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会议”对中国学习者二语写作的影响
——基于社会文化活动理论视角*
张 晶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社会文化活动理论；二语写作；写作会议；外语学习
[摘 要] 运用社会文化活动理论，以英语专业22名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写作会议”反馈模式对中国学习者二语写作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写作会议”能够促进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的发展，显著提高其写作的准确度和流利度；另一方面，学习者对“写作会议”认可度较高，认为其能够改善写作态度，提升写作能力。研究表明，“写作会议”整体上对中国学习者二语写作具有积极作用。
一、研究背景
反馈是二语写作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学习者写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其最根本的两种形式是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学界对这两种反馈形式在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与研究。但已有研究绝大多数或是关注其中一种反馈对二语写作的影响(Lee 2014，Lee 2015)，或是比较两种反馈的异同(Diab 2016，刘永厚 2015)，或是考查学习者对两种反馈的认识与态度(Mahfoodh 2017，McMartin-Miller 2014)。Jacobs(1998)对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进行匿名调查后建议走一条中间道路：把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结合起来使用，但未能给出具体方案。Paulus(1999)、杨丽娟等(2013)尝试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既进行书面的教师反馈又进行书面/口头的同伴反馈，并考察两种反馈对学生作文修改稿的影响，但在他们的研究中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在写作教学的不同时段分别进行，而非两者有机结合后在同一反馈框架下同时进行，而且教师反馈是以教师讲评为主，师生间互动缺失，写作过程耗时过长，不符合中国教学实际。
这年学期毕业典礼上，我赢得了一个意外的奖章。校长图什曼在颁奖时说：“这枚奖章将颁给对学校做出了特殊服务和重要贡献的学生。该奖本学期的获得者具有善良的本性和友情的力量、勇气的力量，并以此激励了大部分同学，他的名字叫奥古斯特！”
随着课堂互动研究的发展，口头反馈对二语写作的有效性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就其写作过程和写作文本中问题进行个别交流互动”(1) Sperling, M. 1991. Dialogues of deliberation: Conversation in the teacher-student writing conference. Written Communication 8(2)：131-162. 的“写作会议”是实施口头反馈的最佳场合，值得我们关注。国外学界对“写作会议”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师生一对一个别会议上，但这种一对一的交流互动要耗费教师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教学实践中可行性较差。而国内受教学时数和条件的限制，鲜有关于“写作会议”的实证研究。为此，本研究尝试在社会文化活动理论框架下，以具有良好互动性的“写作会议”为媒介，将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有机结合起来，探析其在二语写作教学中的有效实施及对学习者二语写作的影响，“写作会议”对中国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的影响如何？中国学习者对“写作会议”的态度如何？这两个问题为本次研究的具体研究问题。
二、社会文化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以下简称AT)源自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1978)的认知发展理论，经由列昂节夫和恩格斯托姆发展完善起来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是社会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介”(mediation)的思想是AT最基本的概念与基础。维果茨基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必须通过工具的中介作用才能够达到预期结果。工具可以是物质性工具，如电脑、书籍、纸笔等，也可以是心理工具，如语言、符号、宗教等。列昂节夫(1981)在中介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活动的层次结构：活动(activity)、行动(action)和操作(operation)，这三个层次分别以活动的动机、取得目标的过程和行动的手段表现出来，以此阐释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芬兰心理学家恩格斯托姆(1999)则进一步提出了“活动系统模型”，把社会层面的中介，即规则(rules)、共同体(community)和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纳入其中，进一步发展了活动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图 1活动体系模式 (2) Engeströ m， Y.， R. Miettinen& R. L． Punamaki． 1999．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该活动系统由主体、客体、工具、规则、共同体、劳动分工等六个要素构成。其中主体可以是活动中的个体也可以是集体；客体是主体操作的对象，指活动所针对“原材料”(raw material)或“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其在物质/符号工具和外在/内在工具的中介作用下转化为预期结果(outcome)；规则是指对活动进行约束的显性的规定、条文、标准以及隐性的社会规范、惯例等；共同体指多个个体或有共同目标的集体小组；劳动分工则指共同体成员横向的任务分配与互动以及纵向的权利地位分配。活动系统把这六个要素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主体为特定目标而行动(action)，各要素间互相关联，通过互动影响主体的行动，并最终促进活动结果的产生。主体的行动是集体性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于由规则、共同体和劳动分工等要素组成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Cole 1996)。该理论架构使我们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社会实践活动，更好地诠释个体或群体如何实现学习目标，捕捉发展与创造的动态过程(杨鲁新 2014)。
活动理论为阐释写作教学过程中的反馈提供了理论视角。反馈本质上是集体性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系统内，主体是教师和同伴，客体是学习者的作文，主体以“提升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改善学习者二语写作态度”这一集体目标为导向，通过语言(母语和二语)、范文、词典等中介工具，参与反馈活动，反馈作文中篇章结构、思想内容及语言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将客体转化为预期成果。整个反馈活动规则包括事先制定好的师生共同遵守的反馈规则(如反馈内容、反馈方式、反馈时间、反馈语言等)和通常人们在交流互动中遵循的习俗与惯例；共同体包括教师、同伴、写作者及教学服务人员等；劳动分工则是所有反馈参与者的具体任务分工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2012年后，阿4段高达75%的措施有效率引起地质研究人员的重视。他们通过地震资料精细解释及实钻资料分析，首次发现并刻画出阿4段河道砂岩性油气藏，并陆续部署DK32X、DK33H、DK35H、DK37H等井，均实现良好建产。截至2018年10月初，阿4段河道砂岩性油气藏日产油27.8吨，占该油田日产量的42%，已累计产油4.27万吨，累计产气0.47亿立方米。
三、研究设计
(一)受试
某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一个班31名同学中有22人志愿参加了“写作会议”教学实验，其中男生3人，女生19人，年龄在18-20岁。这22人根据自愿原则分成4组，其中2组每组5人，另外2组每组6人。为避免小组成员频繁变化给“写作会议”中的互动沟通带来不利影响，小组分好后不再调整。
(二)研究工具
1.写作测试
写作能力是否真正取得进步要通过分析同一学习者新写作文的质量才能判定( Chandler 2003)，所以我们在实验开始前及结束后分别对受试进行前测和后测，两次测试形式和要求完全一致，均要求受试者在45分钟内完成一篇300个单词以上的议论文，作文题目分别为“中国是否应该发展核电”，“中国是否应该允许安乐死”。前测和后测均由研究者本人和另外一名有丰富二语写作教学经验的教师根据“T”单位测量法对作文的准确度、流利度、复杂度分别进行独立评判，如有分歧则协商解决直至达成一致。
2.问卷调查
教学实验结束后，我们对22名受试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写作会议”的态度。问卷由选择题和开放性问答题两部分组成，选择题部分主要从反馈内容、反馈方式、反馈时间、反馈利用率等四方面调查学习者对“写作会议”的认可度情况，从缓解写作焦虑、增强写作信心、激发写作兴趣、提升写作能力等四方面了解学习者对“写作会议”作用的看法。选择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Likert Scale)计分制，即完全赞同为5分、赞同为4分、基本赞同为3分、不太赞同为2分、完全不赞同为1分。第二部分为开放性问答题，内容包括你是否支持在写作教学中采用“写作会议”反馈模式，请给出理由；“写作会议”对你的写作有哪些影响。学生根据实际情况以文字作答。
再次，培养学生勤于识记的习惯。从古至今历史上的许多国学大师，都具有博闻强记的特点。像钱钟书先生能任人随便从书中抽出一段来，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茅盾先生也能将《红楼梦》倒背如流；鲁迅先生就是因为读得多，记得牢，才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中储存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化知识，所以他们写起文章、做起学问来才能旁征博引，成为一代大家。因此，在语文阅读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下一番功夫来识记的，脑袋中记忆的文章多了，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也会随之提升。
本研究收集了前测后测中受试完成的作文44份，我们统计了每篇作文的字数，并根据Hunt(1970)的标准人工标注了T单位(T)、无错T单位(EFT)、分句(C)、从属分句(DC)，同时按照Polio(1997)的标准标注出作文中的语法和词汇错误(拼写错误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故忽略不计)。所有标注及随后的评分工作由研究者本人和另外一名有多年写作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完成，遇到不一致的地方两人协商解决，评分者的间信度是92.23%。实验所获取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显著性水平设为 0.05；t检验效应量d大、中、小分别定为0.8、0.5、0.2。
5.命题写作
解淀粉芽孢杆菌是枯草芽孢杆菌的一个亚种，该亚种DNA中G+C含量、DNA-DNA杂交（仅有15%相同）以及产α-淀粉酶能力均与枯草芽孢杆菌有较大差异，故将该亚种升格为单独的菌种，命名为解淀粉芽孢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在代谢过程中能够产生大量的酶类[1]，尤其是α-淀粉酶[2]；大量蛋白类[3]、脂肽类[4-5]抑菌物质；以及有免疫、抗氧化作用的活性物质，故而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问卷调查结束后我们在每组中随机抽取2名受试，共计8名受试者，进行了访谈。访谈主要了解受试对“写作会议”的认可度，及“写作会议”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和作用。在征得受试同意之后，访谈全程录音，待访谈全部结束后我们对录音资料进行了文字转写。
1.受试培训。对受试的培训分两部分：一是反馈内容培训。我们发放核查清单给每位受试，告知他们对同伴作文的反馈要从篇章结构、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三方面进行，具体可以参考核查清单针对每个方面所设定的问题。二是反馈方式培训。针对作文结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因其不是错误，不存在纠正的问题，所以我们培训受试给予积极性反馈，在肯定同伴作文的同时主动与其交换自己的观点与看法，通过互动沟通帮助写作者反思自己作文中的问题与不足。针对学习者作文中的语言错误，尤其是语法和用词错误，我们培训受试采用渐进式反馈的方式，通过双方协商互动引导同伴对错误进行自我纠正。如，反馈者发现同伴作文中有虚拟语气的错误，他可以通过重读错误所在句子并询问同伴是否觉得句子有错误，以引起同伴的关注与思考，如果同伴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他可以再次重读错误所在句子或句子的一部分，以缩小范围，他还可以采用元语解释或描述等方式帮助同伴发现问题并实现自我纠正。
T单位，即最小可终止性单位(minimal terminable unit)，指由一个主句和依附于该主句的所有从属性句子所构成的单位(3) Hunt, K. W. 1970. Syntactic maturity in schoolchildren and adult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35(1)：1-67. 。我们以“T”单位为指标，参照Wolfe-Quintero 等(1998)提出的公式，评判受试写作的准确度、流利度和复杂度。具体指标见下表：
表 1作文准确度、流利度、复杂度评价指标 (4) Wolfe-Quintero，K．，Inagaki，S．&Kim，H．Y．1998．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Writing: Measures of Fluency，Accuracy and Complexit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1 局部伤口处理 为了去除坏死组织，控制感染，吸收渗液，促进肉芽生长和表皮爬行，使用水凝胶，泡沫银离子敷料，亲水纤维，美盐，无粘性泡沫敷料和水胶体敷料。
受试者所在班级每周有2个学时(45分钟/学时)的英语写作课，第一学时教师进行正常的英语写作教学，讲授相关的写作知识和写作技能。第二学时由教师给定写作题目，所有学生在45分钟之内独立完成一篇300个单词以上的作文，写作过程中可以使用词典等工具书，志愿参加实验的22人要在课后把自己的作文分发给教师和同组的同伴，教师和同伴阅读后根据核查清单找出问题并在会议中进行反馈。9位未参加实验的同学的作文上交后由教师给出书面反馈。我们通过控制受试写作时间的方式控制作文长度，避免作文信息量超载(overload)，从而保证反馈在可控(manageable)范围内进行(Hartshorn et al. 2010)。
7.写作会议
酒堡如城堡，城墙上头屹立高大的杜康塑像，酒神举杯遥寄苍天，俨然一个升帐点兵的酒元帅。而兵马则是城墙下、酒堡周遭一排排一列列井然有序的酒坛子。坛颈封口的红布和坛肚子上菱形的酒字帖，恰似将士威武的盔甲。不见杀气腾腾，但闻酒香氤氲。
研究表明同伴反馈往往把焦点放在语法、词汇等微观层面(Paulus 1999)，故我们在实验中使用核查清单(checklist)，帮助受试尽可能全方面反馈同伴作文中的错误与不足。核查清单中共22个问题，涉及篇章结构、思想内容、语言表达三方面。如关于篇章结构，我们从写作目的、主题陈述、支撑材料、结论及过渡词语使用等方面设定问题，受试根据这些问题查找同伴作文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写作会议”中进行反馈。
6.核查清单
前测后测成绩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3)显示，体现学生作文准确度的两个指标EFT/T和E/T都存在显著差异(t=-7.21 p=0.000<0.05 d=1.54；t=6.30 p=0.000<0.05 d=1.34)，说明教学实验后学生作文准确度较实验前有显著提高(MD=-0.12；MD=0.09)。体现流利度的三个指标W/T, W/C, W/EFT也均呈现出显著差异(t=-5.35 p=0.000<0.05 d=1.14；t=-8.56 p=0.000<0.05 d=1.83；t=-8.39 p=0.000<0.05 d=1.79)，说明实验后学生写作流利度显著高于实验前(MD=-0.92；MD=-0.67；MD=-0.55)。而C/T和DC/C两个反映作文复杂度的指标没有显著变化(t=-1.39 p=0.179>0.05 d=0.30；t=-1.79 p=0.087>0.05 d=0.38)，说明实验前后学生作文复杂度没有出现显著上升或下降的情况(MD=-0.02；MD=-0.02)。
(三)研究过程
整个实验持续20周，第一周确定受试并进行培训，共3次，同时进行前测。第二周进行先导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对受试再次进行培训。第三到十九周进行正式实验，每周五下午四个实验小组分别举行“写作会议”。第二十周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后测。具体步骤如下：
4.“T”单位测量法
2.前测。受试在实验开始前已经学习过议论文写作的有关知识和技能，所以前测中我们要求受试者在45分钟内完成一篇300个单词以上的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发展核电”的议论文并上交，随后我们根据“T”单位测量法评判每篇作文的准确度、流利度、复杂度。
2016年，丹麦环境和食品部部长曾强烈要求欧盟委员会在欧洲范围内禁止塑料微珠用于化妆品中[11]。他认为，必须限制塑料微珠的适用范围以确保其最终不存在于水生环境和食物链中。丹麦环境部称，来源于化妆品并排放到水生环境的塑料微珠全国占0.1%，这些直径微小的颗粒可能会流入污水处理厂，继而流入欧洲水域。还认为在化妆品中不需要使用塑料微粒，尤其是存在可用替代物质（如可生物降解的杏仁）的情况下。
3.先导实验(pilot study)。为确保实验顺利进行，我们首先进行了先导实验，考查受试对反馈内容、反馈方式等要求的把握情况，以及“写作会议”所需时间长短等。根据先导实验结果，我们对受试进行了再次培训，尤其是反馈方式的培训，同时将“写作会议”时间调整为50-70分钟。
4.“写作会议”教学实验。每周五下午4个实验小组依次举行“写作会议”，对组内每位受试会前提交的作文进行互动反馈，会议持续一小时左右，会后每位受试根据反馈情况自行修改作文并于周一上交给教师。
5.后测。此次测试形式、要求、评判标准等与前测完全相同，只是作文题目换为“中国是否应该允许安乐死”。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3.半结构化访谈
问卷调查中回收了有效问卷22份以及研究者对受试访谈的录音资料8份(转写为文字)，作为定性分析的数据，我们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分类整理，用来解释定量分析的结果。
四、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查“写作会议”反馈模式对中国学习者二语写作的影响。下面我们分别说明“写作会议”对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的影响以及学习者对“写作会议”的态度和看法。
(一) “写作会议”对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的影响
从描述性统计(见表2)来看，学生作文准确度、流利度、复杂度在各自指标上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流利度中的W/T，达到0.92，而复杂度中的DC/C增幅最小，仅为0.02。
第二就是人才。夏辉、DHL、新邦都有很多的优秀人才，优秀的人才会带来技术的发展和团队管理的提升，顺丰在发展，自然要广招天下人才为自己所用，所以被收购的企业对团队都成编制的留下而并没有打散。
表 2：前测后测中学生作文准确度、流利度、 复杂度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结合中国英语专业教学实际，本研究中“写作会议”在一位教师和数位(5-6位)学习者之间进行，会议中教师、同伴与写作者就其作文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互动反馈。这种反馈既有师生间的沟通也有生生间的交流，他们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语言(母语、二语)、范文、词典等为中介工具，共同作用在“写作会议”中。会议针对教师和同伴对每份作文的个别具体问题依次进行互动反馈，当同伴不能很好地引导同伴进行自我纠错时，教师可以及时跟进给予帮助，引导写作者做到自我纠正；同伴反馈有失误或不全面的地方，教师可以进行修正或补充。会议中教师持协作性(collaborative)立场，而非权威性(authoritative)或是说明性(prescriptive)立场，不再是令学习者感到敬畏的权威和监督者，而是与学习者平等交流的参与者和协调者，这样可以增进与会者的情感交流，从而带来更大的收益(De Guerrero & Villamil 2000)。每组会议持续50-70分钟。
表 3前测、后测成绩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写作会议”反馈模式能够显著促进学生作文的准确度和流利度发展，但对复杂度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学生作文准确度显著提升的原因在于：学习者和反馈者通过互动对话共同构建最近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在ZPD内，学习者以反馈为调节手段(regulation)修正自己的中介语系统(Aljaafreh & Lantolf 1994)。在“写作会议”中，教师和同伴通过与写作者用目的语或母语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互动为其提供支架(scaffolding)，促使写作者反思自己使用的语言形式，进而调整或修正自己的语言产出(Mackey 2012)，学习者不仅从教师和同伴的反馈中受益，对同伴作文进行反馈也能使其自身受益(Sippel &Jackson 2015)。针对学生作文中的语言表达错误，我们采用渐进式反馈，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纠错，这比针对学生作文中的语言错误进行直接纠错更有利于其二语学习(Ellis 2008)，这样作文的准确度自然得以提高。
学生作文的流利度也通过“写作会议”得到显著提升。这与Chandler (2003)写作流利度不会随着准确度的提升而下降的结论一致，但与Semke(1984)纠错会给学生写作流利度带来负面影响的研究结论相反。本研究中我们明确要求反馈要从篇章结构、思想内容、语言表达三方面进行，并使用核查清单引导教师和同伴进行全面反馈，避免反馈内容过于集中在某一方面。会议中写作者和反馈者就作文的篇章结构和思想内容等进行充分协商互动，通过这种互动式框架共同构建写作者的ZPD，加深他们对不同文体文章写作特点与篇章结构的认识，帮助写作者多角度思考问题，激发他们新的想法和观点，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超出当前的发展水平，跨越ZPD，实现二语写作知识的内化。学习者自主创造的内容更易与语言能力发展融合，从而促进语言的准确、流利使用(5) 王初明：《内容要创造 语言要模仿：有效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基本思路》，《外语界》，2014年第2期。 。
与学生作文准确度、流利度得到显著提升不同的是，一学期的“写作会议”没有使学生作文的复杂度发生显著变化。从统计数据来看，体现作文复杂度的C/T和DC/C在前测中均值为1.23和0.41，后测中为1.25和0.43，分别上升了0.02，但都没有达到显著性变化。虽然我们在会议中对作文的语言表达错误进行了纠正性反馈，但学生作文的复杂度并没有出现下降的情况，这一实验结果与Truscott(1999)的研究结论不一致。Truscott(1999)认为纠正性反馈使学生感到尴尬，会使他们拒绝尝试新内容，为了避免错误而简化自己的作文。而学生作文复杂度没有显著提升可能与实验时间长短有关，我们的实验持续了17周，而根据Ortega(2003)的研究，2-3个月的教学只能使作文的复杂度发生很小的变化，要有显著变化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二)学习者对“写作会议”的态度
我们在实验结束后一周内对所有受试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随机抽取的8名受试(每组2人)进行了访谈，了解学习者对“写作会议”及其作用的态度。以下是问卷调查结果：
老师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性格差异等因素将学生搭配分组，组成学习的基本单位，学生在学习小组内相互协作、相互帮助、群策群力，共同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这种方式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集体协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表 4：学习者对“写作会议”及其作用的态度
从表4可以看出学生对“写作会议”反馈模式比较认可(总均分3.66)，同时也认为“写作会议”在改善他们英语写作态度，提升英语写作能力方面能起到较大作用(总均分3.51)。
信息化水平评价模型主要应用了基于多属性线性评价模型的线性综合评价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贡献率分析模型。
问卷调查中学习者对“写作会议”反馈模式态度的均分达到3.66，访谈中“完全赞同”和“赞同”这一反馈模式的学习者人数为3人和12人，分别占到访谈人数的13.7%和54.5%，这说明这种反馈模式在学习者中接受度比较高，受到大多数学习者的认可。具体而言，学习者对反馈内容的认可度最高，均分达到4.10，访谈记录也反映出类似的结果。这表明学习者希望教师和同伴对其作文的结构、内容、语言等进行全面反馈，而不是聚焦在某个方面，因为“全面反馈作文中的问题有利于作文的修改，能真正提高写作水平”。但访谈中有1人明确反对全面反馈作文中问题的做法，因为“反馈涉及的方面太多，我觉得很混乱，当我修改作文时，有一种不知从何处着手的感觉”。反馈方式和反馈利用率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均分为3.59和3.36)，这说明学习者希望和教师就自己作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对话，也愿意和同伴进行互动沟通，经过与教师及同伴的协商，学习者能够采纳他们给予的反馈意见和建议。访谈中62.5%(5人)的被访谈者明确表示赞同这种反馈方式，因为“这种会议形式很好，和同伴沟通比较容易，不用担心犯错，而遇到和同伴协商不成的情况时有教师可以求助，能够当场解决问题”，通过会议中的师生、生生互动，“我们已经基本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无论是修改还是新写作文，我都会有意识地考虑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也有2人表示“渐进式反馈有点耽误时间”，“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指出作文中的错误”。得分较低的是反馈时间(2.76)，这主要是因为学习者普遍认为反馈时间偏短，希望可以适当延长，以便更加全面地反馈作文中的问题，对有些问题的讨论也会更加充分。
学习者对“写作会议”的作用持肯定态度。问卷和访谈数据都显示“写作会议”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激发写作兴趣(均分3.76)和提升写作能力(均分3.81)上。这主要是因为学习者与教师、同伴的交流可以增强其读者意识，帮助他们从读者角度出发考虑自己的作文写作，加深他们对写作的认识。而会议中对学习者作文结构、内容、语言等的综合反馈能够使学习者接触到不同素材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其写作能力的提升。通过会议反馈，学习者融入了整个写作过程，写作参与感加强，这让他们觉得写作不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访谈中5人(62.5%)明确表示他们开始对写作感兴趣，因为对他们来说写作不再是单纯完成一篇作文，而是一个他们要亲自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写作会议”对缓解写作焦虑(均分3.19)，增强写作信心(2.92)的作用略低，主要是有些学习者认为“虽然会议可以帮助自己发现作文中的错误与不足，但由于自己的作文要被教师和同伴讨论，每次写作前总是很担心”，“听到自己作文中的问题被教师和同伴一一指出，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感到怀疑”。
(三)“写作会议”活动系统
“写作会议”活动系统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改善学习者二语写作态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研究者本人，下同)、同伴、相关教辅人员等组成了学习实践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教辅人员负责会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时间、地点、录音设备调试等，是每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外围协调者，教师、同伴等所有参会者要遵守专门为会议制定的反馈规则，如反馈的时间、方式、内容、语言等，以及一般性的习俗与惯例。“写作会议”反馈活动是帮助写作者认真思考教师和同伴反馈，反思自己作文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中介，写作者的能动性为其写作能力的提升和写作态度的改善提供了保证。“写作会议”为师生、生生交流互动提供了平台，教师、同伴作为中介体，对写作者的作文从篇章结构、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予反馈，使写作者发现自己作文中的错误与不足并加以思考。
在互动交流的作用下，写作者无论是在修改作文还是新写作文过程中，开始逐步多角度思考作文的立意与内容，注重作文的结构与逻辑，关注作文中的语言表达等问题。写作者对写作过程的参与感使其对写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写作兴趣被激发出来，写作焦虑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写作信心也有所增强。写作者的能动性促进写作者不断思考教师和同伴对自己作文的反馈，经过多次写作会议实践活动，写作者逐渐将反馈中的一些问题内化，使之成为自己二语写作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将其运用于自己随后的英语写作中，提升了自己英语写作能力。
一要持续推进蔬菜规模扩大。以农村“三变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泾汭河和红河川现代农业产业园设施蔬菜生产区建设，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扩大设施蔬菜生产基地面积，积极鼓励本地的大企业、大超市和大批发市场承包或新建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实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二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县财政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蔬菜加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强蔬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针对影响和制约全县蔬菜产业发展的技术性问题，采取院地合作、校地合作等方式，联合开展蔬菜设施结构及建造优化改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培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推广等工作，引进推广适合本地生长且耐储运的新优品种。
五、结语
本研究以社会文化活动理论为基础，通过课堂实验和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方法，考查了“写作会议”反馈模式对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的影响以及学习者对“写作会议”的态度。研究发现：1.“写作会议”可以显著提升学习者二语写作能力，尤其是写作的准确度和流利度。2.学习者对“写作会议”中反馈内容和反馈方式认可度较高，也愿意在修改和新写作文时对教师和同伴的反馈加以利用，他们认为“写作会议”有利于激发写作兴趣和提高写作水平。基于研究结果，我们建议教师在英语专业写作教学实践中合理利用“写作会议”方式对学习者作文进行反馈，使学习者在与教师和同伴交流互动中加强对写作过程的参与感，加深对写作的认识，进而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由于本研究中教学实验只持续了17周，且受试只有22人，研究结果需要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课堂实验研究验证。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查“写作会议”对学习者写作能力的延时影响，也可结合会议中学习者的合理分组、系统培训、个体差异等问题综合探讨“写作会议”的有效性。
[收稿日期] 2019-05-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英语写作教学中口头反馈模式构建及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17YYD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晶，女，河北迁安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4-0033-07
[责任编辑：董晗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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