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党：江泽民党建思想的切入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切入点论文,党建论文,思想论文,忧党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习和研究江泽民的党建思想，首要的是学习和研究江泽民的忧党意识，因为它是江泽民党建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深层动因。因此，深刻领会和深入研究江泽民的忧党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忧党之源：传统文化与党的传统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品。所谓忧，《说文·心部》：“忧，心动也。”包含忧愁、忧虑、担心的意思。所谓患，《说文·心部》：“患，尤也”，也包含忧虑、担忧的意思，同时还指祸害、灾难等。我们经常说水患、患病等，所以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关于忧患，诸子有许多说法。荀子曰：“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君。”“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孔子曰：“夫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能之。”[1]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2]“生于忧患，死于安乐。”[3] 最早具有忧患意识的是古代杞国人，所以才有了“杞人忧天”的典故。当然天是不会像他担忧的那样塌下来，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天确实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所谓忧患意识，即指忧国忧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曾涌现出众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他们堪称忧国忧民的典范。为什么人们会产生忧患意识，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呢？著名诗人艾青在他的诗中写到：“你的眼睛为何总是饱含忧伤，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4] 爱国主义是唯一的解释。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精品，他说：“全党同志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5] (P483)。
关于忧党的思想，我们党有着深厚的传统。毛泽东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和领袖。1944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总结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次谈话，主要讨论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 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全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尤其是他向全党发出警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会利用糖衣炮弹来向我们进攻，有些同志可能会败下阵来。所以他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以提醒全党。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机关将迁移北平，在即将上车时，毛泽东说，走，“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会退回来。在这里，毛泽东把执政喻为“进京赶考”，寓意深刻。邓小平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还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8] (P214，P270)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邓小平就向全党打招呼，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可见关于忧党的意识，毛泽东邓小平已经都有了，只是没有明确提出“忧党”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只有忧国忧民，而没有忧党。江泽民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我们党的传统，强调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忧国忧民，同时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首先要忧党。江泽民首次提出忧党的问题是在1995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五次会议的讲话中，他说；“值得注意和忧虑的是，十多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包括有的高级干部头脑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漠了，把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丢得不少了。甚至有的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有的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有的利用职权侵吞国家、集体资财。这样的人，在干部和党员队伍中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我们党和政府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形象。古人说：‘公生明，廉生威。’如果以权谋私，势必丧失民心。大家要忧党忧国啊！”[5] (P173)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说：“现在少数干部中滋长着追求享受、贪图安逸的现象，有的拿着公款搞高消费。这样干，叫群众怎么没有意见？己不正，焉能正人。玩物是要丧志的。古人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不应忘记这些至理箴言，忘记这些历史教训。”[5] (P193)2002年5月，江泽民在四川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还指出：“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忧党，就是要时刻牢记党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时刻牢记自己对党的事业所具有的使命感，时刻牢记自己对人民所承担的庄严职责”[9]。我们认为，江泽民的忧党意识，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我们党是执政党，这种执政的权力和资格不是“君权神授”的，而是党通过斗争和奋斗取得的，如果搞不好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其二，我们党是执政党，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如果搞不好的话，党出了问题，国家也就会“改变面貌”。所以“治国必先治党”，忧国忧民首先是忧党。
二、为何忧党：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和党的现状使然
为何忧党？江泽民提出“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80年的光辉历程，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地位和环境的重大变化，自然会对党员和干部队伍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得党面临着执政的新考验。具体来说，江泽民之所以忧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其一，邓小平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不是唯一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党员和干部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邓小平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0] (P48)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多，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个人利益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最终导致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于是邓小平1989年6月16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政治交代，最后他说：“还有一点，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0] (P314)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10] (P380)。这也就是说，党的建设不抓不行了，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否则的话，中国还会出问题。
其二，东欧的一些政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也引起了江泽民的高度警觉。江泽民1989年6月刚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便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事变。这就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1月以柏林墙坍塌为象征，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家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似“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先后丧失政权，更为可悲的是1991年9月苏联共产党也在风雨飘摇之中丧失了执政权力，退出了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是由列宁创建的，它经过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确立了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1942年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同时经过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举世无双的辉煌成就，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重要角色。经过几十年血与火洗礼的苏联共产党曾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曾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党员数量达到2000万的大党，具有70余年执政经历和经验的“百年老店”，竟然“转瞬即逝”，“驾鹤西去”。苏联共产党及东欧诸党丧失政权，既有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分化，更主要的是自己没有把党建设好。所以，江泽民说：“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5] (P442)
其三，党的现实状况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令人担忧。从1949年10月算起，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56年了。执政对任何政党都是一个考验，我们党也不例外。从56年的执政考验来看，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领导资格”还是称职的。但长期的执政给党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一是工作中容易出现懒散懈怠、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倾向。江泽民曾批评说：“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政府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这就说明，我们党在那里的组织力量、战斗力量是相当薄弱的。”他还指出：“现在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有些让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5] (P402、446)二是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基础，能否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取得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5] (P473)所以，我们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要做大事而是要做大官，在广大群众“最需要关心、最需要领导干部跟他们共同克服困难的时候，有些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或者把‘关心’停留在嘴上，有的甚至还在挥霍公款、纸醉金迷、四海漫游。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是很危险的”[5] (P282)。三是容易产生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权力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也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支配力量，属于公共性的东西。所谓执政党，也就是指掌握和运用公共权力统治、管理和支配国家的政党。我们党是执政党，由于长期执政中存在的制度不配套、监督不到位，加之一些领导干部政治方向的迷失，自然而然便出现了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在国内和国际的形象，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江泽民指出：“我们不能否定党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5] (P97)
三、何以解忧？唯有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何以解忧？唯有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江泽民反复并多次讲这个问题。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说：“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党建设好”[5] (P2)。199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把党建设得更好”[5] (P32)。同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又说：“首先要把党自身建设好”[5] (P43)。1994年9月28日，他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严肃地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5] (P154)后来，江泽民经过长期的思考，把这个问题逐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随之他庄重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即“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 (P263)。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
政治上建党：所谓政治上建党，也就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讲政治是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在不同的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毛泽东所讲的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邓小平所讲的政治则是指现代化建设。“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11] (P194)江泽民讲的政治是指什么呢？我们认为江泽民所讲的政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5] (P211)二是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江泽民说：“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5] (P193)三是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所以，江泽民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5] (P325)。我们不能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只埋头经济工作，不讲政治，淡化了政治意识。江泽民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他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要成为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这样就可以击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也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理论上建党：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灵魂。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江泽民指出：“正因为我们党有坚持学习的优良传统，善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推进和深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党才能战胜艰难曲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走向成熟，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坚定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断开创新的局面，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5] (P144)江泽民一贯重视和强调党的理论建设。一是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什么？学马列主义，学毛泽东思想，特别要学习邓小平理论。不学习理论势必思想空虚，精神贫乏，是非不辨，方向不明。学习理论，关键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二是清除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以往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曾经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歪曲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而在实践中犯了错误，走了弯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正如江泽民所说：“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5] (P511)三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我们不仅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进行理论创新？江泽民提出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精神。要求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5] (P511)。正是在对党的历史方位和这“三大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在党的十六大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质量上建党：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党员的质量如何直接决定党组织的素质状况，所以说，质量就是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力。江泽民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就注重从质量上建设党。他在1989年6月就提出：“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数量和质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如果数量过大，不能保持统一的品质，就会影响到质量。”[5] (P375)如何从质量上建设党？首先要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管理”的要求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其次是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更主要的是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再次是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所谓从严治党，“这就是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格处置不合格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5] (P365)最后是清除腐败现象。邓小平曾在他的政治交代中讲道：“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10] (P313)。江泽民也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决，工作必须锲而不舍。”[5] (P236)否则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根据邓小平的政治交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反腐败斗争摆在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突出位置，并不断加大斗争的力度，既拍苍蝇，又打老虎，先后处理了成克杰、陈希同、胡长清等一批大案要案，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
道德上建党：中国历史传统中浸透着浓郁的道德文化，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于这一道德文化的沃土上，自然会受到这种道德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所以我们党非常注重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尤其是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新道德，着重从道德上建设党。在江泽民的一系列讲话中引用了许多道德箴言，用以教育和告诫党的领导干部。一是讲锻炼。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面临的困难比较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江泽民认为这正是我们锻炼和提高的好机会。二是讲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效率。我国古代已有“淡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警句。江泽民提出，今后衡量和检查领导班子的标准，首先看是不是团结、是不是同心同德地做工作。三是讲先后。江泽民说，虽然现在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工资收入并不高，比较清苦，但必然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你是领导干部就应该有这种觉悟和精神。四是讲正气。讲正气是中华民族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古人说：“政者正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等等。江泽民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讲正气、树正气，有了一腔浩然正气，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五是讲节俭。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奢”是在败国败家。江泽民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正常的提高，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毕竟还比较穷，到下世纪中叶也只能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我们还必须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六是讲名节。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名节，有着“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的深厚传统。针对“59岁现象”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晚节不保的现实，江泽民要求党的广大干部，在实践中要不断坚定自己的信仰、志向，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真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七是讲修身。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江泽民多次讲道：“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想正确了，我们就能一身正气，堂堂正正。”[5] (P396)他批评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家都治不好，何谈治党治国？八是讲境界。中国传统文化讲境界，认为“修身”、“修行”、增加知识的目的都在于提高精神境界。江泽民批评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不加强学习，不注意修养，思想境界低下。他认为，勤于学习有利于陶冶革命情操，提高精神境界，还说：“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高了，思想防线真正牢固了，都自觉按照党的原则和要求行事，很多问题就可以防患于未然。”[5] (P368)从道德上建设党，是江泽民党建思想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只要我们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按照江泽民的要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和群众观，成为具有道德修养、践行道德原则的典范，我们党就能够做到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德服人，实现以德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