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案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陶成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病房遇刺身亡(以下简称陶案)。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的第14天，所以，陶案堪称为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案，一桩攸关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运的重大政治命案。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陶案并没有得到认真追究。因此，关于陶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及经过情形等，现有的说法相互歧异矛盾的地方不少。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对陶案相关的几个问题重新进行梳理，以期得出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来。
一、上海光复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是陶案发生的直接背景
众所周知，光复会与同盟会在1907年以后曾经闹过两次分裂，使得两个革命团体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但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有所缓和，因光复会骨干李燮和与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的个人关系，且在南洋为起义筹了款。
但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赵声(拥有同盟会与光复会双重身份)忧愤成疾，不治身亡。陶成章等怀疑是胡汉民下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双方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章太炎《自定年谱》写道：“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强(黄兴字——笔者注)者也。焕卿(陶成章字)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兴)、陈(其美)不合……”①同年7月，陶成章从南洋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秘密联络机关，由尹锐志、尹维峻姊妹负责。当时，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凤等正在酝酿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发动革命。7月26日，陈其美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同盟会与光复会合作问题。会议中，陶成章与陈其美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要打陶成章。陶成章怕不利于己，便匆匆离开上海，再次前往南洋。
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第三号人物李燮和“出其不意地立了首功，拿下吴淞、闸北”②。连陈其美的部下章天觉也说：“其实，按学历资格功绩，李燮和实为首功之人。”③杨谱笙也说：“当时(上海绅商)多数人推举都督的对象是李英石。起义前大家原有‘谁先入咸阳谁尊王’(指刘邦、项羽故事)的想法，而李燮和首先光复吴淞、闸北，因此又多瞩目李燮和。如果没有李燮和插一脚，就可能推英石当都督。”④黄兴在获悉上海光复后，也写信给李燮和，要其主持沪事。黄兴在信中说：“沪事竟告成功，雄才佩甚……沪事如何进取，乞卓裁主持，不必远商也。”⑤
光复会、同盟会与上海绅商三种政治势力争夺沪军都督一职，结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以非常手段得到。光复会的李燮和不仅没当上都督，而且连起义后上海“临时总司令”也被解除，陈其美仅给他安排了个“参谋”职务。这样一来，光复会方面“大哗”⑥。“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⑦。但“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贻误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让”⑧。这时，上海绅商领袖李平书急忙出来斡旋，他对李燮和说：“今日之事，以大局为重，愿公一言。”李燮和欣然答曰：“诺。”⑨11月9日，李燮和率部去吴淞成立吴淞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宣布只承认苏州的军政府为江苏全省军政府，与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处于对等地位。
陈其美对此大为不满，首先派出刺客企图刺杀李燮和。据余焕东回忆，当他与李燮和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时，忽有人从车窗外开枪，将李燮和的随身卫士击毙。陈其美本想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但因实力不够不得不放弃。陈其美随后又派出某会党头目持枪到李燮和的吴淞军政分府，与李谈判，勒令李取消军政分府。李表示服从，改为光复军总司令部。
上海争督事件发生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
出于对同盟会的新仇旧恨，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陶成章等采取拥护反正旧军官、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政治立场，否定同盟会及其领袖的正统地位，使光复会与同盟会处于更加尖锐的对立地位。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公推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陶成章任都督府参议部参议。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在上海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上，陈其美等人极力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而光复会附和立宪派及旧官僚，力推黎元洪。12月4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江苏教育总会开大会，出席会议的还有陈其美、汤寿潜、程德全三位都督以及赵凤昌、章驾时、章太炎、王一亭、蔡元培、顾忠琛等各方面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会议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即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同时选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仍驻武昌。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却遭到了立宪派、旧官僚以及光复会方面的强烈反对。居正回忆当时情形说：“章太炎先生哭诉：黎为首义之鄂军大都督，黄为战时总司令，由黎委任，是黄为黎之部下，应以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⑩一位老官僚说：“黎宋卿在武昌首义，劳苦功高。先头赴武昌一部分代表，已举黎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都督，事实上为大元帅。今反被选副元帅，在黄兴之下，太不合理矣。”(11)程德全的代表章驾时“为感情冲动，力然其说，欲将选举案推翻，以黎为大元帅，黄兴副”(12)。还有人说：“这次选举，完全是宋教仁、陈其美二人，恐怕武昌真成了中央政府，于同盟会不利，所以煽动留沪的一部分代表，扮演了这一幕滑稽戏。”(13)在陶成章等人的运动下，以朱瑞为首的江浙联军将领对黄兴采取大不敬的态度。他们说：“此人(指黄兴)弃武汉而来，若令守南京，不又弃南京耶？”(14)扬言“不愿隶汉阳败将之下”(15)。钱基博说：“江浙联军诸将，自以克南京有功，而(黄)兴则弃武汉以来，不服……江浙联军诸将既新胜虚骄，而轻黄兴败将……”(16)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革命军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内部问题不断暴露，争执摩擦，日益剧烈。如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一部分人则主张推黎元洪，我们浙军中的将领主推黎的居多。其时人们党派分野并未划得十分清楚，我们起初对这事情的想法，以为黎毕竟是武昌首义的人物，黄虽属同盟会领袖之一，但为汉阳作战败将，浙军司令朱瑞主张就很明朗。我们的司令部因设在省谘议局，来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说服浙军表示坚强主张，借以增加自己势力。袒黄兴(亦即袒孙中山)、袒黎元洪，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成了此等人的对象。沪军参谋长黄郛也曾来过南京，他也多少有些活动。他先向我说服，我本来是最恨派系分裂的，黄郛讲明当时必须推举黄兴的理由，他还希望我劝告朱瑞，要求朱勿在军中续唱高调。朱本富理智，经过这番疏通，浙军方面才没很坚持下去。”(17)
陈其美没有理会反对派的意见，他一面为黄兴布置行辕，调遣军队，一面与程德全及各省代表准备召开欢迎大元帅大会。黄兴鉴于反对意见很多，不便贸然出任大元帅职务。经陈其美、程德全再三劝驾，黄兴始允明天开会重选。12月5日，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的欢迎大元帅会议上，陈其美力陈：“昨日之选举万不可作为无效，况大元帅责任重大，关系全国。方今北虏未灭，军事旁午，非有卧薪尝胆之坚忍力者，不足肩此巨任，故其美以为舍克强先生外，无足当此者。”(18)但黄兴在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不就大元帅，他在致词中仍称自己“才力不胜”，说自己“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而后已；至于组织政府，则非兴所能担任者也。”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当有人指出：“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时，黄兴才勉强答应就任大元帅。(19)
武昌方面强硬反对推黄兴为大元帅，并由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名义通电要求取消上海方面的选举案。黎元洪通电各省都督说：“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订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20)黎元洪的电报公布后，武昌集团群起鼓噪，他们说：“汉阳败将”岂能任大元帅，黎元洪为“起义元勋”更不该屈居黄兴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兴不得不于12月17日发出“力辞”大元帅的通电。黄兴拟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接任大元帅，程因初反正，难以制服江浙军人，不敢接受此任。(21)黄兴转而推荐黎元洪担任大元帅。代表会议接受这一建议，遂又于当日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由副元帅代行职权，随即将选举结果电告黎元洪。21日，黎元洪致电各省代表会议，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
对于这场激烈的大元帅争夺战，身临其境的王有兰回忆说：“代表会易置大元帅副元帅如弈棋，近于儿戏。回忆彼时湘代表拥黄，鄂代表拥黎，议场争辩几至用武……国基未固，而为意气甸域之争，可哂孰甚。”(22)
对于光复会领袖鼓动浙军将领反对黄兴之举，陈其美极为恼火。章太炎在《光复军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中说：“燮和即拔上海，陶君亦自南洋归，时苏、杭皆已次第反正，而李燮和所抚黎天才军，与浙军合攻南京最为出力。浙军中之主将参谋，亦多光复会员。南京既破，黄兴遂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葆为例，公望闻之笑曰：‘南京之事，岂沪军所能干涉，敬劝君幸勿滥用威权也。’”(23)可见，陈其美此时产生了除陶的念头。因为上海争督与推举大元帅两事，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推到了极端对立的程度，双方。
二、陶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并非陈其美与陶成章争夺浙江都督而引起的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论著都认为，促使陈其美下决心刺杀陶成章的最大原因，是陈其美与陶成章争夺浙江都督一职。(24)查陈、陶争督说起源于当时人的一些回忆。
同盟会会员樊光在《我所知道的陶成章》一文中说：“那时恰逢浙江都督汤寿潜辞职去临时政府任职，原已不安于位的陈其美，意欲调继浙督，曾派遣蒋介石等到浙活动，不料受到浙人冷遇。浙人瞩目的是陶成章，派出代表络绎不绝于沪杭道上，欢迎陶成章继任浙督，这一情况更引起陈的嫉恨，遂以陶为主要对手，必欲置于死地。”(25)
另外一位拥有同盟会与光复会会员双重身份、时任浙江都督府参议部参议的张云雷后来在口述的《辛亥革命见闻琐谈》一文中也说：“我在陶成章先生办的招待所里待了好长时间。因为天气逐渐冷起来，我向陶成章说明要回家取衣裳，陶成章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吩咐我速去速回。想不到这成了我们的永诀。我离开上海后，陶成章有事去杭州，因为革命积劳成疾，在杭州染病不起了。杭州的一班朋友劝陶成章先生到上海医治，陶成章说事情没有办完，不肯去。在朋友们力劝之下，才到上海法国租界医院治病。陈其美对浙江都督的职务早就垂涎三尺了，这时恰有汤蛰仙(寿潜)要辞职，时机大好。但他想到陶成章对浙江革命劳苦功高，有威信，都督之职一定会被他接去，不去掉陶成章，自己想当都督是不会成功的。”(26)
以上樊光与张云雷都说陶案是陈、陶两人争夺浙江都督而引起的。这种说法为学者接受并采用，流传很广。但笔者在分析了相关材料之后，发现争夺浙督说并不成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其所遗浙江都督一职，汤寿潜本人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似乎拥护陶成章出山的声音很大。有的说：“陶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27)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28)甚至还有人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29)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出山而活动，他在致杭州的电报中指出：“蛰公(汤寿潜)举炳麟及陶焕卿、陈英士代理浙事。英士志在北伐，炳麟愿作民党。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此次下江光复，微李燮和，上海不举；微朱价人(瑞)，南京不下，而我浙之得力于敢死队者甚多，是皆焕卿平日经营联合之力。且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慰。鄙意若令代理浙事，得诸公全力以助，必为吾浙之福。”(30)章太炎还单独致电汤寿潜，称：“下江光复，实惟焕卿数年经营之力，其功非独在浙江一省。代理浙事，微斯人谁与归？”(31)
现在看来，极力推举陶成章担任浙督的只是一部分在野的没有掌握军政实权的光复会成员。浙江光复后，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只得了个无足轻重的“参议”名分，在军政两界并无实力，军政实权掌握在浙江新军将领手中，陶成章赤手空拳，并没有出任浙江都督的实力。1912年1月11日，在浙江临时议会举行都督选举，选举会由22人组成，其中包括各府代表11人(一府一人)、参议部参议5人、光复会会员6人。选举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结果蒋尊簋以22票的全票当选为都督。(32)也许是陶成章本人力辞的缘故，这次投票一票也没有得到。
如果真如樊光与张云雷两人所说，陶案仅是因为陈、陶争夺浙督而起，那么在陶成章已经明确落选浙督的情况下，仍然在14日凌晨发生了陶案？这是争浙督说无法解释的。至于说陈其美有意谋求浙江都督，这也是无法证明的猜测。我们知道，沪军都督在当时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其美不大可能主动放弃这个关键职务。况且，陈其美的活动与力量基础都在上海，在浙江省内并无执政的基础与实力。
综上所说，陈、陶争浙督说是不可靠的。
三、陶成章准备在上海练兵，直接威胁到陈其美在上海的安全，这才是陶案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
1911年11月下旬，陶成章在上海设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招募义勇军。陈其美立即意识到陶成章此举是针对他而来。陶成章此举对陈其美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陈其美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即派蒋介石赶到杭州，向吕公望等浙军将领游说，要他们出来调停。
吕公望后来回忆说：“陶焕卿、李执中等组织张伯岐先锋队，带到上海去打陈英士的，要我劝解。”吕公望随后赶到上海，对陶成章说：“洪、杨革命不成功，是自相残杀，我们正开始，南京尚未攻下，你们就要自相残杀，我们究竟革什么命？我劝你们眼光放远大些。现在你们要真真实实答复我一句话，我好决定行止，否则，我南京也不去攻了。”陶成章听了吕公望一番话，只好表示：“好，我不打陈英士，我们自己到吴淞，占一小地盘，组织队伍，亦赶来攻南京。”(33)
对于陈其美与陶成章在上海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章太炎有所耳闻，他立即写信给陶劝告说：“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即汤寿潜)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偪，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⑧章太炎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指与沪军都督陈其美争权，但陶成章似乎没有采纳章太炎的建议。
在陶案发生之前，上海即已有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传言，光复会骨干王文庆且自南京致函陶成章：“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34)陶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先后避居于上海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陶成章在《民立报》发表一则通告：“浙省旧同事公鉴：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问题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伏希公鉴。”(35)1月12日，陶成章又致电各报馆并转浙江各界，称：“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36)陶成章的通告和通电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他希望通过这一番表白，告诉政治对手他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并希望以此远祸保身。
然而，陶的这一番苦衷却不为他的“旧同事”们所理解。1月13日，浙东的沈荣卿、毛修洁、蒋演、腾奇、童珏等以光复会全体党员的名义通电各报馆并转陶成章，声称：“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惨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37)沈荣卿等人不曾料到，他们的这通电报却成了陶成章的催命符。次日凌晨，陶成章就被刺杀了。
四、关于陶成章案的幕后指使人问题
主持刺杀陶成章的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的团长蒋介石，这点已经没有疑义。但蒋介石是主动而为，而是受人指使？关于这个问题，现有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孙中山、黄兴授意说
持此说的主要是与陶成章关系密切的光复会人士，如章太炎写的《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及巍兰写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两文，文中均或明或暗地指同盟会最高领导人孙中山、黄兴为陶案的幕后的主使人或者授意者。但具有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双重身份的陶冶公并不同意章、魏对孙、黄的指控，他说：“焕卿与中山先生虽政见稍殊，但并不如魏石生(魏兰字——笔者注)作《焕卿行述》所言之甚，迹近污蔑，不足采信。焕卿于石生言听计从，因此结怨同志，乃至杀身。为大事者，而无知人之明，以致败事，可为殷鉴。……事关信史，不得不述所知以明是非，非有好恶存于其间也。”当然，章、魏手里并没有孙、黄指使的铁证，而只是对战友遇难义愤填膺之下的猜测。但是，从常理出发，我们也不能绝对排斥孙、黄授意的可能性。刺陶毕竟是事关重大的行动，同盟会最高领导层就此开会讨论决策，也不是不可能的。联想到前不久陈其美枪杀镇军参谋陶骏葆之前同盟会高级干部曾开会讨论决策的事实，则我们更加不能排除同盟会高层讨论决策的可能性。
(二)陈其美主使说
持此说的人最多，流传也最广泛。黄炎培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一文中说：“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号焕卿)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多人说是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说来，总是一件很大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1927年6月3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管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雇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焕卿以为竹卿是自己的人，请他入室，就被刺死。光复会终于又刺杀了王竹卿。’我所收藏同盟会会员名单上，陶焕卿别号济世。”(38)陶冶公说：“成章自爪哇归国，适值汤寿潜辞浙江都督，浙人咸以成章于浙江割蜜感运动，其功甚伟，拟举之以代，是时成章养疗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沪军都督陈其美为争此席，乃以成章在南洋反对孙中山为词以事攻击，其部下卫队团长蒋介石受陈指使，于1912年1月13日间故往视疾，畅谈许久，夜刺杀之。”(39)周恩来也明确说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繁荣革命果实”(40)。
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直系长官，他们两人又是刚刚结拜的金兰兄弟，按照常理，陈其美是最有资格和可能向蒋介石下达行动命令的人，但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也只能说是陈其美授意或者说指使的嫌疑最大。
(三)黄郛主使说
持此说的主要是蒋介石的溪口同乡兼同学杨志春，他回忆说：“会有浙江绍兴人陶成章，为陈英士所忌恨。陶当时在上海医院养病，黄遂计上心来，密找介石谓之曰：‘陶某为陈都督仇人，你如果能将陶的生命结果，陈都督必以你办事能干，有作为、有魄力而喜欢你。’蒋曰：‘无缘无故，如何可去杀他呢。’黄曰：‘陶现在医院养病，你可以派一人，以送陶食物为名，到医院将陶杀死，岂不方便？’蒋曰：‘此事须与陈都督相商之。’黄曰：‘你去问陈，陈必表面上不允许，反阻止你去杀他了。’蒋曰：‘如此我便服从陈命令，不去杀陶好了。’黄曰：‘如此陈心中必恨你，做事无才干。你若不去问陈，先将陶杀死，再去报告陈，陈必心中爱你。’蒋问：‘何以见得呢？’黄曰：‘你看《三国演义》上许褚杀死曹操友人许攸，许褚如问了曹操再去杀许攸，必然不允许，先杀了许攸，再去报告曹操，操因许褚对自己十分忠心而加倍爱许褚了。今你去杀陶，亦是如此。’蒋介石一时被黄郛说得好听，真去派人杀死了陶成章。未几上海舆论哗然，报纸上揭露了蒋介石暗杀陶事，陶党亦将捕蒋抵罪，蒋知上海不可久住了，乃辞团长职，推荐张群代自己任团长。蒋遂离沪避居他地。”(41)黄郛是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是陈其美的头号助手。杨志春说是黄郛指使蒋介石刺陶，也许有他的依据，也可以算是一家之言。
(四)蒋介石主动说
持此说的也有好几位。张云雷说：“蒋志清在陈其美部下，就是后来改了名字的蒋介石，想讨好他的主子，按照陈其美的意图，趁陶成章在法租界医院不备，把陶成章枪杀了。浙江的人听到这个恶消息，没有一个不悲痛。龚未生极为愤恨，多方联络有关人士，准备为陶成章先生报仇。虞赓甫听到陈其美和蒋志清这样恶毒，气愤已极，常常把他们的丑事向大家揭露，联络大家反对陈其美来浙江当都督。陈其美、蒋志清这一着适得其反，弄得自己杭州也不敢走，甚至后来在北京开第一届国会，陈其美被国民党推为参议员，也不敢赴会。为了这件事，陈其美和蒋志清恨虞赓甫要死。一天虞赓甫坐轿到衙门办公，化了妆的蒋志清就在转弯处等他，虞赓甫的轿子一出现，蒋志清(介石)又把虞赓甫杀害了。”(42)作家周作人在《焕强盗与蒋二秃子》一文中也说：“据一个老国民党说，当时陈其美偶说陶成章不死，吾侪不得安。有人听了便迳去办了，陈(其美)知道了大悦，即推荐于中山，加以信任。此人为谁，即蒋二秃子是也。”(43)
不仅张云雷、周作人说蒋介石是揣摩陈其美的意图主动去干的。蒋介石本人也是这么说的。他在事后写的《中正自述事略》，坦承他主持刺杀陶成章的理由及前后经过，他声称：“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即徐锡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44)
后来，毛思诚在其编辑的《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完全采纳蒋氏自述并加以发挥说：“是时，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中山)、黄(兴)历史，并谋刺陈其美，而以光复(会)代之正统。诣公(指蒋介石——笔者注)游说，公大骇。默忖其计果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复入混乱状态，而当时东南人心未亡，军官皆清室遗孽，江浙仍将为满清与袁贼所陷，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最重要历史之一也。”(45)
按照蒋介石及毛思诚等人的说法，刺陶是蒋氏独立决策的行为，与陈其美及其他任何人都无关。按照常理来分析，蒋介石当时还是一个不足25岁的青年，论职务只是一名中校团长，他个人自作主张去刺陶，似乎不大可能，但也不能排除极端的情况和可能。
六、结语
陶案标志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彻底决裂，这是辛亥武昌起义后革命队伍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是南京集团与武昌集团的对立)，对民初政局和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前途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可以得出如下的初步结论：自1907年以来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冲突是陶案发生的远因，而辛亥武昌起义以后光复会与同盟会争夺沪军都督以及大元帅人选上的分歧则使两个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化。陶成章在上海练兵之举则是陶案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和导火索。主持刺陶的是蒋介石，他受顶头上司陈其美指使的嫌疑最大，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几种可能性：(1)陈其美按照孙中山、黄兴的授意或者说按照同盟会最高层干部会议的决策命令蒋介石执行；(2)黄郛根据陈其美的意图安排蒋介石出面执行；(3)蒋介石本人揣摩陈其美的意图主动进行刺陶。目前，上述四种说法均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确证，现在要对此问题定案还为时尚早。
注释：
①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70页。
②④《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9、167—168页。
③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159页。
⑤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223页。
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05页。
⑦⑧《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33、33页。
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61—162页。
⑩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下册，第525页。
(11)《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69页。
(12)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第69页。《章太炎自订年谱》记章驾时的话说：“南方倡议，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汉，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黄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8页。
(14)转引自《历史学报》第24期，第198页，台湾师范大学，1996年。
(1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年10月26日条。
(16)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7册，第55—56页。
(17)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第70—71页。
(18)(19)莫永明、范然：《陈英士纪年》，第114、114页。
(20)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第453页。
(21)《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4页。
(22)丘权政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
(23)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38—439页。
(24)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对“陶成章被刺案”解释说：“传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总长，众议推陶成章继任浙督，加剧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对陶的嫉恨，陈遂派人进行暗杀。”武汉出版社，1991年，第352页。
(25)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陶成章史料》，第26页。
(26)《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27)《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
(28)(29)《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
(30)(31)(34)汤志钧编：《章太炎所谱长编》上册，第380—381、381、370页。
(32)《杭州都督府电》，1912年1月13日上海《申报》。另见1912年1月13日上海《民立报》。
(33)《吕公望亲笔稿》，《近代史资料》第87号。
(34)《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346页。
(35)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205—206页；又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355—356页。
(36)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206—207页；又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355—356页。
(37)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207页；又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356页。
(38)《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39)陶冶公：《陶焕卿先生小传》，《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40)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51页。
(41)杨志春：《关于蒋介石家世及其早期政治生活琐记》，《文史集萃》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42)《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43)钟叔和：《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
(44)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8—259页。
(45)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四编，第3页。
标签：陶成章论文; 光复会论文; 章太炎论文; 黎元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黄兴论文; 陈英士论文; 武昌起义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