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的宽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宽容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化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1)01-0045-05
现代大学是时代理性文化潮流的重要主导者，她在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等全部活动中，务必需要讲求认真严谨的作风，同时也需要载现一种雍容高雅的格调，而这种格调的一个重要寓义就是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解宽容、倾向宽容与实践宽容。
一、现代大学载现宽容的基本意蕴
在汉语应用实践中，“宽容”是一个可以理解为“宽恕饶人”、“宽厚地对待与容纳他人的思想与行为”等几种略有区别涵义的词。本文所论的宽容，主要是取“宽厚地对待与容纳他人的思想与行为”这一涵义。这种意义上的宽容，从认识发生的角度看，源于对他人特殊的历史活动的主动尊重、理解乃至情感上的信任，以至在心理上能对他人活动产生更多的容纳性。从生活的角度看，宽容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所经常体现的一种给人更多尊重、理解、自由、权益、机会的一种待遇，是富有爱心和理性的一种伟大的生活精神。宽容虽然强调宽厚待人容人，可这种宽厚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它不是对任性放纵的默许，不是对故意犯错的原谅，而是对复杂社会生活弹性的一种总的把握与对待，是对生活具有更多可能与意味的一种尊重，是对人性的理智宽允与期待。也因而，它可谓是哲性者的一种关系智慧，是精深者的一种发展智慧，是博大者的一种生活智慧。讲宽容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目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克服短浅狭隘与苛刻冷酷。短浅狭隘易使人的认知陷于误区而映现出自我存在的浅薄或粗陋，苛刻冷酷易使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不安而大大冲淡生活的价值。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不同阶段，人们曾饱尝短浅狭隘之苦，苛刻冷酷之怨，在各种严峻的对立与冲突之中，一次次以不同的代价理解到宽容的特殊价值，进而或多或少地改善着相互的关系，创造着人类的社会发展的更新意义。从某种意义上看，正由于人们不断地理解了宽容，才不断使自己有更多理性更具有希望。生前十分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从民主自由的角度说过：“为了使每个人都有表白他的观念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1]当然，宽容也并非唾手可得，它对人类生活的必要性，目前还没有普遍地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意识。受阶级偏见、集团利益、社会地位、文化差异、道德选择、人性涵养、环境趋势等情况的影响，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许多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宽容的现象，还存在那么多不讲道德、悖离理性与人性价值的东西，生活进程中还存在着狭隘、冷酷乃至残忍与痛苦的一面（这一面也正是人性有待改善而导向宽容幸福的一面）。栖息在这种现实中，现代大学不可能超越社会的既有状况去改变社会的这种运行机能，也没有力量去普遍地加以评判干预，但是，作为整个社会先进文化的引导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理性关怀者与批判者，大学又有必要凸现一种自我体认宽容与维护宽容的高雅品质，在对社会因果关系更多更深的把握中放出深邃长远的目光，在可控的范围内演绎出宽容的美丽内涵。
大学作为一个活动及社会影响复杂的高级文化教育机构，它所需要的宽容意蕴并不相等于社会其它机构所需的宽容意蕴，而是一种与大学的特殊使命及文化格调所相宜的那种宽容。从比较抽象的层次上看，大学所需宽容的意蕴，首先应能在其活动内容中反映出人类文化的更多样式与价值，折射学习与研究人类多样性与多种价值的一种广博性，用特有的方式把握更多的人类文化遗产和创造更多的文化价值，使大学的思想文化的发展视野不闭塞，不偏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宣称要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但在美国一些大学，校方仍能从教学内容的角度开设研究马克思著作思想以及“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等课程。这些大学广阔的胸襟，至少使我们感到她们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是一点也不糊涂的。其次，大学的宽容应体现大学对人的多样性个性的关怀，使人们在校园文明的荫翳下尽情地拥有不同的自我肯定与特殊追求，使人性、人格占有较多的自由性与丰富性。其三，大学的宽容是指大学要在自己活动中折射出对人类追求真善美知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的一种成熟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重视民主，允许批判，呵护竞争，为人们提供宽松自由的认识环境，以自己的职责践履着学术无禁区、学术无国界的诺言。其四，大学的宽容也包括在充分尊重人们对生活的各种理解与多种价值选择上，使校园生活在活泼健康的大氛围中给个体以强烈的文化细密感、自主选择感、时代创新感。以上所述的大学宽容的意蕴，归纳其实质，是要给大学生活的主体在开拓事业与创造生活、追求人生真善美的过程中拥有充分的胆魄、尊严、自由、机会与权益，从更多方面增强学校的力量。在这里，把握大学宽容的处延也是重要的。例如，讲宽容，这显然是提倡给大学师生以充分的信任及宽厚的待遇，但这又决不是要放弃正义、法律与管理，决不是要放任主义和萎靡风气，也不是要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的渎职者予以宽忍，更不是要给某些损公贪污、德性恶劣者以庇护与原谅。宽容是一种格调高雅的精神，它饱含一片助人抒发真善美力量的情怀，它只是宽容那些趋向真善美的思想与行为（包括过失的思想行为），而不是要宽容那些趋向假丑恶的动机与行为。当然，宽容拒斥假丑恶，但并不拒斥那些有些粗陋甚至有点丑陋的东西。以事物本质的观点来看，绝大多数有缺点甚至有些丑陋的东西，其主体的本质并不一定是丑恶的，对这些东西不能宽容，就会滑向苛求的境地。当年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曾聘“持复辟论者”的辜鸿铭来讲授英国文学，据有人回忆，辜鸿铭的学问十分宽广而驳杂，他上课时，竟带一童仆为之装烟倒茶，他“一会吸烟，一会喝茶”，“学生焦急地等着他，他一点也不管”，“摆架子，玩臭格”[2]。对此，蔡元培并不生气。蔡元培为何不生气呢？就是因为他已理智地把辜鸿铭的工作方式纳入宽容的范围。在当时，辜是通晓中西学问和多种外国语言的难得人才，他上课时展现的陋习固然不好，但这并不会给他的教授工作带来实质性的损害，因而他生活中的聘习完全可以宽容不较。蔡元培的这种正确把握宽容之度的实践，确实是教人大开眼界而佩服。
大学的宽容，是大学理性的一种选择，是发展大学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繁荣大学文化的方法论，而不是一种利校驭人的权宜之策；是大学应建立的一种品格，而不应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丽。涵养这种宽容，将使大学的政策与管理更为明智，增加人的勇气、动力、尊严，更加激活所有办学资源的效能，从而使大学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二、现代大学载现宽容的价值分析
1.宽容是促成大学形成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思想条件
现时代已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时期，不少国家与地区正在进入所谓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至社会文化来源的多元文化趋势正在加快。在如此变化巨大的时代，凡竞争意识较强的大学在其发展战略上，都及早施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大学走向开放，目的是要使自己充满生机与活力，争取学校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开放的主要方法是要虚心借鉴或学习别人的或先进东西，同时信息与资源，在彼此协作的同时展开激烈的竞争。开放的本质是学习的、批判的、多元综合的、竞争的。大学要形成开放性，客观上就需要大学有较宽广的胸怀，以宽容的心态来处理多方面的情况与问题，否则眼光短浅，心胸窄小、市商心机、小农情态，则无法到达开放境界。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懂得宽容、学会宽容。从事实看，当今的大学大都懂得开放的重要性，视开放性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但懂得开放并不一定懂得宽容，而不懂得宽容，又很难有真正的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宽容就是要在信任中宽化各种活动的界限，使大学能容纳更多的情感、理念、价值、内容形式、模式、机制，在更加丰富的资源配置中构成新的活力。纵观现代大学的发展史，我们似乎从一种哲学的视野中感到：大学涵养了宽容的理念与气度，就容易选择一系列开放性办学政策与措施，使大学发展获得更多机会和手段，这如，在学科设置上，就会力争学校向综合性交叉性方向发展，以利于学生接触更多的学科知识；在管理体制上，就容易采纳教授议事、公选校长等民主治校制度，形成对内管理的开放性；在师资来源上，就会不拘一格地迎纳天下英才来校奋斗，并聘用各类才华洋溢的专家、学者为客座教师；在科学研究方面，就可能试用最新的高效科研工作模式与制度，充分重视科研与企业、与生产的联系；在学制方面，就可能采用有利于学生调适学习的学分积累制；在教育教学上，就可能推行较多的公开方式（如课堂公开、教师公开、图书馆公开、考试公开等）来让学生自由选择发展。总之，是要通过开放的办法，使大学中的事做得比较民主、公正、合理、高效率。由于宽容是影响大学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当今许多著名大学已把宽容的内容与形式演绎到一种近乎极致的境地。2000年12月12日，英国著名学府诺丁汉大学通过校务委员会的推荐与校董事会的选举，决定选任中科院院士、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担任该校下一届校长。[3]一位中国科学家当上了英国著名大学的校长，这种事实首先客观表明，英国这所大学的文化品格与气度非同一般，它能如此有勇气在全球范围内遴选能人来为自己服务，以便自己日益走向国际化，确实令人钦佩。诺丁汉大学这异常动人的一笔，不仅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也反映出现代大学需要在更宽容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组建强大力量的重要趋向。
大学以宽容促开放，可调动更多的积极因素，且这种宽容展现的本身，又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竞争。那么，大学的宽容行为又是如何转化为竞争的呢？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实表明，在不够宽容的环境中，大学活动的机制、模式往往具有内敛性、僵硬性，人们的心理也容易显得拘谨乃至紧张，这样，工作要体现丰富的个性与随机创造性是很难的；而置换在较宽容的环境中，则人们在活动中既容易大胆活泼，也易获得变化发展的契机，进入新的组合而形成力量的扩张与竞争。在这里，施行宽容实际上打破了环境的禁锢，释放了人们的能量。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以宽容之策热忱罗致四方人才的动人事例，是颇能说明这一观点的。二十多年前，一些才学冒尖人才在较左的思想环境中仍被冷落着。当时，被发配在山东聊城做工人的中国科大67届毕业生陈应天在引力理论上很有见解，可是由天文化大革命中比较活跃，出身又不好，需要人才的科大不同意调他回校。朱九思得知陈应天的情况后，果断派人去山东把他调入华工，以至后来的陈应天还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的高级教授。可以说，正是由于朱九思平时的这种宽容豁达的聚才之举，为80年代华工迅速进入超常规发展打下了力量基础，演绎出一曲从宽容取才走向凭群才争胜的豪迈凯歌。
2.宽容是现代大学尊重人才个性与繁荣学术研究的客观要求
大学是培育高级人才与进行文化创新的圣地。在这里涵养宽容，能与人才个性的勃发、学术文化的繁荣构成重要因果关系。相对社会各种活动而言，大学的活动是特殊的：不仅大学活动的主体是特殊的（教师大都是各有天赋与所长，价值观、情趣不尽相同的专家学者；学生是已有相当文化基础而待纵深发展的青年），而且大学活动的目标、过程也是特殊的（既要传递广博知识、又要文化创新，在较高起点上多方面涵养人的品格、知识与能力）。基于这种特殊性，为使人才的个性自由不受到粗暴的干涉与阻碍，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学校在相涉的思想观念、行政管理以及规章制度等方面应该渗透一种不苟世俗宽容相待的精神。以评价大学教授授课而论，在这里，学校所严格要求的当只是教授他确实具有教授职称的本质属性（相应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而对其学术水平与教学能力的显示过程则不应有过多的计较，以免人的不同个性难以适应。据冯友兰、周作人等人回忆，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有些教授的个性表现十分特别，如有头上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有脾气怪僻的林公铎黄季刚，有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刘文典，此外，受蔡元培聘来教《中国古代文学》的刘师培也很奇异。刘师培给学生上课时，“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且他的“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这种情况，以当今大学的一些教学规范要求来看，他应是很难上讲台的，然而他讲课却“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且文章没有做不好的。[4]这从本质上又可知，刘师培的确是一位有很高水平的大学教授。这样的教授有些自我任性或短处，自然不必大惊小怪，理当宽容。歌德说过：“要求旁人都合我们的脾气，那是很愚蠢的”。[5]这也可见蔡元培量用人才的胸怀是何等求实、豁达而又准确。似乎可以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作为学校的代表已把对师生个性尊重与宽容发挥到了一种极高明的地步。为了实现改革北大的办学理想，迅速壮大北大实力，他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把尊重人才个性选择与用人所长理智地结合起来。他曾精辟地解释道：“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笔者注）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6]时过境迁，当时北大的一些办事规则自然难以完全适应今天的大学，然而，抛开他的一些具体看法，他思想上所明晰体现的那种尊重事实、用人所长的豁达宽阔的境界，至今仍是值得我们各大学的书记校长所认真借鉴与学习的。
涵养宽容精神，也有利于大学教师在工作方式与内容上得到更多的自由选择，使工作在生动自然的状态中释放更多能量，形成更多价值。大学知识分子的工作具有很强的自我支配、自我机动性，从事这种工作需要学校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包括对教师某些无意过失施行宽谅制度。获得学校的充分信任，教师们就会把学校当成自己追求真理与事业成功的一个安全港湾；得不到学校的充分信任，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容易产生心理的顾忌乃至恐惧感，使人从心底感到不自由。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大学对教师们的工作既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理性的约束，但这些规章制度又不可防人过甚或严峻逼人。约束过于严峻紧张，往往会悄悄地给人带来一种被动役使的心理伤害，带来一种有失尊严的压抑感，很不利于教师们去不断地创造有效的工作方式或学术成就。也因而，规章制度既要有一定的刚性，也要有一定韧性或宽容性，给教师留下选择与创造的更多自由。英国牛津大学的教学以施行“导师制”著名。该种制度赋予导师的任务，就是指导学生的学业与品行的发展，至于怎么指导学生，教授多少课，怎样批改作业等，虽已有一些惯例，但仍完全取决于导师的选择。曾两度访问过牛津大学的加拿大教授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一书中写道：“牛津有从不教课的教授和从不听课的学生。它没有秩序，没有安排”，“没有国家立法告诉它怎样教书”，这种制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导师的作用”，“我们到导师的房间去，他只是点燃烟斗，对我们闲聊”，“我们围绕他坐着，他只是抽烟，同我们一起检查我们的作业”。从这些事实可见，牛津的导师制固然是制度，但它给了导师相当多的自由选择权，这种选择甚至到了“很少上课或不上课”的程度。尽管如此，由于导师们的选择是建立在通晓学生培养真谛的基础上的，因而，学生被导师“喷烟喷了四年”，“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成了有优雅风度的人。[7]
涵养宽容精神，更有益于繁荣大学的学术研究。大学具有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源，学术研究是现代大学最有影响的工作内容。学术研究的本质，总的来说是追寻意义世界中的真善美。这种追寻要取得成果，就必须通过人们继往开来的艰苦探索与论证，同时还要有学者的心灵自由与勇气。故而，学术繁荣需要人们勤奋求是，敢想敢闯，而不可唯书，不可唯上，更不能划禁区拒斥人们思考。目前，我国大学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与学术成果的产出率仍然较低，能在国际各学科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的学术成果明显偏少，许多学科发展前沿风靡一时的新思想、新理论大都出自发达国家的大学教授之手。应该说，这种导致我国大学学术创新能力仍较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基础研究薄弱、群体学术积淀不深、经费投入不足等，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直接原因，这就是我国大学教师队伍普遍缺乏一种敢于从自我感觉与思想意志来进行思考批判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的缺乏，并不是天生的自我不足，而主要是受后天社会环境的熏陶同化或压抑所致，与深厚的封建思想残余影响密切相关。这样，这种缺少宽容气氛的环境就像许多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和强力规则，使人们的思想难以在现实中活跃起来，从而丢失了大量学术探索与发现的机会，人才浪费严重。面对世界大学事业发展的强劲潮流，我们的大学要有竞争力，不改变教师的这种后天不足是很难做到的。而要启动这种改变，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也就是要认可学术宽容，张扬学术宽容，建设真正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在真正宽松的学术气氛中，人们能得到最多的社会信任和自我尊严，更容易把追求客观真理、国家正义与社会公正看成自己的责任，这样才容易逐渐唤醒有独立思想、独立意志、独立批判精神的自我，才能真正摆脱非我力量的压抑而使自我潜能自然地释放出来，也才会在一种自我统御的精神中大大增强学术批判的勇气与学术创造能力，进而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上形成学术自由的能力。这一点，也正是过去有的大学教师“在国内是一条虫，到国外是一条龙”的重要原因。在当今世界著名高等学府中，学术活动所体现的宽容精神几乎是普遍性的，大多数大学教师们在这种环境中迸发出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他们学术著述的发表出版不仅是经常的，而且是大量的。其中，以1998年SCI收录的自然科学论文数而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均在3000篇以上，其中哈佛大学被收录的论文8158篇，而同时，在我国论文收录居首位的南京大学仅为552篇，相比之下差距实在太大。
3.宽容是大学生活文化走向博大的重要思想导向
现代大学育人、科研、服务、交往的职能活动是宏大的、复杂的。大学这种职能活动的态势，要求大学园同时涵养出一种博大的生活文化来与之相适应，这里所谓的大学生活文化，并不是大学职能活动文化的对立物，而仅是从生活这一更为普遍抽象的层面或角度对大学活动文化的一种摹写表述。大学生活需要归向博大。没有博大，大学生活只有在封闭狭隘的境地中生存发展，就难以产生博大的气象和博大的人才，其功能价值将大受影响，甚至亏损大学的品质。生活文化中的宽容也是理性认识的产物，她能促进大学生活在最广阔的校园时空中自由活泼地展现，悠然散发出民主的气息。
首先，在大学校园里，宽容是作为一种校政生活民主的明智使大学文化格调高雅而彰显博大的。我们不难发现，当今那些发展势头强劲的世界著名大学，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各种理性的熏陶，都具有较为宽阔的胸怀与雍容的气度，它们不畏评论，不怕批评与指责，多有虚怀坦荡的君子之风。在这样的大学校园，作为学生，你可以依据感受对学校生活无拘评价或批评；作为大学教授，他们提出的重要意见与批评，能对学校的决策与管理起重要影响作用。东京大学在日本属顶尖级大学，但不论在二战后还是二战前，该校大致都能从较宽容的民主生活角度容忍或倾听不同内容的批评，甚至是尖刻的指责，进而使自身的发展不断走向明智，显现出大学生活境界的一种高雅性。能容忍批评与指责是大学生活的一种重要品质。作为现代型大学更应仪态大方，坚定自己的民主理念及民主价值取向，在生活中受得住各种议论，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前我们国内许多大学的当政者在这方面都意识清楚，民主宽容的工作做得很主动，但同时，也有些大学的当政者似乎很少懂得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他们倚重官权意志，不喜欢批评，压制批评，而喜欢从肯定自我一切的角度去宣传自己（包括学校）包装自己甚至吹虚自己。这类做法，少了大度明智，往往给学校带来麻木与落后，与现代大学生活文化的本质相去甚远。
其次，这种宽容是通过大学校园有机地接纳多样的生活文化内涵使大学生活文化变得丰富多样而显得博大的。不论何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总是共生相济，各有特色与长处的，以关怀天下为己任的大学只有胸怀宽容，才能善意地正确对待地球上各种异质异式文化并予以有机的融合，才能以文化扩容的眼光积极吸引携有不同文化个性的各国学生、学者来留学访问，才能看到校园中多文化因素交辉相映的特殊价值；也只有在宽容中，我们才不会因重视主体文化而忽视非主体文化的发展，而会将学术文化、教学文化、外来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交往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等纳入协调发展的意境中，并要求大学人在这种复合文化中熏陶自己的品质。在宽广的校园生活文化中，人的天然美丽的个性生活意趣容易得到理解与尊重，不同的生活秉性、不同的业余爱好、不同的兴趣特长将在文明的氛围中得到自由的展现，生活中的奇才怪能的人将得机成长，大学的主体教育文化会得到有益的补充。
其三，这种宽容是通过大学生活给人许多期待、帮助、恩惠等关怀而使人们对大学生活文化感到博大的。理性的宽容，既是教师与学生对学校生活的一种期待，也是学校对师生生活过程应主动表达的一种真诚关爱。大学生活中积淀了宽容的意识后，学校将会抛弃对教师学生的苛求，对他们发展权益予以更多的机会。达到这种境界的大学，勇于坚持生活真理的教师将能在学校呵护的怀抱中安宁生活，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研究的学者不会面临学校短期功利的压力；家境贫寒的学生将有时间完成学业；屡战屡挫的大龄学生将有机会在籍攻读，有特殊天赋的学子和有残疾的高才生同样有机会被选进校园深造等。日本著名学府京都大学正是以这种宽厚待人的做法而令人称道的。在这所大学，学生只要考试过关，四年即使不出席听课也可以毕业，若不想毕业，则可继续学下去，一直呆到学制的两倍时间即八年，若要在校继续攻读硕博学位，则可在校共呆十八年。因而，这里既有在校期间锋芒毕露的奇才，也有在校长达十四、五年尚未毕业的老学生；学生生活有困难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予以解决，有的可免交学费；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入学的求学者，可以旁听生的身份参加听课；校园内五个食堂提供的饮食价钱便宜，营养丰富。[8]京都大学这种广泛替人着想的博大襟怀，激励无数受恩不忘的海内外学子以非凡的学业成绩为之在日本高校领域赢得了崇高声誉；也正是这样博大的学校，那些勇于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教授们曾多次得到校长的竭力保护。[9]其后富有创造性的教授们则以在国内高校获诺尔贝奖项最多的骄人成就回报了自己的京都大学！
收稿日期：2001-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