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毕仲举书》为答毕仲游作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苏轼论文,答毕仲举书论文,答毕仲游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轼一生广交朝野文士，其中，与毕仲游交往虽不甚频繁，但在各自人生道路的重大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毕仲游（1047—1121），字公叔，景德中宰相毕士安之曾孙，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官终西京留司御史台。有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为二十卷，题作《西台集》。仲游登第之年，苏轼充殿试编排官；元祐初，苏轼以翰林学士主持召试馆职人，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九人中拔毕仲游第一；其后又称仲游“学贯经史，才通世务，文章精丽，论议有余，自郎台为宪漕，绰有能声”，表以自代（《郡斋读书志·毕公叔西台集》叙）。今见于不无遗佚的《西台集》涉苏诗文不少，而在广为传播、少有佚失的苏轼集中，除《荔枝似江瑶柱说》（《苏轼文集》卷七三）提到毕仲游外，几乎别无涉毕文字。既然苏轼对毕仲游评价甚高，引为同调，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正是这种好奇心的驱使，笔者初步发现苏轼《答毕仲举书》为答毕仲游作。先看其一：
轼启。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不复自比于朋友，不谓故人尚尔记录，远枉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佳胜，感慰不可言。罗山素号善地，不应有瘴疠，岂岁时适尔，既无所失亡，而有得于齐宠辱、忘得丧者，是天相子也。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苏轼文集》卷五六）
此书历来颇受重视，然多只从其中表现的苏轼佛老观着眼，如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谓“放达”，清储欣《唐宋十家文全集录》评谓“先生学二氏，且有懒散之戒，不如不学之为愈也”。孔凡礼《苏轼年谱》元丰三年闰九月录作专条，标曰“论学佛老”，泛谓对方为“故人”。细读全书，联系苏、毕行事及二人交游史实，窃以为此书为答毕仲游而作，理由如次：
第一，答书云“远枉手教，存问甚厚”，知毕先有书来。《宋史·艺文志》著录毕仲游《西台集》五十卷，早佚，馆臣所辑二十卷本，未收苏轼答书所言之毕书，初步检索其他典籍，也未发现毕书全文；然明蔡汝楠《答茅鹿门书》征引过此书字句，蔡书云：“苏文忠见放之后，友人毕仲游贻之书曰：近知君以言得罪。铭箴序记之文务为炫耀以夸世，是亦言语之过也。”（《明文海》，中华书局版卷一五五；四库本卷一五六）苏轼自云“黄州惠州儋州”三遭贬放，虽无不与言语有关，然准确地说，惠、儋之贬为党争所累，只有元丰中“乌台诗案”，直接原因才是“以言得罪”，故其《黄州上文潞公书》亦自谓“新以文字得罪”（《苏轼文集》卷四八）。今见《西台集》收毕仲游致苏轼书凡四，其中《上苏子瞻学士书》，作于轼“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而尚未及祸的熙宁初；《上苏内翰》三简，作于苏在朝官翰林学士、毕出为河东提刑的元祐年间；只有苏轼元丰中以言得罪黜放黄州，才与蔡书所言吻合，可证苏轼谪黄州后不久，毕仲游确有书存问。而此书于茅坤（号鹿门）生活的明嘉靖、万历年间尚存。
第二，清梁诗正等编《三希堂续法帖》第三册、吴升编《大观录》卷五，收录有影印苏轼答书真迹全文，末署：“轼再拜：长官毕君阁下。闰九月十九日。”（长官，《大观录》作“长者”）检《二十史朔闰表》，元丰三年闰九月。苏轼因“乌台诗案”，于元丰二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知答书作于是年。书言双方当时所在地，自云在滨江带山的黄州；而素号善地的罗山，“是天相子也”，是老天为对方所卜，即对方所在。《元丰九域志》卷一京西路信阳军“县二，信阳，罗山”。“罗山，在军东北一百一十里”；《宋史》卷二八一《毕仲游传》及陈恬《西台毕仲游墓志铭》（《永乐大典》卷二○二○五）均言仲游“移信阳军罗山令”。《西台集》有《罗山即事》、《自罗山入信阳过金关道中作》、《自罗山入信阳再过金关道中作》等抒写罗山情事的诗多首；卷一七《祭宋龙图（敏求）文》，首云“维元丰二年，岁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信阳军罗山县令毕某，谨遣人……”，卷六《重修信阳军门记》，末署“元丰三年五月十六日，文林郎、罗山县令代郡毕某记”；又据卷一七《祭太师潞国文公文》，元丰四年，仲游改知长水县。知毕、苏致答书时，仲游正在罗山县令任上。
《三希堂续法帖》录此书，末称毕君“长官”。长官，既泛指上官，也专指县令，而主要用以指县令。县令又有知县、明府、县宰等称。唐诗中屡有含某县“长官一作明府”或某县“明府一作长官”字样的诗题；文宗大和二年前后，殷尧藩为永乐县令，同年秋姚合寄诗，题曰《寄永乐长官殷尧藩》（《全唐诗》卷四九七）。苏轼诗文中也屡有称县令为长官者，《文集》卷五八《与欧阳元老书》末称“再拜元老长官足下”，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四四谓“元老长官，即海康令”；《诗集》卷九、卷一○收录熙宁中通判杭州诗，《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以诗见寄，因和二首》等六题中的“周邠长官”、“周长官”、“周令”，查注、王案均谓指时为钱塘县令的周邠；卷一二《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於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晁补之《苕霅行和於潜令毛国华》（《鸡肋集》卷一○）亦云：“日出隔溪闻打衙，长官长髯帽乌纱。”可证轼答毕书中之“长官毕君”，时为罗山县令；而时为罗山令者，即毕仲游。《苏轼诗集》卷一六《夜饮次韵毕推官》引王文诰案：“毕仲游，元祐初入馆。又，毕仲远为令，公在黄，有《与毕仲远长官书》。三毕并从游。”苏轼有《黄州还回太守毕仲远启》（《文集》卷四七），作于元丰七年自黄移汝途中，时毕仲远知太平州，前此数年不当才官县令，王氏以轼书为答毕仲远，误；然有趣而有意义的是，王氏作为清代苏学专门家，不会未见传世苏集中此书作“答毕仲举”，见而不以为然，且不将其列入“并从（苏轼）游”的诸毕之内，而认定轼在黄答毕书时，毕为县令，称之“长官”，可以说，距苏在黄答毕书为答罗山县令毕仲游的判断仅一纸之隔而失之交臂，客观上却为苏书系答毕仲游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佐证。
回顾毕仲游熙宁三年登第调寿州霍丘主簿，以为其地许多不善，“寿春之号多事者，盖仅有此邑也”，因上书时守蔡州的欧阳修，请求“拔于不善之地，而置于善地”（《上欧阳文忠公书》，《西台集》卷七），考虑到苏轼熙宁四年赴杭州通判任，九月，与弟辙同往颍州拜谒欧阳修，很有可能得知事情曲折，故今以仲游令罗山为“善地”，加以慰勉，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答书云“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熙宁初，朝廷推行新法，苏轼屡上书言新法不便，论贡举法不当轻改，招致执政不满，大有及祸之势，毕仲游因作《上苏子瞻学士书》，其中一段云：
足下天资甚美，喜善疾恶，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体，则亦无可加矣！然某犹以为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愿足下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形于诗歌者亦言，赞于赋颂者亦言，托于碑铭者亦言，著于序记者亦言。足下读书学礼，凡朝廷论议，宾客应对，必思其当而后发，则岂至以口得罪于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虽无有是非之辞，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何则，济之难而败之易也。语曰：“听于虚室如有声，视于虚室如有形。”今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足下职非御史，官非谏臣，不能安其身与其众自乐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救是非之事，殆欲抱石而救溺也。（《西台集》卷八）
关于此书写作时间，洪迈《容斋四笔》卷一《毕仲游二书》先引“元祐初”上司马温公书，次引此书云“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宋史·毕仲游传》亦以毕上书在“苏轼在馆阁”时，知作于苏轼直史馆的熙宁二年二月至四年出判杭州期间。明王宗沐《宋元通鉴》卷四○、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以为元祐三年四月事，殆误，盖轼时官翰林学士，不当称“苏子瞻舍人”；书谓“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也与经过“乌台诗案”教训的事实不符。孔凡礼《苏轼年谱》系于熙宁三年，谓“为本年前后事”，可信。劝苏轼戒诗慎言的友人非止毕仲游，其后，熙宁四年苏轼出判杭州，张方平以“地邻沧海莫东望，且作阮公离是非”相劝（《乐全集》卷一《送苏学士钱唐监郡》），文同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咏诗”（《石林诗话》卷中），然议论最为全面、剀切的，当推毕仲游此书。这封千余言的长书，先从“人之材，则病于不足”说起，肯定苏轼“聪明智敏”，为天下之士所愿望，又从言之誉难闻、言之毁易传的常理，托出“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的主意，引经据典，援古证今，再引出上面一段话，劝诫苏轼惜言，以免以言语贾祸，可谓深谋远虑，语重心长，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深识远计，尤不可及”；《容斋四笔》、《宋史·毕仲游传》引谓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回顾熙宁初毕仲游致书劝苏轼戒言避祸，及至元丰初苏轼以诗罹祸、现被谪黄州前后事，不难发现，“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云者，正是苏轼对曾以书相劝的毕仲游的心悦诚服，是对自己当时未纳忠言、终至以言招祸的深沉反省；而“长者所教”，指的正是毕仲游那语重心长的《上苏子瞻学士书》。
第四，答书叙毕来书“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崇释说佛虽在《西台集》中屡见，然亦当时士风，未足为专指毕仲游之据；而“合药救人”，则合仲游事，陈恬《西台毕仲游墓志铭》叙其事云：
而度量恢廓、不思小怨。高遵裕之征西，与计司屡失期会，师老财费，公密疏论其事，有诏诘问，遵裕衔之次骨，军行，人为公危之，卒不能害公。公归朝，与遵裕子士充同考进士，士充暴病，公手和药以救，人曰：“故有郄不便。”公曰：“吾知起其死，何暇念旧？”士充病愈，归与父相持泣德公，公更荐士充京局使便养。
考《宋史》卷四六四《高遵裕传》，遵裕为秦风路安抚副使、知通远军事，征西羌，在神宗熙宁初；仲游合药救人事即发生在熙宁三年试进士时。其后，苏轼谪居黄州，比年时疫，也曾合药救人，“所活不可胜数”（《文集》卷一○《圣散子叙》），前后相继，如和埙篪。
第五，答书云“奉别忽十余年”。《宋史·毕仲游传》称仲游与其兄仲衍同登第，然同卷仲衍传亦止云“举进士中第”，未具年月。《西台集》卷一一《与吕观文延帅》有“某顷在熙宁中，同先兄合人举京师”语，考胡寅《题毕西台墓志后》叙及仲游不附蔡京事，谓二人“有同年之好”（《斐然集》卷二八），《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载京“登熙宁三年进士第”，则仲游登第亦在是年。时苏轼已除父丧自蜀返京，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宋会要辑稿》第一一五册《选举》一九之一四载：熙宁二年八月十四日，以“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直史馆苏轼，集贤校理王汾、胡宗愈，馆阁校勘顾临，考试国子监举人”，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熙宁三年春“差充殿试编排官”，苏、毕交往至迟当始于其时。三年，仲游登第调霍丘主簿，二人相别，其后各在州、县异地服官，至答书的元丰三年深秋，正十年有余，亦合。
综上所述，熙宁三年前曾“合药救人”、此前后贻书苏轼劝其戒言、闻轼以言贾祸而致书存问、元丰三年闰九月苏轼答书时适官罗山县令的，恐怕只能是毕仲游，不太可能有另一毕某，也不会是什么“毕仲举”。遍检苏轼集，再无言及“毕仲举”者，并世士人集中也未见有涉及；后世史料中虽偶见，只不过是照传世苏集迻录、节录苏轼此答书，并非苏书系答毕仲举的新证据。
答书其二甚简略，云：“适辱从者临赐书教，礼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书词高妙，伏读增叹。病不能冠带，遂不果见，愧悚无地。”原注“北归”。建中靖国元年五月，苏轼自海南归至常州，不久即遇疾，时毕仲游自提点利州路刑狱改知郑州，因不果见。答书对对方的礼意、书词的推重，有似于前答书，《苏轼文集》并作答毕书其二，据上考，也宜视为答毕仲游之作。
附带提一笔，答书其一于对方称“长者”，其二称“先辈”，而毕仲游小苏轼十岁，是否有碍上说？这也未必。古人书信中，先辈、长者常用作礼貌尊称，如今之呼“兄”、“先生”，未必尽长于己。俞正燮《癸巳类稿》云“长者有三义：父兄一也，富贵二也，德行高三也。”毕仲游为宰相后裔，业儒重道，轼作书称之为长者，合乎情理。李肇《国史补》卷下云：“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梁章钜《称谓录》卷三二《京官尊称·先辈》引《北梦琐言》：“王凝知举，司空图第四人登科，王谓众曰：‘今年榜帖，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是所谓先辈实后辈士也。”李席为苏轼门人，小轼二十二岁；惠州推官程全父之子儒，秀才，苏轼均称之为“先辈”（《文集》卷四九《与李方叔书》、《答李方叔书》；卷五五《与程全父》）。则答书称毕仲游为“长者”、“先辈”，亦不足怪。
至于“仲游”何以误作“仲举”，是成集时作者有意托名，还是后人妄添，或是传抄刊刻过程中致误，有待进一步考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苏集作品，有的原本有题，如大部分诗、词和赋、论、序、说、记、行状、碑铭等；至于书简，则大都原本无题，《三希堂续法帖》、《大观录》影印苏轼此书真迹，也无标题，可证今见标题，为后人编集时所加。苏轼文集在其生前已广为行世，但在北宋末党争中被禁毁，南宋初重新刊刻，注家蜂起，除诗集诸注外，今存最早文集为郎晔辑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卷首有南宋乾道九年孝宗赐序，据考，书成于光宗绍熙二年并进上（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一○），苏轼答毕书题作《答毕仲举书》始见于是书；其后刊于宁宗嘉定年间的李壁《王荆公诗注》卷二四、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一六、明刊《东坡全集》卷七四、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一○、清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卷八二之二三“达似放”条、储欣选编《唐宋十家文全集录·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九……出现过“毕仲举”字样，都在郎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之后，只是对传世苏集中的此书，或选录全文，或征引字句，如上所述，并未对苏书系答毕仲举提供新的佐证。
初步了解了《答毕仲举书》为答毕仲游作，从苏、毕交游史实中去解读二书，能更好地理解苏轼在“乌台诗案”前后的思想和心理变化，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苏轼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有益于更多地了解毕仲游这位比较重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