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83;新儒学#183;道德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道德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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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的反帝爱国性质，似乎没听到什么非议。关于“五四”文学革命，虽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如林琴南，如“学衡”派），但白话新文学已经走过了将近80年的光辉历程，已经确立了它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地位。“五四”文学革命确乎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却一直遭到相当激烈的批评和攻击。特别在近几十年振兴儒学的强大声浪中，“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往往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和“打倒孔家店”两大口号，它的全面地、激烈地反“国粹”、反传统，它的某些领导者如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遭到了当代新儒学派以及海内外一大批有新儒学派倾向的学者的猛烈抨击。较之毛泽东同志生前对“五四”的批评（即对它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批评），当代新儒学派的批评显然具有了更根本、更致命的性质。
综观这些批评，大致集中在这样三个层面上：
一是在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层面上，可以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代表，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1958年联合发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通称“新儒家宣言”）重新加以申说和发挥。其基本观点认为西方文化主要成就在处理人和自然的矛盾，它所要解决的是人的物质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低档次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奥义则在谋求解决人和人的矛盾，它要谋求人们精神上的安适和和谐，而这种要求是高档次的。“五四”一方面提倡科学与民主，鼓吹“科学主义”，另方面“打倒孔家店”，全面反传统，把自己的优秀的上等货弃如敝屣，而把别人的下等货奉为圭臬，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本末倒置，不足为法。
二是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认为西方社会弊病多如牛毛，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人追逐吃喝玩乐，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整个社会将无法维系。特别近几十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抢劫、诈骗、凶杀、吸毒、卖淫、乱伦、同性恋、爱滋病……一塌糊涂。而“五四”却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把中华民族自己的一整套十分精密的道德规范（即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礼教”，罪莫大焉，这又怎末不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过？
三是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发动者们的个人品德层面上，认为这些人是存心乱世的奸恶小人。其中，以徐复观先生说得最为直接爽快，他说这些人大都“浅薄无根无实”，转过头来“数典诬祖”（不仅“忘祖”！），他们是“太无知识的文化买办”。他甚至认为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凡是要打倒宋明理学的人，“十九是一批小人”。他不仅认为胡适是中国文化的罪人，而且认为鲁迅也不过是个读书不多、成就甚微的“三流作家”（均见其《中国思想论集》及《续编》，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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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新儒学对“五四”的第一个层面的批评，或者说梁漱溟先生大力倡导的东西文化论，我们只能高山仰止而毋容置喙。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辈芸芸众生匪夷所思的地步。东西文化的分野是否如此？东方文化是否比西方文化高明？征服自然是否比解决社会问题低一等？这一切都需要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去回答。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未尝不可以大胆指出：“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并不一定是什么“科学主义”，而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至今也并未过时。即使“五四”的先驱者胡适等人程度不同地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也丝毫不足以削弱科学与民主口号的积极意义。判断一个口号的正确与谬误，只能根据社会实践的效果而不能只看抽象的定义。“五四”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没有把中国拉向倒退，这个口号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正确口号。
关于当代新儒学对于“五四”的第二个层面的批评，我们有必要做一点具体的分析。说老实话，“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是雷声大，雨点小。来势汹汹，气壮山河，但实际收效却远远不能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蒂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底气不足。反过来说，盘根错节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并不那末容易震撼，“孔家店”并不那末容易打倒。至于说“打倒孔家店”、全面反传统乃至“全盘西化”有多少偏激和片面，倒在其次。尽管“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达到先驱者预期的效果，但是它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即使从伦理道德的层面看，也是不容抹煞的。
当代新儒学高度评价宋明理学，认为那是十分完备、十分周密的儒家哲学体系，既可以究天人之际，解释宇宙万物，也可以治国安邦，挽救世道人心。但是，当代儒学家们却不敢正视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为什么却一再导致了民族的入侵和汉族统治的败亡？北宋不是亡于金？南宋不是亡于元吗？明不也被满清消灭了吗？既然如此，宋明理学其哲学体系再完备、再周密，对治国安邦又有什么用？反过来说，金、蒙古、女真等民族的崛起以及相继入主中原，是否因为它们的“理学”比宋明理学更周密、更完备呢？显然不是。为了为儒学开脱，某些当代新儒学派的朋友说，“儒学”（包括宋明理学）乃盛世之学而非乱世之学，社会动乱、国家灭亡不能让儒学负责。也就是说，开明盛世乃儒学之功，社会动乱、国家灭亡则非儒学之过。具体到清代来说，康乾盛世乃儒学之功，而清末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则非儒学之过。民初的军阀混战、国将不国自然也非儒学之过。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事实上，儒学这种盛世之学一定存在某种与盛世要求相矛盾的、甚至误导盛世进入乱世的东西。比如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汉武帝的统治确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潜在的危机则足可以把汉朝颠覆。而且这样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就为历代皇帝的独裁统治大开了方便之门。究竟董仲舒的儒学是盛世之学还是乱世之学呢？再看宋明理学，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也许是完备了，但是，中国人并不能靠这种哲学体系吃饭。它既不能抑制朝野上下的贪污腐败，更不能训练出精兵强将，抵御外侮。不客气地说，宋明理学的完备和发达，助长了一种坐而论道、不务实际的不良风气。虽然它和魏晋玄学根本性质和表现形式都很不一样，但它们的客观效果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再则，宋明理学在道德伦理观点上完全是错误的、反动的。宋明理学的鼎盛期，大致正当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人家在那里反对禁欲主义的神权统治，高张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旗帜，而我们的道学家们却在那里大讲“存天理，灭人欲”，大讲“无我”、“畏天”，大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形之下，这种伦理道德的反动性质不是十分明显吗？能够说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是一种“盛世之学”吗？这样的“盛世之学”能造出什么样的“盛世”不是很值得怀疑吗？我们的有些鼓吹这种“盛世之学”的朋友，一直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一直在那里个人奋斗，个人拚搏，一直在那里发展个性，发展自我，他们一天也没有“存天理，灭人欲”，一天也没有“无我”，“忘我”，为什么却要对宋明理学家的伦理道德大唱赞歌呢？这究竟是一种走火入魔还是两重人格呢？
话说回来，“五四”高喊“打倒”的“孔家店”，正像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所说，那并不是孔子本人，而是以孔子之名兜售的封建伦理道德，即所谓纲常名教，仁义道德，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吃人”的封建道德信条。“五四”的先驱者们从人的觉醒和解放出发，猛烈抨击假道学，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受害最深的是妇女和儿童。因此，“五四”先驱者攻击的矛头也首先指向妇道和孝道。以鲁迅为例，他的向封建礼教的宣战书《狂人日记》发出的是“救救孩子”的呼号，而他的杂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抨击的正是吃人的节烈和害人的愚孝。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一直贯串在鲁迅“五四”时期的所有小说和杂文中。事实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的时代要求的。
关于当代新儒学派对“五四”启蒙运动先驱者们的个人道德人格的批评，我们已经无需多费笔墨。李大钊也好，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鲁迅也好，这是一批时代的巨人，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彪炳的业绩。“小人”、“恶人”之类的恶谥是和这些时代巨人不沾边的。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些时代巨人既有历史的局限，也有个人的错误、缺点，我们完全不必要为这些历史的贤者讳。由于学术畛域的分野，由于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不同的态度，当代新儒学派（如徐复观先生）出于维护中华传统的满腔热情，而对“五四”先驱者们提出了个人道德品格的责难，尽管话说重了，感情压倒了理智，也是不难理解和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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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同意当代新儒学派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全面否定，这丝毫不意味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没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五四”确乎存在许多的“时代的片面”。“全盘西化”的口号虽然只是胡适等一部分人的口号，但它确乎不是一个正确的口号，事实上也行不通。“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口号。所要打倒的，实际上只是吃人的封建道德，这是经过后代儒学特别宋明理学加工改造而由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加宣扬的道德信条，不能笼统地归到孔家店的账上。由反吃人礼教发展到整个地反传统、反国粹，甚至把传统文化一概捺之入地，这当然就走进了片面性的绝对化的死胡同。比如对传统文学艺术乃至对汉字的抹煞和否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证。“五四”先驱者们的主观愿望是要通过反对封建礼教来推翻封建统治，这事实上也夸大了思想革命的作用。思想革命充其量只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政治变革的实现还必须依靠别的更为有效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如鲁迅所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自己则成了“游勇”（《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矛头，在鲁迅等人那里，慢慢转向了“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即打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招牌，大搞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乃至国民党新军阀们，这和“五四”当年的“打倒孔家店”，已经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事情了。
时至今日，“五四”已经成了遥远的往事。八十年后的我们，已经有条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它做出完全客观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很同意台湾旅美学者张灏先生的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们对于“五四”的态度，不应该是否定“五四”，而应该是超越“五四”。因为，“五四”也看到一些传统的问题，是新儒家没看到的；而新儒家看到的一些东西，是“五四”没看到的。因此，我觉得今天，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在台北“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刊于台北《中国论坛》第15卷第1期（总第169期），收入《评新儒学》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
现在已经不是冷战的年代，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已经成了十二亿中国人共同的强烈愿望。在这样一种有利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华人范围的文化整合、学术互补已经成为可能。“五四”与当代新儒学虽然存在许多尖锐对立的东西，但也存在许多谋求中华民族富裕、强大的共同点，它们是完全可以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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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这样说，“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超越“五四”，而且要超越当代新儒学。世界进步人类对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寄望甚大，甚至有人说廿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高帽子我们虽然不必太当真，但是，完成上述的两个超越，却的确是我们走向廿一世纪的当务之急。
毋庸赘言，一个国家的强大主要靠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发达和军事的实力，但是，民族精神的昂扬也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民族精神的昂扬，国家的富强恐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从中国到世界，普遍存在严重的道德沦丧、道德危机。为了拯救这种世界范围的“道德之溺”，我们必须开出新的道德药方，探索新的道德模式。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必须融汇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之中。一些道德信条也要给以新的定位、新的解释。比如“孝”，它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类，“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之类，“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之类的封建孝道，也就是“五四”猛烈攻击的封建孝道，是必须铲除的。但是，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却成了社会主义新道德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的，仁义礼智信，都有这样一个加工改造、重新定位的问题，当代新儒家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确实是十分有益的。
在大力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也要广泛吸取世界各民族道德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不仅“五四”大力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要大大发扬，甚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大力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甚至某些宗教宣扬的慈悲精神、宽厚精神，也都可以加以改造和吸收，从而融汇到共产主义的新道德中去。
1995年4月9日于独行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