸和两个叔叔也曾在北京呆过十多年，比他们来得早，但是后来找不到工作，或者赚钱不理想，都回家重新种地去了。他们告诉我们说：“至少目前我们不会学我爸爸和叔叔那样的做法。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他们觉得回农村种地也不错，因为以前都是种地的，没有什么可怕，我就不这样想，不大喜欢种地，以前也没有种过多少地。农村现在虽然比以前好多了，但毕竟没有城市热闹啊！”
每年回家乡对大多数新生代来说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仪式”，借春节之机看望长辈，是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回家乡的重要性在许多新生代心目中在下降。他们更专注于（或者说倾心于）改变现状，特别是想留驻城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新生代有不少人具有很强的上进心，他们在工作之余，并没有忘记去参加各种学习，比如上成人大学或中专，或者参加技能培训班，或者读书看报（这三项总计占32.4%）。在回答“如果目前有一笔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时，有27.9%的人说“让自己继续上学”，有17.8%的人选择“在城市购买房子”，准备“回家乡建造新房子”的人只占15.3%。（见表6）
表6如果目前您有一笔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
自己继续上学 27.9
在城市购买房子17.8
回家乡建造新房子 15.3
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11.4
旅游
7.2
买名牌商品 2.5
还债
2.5
其他 15.8
总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仍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地方面的依恋在减少。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乡土认同在降低，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未来归属的选择，使他们更可能选择“候鸟式”的生活方式——漂泊四方。
七、初步结论和认识
“农村流动人口”是一种社会标签，依据的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及相关的一些政策理由：即人所共知的城乡分割制度，它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规章、法律规定和组织体系，把我国人口划分为两大类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注：更确切地表述，应叫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但是，我国绝大部分非农人口集中在城镇，而绝大部分农业人口集中在农村；而且，由于这两类人口的划分与城乡划分在地域分布上的重叠，从而使国家在城乡建设上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也出现明显的差距，使少数虽属于非农人口但居住和工作在农村的人也不能与生活和工作在城镇的人（即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所以，我们就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来指代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两类社会人群。）。中国政府的基本财政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都建立在这样的人口划分的基础之上，用陆学艺教授的话说，那就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5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运行，在诸多方面是两套政策：对城市是一套政策，对农村是另一套政策。几十年下来，逐步固定化，加上有户籍、身份制作划分标准，就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陆学艺，2000）。这一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和管理制度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国家收入政策更加向城市倾斜，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农民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社会管理成本，表现在各种收费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农民负担“越担越重”。如果说有什么改革和变化的话，那就是城乡格局从原来的“分割”转变为现在的“分治”，从僵化的二元对立转变为流动的二元对立。在“分割”（或者说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情况下，农村人是不允许向城镇流动的，也不允许跨地区流动，只能在自己所在的村庄从事农业生产，而在“分治”（或流动的二元对立）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镇也可以流入其他地区务工经商，农村人口尽管改变了职业，甚至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还是属于农民身份，属于农村管理范畴，也就是说，二元城乡对立也体现在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务工经商的过程中，即使他们与城里人干同样的活，生活在共同的社区环境中，但是他们仍然被当作农村人，无法享受城里人所能享受到的许多社会发展和管理服务。“公共管理的困境之一是，由于政策设计上的缺陷，外来人口往往陷于一种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过的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他们不把政府当成自己的政府，他们常常是向同乡组织、亲友组织甚至带有秘密社会色彩的组织寻求本应当由政府提供的‘服务’”（赵树凯，2000:223）。对此，农村流动人口该会作何感想？特别是年轻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该会是怎样的态度？他们该会怎样看待周围的社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处境？怎样理解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又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乡？显然，通过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上述问题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结论。
首先，通过这次调查研究，验证了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的一个假设，他们的群体特征是：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5岁以下，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基本上于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他们比以前的农村流动人口，有更多的机会和务件接受学校教育，因此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他们参加务农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就少些，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务农经历，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外出的动机以及对自己发展的期望。由于具有以上的特征，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认同。
其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在城乡分割时代，农村人与城里人的交往和互动都比较少，甚至许多农村人都没有见过城里人，他们并不知道城里人怎样看待农民，只知道国家把他们当作农民（或叫公社社员），所以他们对农民的制度性身份认可成为理所当然的，这在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身上表现得还很明显，因为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城乡分割下的生活和社会有深切的体会和经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着重于对农民身份的制度性规定的认可。但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就不然，他们在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城里人接触和互动，或者更多地受到传媒的影响，所以，在他们对自身的农民身份的认同中，拥有更多的社会内涵，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农民，不仅仅是因为制度上的规定，而且也是因为城里人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还有一些人已经不认可制度性制定，而只重视周围社会对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可，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农民，是因为周围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流动中在与周围社会的互动中强化了对农民身份的认可，即使他们不认可制度性的规定，觉得自己外出务工经商，已经脱离了农民身份，但是社会仍然把他们视为农民，使他们与周围社会形成明显的社会界线。
再次，虽然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一样，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也没有确立一种社区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意识，但是我们的调查表明，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或者说努力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他们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渐渐地适应甚至习惯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逐渐生发出一种家的感觉。这些人显然就更有可能不会（或者不愿）重新返回他们的家乡。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人员之间在社会地位上并不平等，两者之间有着很明显的等级差别，如果人们在社会地位上差别大，就不容易发生经常性联系和交往（注：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Peter Blau)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一书中指出：“有着相近的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要比其位置相差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普遍些”，“内群体交往比外群体交往多”。这意味着，社会地位差别越大，彼此的交往就越少，反之亦然(1991:395)。），也就难以达到相互认可。更重要的是缺乏基本的制度和组织基础，当地有关管理部门一味地强调他们是外来人口，并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成员，自然也就不可能使他们认同当地社会。
最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
以上几方面表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这会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赵树凯最近在对农村人口流动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民工”在增多。他所说的“问题民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我们的调查所显示，问题民工的基本特征是失去了正常的就业生活，具体表现为进入预期就业地以后，寻找工作失败，或者虽然原来有职业，但由于种种自身的或外部的原因而失业，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选择回乡，于是进入一种面临种种问题的生活”（赵树凯，2000:220）。虽然他没有把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加以区别来观察“问题民工”，但是他在研究中指出，“问题民工”现象在近两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有可能与近几年我国经济不景气有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经济也出现过不景气问题，但问题民工却没有出现，或者说即使用，也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现象。我们认为，这里的主要原因还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增多，由于他们的社会认同趋于模糊化、不确定和不稳定化，他们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游离社会的倾向，特别是当他们在流入地社会陷入失业困境的时候，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那样选择回归农村，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外地，继续过着流动的生活，成为赵树凯所说的“问题民工”。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对原来的社会认同模糊化的过程中能否重新建构超越城乡之上的社会认同，取决于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情况。如果在短期内我国不能对目前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他们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的建构，即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认同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这种群体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只能长期地在外流动，不仅表现在居住地上的“居无定所”：哪里有工作，哪里有钱可赚，就跑到哪里，过着“吉普赛”式的生活，而且也表现为职业上的“不稳定性”，随时有可能失业，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因为国家没有为他们构建起一个安全的生存保障体系（特别是失业保障体系），他们会沦落为游民。一旦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就会阻碍他们重新回归主流社会的步伐。根据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状况，加快城乡社会结构变革，逐渐地满足通过外出务工经商离开农村的要求，在城镇社会留出一定的社会空间让他们立身落脚，改变他们长期“居无定所”的流动局面，使他们成为城镇社会新的居民，这才符合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