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中国论文,及新论文,主体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①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有关讨论更多。②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相对稳定，“中国奇迹”及其相关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成为热门议题，各种看法和观点纷纷纭纭，但认识视角主要是制度主义的。这些认识毫无疑问有相当高的价值，但历史创造的主体问题显然被忽视了。有关“中国奇迹”及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的观点，与其说是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社会经济现象，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重大问题：“中国奇迹”是中国人创造的，而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充满传统主义的农民国度里，能够在短时间创造出一个“中国奇迹”？我们不能离开中国人讲“中国奇迹”，也不可离开“农民性”谈“中国性”。本文试图透过社会历史表象，从人这一创造主体的角度对“中国奇迹”的发生与发展加以分析。
一、对传统经典理论的挑战及其新的解释框架
无论持什么观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要解释“中国奇迹”，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它是何人创造，又是何时创造？这两大问题对传统经典理论构成强大挑战，是传统经典理论难以回答的。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的发展及“中国奇迹”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发生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长期以来是社会科学界流行的经典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建立时期，为20世纪初韦伯所奠基。从社会科学发展来看，韦伯是一个分类学的经典代表，特别是他将社会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理性社会，它们之间的魅力型社会只是一个过渡的非常规类型。③ 至此之后，传统被视为落后，现代被视为进步，便成为社会科学的定论，甚至成为不容置疑和挑战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自然是落后的传统社会因子，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只是固守传统的消极力量。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被视为传统保守力量的农民基本上没有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
但世界社会科学界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正是“保守”的农民促成了一个个新兴国家的崛起；而新兴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农民的贫困问题。于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传统农民开始被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出现了所谓‘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以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④ 尽管农民成就了这一意义上的革命，但是，社会科学界对农民的作用仍然估计得很不充分。美国学者亨廷顿是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政治学家。与前人相比，他对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但他也只是将农民视为一种稳定性力量，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⑤ 至于农民在革命后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语焉不详。摩尔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界最重视农民作用的大师。他突破了西方固有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理论模式，特别是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⑥ 因此他将代表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副标题定为“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摩尔充分估计到农民的革命性作用，他强调：“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状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但他对革命后农民的建设作用却持极端否定态度，认为：“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⑦
以上传统经典理论自然无法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这是因为，“中国奇迹”是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国度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农业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农业文明传统。中国也是一个世界上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一直到1990年代，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世界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二。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民国家，即农民主要是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者，农民个体的力量相对薄弱。在一般理论看来，在这样的国家，由于强大的政治动员，可以兴起一场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革命，却因农民先天的惰性或者说保守性而难以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样的国度，产生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80％以上的人口为农村人口，或者是纯粹的农民，他们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体。如果离开了农民谈“中国奇迹”只能给人以如此结论：好像“中国奇迹”是从天而降，是某个神灵的恩赐。因此，我们不能离开人这一世界主体谈经济社会发展，离开农民谈论中国。“农民性”与“中国性”密切相关。要理解“中国奇迹”，必须理解中国农民；要理解中国农民，就必须突破以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经典思维模式，寻求新的解释框架。
尽管摩尔对革命后农民的作用评价过低，但他对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农民所给予的注意，还是十分有启迪意义的。如果我们将“中国奇迹”与农民联系起来，就需要研究农民及其行为活动。为此，本文试图建立在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农民理性扩张的分析进路。
如果要将农民与“中国奇迹”联系起来，首先必须问“谁是农民”？所谓农民，一般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业文明和短暂工业文明的国家，从事非农业产业的人群也主要来自于农村。在中国，三代从事非农产业的人群占极少数。因此，这种代际的关联决定了即使未从事农业产业的人群也深深浸淫和具有深厚的农民意识或者“农民性”。这种农民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直至中国领袖。所以，本文所说的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同时也包括具有农民意识的人。
农民作为主体，必然有其理性。当然，关于农民是否有理性，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学”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等尖锐对立的观点。⑧ 产生争论的原因，也是在于传统经典理论对“理性”的界定。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理性”的假说。根据这一假说，只有那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收益的人才符合经济理性。韦伯在其基础上，又将“算计”作为衡量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尺度。后来关于农民理性的争论都源自于此。“经济理性”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但也有其限度。这是因为，理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理性作为一种主观意识，来自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环境，是客观环境的主观反映。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⑨ 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产物，并不是先天就有，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从人的主体性、历史性看，农民也是具有理性的。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会形成特有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⑩ 理性除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以外，它一旦形成还会形成自主性，即思维惯性。虽然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深深植根于社会心理结构中的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会继续支配人的行为。这就是近些年文化人类学所重视的惯习。历史愈长，惯习愈牢固。即所谓的过去告诉未来，经验支配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的积淀，深深影响着农民，直至每个中国人的行为。因此，所谓农民理性，是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仅来自于本人感性经验，还是长期传统的积淀。
理性支配着人的行为。理性的作用范围和功效有所不同。理性受制于环境，有时环境改变了，人们仍然会按自己惯有的理性行动，从而有可能产生理性在原有环境下所不可能有的巨大能量。这就是理性扩张。理性扩张是指在特定场域内形成的理性扩展到其他场域，从而使自己的功效得以扩展。这是因为，任何理性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发生的。而社会的发展伴随兴起、成长、发展、衰退的生命周期。这种生命周期受制于社会成本的支配。(11) 愈是成熟的社会，支配社会运转的社会成本愈高，生命活力愈会衰减。这就是为什么新兴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最为旺盛的社会，成熟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下降的社会。当在一种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理性惯性进入到其他社会时，不仅可能激活原有的潜力，而且可能产生一种其他社会场域所不具有的特有功效，形成所谓的“叠加优势”和爆炸性的“突变”，(12) 实现理性的扩张。这在两种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商人资本和工业资本如果不是走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就不可能实现其资本理性，或者说早期城市商人伦理的扩张。商人伦理在西方社会更替时发挥了巨大能量，形成了后来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说是商人改变了西方，那么，农民则改变了中国。(13) 农民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而且促使了中国改革，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在我们回答何人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同时，还必须回答何时创造的问题？同样的农民，同样的农民理性，为什么在长期的历史中只能产生十分有限的能量，而近30年来则产生出了巨大的功效？这取决于环境的改变。就国内而言，是改革开放促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就世界而言，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成本日益高昂、生命活力相对衰减、欠发达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变革的交替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适应了国内社会转变的要求，也适应了世界格局的变革。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理性与农业社会是相匹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适应于生存的需要，或者说是生存理性。“在一元经济条件下，假如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集中，那么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即使存在也不会很显著，即表现为一种‘大众贫困’。”(14) 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处于结构性开放状态，农民可以自由跨越经济结构，向非农领域流动。农民面对的工商业社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别国已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及其理性原则，对于中国农民则十分陌生。而农民闯入或者卷入这一陌生世界之时，仍然会按照其在农业社会形成的理性行事。农民理性的优质因素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优质因素的有机结合，会释放出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产生“叠加优势”。(15) 农民理性正是在这一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得以扩张，由生存理性扩展为发展理性，从而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农民理性扩张怎样造就“中国奇迹”
农民理性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是来自于经典文献，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由于中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记录和提供国家治理的学说，来自于下层的农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没有较多见诸经典文献。相对文化经典而言，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持久。本文所说的农民理性主要便是农民通过自身及其前辈的活动经验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更多见诸谚语等常用话语之中。为此，本文将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迹”的。
（一）勤劳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它是农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这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受大自然支配，是自然环境的依附者。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两大生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劳动。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有所劳才有所得，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劳动不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的一项“天职”。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16) 更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积累财富。而中国的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与农奴不同，能够将劳动与收入联系起来，有劳动积极性。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群体，没有劳动时间限制和劳动条件要求。“勤扒苦做”、“起早贪黑”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行为；“休息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17)“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懒耍滑”更为农民所鄙视。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18) 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9) 韦伯也认为：“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20) 还有人则将中国人视为“勤劳的蚂蚁”。
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勤劳难以致富。首先是自然条件限制。农业生产受自然约束，其收获受季节的限制，劳动产品的增长是有限的。直至改革开放前，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由于没有化肥，农民只有通过不断松土，增加劳动投入，以获得多一点点，甚至微不足道的产品。这种劳动投入愈来愈多，收益却不能相应增长，甚至为负收益的现象，在黄宗智看来属于“经济内卷化”。(21) 其次，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产品总量难以增长。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土地平均占有至多也只能是勉强度日。如果要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必然要占有更多的土地，由此就会造成土地兼并，即利己必损人。当土地兼并严重，就会产生战乱，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将富人变穷，即“富不出三代”。所以，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贫穷而平均的社会，勤劳并不能致富，勤劳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表现为“勤劳的贫穷”，或者说是“有效率的贫穷”。
进入工商业社会，勤劳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工商业社会的生产可以超自然约束，财富增长总量是无限的。人可以更多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扩大需求并不断满足扩大了的需求，从而达致“勤劳革命”。(22) 由于产品总量增长的空间增大，人们有可能在本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使他人的财富并不减少。在工商业时代，资本收益的同时，也能使劳动的绝对收益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并不一定要以暴力战乱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财富的积累有了可能。但在一个成熟的工商业社会，财富积累速度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工商业社会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社会，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加以各种约束，如“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工作制”、“未成年人劳动保护制”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或者说工业劳动理性的建构。而这种现代性意味着生产成果的时间受到限制，或者需要支付愈来愈多的社会成本。
对于刚进入工商业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主观上并不知晓这些现代性，而仍然用他们千百年形成的勤劳习惯行事。这种农民式的勤劳可以在工商业社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最有活力或者说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世界新华人经济、沿海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三大经济体的主体都是农民。他们的劳动时间在世界上是较长的，他们的劳动条件在世界上的要求是较低的。(23) 由此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商品，并占领世界市场，形成了对成熟工商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开厂经商不讲规则，没有时间和条件限制。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在农民劳动心理习惯中，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意识的。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的员工主体是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制造加工业等初级产业，普遍采用的是做多少得多少的计件工资制，而不是通行的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表现比较直观，管理简单。计件工资制与农业劳动报酬相类似，也是做多少得多少。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24) 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劳动者会自动投入更多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在工商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多投入劳动时间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所以，在新兴企业里并没有因为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而出现员工“闹事”，“闹事”的主要原因是付出了劳动而没有获得收入。相反，在相当多的农民工看来，有事做，能够加班，就可以有更多收获。在一双具有“现代性”的眼睛看来，农民工做的是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但在农民工看来则是“自由选择”：一则可以比农业生产有更多收获，近20年农民普遍盖了新房，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打工。农民现金收入中，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比例不断上升，已远远超出农业劳动收入。农民事实上早已开始自我的“以工补农”。沈红等人的实地调查说明“二元经济中劳动力的再配置……产生了‘双重效益’，一方面曾经属于剩余或者说不尽其用的劳动力现在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另一方面仍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和平均产品也相应获得了增加，其结果农户总体经济状况有了改善”。(2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对传统部门通过现代部门获益给予了精当的评价，认为：“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挣钱并给家里汇款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26) 二则农民刚进入工商业领域时并没有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意识和要求，挣钱或者通过劳动挣到更多的钱是最高目的，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尽管他们在外务工辛苦，但当他们一年一度回到家乡能够带回在家乡不可能获得的收入，他们内心会油然生起自豪感和满足感。中国能在短短20多年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不知疲倦的农民工这样一群“勤劳的蚂蚁”。是勤劳而不是技术扩张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农民的勤劳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致富空间形成“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勤俭
生产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农民理性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勤俭，即努力节约，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收益有限，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有丰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早期西方商业社会，为了积累财富，将节俭作为重要的生活理念。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27) 只是这种节俭理念后来为日益扩张的社会消费主义所淹没。成熟的工商业社会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一方面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另一方面，消费欲望也迅速扩张。因此，在工商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今天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可能比一百多年前的皇帝还要好。但是，在成熟的工商业社会，经济是波动的，而且呈周期性波动。人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特别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超前过上好日子，但却难以应对危机。因为，人们的需求是刚性的，即“由奢入俭难”。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比较健全，促使人们愿意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加上各种营利机构以各种方式诱导、鼓励、刺激人们消费。这使得人们超出自己的能力，甚至超出自己的必要需求消费。由此就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能力与欲望的脱节。发达国家近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与国民的超前消费不无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农民的节俭理性继续发挥着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在进入工商业社会初期，尚没有建立起成本很高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保障。他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正常生活的保障，将消费限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储蓄优先、防范风险仍然是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则。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民众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拉动消费，但民众仍然十分谨慎地消费。将资金投入再生产，以钱生钱，或者更多地储蓄以应对不测，仍然是民众的主要选择。与“高工资、高消费、低储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则表现为“低工资、中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类型。
节俭理性在经济波动剧烈的今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的滚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由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进入到一个资本剩余的国家，国家“不差钱”。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使国家和民众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只能利用历史遗留的金融垄断地位和成本高昂的保障体系来度日，中国则可以充分利用高储蓄而从容应对。
（三）算计
一般认为，商人是精于算计的。在韦伯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就在于算计。其实，农民也是会算计的。由于资源和财富有限，使农民不能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以满足自己和整个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28) 但是，与商人的算计不同，在农业社会，农民的算计是缺乏交换的算计，是如何对仅有的“存量财富”进行精打细算的算计，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种“过日子经济”。这种理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平安度日，难以致富。
在西方国家，随着工商业社会的成长，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以交换生钱的商人算计发挥到极致，资本形式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换，进一步向金融资本扩展。金融资本追逐的是以钱赚钱，以小钱赚大钱，短时间获得暴利。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居世界金融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其金融优势地位，过度发行货币，造成金融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出现一个个“经济泡沫”，也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赚钱空间。正当西方商人理性醉心于“以钱生钱”之时，中国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参与到世界经济过程中。而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他们不在乎赚哪些钱，只在乎有没有钱赚。只要赚钱，做什么都行。中国出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虽然利润薄，但保证有钱赚。因为，人们可以不坐飞机，不开奔驰汽车，但不可以不穿衣或家用。中国民营经济，或者说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商业经济的崛起，主要背景是原有国有计划经济体系不完善、缺乏活力，出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需求，而民营经济满足了这一需要。即便是有极其微薄的利润，农民商人也会做。这种算计已超出了“过日子经济”的限制，财富效应大大扩展。当民营经济走向世界之后，获得的赚钱空间更大。它们所经营的日常生活用品是发达国家不屑于制造和经营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进入世界市场的。在农民出身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看来，哪怕赚一分钱，只要有钱赚就是值得做的。中国短时间创造的巨大外汇储备正是在一分钱一分钱的迅速积累上形成的。正是农民的算计理性与世界大市场赚钱空间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四）互惠
有人说中国农民天生“善分不善合”，其实“分”与“合”都存在。农民互助合作由来已久。因为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生产和生活全过程，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农民都会以换工等形式互帮互助，实现的是互相均衡收益，即互惠。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为更多，如“患难相恤，守望相助”，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资金互惠的“抬会”等。“帮帮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口头语，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斯科特通过观察，认为：“互惠这条道德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它意味着被接受下来的礼品或服务为接受者带来了相应的义务——有朝一日要以相当的价值给以回报。”(29) 而“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主要取决于信任、公平和相互尊重的性质。”(30)“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31) 但在农业社会里，这种互惠只是为了顺利度日，是同质要素的叠加，难以使财富得到增长。
商业社会是一种由于交换和竞争引起的互不信任的分立性社会。这种社会分立在西方源远流长，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再到庄园黑奴制。特别是早期的西方商人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充满着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尔虞我诈，并随着财富增长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工业革命后整个社会又裂变为利益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劳资尖锐对立和冲突。这一传统一直沿袭下来。(32) 为了缓和矛盾，20世纪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社会制度。但这种制度需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总成本，从而降低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阶级，也没有阶级的自我意识，(33) 更没有界限分明（如奴隶制）的两大阶级对立和冲突。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为温情脉脉的宗族乡亲人情伦理关系所稀释。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34) 当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民式互惠理性进入工商业日常生活之中，使劳资合作有了可能。当地人出地，外来资本出钱，外来农民打工，实现三方受益。尽管老板赚了钱，但农民没有什么反感，因为他们也从中获得了比在家务农多得多的收益。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的许多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资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其他地方（这也是外资纷纷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劳资之间的冲突频率和烈度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甚至是远比中国落后的非洲国家。为此，社会才有可能在经济尚不发展的条件下不需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互惠理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中国的商品之所以能够行遍世界，连有着悠久工商传统的老牌西方国家也只能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道理很简单：“一个便宜十个爱。”中国依靠廉价的商品叱咤世界市场风云，而廉价的商品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又来自于劳资合作，劳资合作的源泉则是农民的互惠理性。这种合作互惠是异质要素的相加，可以形成增量财富。因此，农民的互惠理性与低廉的竞争成本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这种农民式的互惠理性提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倡导的合作主义对外关系，形成国家间的合作模式。合作而不是冲突，对话而不是对立，互惠而不是互损，不仅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添彩，而且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总竞争力。
（五）人情
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亲缘社会”和“熟人社会”。人们在村落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长期的紧密交往形成亲情关系，因此农业社会又是一个“人情社会”，情感甚至大于王法。因为人情可以给人带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农民遇到本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面临陌生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亲戚乡邻这些“自己人”。但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人情只是正常生活的需要，对于财富的增长和个人的发展没有多少作用。
现代西方世界是以商人的崛起而起步的。经常流动的商人面对的是一个“业缘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经济交往主要依靠契约等中介形式维系，有了纷争也是找专门的律师解决。但是中介机构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它们的存在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此，工商业社会日益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交往成本日益高昂的过程。
中国农民闯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多少商业理性的准备，更多的是农民的人情理性。在金耀基看来，“人情是‘制度性规范’，也即一个人在与他人往来时，他会自觉与不自觉遵从人情的规范而行事”。(35) 农民外出打工的起始阶段，尚被视为应该加以限制的“盲流”，外部社会根本没有职业介绍性机构。即使后来有了职业中介等机构，也大多属于营利性质，甚至存在欺诈行为。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主要是依靠老乡、亲友介绍和带路。中国上亿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亲带亲、邻带邻的方式外出的。亲邻是熟人，也是信得过的人。亲邻之间长期建立的人情因素，保障了相互之间的依赖和依存关系。如果亲邻之间发生欺诈，就将面临长期积累的人情资本的流失，甚至本人及家族在乡里乡亲中抬不起头来。以农民为主体的民营企业也主要依靠本家族的人共同经营。面临陌生而竞争激烈的外部性工商业社会，只有长期交往过的本家、亲戚、朋友、老乡才是信得过的“自己人”，其他人是靠不住的“外人”。有好处时“自己人”共同享有，有了难处“自己人”共同度过。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外部性的中介机构介入自己的经济生活。这种人情理性可以大大降低交往成本，扩展致富效应。新制度主义创立者诺思对诸如人情这类非正式制度给予了合理评价，认为：“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现在，使这些非正规约束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36) 中国的上亿农民工如果依靠职业介绍机构介绍职业，不知需要多少机构，更不知这些机构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如果中国的农民工和民营企业遇到什么事都要寻求法律解决，也不知需要支付多少法律成本。而中介机构的成本最终会进入社会总成本之中，从而降低社会的总竞争力。人情可以说是农民进入陌生的工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交往理性：依靠亲邻外出务工经商，既可以减少和避免外部性风险，降低外部性成本，获得更多收益，又可以进一步增进人情往来。人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助推剂和润滑剂。一般我们可以说人情是“传统的”、“落后的”，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大量存在甚至依靠人情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同学、同乡、同宗”这类传统人情因素的扩张。这是经济环境使然，也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在外部性风险和成本高昂的环境下，农民以人情来扩大交往，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获得更高收益。农民能够降低成本和风险的人情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交往和赚钱空间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六）好学
农业社会也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只是这种学习主要是经验式学习，学习内容是世代相传的农业经验，学习方式也是耳濡目染。不学习就无法承继家业，正常生产。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空间不多，要出人头地就只能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努力学习。因此，“耕读结合”、勤奋好学也是中国农民理性的重要内容。家里再穷也要让子女读书，或者家族供养一个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学生。《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好学是不断地模仿和重复前代人的经验和知识，难以创造财富，即使是读书做官也是更多地占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所以，在古代世界，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创造发明，仅有的“四大发明”也没有更多地应用于日常生产，创造财富。
工商业社会的最大成就是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同步发展。知识生产不仅大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当今社会的一般平民也能够过上宽裕生活，更重要的是知识生产成为一个产业部门，不断适应社会，甚至追逐社会的需求。发达工商业社会几乎是与知识创新同步发展的。但是，受经济影响，知识部门有时也可能脱离经济部门。如美国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后，高端学校教育和尖端人才纷纷介入金融领域，教育部门也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达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文明的傲慢”，不愿承认或者学习其他国家的优异之处，从而形成自我的封闭。
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只有学习才能掌握生存发展的本领。因此，他们以全方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鲜事物。同时，他们的学习又充满着农民的理性，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具有典型的经世致用的实用性特点。首先是模仿式学习，虽然不懂，但可以“照葫芦画瓢”，不需要支付多少学习成本就可以将他人花费甚大的东西学到手。其次是选择式学习。学习是经世致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学习什么、不学什么、先学什么、后学什么，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习他人的东西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再次是创造式学习，在学习的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加工、提高，以创造出新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拿来主义”，由此就可以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人走向世界，能够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邦站住脚，并能出人头地，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农民式的勤奋和好学。优秀华裔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出其他族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能够行遍世界，除了勤奋以外，重要的因素还有学习。大量农民进城或到外地务工经商，对陌生世界一窍不通，主要依靠学习。那些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更是出类拔萃的学习典范。30年的主动的全方位开放，使农民的好学理性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林毅夫等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其实现方式是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由此大大节约自己投资开发研究的成本。(37) 经世致用的农民学习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知识创造财富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七）求稳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面对着一个不可预知的自然世界，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幸福是平安，求稳怕变，小富即安，“平安是福”，不折腾。同时他们也十分知足，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已是万福，他们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多少资本供他们折腾。“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生活的特点。”(38) 因此，农业社会是一个追求安宁而不是变革的社会，是一个稳定机制强、动力机制弱的社会。农业文明只能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发展，农民也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昨天的故事”。
工商业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人们的物质欲望极速扩大，供给始终难以满足需求。为此，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伴随着动荡不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9) 20世纪，一方面是物质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人类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工商业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发展动力充足而稳定性较弱、平衡性较差的社会。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新兴国家充满着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
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相对稳定，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这是外国人评价“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之谜”。其实，重要的谜底就在于求稳怕变的农民理性。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农民经历了土地改革的大变革之后渴求过上稳定安逸的生活，但是政策的多变也使他们饱尝了折腾的苦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政策符合农民意愿，但农民也强烈需要政策的稳定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多次表示，中国的基本政策不能变，农民最担心和最害怕的就是政策多变。1989年政治风波刚平息，邓小平就强调政策不能变。1992年，他又深有感触地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40) 1980年代，农民因为有好的政策而获得温饱，从而期盼稳定。1990年代，由于负担沉重，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工业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使得农民能够“以工补农”，有了新的生存机会。他们仍然期盼着稳定，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正是虽然1990年代农民负担沉重，但总体上农村稳定、没有出现挑战基本制度的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世界多次预言的“中国崩溃”未能兑现的基本因素。因为，农民稳，中国就可以稳。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推动变革，使人们获得财富，另一方面“小富即安”的农民理性促使国家能够在变革时代保持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用了“三个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最好的概括。通过稳定促进发展的政策来稳定农村、通过提供发展机会来稳定农民进而稳定国家，已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一项基本国策。追求稳定踏实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发展动力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八）忍耐
中国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生产的小农，要在不可驾驭的自然环境下获得生存，必须具有高度的韧性，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的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41) 同时，为了应对艰苦的环境，必须寻求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农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非常注重人伦关系的和谐，为人处世尽可能避免纷争与矛盾，以和为贵，以“忍”为上。即使是对待官府的强迫一般也是极度的忍耐，只有到了生存也难以维持时才反抗，即“该出手时才出手”。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此也形成了世界上特有的“东方式隐忍”。但在农业社会里，农民的忍耐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并不能根本改变其环境和命运。
西方列强是在商人和海盗主导下崛起的，在资本扩张的诱导下，信奉强权，张扬个性，它们只会为一个自己所期待的目标不断地进攻，而绝不会忍耐。这也是进入20世纪以后产生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战争无疑会使人类支付巨大的成本。
中国进入世界时，已是一个强权的世界，但农民的忍耐理性帮助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环境极度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国家总体落后使中国不可能获得战争的速胜，但中国也不会因此而灭亡，因为中国是正义的一方，特别是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忍耐精神。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得以平稳度过，也与农民忍耐理性相关。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入或卷入到一个全新的工商业世界，他们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命运，也处于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但是农民以其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克服着各种困难，不仅在未知和陌生的世界立足，而且改变着自己的环境和命运。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事实上，就体制改革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的改革力度是相当大的，如1980年代的“百万大裁军”，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上千万工人下岗或者转换身份等。这在那些所谓“激进式改革”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得以顺利度过“改革大关”与农民式的忍耐理性密切相关。邓小平在1980年代实施大裁军时多次强调，为了经济建设军队要忍耐。这种农民式的忍耐理性已上升为国家理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重大挫折时，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不出头”就可以埋头搞建设，积累实力，可以不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尽管局部、个别事件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但从大局看就得忍耐。实力强大了，局部性个别事件也会减少。为此，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这一理念希望在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尽量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矛盾，以减少崛起和发展的成本。富于忍耐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式发展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三、农民理性的嬗变：“中国奇迹”的限度与持续
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特定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优势结合，得以扩张，产生两种成熟社会都不具有的巨大功效。但是，理性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其内容、形式及其功效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也使“中国奇迹”表现出其特有的限度并制约着其持续性。
农民理性具有特殊性。“中国奇迹”是事实，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为什么这一奇迹发生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或者为什么当今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奇迹”？重要原因之一，是数千年农业文明传承下来的农民理性。这种农民理性是中国特有的，是无法移植和难以模仿的。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与中国还存在相当距离。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理性的功效。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格局与农民相关的命题，摩尔早有论述，迄今仍然有相当的启示性意义。由特定的农民理性，或者说民情所决定的“中国奇迹”及其之后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更多地具有“中国性”，是“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正如我们不可轻易模仿西方模式、西方经验和西方道路一样，“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影响、作用也是有其限度的，不可轻易推及，其他国家不可也难以照抄照搬。当然，由“中国奇迹”导出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和分析的。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度能够崛起一个世人关注的“中国奇迹”。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命题：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意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当然，在我们高度评价农民理性扩张对于创造“中国奇迹”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这种理性的扩张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短时间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个人代价和社会成本会逐渐显现。农业生产是一种简单劳动，处于自然状态，可以不需要时间、条件的要求。工业生产是一种复杂劳动，伴随着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如工业生产可能出现一般农业生产不会出现的工伤、有害物质等。永不停息和反复运转的机器生产将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劳动强度大和单一性强。特别是中国农民工从事的加工业、采掘业、建筑业等，劳动强度高，人身风险大。农民进入这些生产领域以后，虽然没有考虑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要求，但也可能导致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特别是这种伤害因为没有事先的合约而得不到必要的补偿，不仅给当事人造成痛苦，也会使社会付出成本。如沿海地区的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山西等地不断出现煤矿安全事故等。
农民理性的扩张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起承转合关节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的理性最终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在变，人的理性也会变。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他最终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理念、态度和看法。这样，两种文明形态中的“精华”要素交互形成的“叠加优势”就会慢慢失去，进入到社会常轨，农民理性也会由扩张而转化为收缩状态。从勤劳看，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人）基本没有经历农耕生活，他们更多接受的是工业理性，对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要求大大高于其前辈。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回乡，政府前所未有地想方设法扩大农民工就业，但第二代农民工除了仍然要求工资待遇外，还附带着更多条件，如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和工作地点。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正在得到加强，由农民理性扩张产生的低成本劳动已很难再有。近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高增长进入到中度增长，甚至需要保增长，这与劳动成本的不断提升相关。从勤俭看，新一代农民的消费更多市民化，加上政府为农民提供的保障愈来愈多，农民愿意消费，也敢于消费，储蓄意愿和储蓄率开始下降。依靠国民的“低工资、高储蓄”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已很难延续。从算计看，民营企业仍然习惯于赚小钱，而依靠廉价劳动生产廉价商品保持出口增长的空间已不大。正因如此，一些沿海地区的领导人近年倡导企业结构转型，从依靠廉价劳动和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知识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这一转变过程却相当艰难，尤其是需要将传统的模仿式学习转变为创造式学习。而目前，中国的知识生产仍然局限于模仿式学习。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博士数量和科技论文数量名列前茅的国家，但原创性的科技发明却微乎其微。市场经济强化了人的自利意识，农民的互惠理性因为进入开放和变化的市场社会以后而转变，他们遇到问题愈来愈多地寻求社会中介机构，社会成本因此增大。农业社会依赖于“向后看”而获得的稳定意识正在为市场经济的“横向比较”而产生的不稳定性所替代，人们对相对不利的环境愈来愈缺乏耐心。为此，政府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社会成本来维护社会稳定。自新世纪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成本也在迅速增长。不断增长的社会总成本最终会降低经济总竞争力。这说明，“中国奇迹”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奇迹”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奇迹”是常态，就不再是“奇迹”了。
如果说农民理性由扩张到收缩是必然趋势，甚至反映了社会的进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农民理性扩张有可能形成“叠加劣势”。前文提到，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优质要素结合可以形成“叠加优势”，与此同时，它们二者中的劣质要素的结合也可能产生“叠加劣势”。这是因为，农民的理性也会变化，甚至畸变，当它与工商业社会固有的不良要素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叠加劣势”。(42) 农民理性扩张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也使少数农民富裕起来了。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通常被称之为“富一代”）在传统农民理性的惯性作用下，仍然保持勤劳、勤俭的特性，而他们的后代（通常被称之为“富二代”）中的一些人不仅不具有勤劳、勤俭的特性，而且重享受轻劳动、重消费轻节俭，甚至在工商业社会消费价值的刺激下“斗富比阔”。如近年来浙江省不断发生的“飙车案”，主要成员便是“富二代”。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富不出三代”正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从学习看，小富之后的骄傲自满，甚至狂妄自大，开始抬头。从人情看，人情日趋淡薄，并为利益所替代，为了钱可以，甚至首先“杀熟”，如“传销”。为了人情而支付的社会成本高昂，如政商勾结的腐败。从互惠看，一部分“暴富”之人缺乏修养，“富而不贵”，不仅不尊重劳动和作为劳动者的平民，甚至“为富不仁”，从而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对立，滋生“仇富心理”的民粹主义，有可能出现社会冲突，甚至激烈的社会对立。近几年出现的部分群体性事件并没有特定的指向，主要是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如果社会不满得不到有效化解，日积月累就有可能发生“社会爆炸”。而这最终会葬送“中国奇迹”的成果，削弱“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影响力。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过渡期，农民理性得以扩张。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农民理性也会由扩张到收缩，再到衰减，直至蜕变。改革开放30年，是农民理性的扩张期，现在正进入收缩期。一方面农民理性扩张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农民理性的能量在减小，并步入衰减时期。而随着农民逐步市民化，农民理性将最终为市民理性所替代。但长达数千年的农民理性不会简单或迅速地失去，它还会以新的形式展现在世界上。
四、小结
本文以农民理性为切入点解释“中国奇迹”的发生及其可能的变化，主要试图说明以下观点：
其一，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20世纪以来，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交替之中，现代性一直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出于改变现实的目的，现代性目标成为神圣、崇高、先进的化身，传统则被视为落后、退步、弃之不及的东西，由此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而伟大的革命，特别是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革命恰恰发生于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伟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世界上少见的经济发展奇迹，恰恰也发生于农民人口占多数的中国。这一历史进程要求我们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一个农民国度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一个“中国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独特性，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人们又试图将中国的成功归之于东方特有的儒家文化，即传统主义取向。这种取向的重大缺陷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文明或者是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并没有腾飞而只能极其缓慢的发展。这种取向与现代主义取向一样，仍然局限在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框架内。如果要对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预测，必须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其二，重视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因素及其影响。20世纪以来，中国正处于文明形态的转换之中。这一历史转换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件。而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某种因素会发生重要，甚至关键性作用。以往，我们比较多地重视领袖人物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一个小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度里，以领袖个人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的感召、动员和组织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邓小平认为，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还要在黑暗里继续摸索一段时间。(43) 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关键性作用也是举世公认的。但在肯定历史关节点上的领袖作用的同时，我们往往忽视了人民大众的作用。没有亿万人民大众，领袖无论多么伟大都无法完成扭转乾坤的使命。那么，在中国，人民大众是谁呢？主体是农民。在中国，要成就任何伟业，都不可忽视农民的作用。本文的要旨就是要说明“中国奇迹”不是某一个神圣人物的作用，而与历史上从来都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泥腿子”——农民有关。但在现有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作为中国人的主体——农民的影子，而离开了人这一主体，遑论什么“奇迹”、“模式”、“经验”和“道路”？
其三，重视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因素。以往忽视农民的作用，重要原因是强调制度的功能。只要在少数领袖人物领导下改变了制度，就会带来所需要的一切。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制度是形式外壳，其内核则是文化。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内核，就难以发挥其作用而沦为形式和空壳。多年来我们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但没有将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视为国情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是活的国情，是软国情，它比地理、经济状况等硬国情更能发挥其主动性作用。正是从中国的民性民情民意出发，又适应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要求，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独特而有成效的道路，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本文的价值不仅是要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成就“中国奇迹”的，更重要的是要说明长期历史形成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在历史转换中的关键性作用。
其四，对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给予足够重视。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的制度革命和改革成为主题，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大行其道。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改变了制度，一切会随之而变，因此它往往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4) 世界是一个历史过程，且是一个由人创造的能动过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5)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制度变革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人这一历史主体所创造的，制度变革能否有成效，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的因素分不开。现有分析“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论著恰恰缺乏对人这一创造历史的主体给予足够的关照。这也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
注释：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2009年7月1日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并用了四个版面讨论相关主题。（参见童力：《中国道路：全球视野与历史维度》、《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的系列论文。
③ 这种社会分类学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十分流行，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分类，梅因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分类，滕尼斯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分类，莱德费尔德的“民俗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类等，大体都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类的延展。
④ 参见《农民学丛书》总序。转引自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⑤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66—267页。
⑥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⑦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68、389页。
⑧ 参见《农民学丛书》总序。转引自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⑩ 一般来说，合理性和有效性是理性的两大要素。（参见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9页）从广义看，理性不过是人类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这种选择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换言之，在特定条件下对自己行为作出合理的选择，以获得最大收益，就是理性的。
(11) 社会成本是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或者所支付的费用或代价。
(12)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内在的优质因素，即通常所说的“精华”。这些优质因素在原有文明形态框架下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但在两种文明形态转换中，不同文明形态中的优质因素可能会重合，而形成“叠加优势”，产生为原有文明形态框架所局限的巨大能量。
(13) 参见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14) 沈红等：《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化的微观理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15)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结中，已注意到人类文明的优质因素相互结合的问题。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参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十个结合”。
(16)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页。
(17)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2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15页。
(21)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2) 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23)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仅仅是在可以进行比较的2001年—2006年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平均高出西方发达七国平均工作时间，每年达708小时。而对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来说，工作时间会更长。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05页。
(25) 沈红等：《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化的微观理解》，第29页。
(26)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27)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28) 西奥多·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郭熙保、周开年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29)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15—216页。
(30) 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0页。
(3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32) 从某种意义说这也是“博弈理论”及类似思想在西方特别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33) 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小农缺乏阶级的自我意识，因而“又不是一个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页）
(34) 转引自善峰：《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35) 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36)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1页。
(37)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第16页。
(38)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第17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4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3页。
(42) 正如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内在的优质因素，即通常所说的“精华”一样，任何文明形态也有其内在的劣质因素，即所谓的“糟粕”。这些劣质因素在两种文明形态转换中也可能重合，从而形成所谓的“叠加劣势”。
(4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5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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