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哲学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之渊源，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所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历史进程，对于揭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入研究哲学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加以探讨。
纵观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历史，我认为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探究是古希腊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机制。需要指出，古希腊哲学首先提出的是“始基”问题，其意义是要从纷纭杂乱的世界万物中找出其共同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是古希腊哲学诞生的标志，又是古希腊哲学理论研究的起点。人们又把这一问题归结为“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当时人的思维水平决定的。这一问题一经形成就作为一条主干贯穿于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的始终，并成为理论发展的自身的内在机制推动古希腊哲学向纵深发展。
下面就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始基”的寻找以及对由此而引发的“一”与“多”的关系的探究过程加以分析，来说明这一结论。
一、以感性具体物为对象来寻找“始基”，从事物的外部联系中说明“一”与“多”的关系，在对世界万物进行带有浓厚感性色彩的抽象概括中，古希腊哲学萌芽。
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提出“水”为万物的始基。所以此，不仅是由于传统的海洋崇拜，更主要是他自己观察自然界万物间相互关系的结果。泰勒士注意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则是潮湿的根源。此时“水”还是具体物，但已有了抽象意义——万物的本源，而这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阿那克西曼德把始基确定为“无限者”，他认为“那生化一切的应当什么都不欠缺”[②]。“无限者”则无界限、无限制、无规定，无所不包。阿那克西曼德看到“水”在解释万物生成时的欠缺：世界是无限的，“水”是有限的，有限何以说明无限？如“水”无法说明火的生成。而他的“无限者”就能弥补“水”的欠缺。虽然阿那克西曼德没有明确“无限者”是什么，是物质本体，还是物质属性，但我认为无论从哪个意义讲，“无限者”的抽象概括程度都要高于“水”。如果是实体物，那它比“水”有更广泛的意义，它包括水；如果是物的属性，那它发展了“水”所应具有的属性。阿那克西米尼从“多”中抽象出的“一”是“气”。“气”的抽象概括程度似乎低于“无限者”，我认为实质不然。阿那克西米尼也同阿那克西曼德一样主张自然界的基质是唯一的、无限的，可他不同意把它说成不定的。他吸取他人在寻找始基中的长处，既看到了“水”在说明万物时的价值——与当时人无法摆脱感性直观的抽象思维水平相适应，可感知的具体物易为人们所接受；又看到了“无限者”的意义——能克服“水”的局限，具有更广泛性。“气”正是两者的结合，既是感性具体物，又有“无限”的性质，而且与当时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精气”、“神气”相适应。这样“气”就能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多”。因此，阿那克西米尼说：“万物的始基是无定形的气。”[③]
在寻找始基的同时，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第一次探讨了始基如何生成万物的问题。前者认为始基有两种对立的力量：冷和热，干和湿等等，对立的力量使始基产生运动、变化。“万物是借分离而从混沌中产生出来。”[④]后者认为“气”是通过凝聚和稀释造成万物，而“气”的凝聚和稀释也是由冷、热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推动的。热使“气”稀释为火，冷使“气”凝聚为风、云、石、土、水等，其他万物由这些东西产生，并且指出：“这些变化是永恒的运动所造成的。”[⑤]这些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性质。
在这一阶段，虽然对“始基”的探寻局限于感性具体物，但不难看出人的抽象思维在逐步提高，并围绕“始基”探讨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肯定了对立面的作用。这样，哲学就在这第一块对世界本原进行感性的抽象概括的田地上萌芽。
二、以非感性的抽象物作为“始基”，从事物的自身来说明“一”与“多”的关系，抽象思维的感性色彩淡化，毕达哥拉斯的“数”为古希腊哲学向理性纵深发展的转折点。
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思想继续围绕“始基”这一中心，但他一反传统的思维路线，即不是从感性具体物中寻找“一”，而是用数学思想作指导，在非感性的抽象物中寻找。这与毕达哥拉斯本人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有关，也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提高的结果。他们肯定了“数”与万物的密切关系以及在解释万物生成中的巨大作用，并做出结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原，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和谐系统。黑格尔评价道：“在这里，我们首先觉得这样一些话大胆惊人，它把一般观念认为存在或真实的一切都打倒了，把感性实体取消了，把它造成思想的实体。本质被描绘成非感性的东西，于是一种与感性与旧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被提升和说成本体和真实的存在。”[⑥]他们也不象前人那样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外部联系中来说明“一”与“多”的关系，而是认为“一”不在“多”之外，而在其中。“他们并不把数从事物中分离出来，他们却把数当成事物本身。”[⑦]这就把“一”与“多”的关系向前推进一步，为使“一”与“多”的关系向“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复归奠定了基础。虽然对“数”的性质尚且争论不定，但必须承认以“数”作为万物始基思想的提出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使人的思维路线另辟新径，而且就人类认识世界和思维抽象的程度而言都高于前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数”的提出是人类思维从感性到理性的转折点，是人类脱离开直观认识走向概念认识的标志。黑格尔认为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是“从实在论哲学到理智论哲学的过渡”[⑧]。
巴门尼德沿着毕达哥拉斯的思维路线继续探讨“始基”问题，提出“存在”是唯一的，“存在者之外，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⑨]他认为变化不定的事物不是真正的存在，真正的存在是不变动的。他看到始基的确定性，不变性，因而他认为对始基的把握只能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并要远离感性具体物。正是在寻求“存在”过程中，巴门尼德看到了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区别，认识到只有抽象思维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他说：“要使你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别让习惯用经验的力量把你逼上这条路，只是以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或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解来解决纷争的辩论。”[⑩]巴门尼德注意到：“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11)]尽管巴门尼德对两者的关系没有明确说明，但这已告诉人们：思想和存在物的同一，这也暗示理性思维的结果并没有离开感性物，寻找始基既要理性作用，又要与实在物同一起来。虽然巴门尼德没有直接论述“一”与“多”的关系，但必须承认，正是在探寻这一问题过程中，他通过对事物的本质与现象、思想与存在物、感性与理性等的关系说明，尤其是从事物质的稳定不变和理性作用这方面，间接地说明了“一”与“多”的关系以及人们在寻找始基时所应遵循的思维路线。无疑这加深并促进了对问题的全面研究。
在这一时期，紧紧围绕“一”与“多”关系问题这一中心，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得到了发展。毕达哥拉斯继承并发挥了前人关于对立面的思想，总结出十个对立面作为事物的十项原则。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在说明“火”如何生成万物时，对人类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辩证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是有规律的，是凭借那统治一切的“逻各斯”进行的。他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12)]而且他指出变化的根据，“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13)]巴门尼德关于本质与现象、感性与理性、“意见”、“真理”等问题的探讨也对认识论作出了贡献。
三、从事物的内部结构方面寻找万物统一性的根据，“一”与“多”的问题向“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复归，智者学派的怀疑使人们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哲学在曲折中前进。
处于向原子论过渡阶段的恩培多克勒提出“四根说”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调节变与不变、“一”与“多”的矛盾。他一方面指出“根”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一”，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一”可以生成“多”，因为“一”本身就是“多”（水、土、气、火）的混合物，因此，“一”与“多”只是合分、聚散的区别。他认为事物的本性是从“多”中产生出“一”，当“一”瓦解时就变为“多”，说明恩培多克勒不在“多”之外寻找“一”，而认定“一”存在于“多”之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发展。德谟克利特继承了恩培多克勒的思想，并明确地把对“始基”的探讨深入到事物内部。他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在虚空中做涡旋运动。原子只有大小、形状的不同，却没有质的差别，并且坚固不可分，这样在虚空中运动时就彼此碰撞，各种形状的原子就联结起来，就形成了各种复合物：火、水、土、气以及世界上其他物质，而这些原子的分离就是事物的灭亡，并认为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涡旋运动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德谟克利特还认识到：“……真正的一是不能从多来的，真正的多也不能从一来。”[(14)]这是说“一”是与“多”这个感性物不同的抽象物。前一句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后一句具有唯物论的思想。无疑，德谟克利特关于“一”与“多”的认识比前人深刻多了。
从原子论者把对“一”与“多”的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事物内部结构时起，就把由于人们的最初抽象思维带有感性直观色彩从而使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折射为“一”与“多”的关系复归其本质。这充分说明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智者学派把前人提出的真实与虚假、本质与现象、变与不变等矛盾充分地发展了，对追求客体规定性提出怀疑，这种怀疑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认识的途径、认识的可靠性条件等等的研究，既促进了认识论的发展，同时也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探索。苏格拉底等人的哲学活动正是这新探索的表现。
苏格拉底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寻找一般才是认识的目的，因而要摒弃个别。他看到了前人在研究感性与理性、感性与事物本质的关系等问题上强调理性才能把握本质，一般才能说明事物本质的思想的合理性，但他夸大并绝对化了这方面，而轻视、摒弃个别。苏格拉底提出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但没能正确回答。他为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念论”提供了前导。
柏拉图面对的首要问题仍是始基问题，他继续苏格拉底的思维路线探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认为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不能为世界的本体。世界的本体只能是不变的、永恒的一般，即他的“理念”。这一本质不存在于个别之中，是与个别无关的独立实体，个别只是“分有”了与它们同名的“理念”才形成。很清楚，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思想推向极端，割裂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最后彻底抛弃了个别。人们如何把握“理念”？柏拉图认为人应当通过理性把纷然陈杂的感官知觉归结成一个统一体，从而认识理念，而理性也必须通过对感性具体物的归纳去把握理念。他说的归纳不是科学的归纳法，而只是认为感性具体物对把握理念起到触媒作用，能唤回那已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而后来由于“入世以后不幸沾染了尘世的不义”而被忘记的理念。柏拉图第一次对一般、共相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开辟了道路。
在这个时期，哲学研究的核心仍然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的深化，人们不得不探讨与核心问题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如感性与理性、本质与现象、感觉的局限，理性的作用，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结果的关系，认识的方式、途径等等。如德谟克利特看到了理性对感性的依赖关系，“无聊的理性，你从我们这里取得了论证以后，又想打击我们，你的胜利就是你的失败。”[(15)]并提出了两种认识——真实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当暗昧的认识在无限小的领域中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见、再也闻不出、再也尝不到、再也摸不到，而研究又必须精确的时候，真实的认识就参加进来了，它有一种更精致的工具。”[(16)]德谟克利特看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别，指出了前者的局限性、表面性以及后者的优越性。柏拉图则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指出了两者在对对象把握中的不同作用，前者只能把握现象世界，后者则能认识理念世界。他要求人们不要被现象的繁杂所迷惑，而要深入事物内部，抓住不变的本质。这说明柏拉图已注意到现象与本质的区别以及认识事物的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他的这些思想对促进人类思维的发展，对推动人们对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认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同时柏拉图在研究“理念”过程中，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思想，建立了概念的辩证法，这在辩证法史上也是一大贡献。
四、批判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念论”，在唯物主义立场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集前人之成果，推动整个古希腊哲学向前发展。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没有沿着柏拉图的思维路线探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相反他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充分表现了他“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对柏拉图的批判中，围绕一般和个别这一中心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都将古希腊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亚里斯多德认为具体事物才是“第一性实体”，它是一切东西的基础，而概念是由具体事物而来的，所以概念是不能独立自存的。他说：“任何东西都能够存在和生成，和别的东西一样，不必是从理念摹下来的，因此不论苏格拉底是否存在，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人都可以生出来”[(17)]，具体事物并不是分有理念的产物。亚里斯多德认为柏拉图的最主要错误在于他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认为否定了一般固然不可能有认识，但一般不是直接的认识对象，因为一般不能有自身的独立存在，它不在个别之外，而在其中。他讲：“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18)]亚里斯多德正确地认识到任何具体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统一体，并明确地从唯物主义立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因为思辩的知识和它的对象是一样的。”[(19)]亚里斯多德初次探讨了抽象思维的产物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理念”既不能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也不能在可感觉的事物之外而独立存在，它只能在某一“特殊涵义上存在”，即以抽象方式在人脑中存在。这一探讨，使人们更加明确了一般的属性，既认识到一般与个别的内在联系，又看到它们的差别，这就使人们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亚里斯多德还肯定了现实具体物是认识的对象和感觉的作用，指出“我们没有感官，怎么能认识这种感官的对象呢？”[(20)]同时又看到感觉的肤浅，“只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感觉到的东西必定是个别的，而科学知识却是一般的东西。”[(21)]他认为理论的获得是“心灵”活动的结果，并分析了认识过程的感觉和思维两个主要环节，发展了德谟克利特两种认识的思想。
综上所述，古希腊哲学从诞生那天起，提出寻找万物始基这一任务，这就包含了认识的内在矛盾：即要从感性所能接触到的具体事物出发，以感性存在物为基础，又要超出这个基础，达到感性所把握不到的一般。所以，当人从个别事物的表象进行抽象概括时，就产生了一般与个别的矛盾。又由于人类思维能力处于初级阶段，刚从直观认识向概念认识起步，抽象思维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这样就把这一矛盾更加复杂化。在解决这一矛盾过程中，交替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感性具体物为本原，但在超越感性具体物而对事物本质进行抽象概括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受感性物的影响；另一种是以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抽象物为本原，抛开具体物在观念领域中思维。这表现出在思维中概括抽象的本原必须抛开感性具体，用理性来把握，但如果因此而将其独立化，又会脱离具体物，无法解决具体物与抽象物既同一又不同一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古希腊哲学家们围绕这一中心和与此相关的一与多、存在与非存在、静止与运动、无限与有限、变与不变、抽象与具体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感性与理性、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全面的争论。正是这种争论，推动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总体认识，促进了人类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前进，在曲折中向真理迈进，从而整个古希腊哲学在其中丰富并发展起来。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8页。
[②] [⑤] [⑨] [⑩] [(13)] [(14)] [(15)] [(16)] [(17)] [(20)]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0、17、19、31、23、27、47、51、129、133页。
[③] [④] [(11)] [(12)]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1、7、53、21页。
[⑥] [⑦] [⑧]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18、232、217页。
[(18)] [(19)]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47、53页。
[(21)] 转引《欧洲哲学史教程》，福建人民出版社，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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