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现代化方案：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民粹主义的？——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分歧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分歧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关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民粹主义者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本文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对毛泽东本人复杂的思想体系作一整体上的判断，而仅针对毛泽东的中国现代化思想，从比较的视角，即通过与典型的民粹主义者梁漱溟的现代化方案的比较，以期更清楚地呈现出毛泽东的中国现代化方案的本质。
一、中国现代化的性质界定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近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自发地成长出现代性。由于社会自身的因素不足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化导源于西方国家现代性的挑战与示范。中国学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冲击大致上有两种反应：一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中国的破坏远大于建设，因而努力从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开发出一种新的现代性；一种认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先进性，并承认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转向学习西方的现代性。
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民粹主义者做出了第一种反应，他们不认可由外来的资本主义文明所推动的文化进步，主张在以农耕为主的农村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想的社会。梁漱溟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就是其中的典型。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学习西方文明在方向上是错了，“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指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笔者），“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指走俄国的路——笔者）。① 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视角，梁认为以都市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是使当时中国陷入困境的根源，“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② 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使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风气和民族特性殊异于西洋国家，“使我们没法步趋于人家的历史，摹拟乎人家的社会”，必须“继续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创造我们自己的社会”，③ 所以，中国的出路在于进行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④ 正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上，梁漱溟的现代化方案被称为“儒家现代化”，即通过复兴儒家文化实现现代化。⑤
与民粹主义不同，另一类反应则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主线。从洋务运动、康梁的改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分别从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效法西方的现代化。这些思想先后影响甚至主导过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直至1920年底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这条主线来看，工业文明以及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等价值都是其追求的内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反思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资源都被接受了下来。
1920年底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走俄国道路的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显然还相当有限，但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以及剧烈的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总的观点。这一点至关重要。尽管毛泽东的理解可能遗漏了马克思思想中某些丰富的内涵，尽管毛泽东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化探索中得出的个别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太一致，特别是他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的阐述，但他的思想并不是离经叛道的。正如阿瑞夫·德里克所说的：“无论是其政治宣言还是其理论概念都不足以把毛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相分别。毛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社会革命’，其中心内容就是阶级关系的改造。”“毛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改造世界的观念，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反思中国社会，并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想来重塑它所反思的中国社会。”⑥
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调研，获得了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阶级状况的深刻认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他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具体的历史进程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反帝反封建谋求国家独立和政治民主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才是克服资本主义祸害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关于中国如何通过利用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次理论探索，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采取了一种历史的态度。尽管他始终在价值层面上反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罪恶，但并没有彻底地否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⑦ 他还指出我们“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⑧ 这种态度符合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采取内在超越的要求，即不是从整体上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是正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发展出一种更合理的现代性。⑨ 在这一点上，与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以维护传统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形式的民粹主义者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现代化追求者。连指认毛主义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迈斯纳都承认：“在这个领域里，毛主义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毛主义明确地反对传统并坚决致力于现代经济发展，它表现的不是一副‘雅努斯面孔’，而基本上是进步的单一面孔。”⑩
总的来说，梁漱溟和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之性质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反映出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在梁那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复兴儒家文化的问题，他的努力方向是在不破坏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习俗的条件下借助西方的某些文化资源开发出中国本土的现代性，而在毛泽东那里则是如何摆脱束缚中国现代转型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羁绊，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不合理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实现西方启蒙时代所彰显出来的自由、平等和进步等价值。在梁那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与竞争的问题，而在毛那里则是一个抵御外来侵略、消灭腐朽统治者，反对剥削和依附而追求社会公正的问题。在梁那里，中国的现代化是局限于一国的文化重建，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认为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特殊性，而在毛那里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所以他反对梁过于看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11）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对于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毛泽东提供一个答案。马克思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相当谨慎的。他在价值层面上希望俄国能够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2），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13）。但他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更乐观的观点也只是认为它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并且要“吸收它（指资本主义——笔者）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4）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但他们当时所面对的难题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无论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在此问题上都没有摆脱他们的思考框架：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应该消除物质的匮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要积极地避免或者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后果。
对于马克思来说，近代社会之进步依赖于工业化提供巩固的经济基础，“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社会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15） 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16） 只有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另外，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新式工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是发展工业。在1944年7月14日同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必须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17） 毛泽东还认为承不承认这一点是共产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8）
然而，落后的中国工业的发展仍然困难重重。以社会主义为追求的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原始积累，所以发展工业的资金只能从农业领域中获取。更为甚者，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局面，为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国家急于扭转在竞争中的劣势，“对落后的焦虑”造成这些国家急迫的赶超心理，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19） 而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发展工业，无疑会造成过分突出工业，使工农业的发展不平衡。这种状况在分配领域的反映就是工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取的利益大于农民，因而也引发了梁漱溟以九天九地作喻对工农失衡现象的批评。然而，对毛泽东而言，这种指责是言过其实的。他毫不示弱地予以回击（指责梁是野心家和伪君子）。（20）
实际上，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冲突源于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不同选择。梁漱溟所主张的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明显不同于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农业，应该坚持“以农立国”。梁提出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正面的理由在于：一方面，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工业是进一步的要求，农业是活命的根源。原来的农业底子若被破坏，便无活命。”（21） 此为农业先行之必要性。另一方面，促兴农业的有利条件多于发展工业。这主要体现在农业发展的资本（土地）、劳动力和市场存在较大的优势，而工业则不然。（22） 此为农业先行之可能性。反面的理由在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由于其固有的弊端（如“都市的畸形发展”以及“都市与农村的极端矛盾”）早已成为反思的对象，“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23） 显然，梁的中国现代化思路是先发展农业，由农业生产力推动工业的发展，比如农业对肥料的需求推动化工业的发展，农具的更新换代推动机械工业的发展，等等。（24） 按照梁的这种思路发展起来的工业无疑主要是满足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小型农业机械和其他轻工业，这些工业充其量只是农村工业，而不是为国防和工业部门服务的重工业。所以，梁所提出的由农业推动工业的现代化路径难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说，梁的方案只有在一个没有国际竞争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这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及在冷战形成的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有趣的是，仍有学者因为毛泽东对农村的关注而给他贴上民粹主义者的标签。“对‘生活与劳动结合’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主义思想的特点。”（25）“革命后的年代里，毛主义中那些倾向于农民的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至少大跃进以来，毛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多的是注重农村的工业化，而没有注重潜藏着‘修正主义’的城市的工业增长。”（26）
应该说这种观点捕捉到了毛泽东的中国现代化方案的某些特点。的确，毛泽东欣赏农村生活的朴素与和谐、在相当长时期里非常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建设，致力于缩小和消除城乡的差别。然而，毛泽东充满“浪漫主义”的民粹主义“症状”的背后却有着一个政治家现实的考虑：一方面，中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之关键是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快速的工业化必然会带来工农、城乡差距的拉大，而苏联的情况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1956年毛泽东给予农村和农业更多的关注源于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7）“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28） 很明显，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探索出一条工农业较为均衡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就业问题，避免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甚至可以缓解特定时期城市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因此，将毛泽东等同于民粹主义者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们在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异：毛泽东从不认为离开了大工业农村能够发展出社会主义，他对工业发展中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并不是要放弃工业化，特别是从政策之效果上看，毛泽东的现代化探索根本没有背离重点发展工业这一中心。“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29）
三、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设定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和“四个现代化”，而且要确立共产主义这一长远目标。然而，当人们面对他在50年代末期所推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不禁充满疑虑：难道这种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所谓共产主义小社区就是毛泽东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人们的批评通常抓住下面两个方面：一、人民公社粗陋的和绝对的平均主义。二、通过“穷过渡”实现共产主义，“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30） 这两个方面都被当作毛泽东作为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的铁证。
对于上述的批评应该详加分析。应该说，毛泽东的确没有摆脱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些理论所设想的和谐公正的生活图景一直萦绕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给他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一些灵感。然而，这并不表明空想社会主义成为毛泽东设定中国现代化之目标的主要思想资源，或者毛泽东是一个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和“穷过渡”的民粹主义者。
就第一方面的批评而言，从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的实际表现来看，其平均主义特征相当明显，但据此指认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仍然是有疑问的。首先，毛泽东并没有首倡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1958年2月至3月间毛泽东提出了办乡社合一的大社，其目的是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造，尤其是通过较高水准的合作组织安排，形成更为细致的分工和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他并没有首先提出各种平均主义措施。（31） 毛泽东对在群众人民公社试验中自发产生的“吃饭不要钱”很感兴趣，他觉得农民群众把共产党人在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精神发扬光大了，因此，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多次提出要提倡供给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可以这样说，对于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措施，毛泽东没有发明之权，但他对这种平均主义曾给予了支持和推动，这么做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是鼓励和培育各种社会主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要素。
其次，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并不是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尽管毛泽东对当时的人民公社赞赏有加，甚至曾乐观地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到来，但他基本上是认为人民公社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桥梁。在8月21日的北戴河会议上他讲到，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等方面实行共产主义。（32） 在吃饭、穿衣和住房等方面实现了共产的社会还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因为只有在“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时候”，才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33） 再退一步讲，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它也还是要发展的，“进到共产主义阶段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发展阶段”，（34） “共产主义社会将来要分阶段，或者另起名字，……”（35）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人民公社，特别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同于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上面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则毛泽东没有从一开始就确立人民公社绝对平均主义的要求，他只是肯定了平均主义的价值，二则绝对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也不是毛泽东所设定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而是朝着共产主义这一长远目标前进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推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致力于消除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相悖的现象（三大差别），他对平均主义的肯定就是这样一种努力，但没有足够的根据把平均主义当作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第二种批评同样流行。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对“穷过渡”的认可是违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6）“穷过渡”实际上过早地限制和消灭了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早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然而，不同于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话里所阐述的带有较强决定论色彩的观点，毛泽东既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肯定了生产关系的巨大能动性。“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37） 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关于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的著名的争论中，毛泽东突出了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方面，（38） 他认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不应等待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之后再将生产组织提高到合作化形式，反过来，采取合作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更快地实现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
“穷过渡”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力的发展还尚不足以引发生产关系变革的时候人为地去推动这种变革。为了理解的方便，可以根据程度的不同从“穷过渡”中区分出强和弱两种典型，前者可以不顾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观愿望出发去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比如搞社会实验），后者则是在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引发生产关系变革的临界点的时候，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去推动变革。如果以这两种典型作为两极的话，毛泽东认可的“穷过渡”显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极。首先，它肯定不是强过渡，“一穷二白”是一种夸大的表述。毛泽东相当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基础的准备对于过渡的重要性。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工业化，通过农业合作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些措施切切实实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的发展。在“穷过渡”之前，毛泽东“看”到的和“听”到的已经不是“一穷二白”的农村了，而是粮食产量人均1000斤的农村（当时还提出了两年钢产量超过英国）。（39） 其次，它也肯定不是顺理成章的弱过渡，因为长期农村生活和调研的经历告诉他农村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毛泽东对上报的经济数据将信将疑。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和山东农村视察，听到的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当然，他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毫不含糊。（40） 对毛泽东而言，他的问题不仅在于过渡的心态过于紧迫，而且在于不知道自己的“过渡”条件在这两极之间的确切位置。当然，我们事后可以指责毛泽东的过渡搞早了，但对他而言，什么时候过渡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实践出真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把毛泽东与热衷于从理论上设计一条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民粹主义者区分开。
对于梁漱溟来说，中国未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社会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就是经济上的生产与分配都社会化，这样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41） 与毛泽东一样，梁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合作社将不断扩大其资本以至一切最终都成为公有的。乡村建设各个方面的总趋势都是‘从私往公里去’。”（42） 那么，中国农民走上合作组织是否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梁漱溟给出了答案。就必要性而言，梁指出，合作制度是经济竞争压迫下弱者的联合自卫自救，农民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只能走合作的道路。从合作社的产生来考察，“总是弱者散者才需要合作，才容易走向合作的路。中国是出名的散而且弱的社会，没有大工业都是小工业，农村中也多是小耕农；无疑的也都是散者弱者。在此国际竞争底下无法不走合作社的路。”（43） 就其可能性而言，梁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农民走上合作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财产的社会化，在传统的中国家庭或宗族中并不存在个人财产权，“中国从来没有把财产看作是个人的，都看成是一家的；而家的范围又常常是不定的……”，因此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养育出了一种趋向于公共财产的势态。（44）
不难看出，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方案中的某些观点，如中国农民的出路在于先走合作化然后转向社会主义，以及通过教育启发的方式组织农民走合作化（45），等等，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与毛泽东的观点是契合的。然而，梁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中缺乏操作的可能性，因为农业合作组织在帝国主义经济控制下难以逃脱破产的命运，合作组织难以发展壮大，何谈走向社会主义。（46） 另外，作为当时大多数乡村运动的一个普遍问题，乡村运动倡导者通常反对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农村贫困人口众多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这决定了有经济能力通过资金入股的形式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民为数极少。（47） 因此，梁想在不进行社会革命的条件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种因素作为契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梁所设想的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的因素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破坏下，不是如他所想那样在壮大，而是在逐渐丧失（如同他的农业合作组织一样）。这使梁注定和他的儒家前辈一样，找不到一条通往大同社会的路子。
简而言之，梁漱溟设计的方案是一个理论上完善但在现实中行不通的方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工农结合，城乡协调，脑体无隔，人支配物，群己和谐，政治、经济、教育相应发展之理想社会的图景。这幅图景是按照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之设想——以‘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而构筑起来的……然而，这幅图景尽管被梁视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但它只是‘可欲的’，而不是‘可能的’。”（48） 反之，毛泽东的方案并不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某种特殊性，也不奢望在保留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根基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它通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致力于推翻农业的封建主义基础和抑制自发的小农经济取向，推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尽管由于过多地强调群众动员以及滥用革命时代形成的政治权威，在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时的确存在操之过急的现象，但却是一个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方案，它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的。
注释：
①《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②《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③《梁漱溟全集》（五），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④《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⑤[美]艾恺著，王宗昱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⑥《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⑨叶汝贤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⑩《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11）在延安与梁漱溟的谈话中他就直言：“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参见姜毅然著：《毛泽东与梁漱溟》，《湘潮》，2007年第5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7页。
（16）《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6-447页。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
（1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19）《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页。
（21）《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2）参见郑大华著：《梁漱溟与胡适》，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4页。
（23）《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157页。
（24）[美]艾恺著，王宗昱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25）《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26）《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8页。
（29）[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483页。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78页。
（31）“根据《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1958年春夏间，他萌发了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但像吃饭不要钱，搞工资制，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取消自留地等确实是在并社过程中及大跃进过程中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不是毛泽东预先设想好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中的‘大’是毛泽东的主张，而非群众创造；‘公’则是群众自发的创造，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32）《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1页。
（3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804页。
（35）[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等译：《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38）“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3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24-830页。
（4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页。
（41）《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285页。
（42）[美]艾恺著，王宗昱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43）《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44）[美]艾恺著，王宗昱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45）梁认为应该通过教育去启发农民，确立礼俗作为合作组织的基础，从而使合作成为目的而不是权宜的手段。见何建华著：《梁漱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与实践》，《东南学术》2007年第1期。
（46）[美]艾恺著，王宗昱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47）郑大华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512页。
（48）郑大华著：《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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