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粮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额不断增长。199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2899亿美元，是1952年的149倍，改革开放初期1980 年的7.6倍。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从出口结构来看，中国已经摆脱了原来仅仅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的被动局面，工业制成品的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1996年的85.5%，而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金额由1980年的29.85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102.32亿美元， 年平均增长15.2%，但是其比重却由1980年的16.5%下降到1996年的6.8%。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合理，农产品出口已经逐渐由原来国民经济不完全开放条件下的出口创汇转向依据国际市场竞争规则在提高竞争力基础上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其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外贸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5年以前基本是出口大米、玉米和大豆，进口小麦，1995年大米和玉米加入粮食进口的行列。到1996年，4 种粮食作物全部转为净进口。粮食贸易格局的转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课题，那就是中国农业在国际化背景下，特别是在WTO体制下， 是否具有竞争力，竞争力将会如何变化。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开始探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农业的影响，陈武（1997 ）、 李向红（1998）分别运用RCA和DRC方法研究了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本文拟通过粮食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来考察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粮食国际竞争力分析
评价一个国家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确实复杂而又困难。国际上诸多学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提出了许多指标和测算方法，如微观方面的出口增长率（Growth Rates）、固定市场占有率（Constant MarketShares, CMS ）、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IndexofRevealed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 国内资源成本系数（DomesticResource Costs,DRC）、相对贸易优势（Relative Trade
Advantage,RTA）、整体双边贸易互补性（Overall Bilateral Complementarity,OBC ）， 宏观方面的实质有效汇率（Index of Real
EffectiveExchange Rate,REER），等等。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某项产品的竞争力状况。但是，除国内资源成本系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生产成本的优劣势以外，其余指标大多是反映实际后果。如果想准确了解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还必须回到生产成本差异的分析。市场竞争的效果实际上由生产成本和市场营销绩效（Marketing Performance ）两方面共同决定，如果生产成本偏高但仍能占有市场，这说明在市场上具有非价格竞争方面的能力，即营销绩效较好。由于资料获取方面的限制，本文仅仅进行价格竞争能力方面的分析。如果不考虑汇率变动和运输费用的差异，各个国家的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则是最能反映价格竞争能力的指标。因此，我们将着重从生产成本国际差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变化。
（一）农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据陈武（1997）的研究， 1985 年至1992年，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不断下降，显示比较优势（RCA ）由2.01降到1.23，从较强的比较优势变为弱比较优势。在农产品内部，粮食比较优势由2.11下降到1.72，其中大米、大豆分别从4.62和3.61下降到1.92和1.13，而油籽类、纤维类经济作物及茶叶、蜂蜜等产品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蔬菜、食糖和部分水畜产品的比较优势有所上升。李向红（1998）则运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法（DRC）进一步研究了1987 年到1995年中国四种粮食作物比较优势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除个别年份外，大米具有比较优势，而大豆、玉米和小麦呈现出明显的比较劣势。分析期间内，四种作物的相对比较优势变化不大，大米的DRC 值最低，一直拥有比较优势，大豆则拥有最强的比较劣势，小麦的比较劣势次之。近年来，玉米的比较劣势逐渐增强。根据1993年到1995年的发展趋势，中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弱化，粮食贸易转为净进口的趋势十分明显。这些研究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说明，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确实正在下降。
（二）粮食价格变化及其国际比较 国际市场价格的下降将会引起国内资源成本系数的上升，从而削弱粮食贸易的比较优势，反之则会增强比较优势。近几年，国内的粮食收购或议购价格不断上涨，而国际市场价格却基本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图1）。1995年， 国内稻谷议购价、玉米集市价、小麦议购价和大豆议购价较1985年分别上涨了377.8 %、327%、255.8%和218.4%；而同期国际市场价格呈波动状态， 大米、玉米、小麦和大豆国际价格分别上涨了49.8%、7%、26.7%和8.3%。大米国内集市价由1991年的每吨830元上升到1995年的2900元（按1美元8.6元人民币计算，约337美元），上涨了249%； 同期国际市场大米价由每吨307美元上涨到319美元，仅上涨了4%。1995 年国际市场每吨小麦152美元、玉米108美元、大豆220.6美元； 同期国内小麦议购价为每吨1530元（178美元）、玉米集市价1580元（184美元）、大豆议购价2420元（281美元）。尽管1996年以后粮食价格有所回落， 但确已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据美国农业部预测，与1995年相比，2000年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将会下降。果真如此，中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消弱。
国内粮食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国际粮食价格上升幅度，在逐渐削弱比较优势和降低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对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保证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形成制约。随着国内价格逐渐接近乃至超过国际价格，中国的农业经营开始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在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下， 降低关税是大势所趋。靠提高粮价来保护本国农业必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欲想维持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就必须设法降低或维持现有生产成本，最差也应设法降低成本的增长速度，以保持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
图1粮食价格变化国际国内比较
（三）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化 在农村改革初期的1978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六种粮食每50千克主产品的生产成本基本维持在10元左右波动；但粮食收购价格却大幅度提高，同期增长了101.6%。自80 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成本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由1985年的10.50 元上涨到1995年的38.07元，十年间上涨了262%；而同期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了251%，二者基本保持一致的涨幅（图2）。也就是说，在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同时，政府通过提高收购价格的办法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保证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收购价格的提高主要是弥补生产成本的上升。而这种随着生产成本上升而同步提高收购价格的措施逐渐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国的粮食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势头不能得以遏制，其国际竞争力只能日益丧失。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化趋势与生产成本指数变化的高度一致性表明，如果没有其它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途径，生产资料价格日益高涨将会进一步推动成本的上升。
图2 粮食收购价格与生产成本变化
（四）稻作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 为了进一步揭示粮食竞争力的强弱，这里以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大米为例，分析其生产成本的国际差异及成因。
从近几年的动态变化看，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上涨速度明显快于美国和日本，这无疑在逐渐削弱中国稻谷的竞争优势。中国稻谷主产品平均生产成本由1991年每吨360.6元（43.4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901.4元（108.6美元），同期平均出售价格由每吨605元（73美元）上升到1618元（195美元），分别上涨150%和167%。而美国稻谷生产成本从1991 年每吨244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271美元，仅上涨11%；同期日本大米价格仅仅上涨了1.7%，而且生产成本呈微弱下降趋势。
但是，从生产成本水平的对比来看，中国大米目前还具有一定优势。每千克大米生产成本1（定义见表1注4），美国、 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中国的1.6倍、13倍和2.8倍；每千克大米生产成本Ⅱ，美国、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中国的2.1倍、16倍和6.2倍。当然，由于中国的成本中不包含地租和资本利息，成本Ⅱ的值有所低估。尽管如此，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则较弱。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优势？这些优势今后能否一直存在？为此，就必须分析国际间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假设其它条件（如汇率、运输成本等）不变，国际间生产成本的差别实际上由三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王秀清，1998），即长期平均生产成本差＝生产要素价格差+规模差+技术差。（1）从生产要素价格来看，中国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 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仅仅是日本的1%， 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也相对便宜，土地的机会成本也较日本低廉（表2）。（2）从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大米的播种面积单产高于韩国，但低于日本。从历史发展来看，由于使用高产品种和增施化学肥料，中国稻谷的单产确实不断提高。但是，根据田维明（1998）的研究，中国粮食生产中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相当低，化肥投入的边际产出也趋于下降，因而难以依靠增加传统投入（特别是化肥）来实现单产的持续增长。另外，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中国一个农民所养活的人口远远少于美国，也少于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如果没有重大突破，中国在技术上不具有优势。（3 ）从经济规模来看，大部分中国农户的播种面积仅仅为0.2～0.6ha，而美国是中国的200倍。即使日本和韩国也分别达到中国的2.5和2.2倍。
表1 稻作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参考）
项目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资料年度 1995
1996
1994 1991
类别 大米
稻谷
大米 大米
农场平均播种面积 104-120 0.2-0.6 1.51.3
稻谷出米率(%) 80 75
大米播面单产 5.04.755 5.440 4.510
(吨/ha)
汇率(1$＝?) 8.30人民币元 120日元 800韩元
物质费用($/acre) 419.24 157.322516.2 363.00
其中:种苗费19.23
16.30116.35 24.68
肥料费54.96
64.44290.10 77.70
农药费65.22
10.90243.36 54.22
光热动力费59.131.24115.17 5.66
修理费32.84
4.10
管理费35.037.28 3.64
折旧费67.905.82
5.66
农机具费853.07 167.95
作业及服务费 36.53 377.45
劳动费用($/acre)
66.88 136.20 1860.9 413.20
大米生产成本Ⅰ($/acre)486.12 293.52 4377.1 776.20
大米生产成本Ⅰ($/kg) 0.240
0.153
1.988
0.425
税金和保险金($/acre) 34.321.89
资本利息($/acre) 31.36 270.95
75.67
地租($/acre) 129.71 985.04 970.89
税金及各种负担($/acre)13.91
大米生产成本Ⅱ($/acre)681.51 307.43 5634.9 1822.70
大米生产成本Ⅱ($/kg) 0.337 0.160
2.559
0.998
注：（1）资料来源：美国资料来自USDA网Table22； 日本资料来自农林水产省《1996年版农林水产统计》； 韩国资料引自徐种赫（1997）pp480表5；中国资料来自《1997年全国农产品生产成本调查资料汇编》。
（2）由于各国成本项目设计不同， 这里仅仅列出一些相近的主要项目，以供参考。
（3）中国的资料为稻谷成本，1996年调查农户平均亩产423kg稻谷，按照75%的出米率算出大米亩产为4755kg／ha
（4）生产成本Ⅰ＝物质费用+劳动费用； 生产成本Ⅱ＝生产成本Ⅰ+资本利息+地租+各种税金和负担。由于各国在评估地租以及界定资本范围时不尽一致，因此生产成本Ⅱ差别很大。特别是中国在测定成本时没有考虑地租和利息，使其成本值偏低，不过可以由各种税收和提留等负担近似代表地租。
（5）韩元汇率按1991年当时计算； 人民币汇率按近几年平均水平计算；日元汇率在1994年为1美元兑换102日元，但这里按近几年平均水平120元计算。
表2 生产要素价格的国际比较（美元）
中国 日本美国 备注
化肥($/kg) 115
468 307～212 日美为94年尿素,中国为93 年
平均
农药($/ton)168014592 9567
日美为94年NAC,中国为93年平均
地租($/acre)(13.9) 985.4 129.7日本为94年,美国为95年
劳动($/日) 1.0797.8日本为94年,中国为95年
注：（1）日本和美国化肥、农药资料根据日本农林统计协会《平成7年度农业白书附属统计表》pp144计算而成；
（2）日本和美国的地租来源同表1；
（3）中国稻作劳动力影了价格根据李向红（1998）pp19表3.5计算而成，日本稻作劳动力费用根据《1996农林水产统计》pp194 表计算而成。汇率按1美元兑8.3人民币，兑120日元计算。
（4）中国没有地租资料，不过如果依据李向红（1998 ）对稻作土地机会成本的测算，每英亩约合321美元； 如果用税金和各项提留计测，约为每英亩13.9美元。
综上分析，中国之所以目前在大米生产成本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主要是通过要素价格低廉弥补了在技术和规模方面的不足。这种优势在经济发展初期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价格以及土地机会成本将会日益上涨，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将趋于丧失。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趋势。特别是考虑到中国跟美国相比，目前也只具有微弱的成本优势，要素价格上升对中国粮食竞争力构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必须寻求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新途径。
三、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制约因素
在要素价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提高粮食国际竞争力，如果不考虑非价格竞争手段，就必须设法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经营规模。在技术方面很难迅速有所改进的情况下，就只有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然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目前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即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双重约束。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已经下降，特别是目前乡镇企业正处于改制和结构转换过程当中，许多企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逐渐提高，劳动力吸纳速度减缓。这无疑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在他兼业的存在，即使农民在附近的企业工作，也不一定放弃土地经营权，不利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从土地市场来看，尚未形成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机制。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原有耕地分配状况和经营权流转状况，而这两个因素都受到土地制度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是，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1997年调查，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明显多样化。在调查的238个村当中，土地所有权归行政村所有的占39.6 %，归村民小组所有的占44.9%，归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共有的占14.7%，其它所有的占0.8%。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共有造成权属不清， 引发土地纠纷。尽管新颁布的土地管理费法继续明确认可了这种多样化，但是所谓“集体所有”中的“集体”边界是十分不明确的，即“集体”究竟包括那些成员，婚嫁、考上大学、死亡、出生等等是否应该改变其集体成员组成。由于其概念的模糊，造成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不仅在改革初期采取以人口为中心的土地使用权分配方式，在承包期内也常常根据人口变动和耕地增减而调整土地。而每一次调整都会使农户拥有的地块更趋零碎、分散，不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也不利于农业的长期投资。尽管最近在政策上“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而且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但是其落实不取决于农民，而是取决于“集体”代理人。“集体”不明确，就难以最终保证不再因为集体成员范围的变化而调整土地。假如农民拥有了永久的使用权，关键就看是否拥有对这一权利的继承、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否则依然不可能促进土地的流转。市场的建立必须以明确的产权为前提，土地市场也不例外。当土地流转的制度束缚不复存在，流转状况就取决于土地使用权租出方和租入方各自的利益评价，当双方都认为有利可图时，流转才会发生。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不完全抑制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严重影响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四、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或务农机会成本的不断上升，将使原来依靠要素价格低廉优势而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粮食生产逐渐丧失其比较优势。而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维持和提高需要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扩大粮食经营规模着手。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化肥和劳动力）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而中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因所有权主体不明晰、范围不确定造成土地分配的人口平均主义，户均经营规模狭小而地块零碎，规模经营的基础条件较差。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有关土地使用权出租、转让、继承等方面的法律保障，抑制了土地的流转。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探索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途径，唯此才可为提高农业竞争力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