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四种类型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种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类型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5)02-005-09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时代性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很有必要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本身进行重新理解与反思。在流行的话语中，“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笼统而抽象的概念，至少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而人们对之所作的分析与解释统往往陷入一条“盲人摸象”式的以局部代替整体的理解路径。实际上，传统文化总是以不同的面相呈现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传统文化具有不同的展示方式，呈现为不同的面相。人们在某一时空条件下所感受到的传统，只是某种特定类型的传统。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表现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知识型、价值型、制度型、风俗型。四种类型以各自的方式涵养着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知识型传统：历史经验与人文体系 知识型传统文化指的是传统文化以知识型态呈现出来，并通过历史文化知识和信息的输送而充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传统类型。简单地说，知识型传统是有关国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与信息。这些知识与信息有很多，包括名物、训诂、典章、文物、文学、科技甚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等。以今天的学科分类，就是关于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等各类经验性知识。这些知识、信息的聚集，就是传统文化的知识类型。有关历史与传统的各类知识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当然也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它是古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经验的总结，以及各种实践活动事件的记录。 总体来看，属于知识类型的传统文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包括古代的典章、名物、科技、文学、艺术以及关于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技能等。二是古人从事各种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本身的记录，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历史使生动的行为凝固化，成为可以被观照和体验的对象。曾经烽火连天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人物的行动事迹，都是通过这种凝固的画卷得以呈现。三是古人对自然、社会的理解与解释以及对生活理想的憧憬与想像，即各种思想体系。思想观念可能涉及到另外的传统类型，但思想体系是传统知识库存中的一部分材料。如传统的经典，它所寓含的思想或精神属于别的传统类型，但它所展示经典的内容、样式及在历史中的地位，则应该属于知识类型的传统。 知识型传统是传统文化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当代人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总是从知识型传统开始。同时，要理性地认识和评价传统，也必须充分地认识和了解知识型传统。因为，知识型传统是通往传统文化深处的第一道关。通过它，当代人可以了解本民族的“基本的历史和文化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曾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1]这里习近平同志是在强调要多多学习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因为只有熟悉传统文化的有关知识，才会知道何为“善者”，何为“不善者”，进而牢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传统文化对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是全方位多侧面的，不同类型的传统其影响的侧重面亦有所不同。知识活动包含了对现象世界及人类经验进行描述，并对其本质规律进行揭示。因而，它所展示的信息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客观性保证了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认知与理解的稳定性，也保证了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与信仰的客观基础。 正是因为知识型传统为当代人提供了基本的关于历史与文化的知识，所以，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都必须首先经过知识型传统这条通道。知识型传统对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通过对自身民族传统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可以穿过时空遂道，使当代人的心灵进入传统的历史情境，拉近与古人心灵的距离，从而对本民族传统产生亲切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民族自豪感。任何人的民族自豪感都不可能在对传统知识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空产生。相反，对传统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会理解得越深，理解得越深，民族自豪感就会越浓烈。 第二，可以强化当代人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身份的认同表面上可能涉及的是价值问题，即民族核心价值观认同，但如果缺乏对自身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系统了解，所谓的价值认同也只是空中楼阁。对历史文化知识掌握得越多，价值的认同感才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往往是知识型人物才具有更强烈的家国情怀的原因。钱穆曾说过：“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显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2]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来源于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认知，而这种温情与敬意直接关系到“国家向前发展的希望”。当前，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对年轻人开展传统教育，这固然是为了强化他们对传统价值的信心，但强化这种价值信心的载体和途径则只能是知识形态的传统文化，即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祖国的历史与传统。虽然心理学上对人类心理、情感发生机制的研究并不一定支持如下结论：人们对一件事物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产生敬畏之感和亲切之情。但在一个追求理性与秩序的时代里，价值信仰总是建立在知识与理性的基础之上。 民族身份的自我识别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密不可分。民族身份的认同主要是对传统价值的认同，而价值必须附丽于知识之上，不了解某种知识，就不可能建立起某种价值。当代人只有先了解传统经典的叙事方式、解释原则、祖先的生存方式、信仰内容，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成就和各种英雄人物的事迹等，才有可能从这些历史事实和历史材料中感知到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应该是什么。我们了解了有关传统的知识，也就了解了自己的身份，进而在知识的涵养过程中，认同了这种身份，并由此产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那些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文化经典所承载的先民的独特思想与行动轨迹，那些别具一格或独一无二的科技、建筑、医药、养生之法等都是民族自豪感产生的不竭源泉。 第三，知识型传统可以丰富当代人的生活，并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创新。人类历史发展中，守成与创新之间似乎有一种割裂不断的依赖关系。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恰恰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理论的表述和阐释，就表明了这种看法，“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想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3]因此，守成不是保守，而是对传统的知识与信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激活。在时下的不少广告中，人们常以“祖传秘方”“传统工艺”自诩，“传统工艺”也往往是拓展市场的敲门砖。之所以如此，表面上看，功利主义的浮躁症摧毁了现代科技所构筑的质量堡垒，使得旧工艺胜过新科技。实质上，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文化心理现象：传统的知识与技能是现代人心理和情感稳定的基础。当代人构画未来，追求理想不能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规律的把握。 第四，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范本与路径。我们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分而言之，传统文化的每一种类型，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涵养作用。只是它们各自发挥涵养作用的方式有些差异。就知识型传统而言，它对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是通过提供知识和理性的支撑而达到。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依托传统的知识背景，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价值观中总是包含有传统的成分，而这种传统的成分，首先是传统的知识成分。我们了解了古人对财富的看法，了解古代的利义观，我们才会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富强、文明、和谐的实质，了解了古代儒家“富而后教”的思想，我们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与“文明”须相辅相成，相与并进。 在道德生活中，要使抽象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习惯，首先必须明白它的具体内涵。这种内涵不仅仅限于理论维度上的逻辑规定和意义分析，更指实践维度上具体操作性说明。正如现实生活中徒第学艺，光靠读几本书学不到精湛的手艺，必须有师傅言传身教。知识型传统中有大量典型人物，他们通过言与行诠释着抽象的价值观。《论语》中，孔子对“仁”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只是他的说明并不是理论逻辑推演，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下，对具体“标本”的解剖。针对不同弟子在不同场合下关于“仁”的发问，他总是结合具体人物事例进行肯定或否定性的评说。正是在这种絮絮叨叨家长里短式的评说中，关于“仁”的含义渐渐明晰起来。传统的经典中包含有大量的这种方式的对价值观的解说，在这种散漫式的评说中，传统价值观突显出来。不熟悉、不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就不会知道如何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知识型传统型塑了我们关于“传统”的基本意象，提供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它是我们理解传统的基础和入门处。 二、价值型传统：道德指归与意义世界 所谓价值型传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类型。正如著名学者黄文山把文化分为内与外两种，“文化包含两个状态，一是内部的价值意义系统，可称为‘文化的心态’；二是外部有机的或非有机的现象，如物体、事素、历程等，可称为外部状态。没有外部状态，内部经验无由表现，但后者终究决定前者。”[4]黄先生所指的精神性文化或内向的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类型。如果说知识型传统偏向于外在经验、现象、直观的信息，价值型传统则偏向于信仰、精神、心灵、道德等内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实质与核心。所谓价值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伦理体系、道德规范体系、普遍性社会信仰、理想目标、人生境界以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价值型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性部分，一般的文化学理论中把之看作是文化模式或文化体系的内核。价值型传统型塑了传统文化的内在气质和精神形象。正如核心价值观对文化的关键性作用一样，价值型传统在传统文化中也具有关键性作用。在传统的学问体系中，知识型传统部分属于“小学”的范围，价值型传统则属于“大学”的范围。 知识型传统与价值型传统在物理空间上是不可以分割的，也是无法分割的。知识是载体，而价值则寓于知识之中。以传统的经典为例，有关经典的作者、经典产生的时代、经典的基本内容、风格、逻辑以及涉及的草木虫鱼、风物制度、叙事逻辑都是属于知识型传统，但经过诠释之后，经典所表达的基本观念、人生理想、伦理规则，价值观体系，则属于价值型传统。在物理空间上，两种类型的传统虽然无法分割，但在精神空间或观念空间中，是可以分割的。正如精神与物质在某种维度上是可以分割的一样。 价值型传统的内容就是传统的价值观体系。儒家有仁、义、礼、智、信；道家有自由、无为、贵柔、守静、抱朴、法自然；佛家则有慈悲、和敬、因缘、解脱等。总体来看，价值型传统的内容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方面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张载的“民胞物与”(《正蒙·乾称》)，王阳明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传习录》)，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关注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实现生态和谐，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在人的自我修养或身心关系调节方面，传统文化主张身心合一，注重内省，中庸平和，讲求知足长乐，追求内圣外王。传统身心合一思想的着眼点在于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儒家认为，通过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通过认识的转换和个体的积极修养可以解决心理问题；道家则采取退让，通过弃智守朴，去用取无，以下为上的策略来解决心理问题；佛家采用“心观”、坐禅等方法化解心理问题。这些方法表现有异，但都具有注重内省的特点。在传统的价值追求中，修身养性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内圣外王，“内圣”即是进行道德修养，成就圣贤人格，“外王”则是建功立业。“外王”以“内圣”为基础，加强道德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是做人的根本，是建功立业的条件，也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 传统价值观在家庭伦理方面，则有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悌、互助互济、和睦邻里等规范。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则有中和、中庸、仁爱、重义、循礼、诚信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处理中，传统的价值判断主要有民为邦本、均贫富、选贤任能等。 价值型传统是一种精神传统，是以儒家为主导整合儒释道而形成的传统价值体系。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有机体，那么，价值型传统就是流动于其中的“血液”，因为有其血液的存在，有机体才会生机勃勃。 价值型传统是如何呈现的？或者说，人们是如何把握到传统价值观的？通过教化。教化与教育不同。教育是获取知识型传统的途径，教化是获取价值型传统的途径。教化与教育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使人的个性、人格发生变化。通过对传统经典的诠释，历史上典型人物的形象展示，人们认识或感悟到传统价值观的存在并自觉地实践之，使自身“变化气质”，从而完成了人格的塑造。因此，教化的方式不在于灌输，而在于身体力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就说明了价值观教化的机制与特点。 价值型传统文化，除了体现在经典中的价值原理、思维方式、伦理规范及英雄故事之外，更直接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我们常说的爱国主义传统，就是价值型传统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当我们用心去感悟一种传统的时候，感悟到的总是它的价值型传统。当我们在心灵的深处与古人交流、对话时，通过的也是价值型传统这条通道和脉络。当我们对自身的传统进行赞扬或贬斥时，我们指涉的对象，多数时候是指价值型传统。 如果说传统是一种活的、流动的文化，那么，这种“活”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价值型传统的存在。古代的“知识”，对当代人来说，更多的只具有“文物”的意义，而价值却可以不断地继承和弘扬。我们所说的继承传统文化，继承的就是价值型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当代的影响，也就是它的“价值”的影响。价值型传统的这种特性和优势，决定了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 首先，它对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型塑和奠基作用。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基础和源泉，如果说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有各自的作用，那么，价值型传统的作用更明显和直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并不排斥时代性。相反，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或者说是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继承优秀传统，就是把民族传统中的优秀的并与当代实践所契合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弘扬，使其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成为现实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组成部分。”[5]毛泽东的名言同样可以印证价值型传统的这种作用。“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6]如果说“旧政治旧经济”是知识型传统，那么，这些传统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就因为其中贯穿着中华传统价值观。今天的人必须通过传统的价值观来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并进一步理解时代。 其次，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价值观中有些成分可能已经过时，与时代要求可能不相适应，但有些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意义，虽时代变了，话语表述方式也变化了，但其所内涵的核心理念、价值理想始终被继承并延续到现在。当然还有一些价值元素属于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情况，需要运用现代思维和方法对之进行重新诠释与解读。对于第一种情况即已经完全过时的价值观念，本来随着历史浪涛的洗涤，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严格的意义上，它不属于传统，传统必须是经过历史的延续，尚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对于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价值元素，它对时代精神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是重合的，因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毁誉参半、美丑兼有的价值元素，在经过现代性诠释之后，可以进行转化，从而注入时代性内容，并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所以，价值型传统的源泉和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意义”平台、文化营养，更表现为提供活动样本、范例和实践途径。在传统话语体系中，有许多关于道德典型的事例及对之的阐扬。所以，熟悉了传统的价值型文化，有助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深刻的了解并能够真切笃实地践履。可以说，价值型传统可以切实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 三、制度型传统：国家形象与共同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种类型是传统文化的制度类型即制度型传统文化。那么，什么是制度型传统文化，哪些才是制度型传统的内容？所谓制度型传统文化，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保证各种价值观念、思想信仰或统治者意志落实到民众生活而设计的各种文化符号、象征、体制、礼仪等各种模式化程序与惯例。制度型传统不同于知识型传统与价值型传统的地方在于，它偏重于程序、仪式。 制度型传统文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广义上，它包括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制度及各种礼仪，本文则侧重于指文化及礼仪制度。 文化制度首先是文化宗师的形象塑造与传播。因为儒家是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传统的文化宗师形象当属孔子。孔子倡导的学说以及后人对之的阐释与发挥，便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因而历代便有孔庙及陪祀、从祀制度。孔庙有特定的规制，祭祀也有特定的仪式。它们是“儒学的教育场所，包括以孔庙为中心的祭祀空间和以讲堂为中心的教学空间。在这样的教育传统中，每个学生都参与祭祀仪式，但是并不是膜拜祈求神祗的庇佑，而是以孔子等圣贤为典型，以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每个人面对孔子的人格祭祀行为成为一种回向自己，促使自己成圣成贤的过程。”[7]文化制度还有著名的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相适应，古代建立起完备的从国子学到地方的官学系统，这些学校系统以学习经典，掌握行政技艺和熟悉礼仪为主要教学内容，儒学的传播和学习与社会升迁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联系，极大激发了全民读经的热情，即便是自给不暇的乡村社会，也以“耕读之家”为标榜。 传统的“礼”的内容庞杂，上至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送往迎来，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认为，礼的内涵就是统治阶级所确认，并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全部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礼的特点在于用温情脉脉的血缘情感来维护上下尊卑的名分等级，把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亲属关系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根据周礼的内容，可以将礼分为礼制和礼俗两个部分，这里主要指礼制。礼制就是国家规定的典章制度，诸如分封、宗法、井田等，以及各种礼节仪式，举凡天子即位、出境、朝聘、会盟、出师、狩猎、宴会、祭祀、出生、成年、婚嫁、丧葬等，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礼节行事。“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礼记·礼运》) 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如果说知识型传统是传统文化的基础，价值型传统是传统文化的精气神，制度型传统则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骨架。任何精神性的东西都须通过制度的运行而实现由外而内的贯通。 制度型传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及其长期的运行，构建了强大、独立、统一的国家形象，也营造了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独立与统一的共同理想。国家形象有两种：外国人构建的关于某国的国家形象以及某国人民自己构建的关于本国的国家形象。本文指的是第二种，即一个民族国家之内的民众对自己国家形象的揣摸、判断与想象。这种国内人自己的判断，对于构建国家形象具有更根本性的意义。 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国家制度经过长期的运作，形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独立、统一、富强的总体形象。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形象，是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总体要求和关于国家的理想。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总是统一多于分裂，因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强化了民众对独立、统一、强大国家的认可。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政权统一，这是民众内心赋予国家形象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国家富强、统一、独立的认可。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中，对国家统一、独立、富强、幸福、安康的追求，构成了最基本的要求，且在“爱国”、“文明”、“和谐”、“富强”等字眼的背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泱泱大国的影子，这就是“大一统”制度带来的影响。 第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保证了民众必要的思想秩序与精神家园的形成，也保证了一个民族统一的道德意识与思想信仰的建立。因为追求国家的统一，与此相应，在思想文化上，也追求意识形态的统一。实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集中统一管理，这样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团结稳定。这种“定于一”的管理模式，给人一种文化专制的印象，但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发育却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保证了文化的稳定性和系统性，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保证了文化体系形式上的统一。传统的“道统”意识和“大一统”思想秩序的营建，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保证了文化的统一和价值体系的延续性。 第三，权力的相对集中以及儒家的“禅让”制度，塑造了民族精神中的公有理想和公共精神。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一整套治理泱泱大国的经验，权力相对集中，与文化及意识形态制度相表里，可以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以及文化的一脉相承。 同时，在过去专制集权的氛围中，一直潜伏着儒学的“禅让”理想，“禅让”体现了儒家的制度精神，虽然在现实中禅让理想从未实现过，但在与封建帝王的历史博弈中，往往能成为历史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中华文明前进的路。“禅让”作为儒家权力公有的理想，始终是批判封建专制集权的有力武器，而且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平等、公正、和谐的价值理想，无疑扬弃了制度传统中关于权力公有的追求。关于“禅让”精神的时代性影响，有专家曾指出：“对禅让精神的继承，形成了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培养和历练”。[8] 第四，国家对民众的管理方式以及民众对国家的认可及支持方式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与忠君爱国传统。这种传统有力地涵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爱国理念。历史上的儒家，对于“革命”即推翻现有政权与统治秩序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强调不能“以下犯上”，另一方面又赞美“革之时用大矣哉”，那么革命好还是不好呢？儒家提出了判断革命正义性的标准，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即要像周武王、商汤那样既顺乎天——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应乎人——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实质上，革命正义性的标准在于人民群众能否反对现存的制度以及新兴的革命力量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也是基于“民众”，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些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意识。从西周开启后经儒家完善的传统政治模式，是以“德治”“仁政”为主要范型的，这种模式中，国家对民众的管理方式为“以民为本”，即把民众看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这种仁政和德治模式中，民众对于国家的态度，在基于传统“家国一体”与宗法血缘制度的淘洗之后，忠君爱国意识坚定而又浓烈，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民主”等观念的滥觞。 第五，传统制度的运行模式所体现的“身正”“德先”特点，也深深影响当今的时代精神，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说明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方式即政教一体、以吏为师，且强调官员的道德修养及引导作用。因此，一切学问和为政之道，首先从修身开始。这与我们后来政治生活中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敬业、诚信有莫大的文化渊源关系。 四、风俗型传统：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色 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风俗习惯的文明古国，社会风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中国的社会风俗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体现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各个时期社会风俗的变化，实际上也就具体生动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因此，深入了解中国风俗文化，对于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风俗型传统，指传统文化体现为风俗习惯的方面。所谓风俗，简单地说就是历代相沿而成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形势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汉书·地理志》)这里，他把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称之为风，把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俗称之为俗。清末学者黄遵宪说：“天下万国之人、之心、之理，既已无不同，而稽其节文，而乃南辕北辙，乖隔歧异，不可合并，至于如此；盖各因其所习以为故也。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亦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日本国志·礼俗志》)黄遵宪认为，风俗是由于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发展而来，像中国的节序风俗，婚、丧、祭风俗，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经过长时期积累、沿袭下来，成为一套预先规定的行为方式，并支配着人们的共同生活。 风俗型传统的内容主要包括：节日、游艺娱乐、饮食、服饰等。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老文明源远流长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年节来源于古老的岁时活动：祭礼、神话传说、巫礼集会、时令、节气和具有特殊意味的干支日。在中国传统的年节中，主要存在以下内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敬神、畏鬼、辟邪；重视个体生命，追求延年益寿；强调孝道、亲情与生育。 古代游艺娱乐如年节娱乐活动、竞技游戏、民间游戏等是古代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反映。中国先民在物质生活比较低下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活跃精神文化生活，并根据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对现实世界中的是非、善恶、美丑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表明他们是以乐观、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 此外还有饮食、服饰等诸多习俗，也都反映了我们民族在生存与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对待自然与社会的态度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信仰。 人类要有秩序地生活，正常地进行生产和经济活动，就要用各种社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实行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社会风俗习惯。它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控制形式，对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关系到民心的安定，中国古代历朝都主张“礼俗以驭其民”，以达到潜移默化、巩固统治的目的。顾炎武认为治与乱的关键在于社会风俗，他说：“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顾炎武文集》卷四)一个国家好的社会风俗传统，可以成为教育国人的良方。 其次，社会风俗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好的社会风俗，有利于社会进步；坏的社会风俗，则使社会倒退。良风美俗不仅对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促进作用，对人们的生活和身心健康也有利，反映了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再次，它可以给执政者制定政策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云：“立乐府而采歌谣，以观风俗，知薄厚。”观民风俗，实质上是考察政治上的厚薄得失，以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风俗，施以不同的统治策略。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 社会风俗在世代相传或横向流播过程中，总是保持着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和形式。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一种遵循传统，模仿前辈，顺从大众的心理，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重复前辈或傍人的行为，形成一种标准化、模式化的生活习惯。但是这种传承性不是绝对的，社会风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统治者的提倡而不断变化。总有一部分不适合社会生活需要的风俗习惯被淘汰，遭泯灭；又有一部分新的生活规范萌芽出来，逐渐成为习惯。而那些旧的风俗习惯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改变原形。因此，风俗型传统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风俗型传统是几种传统形式中唯一不是以文字典籍作为载体而保存的传统。可以说，它是一种“活态”的传统，它就在我们身边，体现在我们身上，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生活、生存方式本身。风俗型传统不需要像别的传统类型那样，通过教育或教化的途径而习得，它是通过“日用而不知”的方式，熏陶和型塑着每一个人，而且它的传承过程也像流水自然流向下游一样，从古代走向今天。我们今天在民间尚存的风俗，有许多成分分明来自远古的遗留，其间虽然有许多变化，但其有利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东西始终一以贯之地沿袭下来，因此，民族精神的沿袭性和传承性，在风俗型传统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如前所述，风俗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是一种柔性的方式。通过这种控制，使个体的人变得更好，也使作为集体或社区的单元变得更好。就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来讲，它养成了民众富有民族特色的自由精神。培育了民众的道德水平，进而升华成一种整体的文明气质。整合了基层社会、培育了民众的秩序意识，养成了和谐的观念。 风俗型传统总是流注于基层和民间的，各地民间的风情都尽情地展现着草根阶层的率真天性，而这种情感的渲泄方式是在制度约束之外的情感的自然释放。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情感碰撞和野性狂欢之中，养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崇尚自由的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是来自于典型农业文明国度的散发着泥土芳香和旷野气息的孕育于宗法血缘关系的心灵所具有的温厚与担当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不违背主流规范的前提下自然的性情展放。民间的个性、激情、意志与主流的控制体系达成妥协和折衷，形成一种“阴阳调和”式的自由精神的释放模式。主流体制是“阳”，民间风俗是“阴”，阴阳互补，达成一种和谐的秩序。 在古代的社会结构中，民间的风俗就是普通民众表达自由精神和个性追求的场所。个性化表演的舞台。民间风俗与正规控制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正规控制体系代表着严肃、规矩与秩序。在那里，有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民间风俗犹如一片温暖的港湾，是精神的自由栖息之地。所以，风俗型传统孕育了古典的自由精神。也培育了民族精神中的自由思想元素。这种“自由”，被包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理念。这种自由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由，而是个体在与社会国家的协调与互动中，个体通过自主的贡献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前进轨道而完成，是秩序中的自由，是整体意志之下个体意志的伸张。张载的“民胞物与”表达的正是这种自由精神。在义务和承担中，通过伟大人格的确立和高尚道德的养成而证成自由境界，这是一种通过“义务—责任—权利”的路径所达到的自由。 同时，民间习惯中，有“入乡随俗”的说法，它意味着尊重各地的差异化文化。民间风俗各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突出的都是传统礼俗的主题，但表现形态却是各异，这一方面显示出传统语境中控制与自由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平等与宽容的精神气质。经过长期的培育与发展，形成了尊重、包容、温厚的文化特色，这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底色，正是这种底色涵育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种类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各自独特的影响，知识型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知识与理性支撑；价值型传统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了“意义”平台，营造了道德理想；制度型传统则建构了富强、独立、统一的国家形象并孕育了民本与爱国意识；风俗型传统则是民族精神的“活化石”，它涵育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自由理念，建立了尊重、包容、温厚的民族文化底色，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输送着关于中国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 收稿日期：2014-11-20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传统文化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国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