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科学革命——析哥白尼学说为何取代托勒密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白尼论文,学说论文,托勒密论文,价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哥白尼说为何取代托勒密学说；同时也分析了科学哲学中各派对哥白尼学说取代托勒密学说的不合理阐释。
[关键词]哥白尼 托勒密 取代 社会历史——文化
哥白尼革命如何取得胜利，从而为科学的行星天文学奠基和开路，并构成现代天文科学的起点，一直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最吸引人的、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提出了种种答案和阐释。这些探索促进了对哥白尼学说为何能取胜托勒密学说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它们都有明显的不足和困难。其主要原因是忽视从哥白尼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忽视从社会价值因素方面，去考察问题。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认识自然界的活动及其结果，一方面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社会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世界观等等；另一方面，它本身构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内涵着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引因素。因此，科学的发展（包括科学革命）是与社会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
（一）
迄今为止，对哥白尼学说及其革命意义的阐释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归纳主义的阐释
归纳主义者把哥白尼学说看成是从经验观察中导出的，“将哥白尼假说的优越归之于直接经验的考虑”。事实上，直接经验指示我们的是日出东升、日没西坠，地球静止不动，而太阳绕它运转。所以，诉诸直接经验的说明显然并不正确。“现代科学的开始是同否定亚里士多德而接受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相联系的。”毕达哥拉斯派“不是从事实寻求解释和理论，而是根据某些理论和所珍爱的观念来摆弄事实”，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参与给宇宙以形状的”。
2、概率主义的阐释 概率主义者认为， 哥白尼假说的优越在于它的经验内容多于托勒密的体系。但是研究表明，情形并非如此。拉卡托斯认为“托勒密和哥白尼的理论都与当时已知的观察相冲突”，哥白尼理论既不能作出更多的经验解释，也不能作出更多的经验预测。哥白尼自己说过，他建立日心说的动机之一是托勒密的体系“不够绝对不够使人喜欢”，因为托勒密的体系违反了毕达哥拉斯论断的意义。
3、证伪主义的阐释
证伪主义者则认为哥白尼理论的胜利在于“托勒密理论是不可反驳的（既伪科学的），而哥白尼的理论是可反驳的（既科学的），从而它构成了从不可反驳的预测到可反驳的科学的转变”。按照这种解释，地心论就能适应任何新的事实。日心论则被解释为（至少“原则上”）在经验上是可反驳的。可见，日心论事实上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用任何数量的本轮，以适应任何新事实。而且，地心论增添本轮迎合观察只是在发现傅立叶级数之后编选出来的。实际上，一些新事实、新观察、新现象、新发现是旧理论事先无法得到的，而是根据新理论的指导，从新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关于光线在引力场中偏转的预言，经典力学是不能作出的。改造旧理论使之适合新观察只是在新理论提出之后。
证伪主义的另一个观点认为，如果两个不相容的竞争理论都是同样可反驳的，但都未被反驳，那么“判决性实验就变得至关重要”。“但远在哥白尼之前，人们一般认为，托勒密体系已被反驳并且充满了反驳”。波普认为“金星的盈亏决定了哥白尼的胜利”，这是忽视了第谷的结果（第谷虽然知道金星盈亏，但他仍是地心论者）。巴特菲尔得则认为“哥白尼理论用了大约150年才克服了一系列多重反对”。 更有一些研究者如我国的兰征认为有无判决性实验尚需研究。
4、精确性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 哥白尼学说比托勒密学说的解释和预测要精确，所以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格利希的研究与此相反：“托勒密的理论是不甚准确的，以火星的位置为例，有时误差将近5度。 但是，哥白尼预测的行星位置……几乎同样不准”。“从第谷的观察簿中，我们时而可见到一些例子，即根据《阿尔芳棱表》的较陈旧图表比用日心论的《普鲁士表》可作出更准确的预测。”梅森也指出：“（日心论）在预测行星方位却并不比托勒密更准确到哪里去。两个体系都含有百分之一的误差。”
5、简单性阐释 一些学者认为，哥白尼学说是以简单性取胜的。 这种阐述比其它阐述显得有力得多。的确，托勒密的体系解释天层表现运动用到八十个左右的圆，而哥白尼的体系只用到三十四个。“它使天文学上的测算变得容易一点”，况且“大自然不做任何多余或徒劳的事。”但是，潘尼凯克认为，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他写道：“新的世界观，尽管概略地看很简单，但详细看仍是异常复杂的”。梅森指出：“如果他（指哥白尼——引者注）仅想要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世界体系，很可能后来第谷·布洛赫采用的设计也会被他想到。在第谷的体系里，行星环绕太阳，而太阳和诸行星作为一个整体则环绕处在宇宙中心不动的地球。这样一个体系和哥白尼的设计在数学上是相等的。”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厄指出：“虽然我们都同意这种思想（指哥白尼体系以其简单性取胜—引者注），但在当时的物理学水平下，却没有人对此作出因果性要求是不能使许多同时代人和后人信服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人类都持续地绕着圆圈转而对这一点又丝毫没有觉察这样一种观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又是当时物理学所不能论证的”。
6、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阐释
拉卡托斯以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而蜚声哲学界。在他看来，一个理论在其发展系列中有其内在的结构，它有一个象牛顿研究纲领中的运动之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那样坚韧的硬核，它还有一个启发法，一个研究纲领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退化的。如果每次修正都导致了新的出乎意料的预测，那么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就是进步的；如果这些新颖的预测中至少有一些得到了认证，那么这个纲领在经验上就是进步的。运用这些基本观点解释哥白尼学说如何取代托勒密的学说，拉卡托斯认为，两个纲领都产生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纲领。“这个原始纲领并未指明宇宙的中心在哪里。在这个情况上，启发法是首要的，‘硬核’是次要的”，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细致的物理学发展，“地心论才‘硬化’为一个真正的硬核假设。”这个硬核引进了偏心等距点作为地球的中心。但“利用了偏心等无疑于放弃了柏拉图的启发法”。“哥白尼意识到柏拉图纲领的启发法在托勒密及其后人手中退化了”。“而哥白尼比托勒密更为成功地创立了一个真正柏拉图的理论。”所以哥白尼学说取代了托勒密学说。但是，从哥白尼学说如何连续合理地过渡到牛顿的体系呢？这一问题使拉卡托斯的阐释陷入矛盾。此外，其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也是有待探讨的。他认为：“‘硬核’与‘启发法’之间的区分往往是一个约定的问题。”早先，拉卡托斯曾指责科学简单性原则（他称之为简单主义）的约定性，但是，在这里，他自己也被迫处于相同的境地。
7、非理性主义的阐释
以上各种阐释都以科学自身的要素为基础的阐释，认为存在一个普遍的分界标准，用以说明一切科学及其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哲学没有一个能清楚地可令人接受地说明哥白尼学说的优越性，于是，一些哲学家（如库恩、费耶阿本德）认为，“寻找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的乌托邦”。库恩写道：“对天文学家来说，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做最初的选择，只能是一个兴趣的问题。”费耶阿本得则认为，托勒密体系只是一个信仰体系，哥白尼体系是另一种信仰体系。地心论者和日心论者各行其事，最后日心论者赢得了一个宣传上的胜利。这一胜利应归功于伽利略。伽利略使用计谋、宣传、暗示，让不成熟的理论相互支持，利用人们对旧东西的厌恶，对新东西的渴望心理等非理性的手段。但是，科学知识在人类迄今所有知识中最为规范，如果库恩、费耶阿本德的阐释是没有问题的，何以把科学同宗教、巫术、迷信区别开来？
（二）
上述哥白尼学说为何取胜托勒密学说的几种阐释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有：
1、除非理性主义的阐释外， 其它诸种阐释都是从科学内部因素出发对哥白尼学说为何取胜进行的阐释，忽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未把科学摆在它赖以展开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来进行考察。即一方面，对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活生生的探索认知实践活动，总是在社会进行，在历史——文化背景上展开，必然受到社会上多种因素的影响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把科学看同是具有自我发展演进的主体的地位，用今天科学所具备的形态、特征、标准去理解哥白尼革命，这一点构成了阐释哥白尼的一个误区。如果从当时科学的水平，科学发展的深度广度，科学刚刚从哲学的母体之中挣脱出来，还带有母体的印记，特别是在中世纪，科学是神学的婢女，科学从属于神学，科学真理统一在天启真理之下。考虑到这种情况，哥白尼体系取胜的原因很复杂自是情理中事。
2、如何看待托勒密的地心学说， 这也是正确认识哥白尼革命的关键之一。一般而言，托勒密的地心学说总是被看成是哥白尼学说的对立面，没有研究托勒密学说经历的命运，以及哥白尼和托勒密学说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历史上看，托勒密的地心学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描述天体运行现象，揭示天体运动规律的统一的宇宙观，在指导人类从事天象观察、测量、编制历法等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即它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到了中世纪，特别是十三世纪，产生了基督教历史上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他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把理性看成与信仰等价的，统属于上帝之下，把自然真理统一于启示真理。在这个基本观点指导下，原来属于科学的与神学对立的托勒密的地心学说被改变了性质，从而使之成为神学世界观的论据，并构成神学世界的有机部分。
由于忽视了托勒密地心学说两重性的认识，也就忽视了托勒密地心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托勒密的地心学说尚属几何天文学，旨在用数学和几何关系反映人类对天体运动现象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初创时期，目的是用它来解释天上物体和地上物体的运动，揭示物体运动背后的物理学根源，以满足古希腊人纯粹的对自然的理智上的“好奇心”。在中世纪以前，神学在大学的讲堂是被禁止讲授的，但是十三世纪以后，随着神学策略的改变，神学精神渗透进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神学家还把这种渗透神学精神的物理学与托勒密的天文学结合起来，用改了装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阐释托勒密地心说的物理学根源，从而完全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托勒密地心学说的科学性质，使“中世纪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神学”。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所反对否定的是论证神学价值观的神学性质的托勒密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但是，神学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阐释托勒密地心学说，使天文学和物理学联姻的做法，也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它实际上潜在地倡导了除了以几何模型、数学关系表征天体及其运行的基本状况外，还应从物理学上揭示天体何以如此运行的物理根源的探索方向。
3、对哥白尼学说取代托勒密学说原因分析的视野也欠开阔。 通常人们总是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徘徊。实际上，从哥白尼学说的提出到被人接受，直至牛顿的完善化，将近150年时间。 正如巴特菲尔德所说：“哥白尼理论用了大约150年才克服了一系列多重反对。 ”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哥白尼、第谷、布鲁诺、开普勒、牛顿等等（如图所示），他们的态度、观点都对认识哥白尼革命的实质有很大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天文大发现年表）
4、还应注意到哥白尼、开普勒、 伽利略以及牛顿一方面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是科学家。人们往往忽视前一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作为基督徒和作为科学家这两种社会角色在他们身上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内在地包含着宗教和科学之间的错宗复杂的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对科学家个人精神方面的研究构成解决本文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三）
那么，哥白尼学说究竟为何能取胜呢？根据上述分析，尽力避开使传统分析遭到失败的某些关键性前提，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科学家个人精神世界结构，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水平，笔者认为：价值因素是哥白尼学说取胜的关键性因素。实际上，哥白尼学说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哥白尼学说具有科学性，它是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这条连续的逻辑系列发展的起点。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性，哥白尼学说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要求和理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开普勒、伽利略走向哥白尼学说，并发展了前一方面即科学性方面，走上了拥有自己的对象、范围、方法、具有自我内在规律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在这里，价值因素是问题的核心。这一价值因素表现为以森严等级差别为中心的价值，向以“和谐”为中心原则的价值转向。前者代表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价值关系的观念，后者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平等的价值观的反映。从旧价值向新价值转向的根源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现实，是当时社会转折前奏时期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从个人方面看，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怀有一个基督徒所具有的敬畏和信仰，但他们又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代表和科学家。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帝的形象已经改变了，上帝不再是一个维护严格等级、全知全能、决定人间祸福的绝对者，而是以“和谐”原则来驾驭世界的统治者。而且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上帝，而是“和谐”原则。这使他们，一方面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教会以科学附会神学，论证等级划分合理（然而使信仰陷于危机）的做法感到不满，从而以新科学曲折地表现新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科学家，他们所做的工作逐渐使科学相对独立化。下面具体论述。
哥白尼学说体现的价值观念是与中世纪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中世纪的价值观念包含在占主导地位的神学之中，并借助附属于神学的科学（地心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来论证。这在其宇宙观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中世纪的宇宙观认为，存在着一系列天体，一个处于另一个之内，并且在整个系统的中心座落着不动的地球。我们称为普通物质的领域被限制在地球及其近邻——月亮以下的区域：这种物质是谦卑的和不稳定的，经历着变化和衰退。天空和天体——旋转的天球和恒星以及附属于它们的行星——是由一种确定的物质构同的。这种物质在质上更稀薄且不发生变化和腐坏，它不服从支配在月亮以下更具土性质的物理规律。构成地球的普通物质是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则又有价值程度和高贵程度的等级划分。土最贱，依次是水、气、火，火最高贵。如果这些元素以自己最纯粹的形式存在于各自的天球，那么地球将是宁静的。但是它们总是混杂在一起，这样它们就会产生回到自己天球上去的运动，通常总是上升或下降的直线运动，当它们在天球表面迂回行进时，造成了一个混合的和不确定的世界，一个经历着不断突变的易于衰退的，因为它们是由第五种元素，一种不朽的物质构成的。由于它已被固定在它惬意的位置上了，对这种物质来说，只有一种运动是可能的——即匀速圆周运动——它必须转动以保持在同一位置上。总共有十层天，仅其中的最后一天，即最高天，是上帝的住所。每层天都是一个环绕地球的天球。所有各种天球都是由神或神灵推动，而且这些神或神灵也有它们各自不同的、与物理世界中存在的高贵程度相一致的等级。
神学家以此论证神的完美、高贵、天堂的不朽，论证天堂与地狱的划分，天上世界和人间世界的对立。而其等级划分又找到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地上王权服从教权，所有教权服从罗马教庭。这是一幅被扭曲的自然观和社会观相统一的图景，但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
我们注意到，这个宇宙观中并不存在统一的物理规律，地上世界和天上服从两套不同的物理规律。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式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潮，即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潮从十四世纪意大利开始，逐渐遍及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扩大到荷兰、法国、英国、波兰，最后遍及全欧洲。人文主义者一切以人为本，提出个性自由平等，以对抗封建教会对人的束缚和压制，打破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度，否定神权和教会的绝对权威。他们肯定现世的幸福，人有享受尘世欢乐和爱情的权利，反对教会蔑视人生和禁欲主义，使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推崇人的理性，歌颂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智慧和才能，反对教会把人贬为渺小的造物。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说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们借复兴古典文化之名，行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之实，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要求理想赋予古典文化。
哥白尼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各种客观条件把他造就成了爱好科学和艺术的人文主义者。他自己“把学者的理想和人文主义的愿望溶为一体”，从而一方面发布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宣言，另一方面以其自然科学成就置身于文艺复兴思潮之流。他作为科学的天文学家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二者是统一的，哥白尼的传记作家耶日·寄特科夫斯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哥白尼传》中写道：当时波兰思想比较自由，政治上相对宽容，享有“没有火刑柱的国家”的美称。在发展教育方面，波兰走在欧洲国家的前列。哥白尼从小受有自由精神的舅父的深刻影响。在克拉科夫求学期间，来自意大利的卡利马赫和沃伊切赫对年轻的哥白尼有很大的影响，前者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后者唤醒了哥白尼对天文学的终生兴趣。1496年和1501年，他又两次到意大利求学，亲自领受了文艺复兴发源地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前一次留学意大利时，他亲眼目睹了神学“异端”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市中心广场被吊死及后来又把他的尸体焚烧的情景。这件事给哥白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看到了等待大胆改革的是怎样一种命运。这是哥白尼迟迟不肯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的直接原因）。
在自己的体系中，哥白尼有意无意地表达了他的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思想。他写道：“太阳在万物的中心统驭着；在这座最美的神庙里，另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地点能安置这个发光体，使它能一下照亮整个宇宙呢？……事实上，太阳是坐在宝座上率领着它周围的星体家族……地球由于太阳而受孕，并通过太阳每年怀胎。结果，我们就是在这种布局里发现世界有一种美妙的和谐，和运行轨道与轨道大小间的一种经常的和谐关系，而这是无法用别的方式发现的。”这样，等级差别消失了，地上物体和天上物体的对立消解了，万物只服从太阳，世界仅遵循因太阳而起的宇宙的和谐。这种观点明白地展示了文艺复兴时上帝之下一切平等的价值观念。
然而，正是哥白尼体系的这种性质限制了哥白尼进一步发展他的学说的科学性。他太珍爱他的体系所体现的世界的和谐了，以致于他不能突破古希腊以来的天体只能作圆周运动的局限。梅森指出：“哥白尼当时感兴趣的是提倡这种新的贵贱观”。对此，开普勒不无遗憾地指出：“哥白尼并没觉察到他就可以取得的财富”。哥白尼知道几个圆合并起来就可以产生椭圆，但是他从来没有用椭圆形来描述天体运行的根源，这一道路哥白尼并没有去走。实际上他的体系是面临物理学困境的，正是这种困境，使得第谷·布洛赫提出了一个和哥白尼学说在数学上等价、保留古代贵贱观，又不陷入物理学困境的折衷的体系。不过哥白尼未竟的事业总是有人来完成的，开普勒和伽利略就是这样的人。
开普勒是推进哥白尼学说的科学性的关键人物之一。从他的经历看，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获得第谷的观测资料之前和获得第谷观测资料之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他发表了《宇宙的秘密》（1596），这是一部带有相当神秘性质的书，他想在哥白尼体系的行星轨道间寻找一种数学的和谐，他发现五种正多面体正好用来形容行星包括月亮轨道之间的天层。在他获得第谷的观测资料之后，他的工作变得踏实起来，这是使理论和观测相一致。1609年，他发表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一）每一行星沿一个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中；（二）从太阳到行星所联接的直线在相等的时间扫过同等的面积。九年后，他发现了第三条定律，即行星绕日一圈时间的平方和行星各自离日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第三定律的发现是开普勒平生最为得意的事，他认为第三定律充分体现了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在他的体系里接受而且发展了哥白尼的天体贵贱观。他写道：“如果至高无上的上帝高兴要一个物质居所，并选择一个地方和他那些有福的天使信徒在一起的话，在我们看来，只有太阳才配得上上帝居住。”他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三位一体的形象和模式，圣父即上帝是中心，圣子是环绕中心的众多星体家族，圣灵则是宇宙的中心和众多星体家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开普勒作为科学天文学家和虔诚的教徒（渗透人文主义精神），二者是统一的。他信奉哥白尼学说是由于哥白尼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种“和谐”，他发展哥白尼学说是由于第谷的观察材料和在更深层的意义下进一步揭示宇宙间的“和谐”。
哥白尼抛弃了天与地质的差别，获得一个简单得多的体系：开普勒把它许多古希腊先入之见都丢掉，并发展了理论应与观测一致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就找到了最简单的世界体系。在这样做时，他们为以统一的方式说明天体运动开辟了道路。
伽利略同样也是一个对哥白尼学说的传播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支持哥白尼学说的方式与开普勒并不一致。开普勒以行星运动之定律发展了哥白尼学说，伽利略则主要是从对用经院哲学作论证神学世界观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批判来张扬哥白尼学说，他改变了旧天文学的一些观念，并提供了一种统一的一贯的看待事物的立场。他对哥白尼学说的支持属定性性质。
已如前述，十三世纪之后，神学改变了策略。托马斯·阿奎那调和信仰和理性的矛盾，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附会地心学说并用以论证神学世界。这种做法的本意是重新确立信仰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却使信仰潜在着更深刻的危机。伽利略是一个“实用”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作为科学家，他作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如发现太阳黑子，观测1572年出现的一颗新星和1577年出现的慧星，发现金星盈亏现象以及月亮上有山等等），并建立了他的力学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中存在诸多矛盾（如关于落体运动，天界完善，不生不灭；变化发生在地球以内，在月层下面），从而得出否定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结论。作为虔诚的教徒，由于对支持神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否定，通过天文观测，他的信仰和理性出现了矛盾，用社会学的语言讲，即作为科学家和教徒两种社会角色在他身上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伽利略是怎样消解他的精神世界的矛盾呢？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一开头伽利略就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关于天体的组成和性质完全不同于地球的学说直接开了仗。新星的出现，慧星、太阳黑子和月亮上的山岭，全被引用来作为反证。接着伽利略从更深的意义上驳斥了那种古代流传下来的见解，即不变是高贵和完美的标志。他修改了这种贵贱标准。他提出运动并不是一种变化，它并不导致生长或毁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部分和部分之间的简单移动，即不消灭什么，也不产生什么新东西”（这样一种观点后来就成了力学哲学的一部分，即认为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即没有新东西的出现，也没有旧的东西消失，自然界的一切过程只是物体的机械动作和它们动量的交换）。
在为哥白尼体系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精神对他的影响，他对旧的贵贱标准的修改，对亚里士多德天体和地球的组成和性质不同的攻击，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使然，体现了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这种体现与人文主义精神在哥白尼和开普勒身上所发生的作用相一致。伽利略消解其精神结构内在矛盾的努力还表现了信仰服从理性的价值转向。
经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努力，用统一的一贯的方式说明天体运动的大门基本上完全打开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哥白尼学说能取胜的关键性因素是价值因素。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时时处处在深层起着支配和导向作用，这种作用既影响了近代自然科学倡立过程中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奠定，也表现了宗教的逐渐世俗化的过程。同时，它说明科学革命并不是科学内部发生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与社会政治伦理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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