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技术创新的结构分析及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上海论文,结构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4—8308（2006）01—0040—07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公布的由《有线》评出的全球46个技术创新中心中[1]，除香港、台北和新竹外，我国大陆地区无一城市入选。为了衡量上海的技术创新水平，经过精心设计，笔者重构了《有线》的评价环境，并用同样的指标和方法对上海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估（以下称还原评价）。《有线》的四个评价指标每项满分为4分，总分为16分。在46个技术创新中心中，只有硅谷得满分，其他45个中心的得分介于4到15分之间。
表1 用《有线》的四个指标对上海作为技术创新中心的还原评价结果
Tab.1 The reducing results of Shanghai City by adopting the indexesof The Wired Magazine for evaluating global hub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地区高校和研究机构
能带来专门知识和经 人们创办
获得风险资本以确
指标培训熟练工作人员或
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 新企业的
保好点子成功进入 合计
创造新技术的能力 跨国公司的影响 积极性 市场的可能性
综合平均 3（3.00）2（1.73） 2（2.21） 1（1.33） 8（8.27）
海外评价者
3（2.88）1（1.05） 2（2.41） 1（1.26） 8（7.60）
大陆评价者
3（3.10）2（1.77） 2（2.22） 1（1.36） 8（8.45）
政府人士 3（3.07）1（1.36） 2（2.15） 1（0.94） 8（7.52）
媒体人士 3（3.14）3（2.51） 2（2.46） 2（1.68） 10（9.79）
学术界人士
3（2.96）1（1.23） 2（1.89） 1（1.35） 7（7.43）
还原评价结果表明，上海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能力并不比国外众多的技术创新中心弱多少，但其他三方面则差得多。尤其是“获得风险资本以确保好点子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指标只得1分， 说明即使有很好的技术成果和卓越的创新思想，市场实现也是困难的。
在进一步的深入对比研究中，发现上海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并据此针对性地提出了上海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的对策。
1 上海技术创新现状的综合评价及问题分析
1.1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在技术创新体系中，高校和研究机构既肩负着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使命，又直接产出新知识和新技术，所以《有线》将其列在四个评价方面的第一位。从高校和研究机构本身数量看，上海不仅比国内众多城市有较大的优势，就是与46个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的相当部分相比，无论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量，还是从其培养人才的动态增长情况看，上海的技术创新资源都堪称丰富。事实上，高校与科研机构这项指标在入选的技术创新中心中普遍得分较高，46个技术创新中有11个满分，另有26个3分，即3分以上的占80.4％， 这说明高校与研究机构对技术创新中心形成具有突出的意义。但比较得3分以上的城市或地区不难发现，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绝对数量并不是唯一决定得分的因素。如日本东京的大学数量比京都多，但前者的得分为3分，后者却为4分。除了西方一些历史悠久的大都市外，很少有像上海这样集聚了数十所高校和数百研究机构的城市。有些入选城市实际上只有一、两所著名的大学，最关键的是这些大学生本身的创新能力，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所起的作用。
上海此项达到3分，但它更多的是反映上海的潜在创新资源， 至于现实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的积极性，上海并不占优势。如旧金山市2003年每百万人获得专利达到1464项，而按照同样的统计，上海同年只有321项，不考虑质的差别，上海也只相当于旧金山的五分之一。上海的高校数量虽然众多，但在技术创新方面所起的作用还不够，这表现在，上海高校占有绝大部分创新资源，但从1982—2002年的20年间，获得的专利授权仅占全市专利授权量的28.3％。
1.2 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从根本上讲，只有企业才具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因为企业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利润，并且力图获取超额利润。而与农业经济时代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工业经济时代主要依靠资本资源获取利润不同。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必须靠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也才能获得超额利润。
众多的研究表明，小公司在技术创新中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有线》的相关评价指标是“能带来专门知识和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①大公司业绩稳定，实力强大，本身就具备技术创新的强大能力；② 大公司有相对稳定的主营业务，并力图维持这方面的优势，必然进行持续巨大的投入进行研发活动，容易在某些方面获得突破；③大公司能够聚集大量的世界顶尖人才；④大公司科技原创力强，能够在区域和产业层面形成强烈的辐射。
虽然硅谷等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占绝对多数的是小型公司，他们组织高效，经营灵活，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但这些技术创新中心都有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起支撑作用。据统计，2002年硅谷150大公司总营业额达2654亿美元， 而其中的前十名又占这150家公司营业额的64.9％，仅第一名的惠普就占23.8％。据计算，2002年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两个开发区全部产品销售收入之和只有289.67亿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只相当于硅谷150大公司营业额的1.32％，相当于惠普一家公司的5.6％。上海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只有5887.49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硅谷150大公司的26.82％，仅比惠普一家的销售收入略多。大公司不仅产出巨大，成长迅速，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强大。
在还原性评价中，上海此项得2分（1.73分），而46个国际技术创新中心中有29个此项超过3分，其中硅谷等10个中心为满分4分；低于上海（即得1分）的城市只有5个。香港得2分，但香港2001年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就达800多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强，虽然有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建立了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或分支性机构，但上海要致力于建成国际大都市，与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3 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
这项指标既反映了一个城市创新活力的大小，又反映了其创新环境的优劣。上海这项得分比较低，只有2分（2.21分），而46个国际技术创新中心中的23个超过3分，低于上海得分的只有6个城市（1分）。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简言之，创新就是科学技术理论和设计思想的“商业化”，把有创意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可获利的商品及其产业。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创新就是科学一技术活动与经济一社会活动的“新组合”，既是用知识再造经济，也是用经济再造知识，实质是知识与经济的互动。很显然，科学技术的发达并不能一定保证创新成就的高低，这就是俄罗斯这个曾经可以与美国抗衡的科技强国在《有线》的评估中也没有一个入选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的原因。
从一般意义上讲，上海的创新环境是优越的。因为无论是人才、技术、信息等软件服务，还是交通、通讯等城市硬件设施，上海的条件都不算差。但客观上，上海的创业创新环境还有许多不足。中国的改革一向都是在有比较充分的实践基础上才全面推开的，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在创新方面很难走在前面。当“秩序”氛围十分强烈的情况下，现状条件缺乏优势者要突破重围，出类拔萃，非常困难。上海的国有企业力量强大，创新企业家的孕育和成长环境受到很大的限制。
1.4 风险资本的发育
这一项上海仅得1分（1.33分），是得分最低的一项。而硅谷、伦敦等五地的此项得分都是满分，得分低于上海的只有8个（1分以下）城市。
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意义在于它所具有的四大功能：市场筛选；企业培育；风险分散；产业导向。风险投资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和民间资本融合的产物，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的介入，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意图。
国际技术创新中心中绝大多数都是风险资本十分发育的城市。如硅谷有200 多家风险投资公司，过去10年平均每年吸收的风险投资大约是150亿美元，并以年均27.6％的速度增长。风险资本的90％投入到通讯、软件、电子、生物技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他技术创新中心的风险资本数量也很大。如斯德哥尔摩—基斯塔有60亿美元，波士顿有30亿美元，洛杉矶有24亿美元，以色列有10亿美元。技术创新中心的风险资本集中度也相当高，如巴黎集中了全法国52％的风险投资；硅谷的风险投资最高时约占全美的四分之三，平均占全美的35％左右。创新活动是以高风险的投入来获取高收益，而这恰恰与风险投资的特点完全一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城市或地区的风险资本数量很能反映其技术创新的水平。国际技术创新中心都有很完善的风险投资渠道对技术创新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上海有如下几方面的差距。一是风险投资的运作环境还不完善。最主要的是风险资本退出渠道不畅通，同时风险投资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缺乏权威性的技术中介机构提供完善的服务。国外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除了创业板上市外，主要有直接向其他企业转让股权和投资企业回购股权。在国内的创业板迟迟不能推出、转让股权和企业回购股权受到政策性限制的情况下，上海的风险资本所能选择的渠道只能是走主板上市、买壳上市和境外上市的道路，十分不容易。风险资本投资的周期一般是3到5年比较正常，如果要长期去培养一个上市公司，这不符合风险资本的运作规律。事实上，上海的境内风险企业通过境外实现资本退出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要风险资本长期固守于一个企业分享其正常的利润收益，既不符合风险资本的特点，也不利于支持技术创新。制约风险资本运作环境的另一方面是相关的中介服务发育不全。风险投资方与创业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收集信息，识别信息，再通过艰苦的讨价还价过程才能成交，致使项目的直接和间接费用都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有具备专门风险投资经验和丰富技术市场信息的中介公司的参与。上海目前的技术中介机构虽然不少，但能够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系统、权威而完善服务的中介公司却十分缺乏[2]。
二是有限的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不够。据比较宽泛的统计，上海目前的风险投资机构近200家，风险资本的规模在2002年达到150亿元以上。这个数量应该说已经不小，但是这些风险资本中绝大部分在扮演一般产业资本的角色，没有起到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他们更多地投机于房地产等最热、最易获取收益的短期项目。由于缺乏可行的退出通道，使许多所谓的风险投资演变为实业投资，即倾向于投资较成熟的企业和技术，并不再追求以资本变现的高额回报，而转向以分享股利为主要赢利手段，风险投资的特点和功能退化。风险投资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能进能出；二是专业化的管理。如果只能进不能出，风险资本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是风险投资主体的结构不合理。从支持技术创新角度看，上海目前的风险资本还是政府在扮演主角。一种是市政府投资的风险资本，如上海市政府1999年成立的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资金已经滚动到40多亿元。另一种是市政府各委办局建立的风险基金，主要是为系统内的企业技术创新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等。从目前的实践效果看，对于政府背景的这些风险投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但风险投资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仅仅靠政府的投入，不仅风险资本的数量会很有限，而且运作的效率也很难提高。世界各国风险资本集聚度一般都很高，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规模最大的城市，如果技术创新的水平很高，吸引全国30％—50％的风险资本是完全可能的，即上海的风险资本规模可以达到200亿元—300亿元。另外，国际风险资本的数量十分巨大，如果与目前全球产业资本大规模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转移相适应，全球的风险资本大规模进入上海的话，上海在国内民间和国际两块风险资本支撑下，将可以达到上百亿美元的规模。这样的规模将对上海的技术创新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而这样的规模靠政府的力量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所以上海今后应该致力于建立吸引风险资本进入的机制。
2 上海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的途径与对策
上海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如，新技术的生产是其转化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无所谓转化，但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过来能够极大的促进、激励新技术的生产；又如，风险资本的数量及活跃程度与其进入退出机制有关，但同时还与其施展的空间有关，如果没有大量合适的项目供风险资本家选择，即使有再好的机制也无法吸引他们。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既补上“木桶的短板”，又能让“板”与“板”之间的结合天衣无缝。
2.1 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上海技术创新的水平
要弄清技术创新的实质，明确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不是技术进步的概念。中国古代很多伟大的技术进步（如四大发明）并未引发工业革命，最主要的是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能有效结合。本研究表明，上海与国际技术创新中心之间的相对差距最主要不在技术研究人员与技术创造能力方面，而在于技术的市场实现，即技术的转化。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技政策重心前倾，重研究而轻转化，许多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科技政策导向必须调整。为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上海的技术创新水平。
上海要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城市，技术本身的发展固然重要，但促使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制度环境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技术本身会加速发展，而且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在此转化、升级和扩散。制度创新最主要包括对企业家的激励制度和对发明者的产权保护制度。
2.2 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
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是提高上海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一环。制度经济学认为，“新的、有用知识是如何被最有效地发现、检验和应用的；是什么激励着这一过程的主体——企业家——去动员生产要素，去冒险对知识作创新性的运用，并尝试结构变革”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家是对机会高度敏感并准备好利用机会的人。企业家总在寻找新知识，并已经准备好在有望获取物质收益时为实现未经验证的生产要素组合而冒险[3]。 对上海技术创新环节的剖析表明，激励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的环境还有待于完善。
把技术创新的主体确定为企业家而非发明家和革新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为技术创新找到了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获得超常规的经济利润。既然如此，技术创新的巨大利益应该由企业和企业家所享有，而不是狭义的新技术的发明者所有。至于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加强专利保护都是有利于技术发明，并不能构成技术创新的充分条件。企业家对新技术的市场实现具有关键的作用，他们提供的市场需求也反过来刺激了技术的发明创造。
上海在大力构造技术发明创造条件的同时，必须大力构造技术创新的环境。既然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那么要从过去主要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扩大到对企业家的激励，包括物质和精神。
2.3 对科技人员进行产权激励
经济学认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资源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4]。上海的技术进步水平与技术创新成就不对称，说明科技人员本身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发表论文、评职称等只是形式，更深层次、更有效的必须是产权激励。因为技术创新活动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人们愿不愿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收益有关。而技术创新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者与创新成果之间的产权关系，以及社会对创新产权的保护状况[5]。经济学家认为，过去，创新可以被别人无代价的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报酬，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仍是技术创新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6]。
上海要成为顶尖技术成果产生的摇篮，首先必须成为顶尖技术人才的乐园。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上海能否具备吸引顶尖技术人才的魅力，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对技术人员进行产权激励。上海的比较优势在于：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差使得国外先进的技术在上海有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巨大市场；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有相对优越的工作环境与创业平台。上海要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通过对技术人员的产权激励，使他们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的财富，转化为他们自己的财富。鉴于国家在知识入股所占份额等方面的限制， 上海可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①建立权威的专业技术中介体系和技术交易的网络平台，使愿意一次性转让的技术成果的价格能够迅速而合理的得到评估，并降低技术成果的交易成本；② 在张江高科技园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进行技术入股完全市场化试验，由市场、企业自己决定技术股所占的份额。
2.4 充分发挥高校在技术创新中的功能或作用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上海要建立起三个层次的高等院校：①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目标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他们肩负跟踪国际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和开发高新技术的使命；② 在某些专业领域有突出优势的大学，如同济大学的建筑工程、华东理工的化学化工、东华大学的纺织服装等专业，他们不仅直接服务于上海经济建设的具体领域，而且可以聚集相应领域的顶尖专门人才；③ 一般高校和职业高校，主要是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培养大量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鉴于国内外人才争夺愈益激烈，上海市要下大决心支持本市高校引进顶尖人才的行动。如对两院院士到上海的除了学校外，市里给予其他更多的优惠措施。对杰出中青年学者，也要采取更多的鼓励办法。可以通过财政和市场双重渠道筹集10亿元量级的资金，推出面向本市高校的“百名浦江学者计划”，层次定位要大大高于“长江学者计划”，争取在未来十年吸引100位世界顶尖人才， 以强化上海的人才高地地位。
2.5 改善上海风险投资的结构和风险资本的运作环境
上海目前真正对技术创新直接起支持作用的风险投资还是政府背景的资金，这种状况不能满足上海技术创新对风险资本的大量需求，必须努力改善风险资本的结构，大力发展民间和境外风险投资。建立并扩大政府、企业结合的多元化股份风险投资公司，要将风险投资从较多的行政、政策功能转到市场功能方面来，不然就违背了风险投资的规律，最终也是不可持续的。
上海现在的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瓶颈问题仍然是资金。从硅谷、以色列、班加罗尔、新竹等地方的高科技园区来看，对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基金都有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新竹还允许企业融资的灰色市场存在。上海可探索民间资本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的路子，同时为风险资本退出开辟更宽更广的途径。在风险资本退出渠道下很畅通的情况下，积极鼓励风险投资企业参与本市和外地效益不好的上市公司重组，有条件的可买壳在主板上市。另外，对风险投资企业境外上市、创业企业回购股权和其他企业收购股权的行为在政策和税收方面给予支持。对于境外风险投资进入上海，在股权安排上进行突破，境外风险资本可以控股。
总之，要在上海建立结构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使市政府、市各职能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民间、国外的风险资本形成合力，为上海的技术创新提供强大的支持。
2.6 通过“四个中心”建设促进技术创新
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必然需要强大的技术创新支持，而反过来如何利用“四个中心”建设加快上海技术创新的步伐同样重要，两者是互动的关系。
“四个中心”建设是推动上海技术创新的高级平台，此平台是国内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甚至国际上众多城市也不具备。如何利用这个平台建设中的大量项目推动技术创新，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例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大项目大小洋山港建设将面临一系列技术难题，这是在港口建设、桥梁建设、通信技术、海岛综合开发等一系列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绝好机会，也是推进上海多年来这些方面成熟技术成果加速转化和进一步开发高新技术的绝好机会。为了提高上海的技术创新水平，可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在各个重大项目建设中选择一批技术突破方向进行重点支持，同时结合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加快技术应用市场化的步伐。借此探索并建立技术开发—技术应用—投资回收—技术开发的技术创新良性循环机制。为此，可以在重大项目建设招投标中设立技术标环节。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2031184）；上海市软科学基金（0569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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